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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一九六六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供内部参考”，因为封面为黄色，也称“黄皮书”。二○一一年春天，我从网上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于是通过“馆际互借”借到了此书。拿在手里一看，果然黄色封面上只有三行字：“审判及其他，弗朗兹·卡夫卡，供内部参考。”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或图案。封底右下角也印有“供内部参考”字样，定价一元九角五分。版权页上印着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一九六六年一月上海第一版。书后夹着一张借书卡，显示从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一年将近二十年，该书被借阅十次，其中五次的借阅人是孙凤城（一九七五、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和孙坤荣（一九七六、一九八一年）。孙凤城与孙坤荣现已是我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研究专家。
扉页上印有译者的名字：李文俊、曹庸。这部小说集包括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和五个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书后附有马克斯·布罗德的《原文本编者附记》，以及由戈哈、凌柯撰写的《关于卡夫卡》。《关于卡夫卡》一文写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很可能是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有关卡夫卡的唯一文章了。
翻阅此文，看看五十多年前中国学者是如何阐述和评价卡夫卡的，将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文章开宗明义：“弗朗兹·卡夫卡是现代颓废主义作家……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界狂热的推崇。”
至于卡夫卡小说的内容，文章写道：“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着神秘而离奇的内容……卡夫卡所描写的，都是个人的主观幻想，也就是一个人在精神分裂以后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在梦魇中所看到的种种幻象……然而不论卡夫卡作品的情节多么离奇、怪诞，综观卡夫卡的全部创作，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反对理性，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卡夫卡是反对反抗、反对革命的……他极端仇视革命，他认为群众是愚昧的……他还恶毒地说：‘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浑。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来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了。’”
至于卡夫卡的创作目的，文章指出：“被无数动荡混乱的社会现象所吓昏的卡夫卡，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在作品里竭力渲染这种恐怖。”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当做“文化鸦片来麻痹人们的意志”。“有的人还利用卡夫卡来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做出判断’云云。”
总之，“不论西方资产阶级文人怎样把卡夫卡捧上天，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引卡夫卡为知己，这些都无法掩盖卡夫卡的反动本质。卡夫卡的作品所以充满恐怖、悲观、绝望的情绪，根本不是用来所谓‘控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渲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可动摇’的，要人们放弃斗争，俯首帖耳地承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卡夫卡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有利的”。“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彻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当然，在当时社会，即便内心真正理解和热爱卡夫卡，也只能通过上述迂回的方式和技巧性的表述，促使卡夫卡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得以出版。
苏联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选集出版于一九六五年，仅比我国早一年。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那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大体可以推测，一九六三年以前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鲜有人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
卡夫卡这部小说集是由“企鹅丛书”一九五五年英文版转译的，译者是英美文学专家李文俊和曹庸。关于此书的翻译，李文俊后来回忆道：“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威斯坦·休·奥登（一九○七——一九七三）是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和剧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访问过中国。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提出了有关卡夫卡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一九三八—— ）引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一九八二年钱满素和袁华清通过英文转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在《译序》（写于一九八一年）中译者引用了奥登的话：“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德语文学专家杨武能后来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非我们搞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搞英美文学的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也就是说，卡夫卡最初被介绍过来时，连我国的德语文化专家也未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剩不多的几本《审判及其他》默默地躺在图书馆里，很少有人再去翻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以及几十种卡夫卡作品的选集。但是，这部小说集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所有其他的作品集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是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国大陆最早的卡夫卡小说译本，也是一九八五年以前中国唯一的一部卡夫卡作品选集，书中的附录《关于卡夫卡》也是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第一篇有关卡夫卡的论文，尽管其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是恍若隔世。
扉页上印有译者的名字：李文俊、曹庸。这部小说集包括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和五个短篇：《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书后附有马克斯·布罗德的《原文本编者附记》，以及由戈哈、凌柯撰写的《关于卡夫卡》。《关于卡夫卡》一文写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很可能是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有关卡夫卡的唯一文章了。
翻阅此文，看看五十多年前中国学者是如何阐述和评价卡夫卡的，将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文章开宗明义：“弗朗兹·卡夫卡是现代颓废主义作家……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界狂热的推崇。”
至于卡夫卡小说的内容，文章写道：“卡夫卡的作品充满着神秘而离奇的内容……卡夫卡所描写的，都是个人的主观幻想，也就是一个人在精神分裂以后所产生的精神状态，在梦魇中所看到的种种幻象……然而不论卡夫卡作品的情节多么离奇、怪诞，综观卡夫卡的全部创作，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反对理性，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卡夫卡是反对反抗、反对革命的……他极端仇视革命，他认为群众是愚昧的……他还恶毒地说：‘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洪水愈是泛滥，水流就愈缓、愈浑。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来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了。’”
至于卡夫卡的创作目的，文章指出：“被无数动荡混乱的社会现象所吓昏的卡夫卡，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在作品里竭力渲染这种恐怖。”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当做“文化鸦片来麻痹人们的意志”。“有的人还利用卡夫卡来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做出判断’云云。”
总之，“不论西方资产阶级文人怎样把卡夫卡捧上天，不论现代修正主义者怎样引卡夫卡为知己，这些都无法掩盖卡夫卡的反动本质。卡夫卡的作品所以充满恐怖、悲观、绝望的情绪，根本不是用来所谓‘控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渲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不可动摇’的，要人们放弃斗争，俯首帖耳地承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卡夫卡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有利的”。“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彻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当然，在当时社会，即便内心真正理解和热爱卡夫卡，也只能通过上述迂回的方式和技巧性的表述，促使卡夫卡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得以出版。
苏联的第一本卡夫卡作品选集出版于一九六五年，仅比我国早一年。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那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大体可以推测，一九六三年以前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鲜有人听说过卡夫卡的名字。
卡夫卡这部小说集是由“企鹅丛书”一九五五年英文版转译的，译者是英美文学专家李文俊和曹庸。关于此书的翻译，李文俊后来回忆道：“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威斯坦·休·奥登（一九○七——一九七三）是英国著名现代诗人和剧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访问过中国。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提出了有关卡夫卡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被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评论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一九三八—— ）引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一九八二年钱满素和袁华清通过英文转译了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审判》，在《译序》（写于一九八一年）中译者引用了奥登的话：“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德语文学专家杨武能后来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非我们搞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搞英美文学的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也就是说，卡夫卡最初被介绍过来时，连我国的德语文化专家也未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剩不多的几本《审判及其他》默默地躺在图书馆里，很少有人再去翻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由叶廷芳主编的《卡夫卡全集》，以及几十种卡夫卡作品的选集。但是，这部小说集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所有其他的作品集所无法替代的，因为它是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国大陆最早的卡夫卡小说译本，也是一九八五年以前中国唯一的一部卡夫卡作品选集，书中的附录《关于卡夫卡》也是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第一篇有关卡夫卡的论文，尽管其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是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