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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琴：198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长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博物馆建设、陈列布展实践。参与、主持的《越地长歌》《锦程》，获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现任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
位于西湖孤山南麓的浙江省博物馆，至今已有89年的历史。正对着大门，即是一片潋滟湖水，东衔平湖秋月，西接西泠印社。沿着馆中逶迤连绵的长廊漫步，西边就是著名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一派江南庭院的典雅玲珑。
在正门一侧，张贴着“越地宝藏——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的展览海报。在这场年度大展中，每一件（组）文物都对应着一段历史，从远古的玉石到两汉的青瓷，从五代的梵音声声到宋明的江南旧事，如同一出出折子戏，铺展成一卷连绵千年的“越地长歌”。
在这些“越地宝藏”中，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大概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展品之一。2017年末，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正是带着这件良渚玉琮与另外两件“国宝”——彩凤鸣岐七弦琴和宁波万工轿，登上了央视热门综艺《国家宝藏》的舞台。2018年9月，《环球人物》记者在浙博孤山馆区采访了蔡琴副馆长，听她讲述作为“馆中人”的所思所感。
对我们浙博来说，在10万件馆藏中选出3件“国宝”参加节目，实在是一个难以取舍的纠结过程。2009年，浙博曾推出“镇馆之宝”评选活动，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产生了“十大镇馆之宝”。在我看来，这10件珍品，件件都可以入选。但整个节目要有统筹规划，我们选出的“国宝”，既不能与其他8家博物馆的文物雷同，又要展现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色，难度可想而知。
比如入选“国宝”之一的良渚玉琮。一方面，它的雕刻十分精美，表明在5000多年前，江浙一带已开始书写文明的序章。1936年，浙博历史文化部的馆员施昕更，在回老家的途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址，并在抗战烽火中辗转五地，历经艰辛完成了考古报告《良渚》。
这些年，我们在对良渚文化的展示和研究上做了很多努力，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给良渚的三个“大件”——玉璧、玉钺和玉琮，买了最好的德国汉斯柜，能保持恒温恒湿，还面对各个年龄段的观众，组织一些宣教活动。所以于大于小，我们都要推荐这件“国宝”——大到它力证华夏文明5000年，小到它与我们浙博人的深厚情结。
再比如我们选择的另一件“国宝”——清末民初的宁波“万工轿”，这是《国家宝藏》里最“年轻”的一件文物。在有些专家看来，文物越高古、年代越久远越好，这顶轿子太年轻了，反映的又是寻常百姓的婚俗。但是我们每次组织文物投票，老百姓最喜欢的“国宝”里永远有这顶轿子。一方面因为它通俗、接地气；另一方面它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轿子的工艺是传统的，租赁的方式又是现代的，古典社会的影子渐渐褪去，现代社会的车轮正滚滚向前。
所以，判断文物的价值，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浙博10万馆藏，没有高下，只有不同。我们的“镇馆之宝”中有一件元代龙泉窑的砚滴，釉色、造型都非常精美，代表了龙泉窑艺术的顶峰。而就在这个展柜旁有一个场景模型，反映了当时宁波港口的风貌，有很多开往西亚北非的出口货船，在一艘沉船里发现了大量龙泉窑的瓷碗，就是普普通通的日用品，谈不上审美和造型，却能印证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那么，是龙泉窑的砚滴价值高，还是这些碗的价值高？没有一个绝对的视角和标准。我们现在对文物的认知，也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角度来看待。
《国家宝藏》的“走红”，带旺了一波“文物热”。但在我看来，一个博物馆好不好，关键要看它的专业行为：你的馆藏如何？有没有好的展览？有没有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过去策划一个展览，可能只是单一的展品呈现，做一些简单的讲解说明。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一种综合性的思路。
比如策划一个钱币展，以前的专家只要把藏品摆出来，确保名称、年代正确就万事大吉了；但现在，我们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如果一个钱币很小，就要准备一个小展柜，灯光要更集中，甚至要在文字说明上摆一个放大镜；展览方式上，除了实物陈列，还要增加一些影视、场景等呈现手段；在宣教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进行座谈对话，或制作一些仿制品让观众“上手”摸摸，换算一下一枚“开元通宝”能买几样东西；如果展厅面积有限，可以把相关文物做成链接在网上公开展示，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化遗产民主化的过程。当下的博物館，不应像以前那样，有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而应树立一种“为观众阐释”的意识。在历史文化面前，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同时人人都很渺小，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微小的局部。
我现在每天都会上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我，向我提意见。有一次，一位网友给我发了四五张布展的灯光图，画得很精细，开始我以为是一位考古专业的学者，后来私信联系，才知道原来是航空航天部的工程师。我常说自己是浙博24小时在线的“客服”，收到建议就会及时回复，再去落实整改。我们的角度和能力是有限的，10个专家也就是10个人，但面对网络和社会，每一位观众的意见，包括对文物的阐释和理解，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位于西湖孤山南麓的浙江省博物馆，至今已有89年的历史。正对着大门，即是一片潋滟湖水，东衔平湖秋月，西接西泠印社。沿着馆中逶迤连绵的长廊漫步，西边就是著名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一派江南庭院的典雅玲珑。
在正门一侧，张贴着“越地宝藏——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的展览海报。在这场年度大展中，每一件（组）文物都对应着一段历史，从远古的玉石到两汉的青瓷，从五代的梵音声声到宋明的江南旧事，如同一出出折子戏，铺展成一卷连绵千年的“越地长歌”。
在这些“越地宝藏”中，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大概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展品之一。2017年末，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正是带着这件良渚玉琮与另外两件“国宝”——彩凤鸣岐七弦琴和宁波万工轿，登上了央视热门综艺《国家宝藏》的舞台。2018年9月，《环球人物》记者在浙博孤山馆区采访了蔡琴副馆长，听她讲述作为“馆中人”的所思所感。
对我们浙博来说，在10万件馆藏中选出3件“国宝”参加节目，实在是一个难以取舍的纠结过程。2009年，浙博曾推出“镇馆之宝”评选活动，通过公众投票和专家评选，最终产生了“十大镇馆之宝”。在我看来，这10件珍品，件件都可以入选。但整个节目要有统筹规划，我们选出的“国宝”，既不能与其他8家博物馆的文物雷同，又要展现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色，难度可想而知。
比如入选“国宝”之一的良渚玉琮。一方面，它的雕刻十分精美，表明在5000多年前，江浙一带已开始书写文明的序章。1936年，浙博历史文化部的馆员施昕更，在回老家的途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遗址，并在抗战烽火中辗转五地，历经艰辛完成了考古报告《良渚》。
这些年，我们在对良渚文化的展示和研究上做了很多努力，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给良渚的三个“大件”——玉璧、玉钺和玉琮，买了最好的德国汉斯柜，能保持恒温恒湿，还面对各个年龄段的观众，组织一些宣教活动。所以于大于小，我们都要推荐这件“国宝”——大到它力证华夏文明5000年，小到它与我们浙博人的深厚情结。
再比如我们选择的另一件“国宝”——清末民初的宁波“万工轿”，这是《国家宝藏》里最“年轻”的一件文物。在有些专家看来，文物越高古、年代越久远越好，这顶轿子太年轻了，反映的又是寻常百姓的婚俗。但是我们每次组织文物投票，老百姓最喜欢的“国宝”里永远有这顶轿子。一方面因为它通俗、接地气；另一方面它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化，轿子的工艺是传统的，租赁的方式又是现代的，古典社会的影子渐渐褪去，现代社会的车轮正滚滚向前。
所以，判断文物的价值，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浙博10万馆藏，没有高下，只有不同。我们的“镇馆之宝”中有一件元代龙泉窑的砚滴，釉色、造型都非常精美，代表了龙泉窑艺术的顶峰。而就在这个展柜旁有一个场景模型，反映了当时宁波港口的风貌，有很多开往西亚北非的出口货船，在一艘沉船里发现了大量龙泉窑的瓷碗，就是普普通通的日用品，谈不上审美和造型，却能印证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那么，是龙泉窑的砚滴价值高，还是这些碗的价值高？没有一个绝对的视角和标准。我们现在对文物的认知，也要从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角度来看待。
《国家宝藏》的“走红”，带旺了一波“文物热”。但在我看来，一个博物馆好不好，关键要看它的专业行为：你的馆藏如何？有没有好的展览？有没有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过去策划一个展览，可能只是单一的展品呈现，做一些简单的讲解说明。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一种综合性的思路。
比如策划一个钱币展，以前的专家只要把藏品摆出来，确保名称、年代正确就万事大吉了；但现在，我们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如果一个钱币很小，就要准备一个小展柜，灯光要更集中，甚至要在文字说明上摆一个放大镜；展览方式上，除了实物陈列，还要增加一些影视、场景等呈现手段；在宣教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进行座谈对话，或制作一些仿制品让观众“上手”摸摸，换算一下一枚“开元通宝”能买几样东西；如果展厅面积有限，可以把相关文物做成链接在网上公开展示，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这其实也是一个文化遗产民主化的过程。当下的博物館，不应像以前那样，有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而应树立一种“为观众阐释”的意识。在历史文化面前，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同时人人都很渺小，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微小的局部。
我现在每天都会上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我，向我提意见。有一次，一位网友给我发了四五张布展的灯光图，画得很精细，开始我以为是一位考古专业的学者，后来私信联系，才知道原来是航空航天部的工程师。我常说自己是浙博24小时在线的“客服”，收到建议就会及时回复，再去落实整改。我们的角度和能力是有限的，10个专家也就是10个人，但面对网络和社会，每一位观众的意见，包括对文物的阐释和理解，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