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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取之于金而红于金”。凡物俗则不足观，有灵性则格外可人，《金瓶梅》则突出人之俗，而《红楼梦》突显人之灵性；作为生命之始的性是纯洁而美幻的，以恶念待之则见淫滥，以纯情待之则现诗意，《金瓶梅》写其淫滥，而《红楼梦》写其纯洁关幻；肉身之享乐是容易满足而生厌的，往往以空为结，而情感会给生命诗意的栖居感，《金瓶梅》写肉欲，而《红楼梦》写情感。宗教精神是人性之高贵处，是美丽生命不可缺的，缺则难免生命下滑于浊臭之泥坑，《金瓶梅》则写腐臭之行尸，而《红楼梦》突显宗教信念。从俗不可耐到超尘脱俗，是《红楼梦》在人物形象上对《金瓶梅》的超越。
[关键词]俗不可耐；超尘脱俗；《红楼梦》；《金瓶梅》；超越
[中图分类号]1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80－(04)
关于“红取之于金而红于金”的研究，脂砚斋的一句点评“深得金瓶壶奥”开其端，阚铎、王乃骥、杜卫东、唐援朝等继其后，探幽抉微，各有所得。但从人物形象上看《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还无人置笔，故成此拙文，以抒已见。
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传说，也有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合、万物始生之说。按后一说法，人乃天地精华所生，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所孕，遂有灵通之性。如此说来，在古人眼中，灵性是人之不可欠缺之物。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点，就是无描画灵性之笔，一路写来的都是在欲望中讨生活的浑浑噩噩之人。西门庆，号四泉，所谓的“四泉”就是酒色财气都为其所备的缩写语。刘伶病酒是唯酒独钟，在酒中陶然忘我，遗世独立，超然拔俗。嗜酒之病使刘伶灵性四溢，他的戒酒故事足以令人绝倒，可西门庆的好酒却与之相隔天壤。西门庆多的是酒中玩色，酒中谋官谋财，酒中与众帮闲的耍笑。酒中带仙气不俗，酒中带色财无赖气却俗不可耐。西门庆的贪财不只是俗不可耐，而是在巧取豪夺中恶迹斑斑。身处破落之境，他交通官吏，在招揽诉讼中诈取钱财，并巧吞杨宗锡、花子虚、陈洪家财，致使花子虚命丧黄泉。他靠贿赂升了正职掌，利用手中权谋财更是肆无忌惮。贪赃枉法，滥断公案，放债受贿，假公济私，竟至杖杀人命。西门庆纵欲好色，可谓是一荒淫无耻的大淫棍，兽性一词不能写其变态的纵欲。他的气不是什么堂堂英雄气，魁伟才子气，而是动不动就使拳弄棒的恶徒气。除这几个方面，西门庆还有不少粗劣处，在此不多举说。总之，《金瓶梅》这一男主角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市井刁民。
其他人物不再赘述，总起来说，《金瓶梅》描画了一个个真实的、可读者又多不能接受的人物，拨动他们生命之弦的唯有酒色财等粗俗的欲望，高洁的性灵距离他们是那样的遥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张竹坡在评点中给他们画不是“人”的像说：“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小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当然，张言有不确当处，但也总体上道出了《金瓶梅》的人物所给读者的感觉，这一感觉是与小说中的人物分不开的。
看过《金瓶梅》再看《红楼梦》，似有换了人间之感。一翻开《红楼梦》，以贾宝玉、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人物所承载的人为万物之灵的灵性之气便扑面而来。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分别从他们对方的眼中写出，堪为生花妙笔。黛玉见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宝玉换了冠带回来，“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宝玉眼中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虽然是不长的肖像描写，可两人那活泼泼的、撩拨人的灵性，却跃动于摄人魂魄的字句之间。不但他们两人相互觉得似曾见过，就连读者也觉得好象见过。后文宝玉的“行为偏僻性乖张”、黛玉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与二人的聪灵秀异都是承灵性而来。
小说中写其他人物也不忘突出其灵性。贾宝玉看重女性的也是她们的灵秀之气，他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第20回)；还言：“女孩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第59回)贾宝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曹雪芹所欲表达思想观念的载体，无论从贾宝玉的女性观还是从小说中所写的人物都可以感知到，曹雪芹所欲褒扬的人物，总有一股活脱脱跃出纸面的灵性，也由此可见曹的人性观是崇尚灵性的。
物俗则不足观，人俗也不足观，《金瓶梅》中诸人物堪为俗之不足观的“集锦”。《红楼梦》突出人物的灵性，想必有救《金瓶梅》中人物之失的用意。
中国古代小说写性的很多，可绝大多数都有诲淫或淫秽之嫌，而没有劳伦斯的《查德莱夫人的情人》的美感，其关键的原因是在性的观念上。只有在公允的性观念赋予性纯洁的色彩时，性的描写才会提升到带有诗意感的高度。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对“情色”解释说：“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金瓶梅》搬用了这段文字，并加了一句“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从《金瓶梅》的叙写上看“情色”只指色欲，想见作者对性是认可的。作者在书中曾写完几次做爱，接着又写了几句谴责的话，道学家式地表明自己对淫荡之举的批判态度，这样作者对性的“认可”似也无诲淫之嫌。但作者“劝百讽一”的汉大赋式小说结构和描写，真有汉大赋的“谏而不止”和读《大人赋》的飘飘欲仙感的背反作用。小说中接连的大段大段的带有热情的性描写，充满煽情的诱惑力，客观上造成反礼教的劝淫诲淫的社会效果。淫逸的世风中，又不能排除作者对情色的倾心，欣欣子序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正道出了作者在性认识上的矛盾心态——本能上对性好之，而理性上又恶之。
曹雪芹对“房中之事”已不是“好之”并“恶之”的态度，而是视之为正常的欲望，并肯定了其中的美幻色彩。第五回写秦可卿的卧房，曹用了一系列与古代风流韵事有关的器物以作渲染，与其说是借此描写暗示秦氏生活的淫靡奢侈，不如说是借此描写折射贾宝玉这个多情少男走进秦氏卧房的心态。该描写带有色情的挑逗昧道，这是符合宝玉当时冲动的心态的。作者的言词并没有任何贬责意向，是带有美感的描述之语，显然他是褒扬这一冲动的。宝玉在梦中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意淫”，授云雨之法，写得纯洁而飘忽，带有诗的境界。可见曹是肯定和欣赏性成熟带来的美感的，不惜在太虚幻境中给以展露，披以圣洁的色彩。如此美化之描写，在其前没有，在其后也少见，并不是其他人没有这种感 觉，而是其他人没有曹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没有曹的对人陛予以审美的境界。但对非分之想和滥淫纵欲，曹是加以贬斥的。贾瑞相思卧床不起，一道士送与“风月宝鉴”，贾瑞精亡而死，从这一故事情节可见曹对非分之念和纵欲的厌恶及否定。借“风月宝鉴”这一象征性的镜子，曹表达了自己的欲不可纵的观点。《金瓶梅》作者的“戒淫奔”主旨曹用一镜子完成了：《金瓶梅》戒欲而实煽，“风月宝鉴”如电触般的戒顽警愚，不言戒而自知戒，从而拖欲望中人向高处自立，勿滑向或沉于庸俗滥淫之泥坑中。从这两个事例的叙写中，看不到《金瓶梅》中性描写上的陶醉投入的世俗心态，其他处也看不到。胭脂斋批评贾链与多浑虫媳妇偷情的描写道：“一部书只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可拿这一段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比起来，不知要雅沽多少倍。总之，性在曹雪芹这里进入了审美式的纯净境界，他对性没有道学家式的恶感，也没有滥淫之辈的病态喜好，我们看到的是他从感性上和理性上对性的公允把握，性也自然地从《金瓶梅》式小说里走出，已不再是不洁之物——至少对曹雪芹来说是这样。
女性观的转变是与性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金瓶梅》基本上还是上承《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工具式、淫邪式的女性观，小说中出现的女性，除吴月娘、孟玉楼的姑妈、王婆、文嫂等外，都涉足淫乱，小说对女性的刻划是带着生子、泄欲的眼光来写的，所以，从中找不到一个赏心悦目的“闪光”的女性。性观念不转变，是很难改变女性观的。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没有高洁的女性，是很难有高洁的男性的，《金瓶梅》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男女皆混浊不堪的世界。
《红楼梦》中新的性观念是其新女性观的基础。曹雪芹肯定了性的纯洁、性的美感，才会以魏晋时品评赏析男子的眼光甚至标准来品评赏析女子。只凭公心，也会发现女子的聪灵秀异，和这种聪灵秀异受世俗气的冲击异化少而更见其清纯的特点；再加上由色生情的男女间的“意淫”冲动，爱屋及乌，又增几分女性的聪灵秀异；不俗而有识之男子很容易看出男权世界的俗滥堕落皆因为男子的恶德劣行，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憎厌周围男性世界的不可救药的浊臭。通过以上分析，也就很容易理解贾宝玉说的“反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末而已”。贾宝玉的说法再加情教的虔诚，就有了甄宝玉之言：“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些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这个宝号还要尊容无对呢”。(第2回)
总之，《红楼梦》一改传统的女性观，以女性与质贵于金玉、性纯于冰雪、神精于星日、貌美于花月的荚蓉相比，不妨称其为女性观中的“芙蓉观”。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的女性在引导我们飞升!”《红楼梦》中的高洁女性确实在提升着贾宝玉、甄宝玉等(指往高贵之人性提升)，而在《金瓶梅》中找不到这种提升感。
到底肉身给人存在的真实感，还是情感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或者是两者的统一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我们可以在《金瓶梅》、《红楼梦》中找到这一答案。
《金瓶梅》中诸人物几乎都存在于基本的官能感觉之中，衣尽华丽，食不厌精，一夜不能元性，甚至日以继夜，他们在极世间之声色为人生之大快乐中讨生存的“真实”。西门庆等人基于感性体验赋予“无意义”生命以意义，把肉体感官的刺激作为生命的支点。他们的极声色之乐不外乎：行动多带有冲击、破坏的恶劣，肉体动作的机械无聊，还附有荒芜、苍白、浮浪的欢笑。感性的欲望容易满足，容易厌倦，他们除物色不同的作爱对象外，还用怪怪奇奇的方式，来寻求狂热的性刺激，流于与正常的性爱格格不入的龌龊行径。而且性情变得怪戾狠毒，正常的人情人性多被吞噬，迷失在“兽”性的发作之中。这已不是俗不可耐，而是陷入一种病态，惟人类才有的一种病态。
这是我们作为读者、不在场者的观感，在场者的感觉又会如何?在刘小枫所写的《丹东与妓女》这一故事中，丹东的感觉是很好的回答。丹东对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的正当性绝望了，认为基于个体的自然权利的享乐自由是不堪辩护的，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是一团混乱，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显然，肉身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想从感官中求永恒式的存在感是徒然的，到头来只能是生命虚无的轻飘感。从《金瓶梅》中李瓶儿临死时梦中的恐惧，和小说对诸人物之死的叙写，可看出这种生命可有可无的轻飘。
儒释道三教的“德”、“佛”、“真”三性，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却找不到作为人之生命力源泉的情性，因而自魏以来就有不少探索者，试图沿情性找一条新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宋明的一些文人士子张大其军，最后曹雪芹为其殿军，在《红楼梦》中立“情教”。
大观园是“情教”的理想国，园内这一群极富生命力的多情纯净的女儿，个个风情绰约，无瑕真挚，花季的青春洋溢着美的风情。贾宝玉被她们所娇宠，所体贴，更为她们而陶醉。他与林黛玉的爱情，与众女子的和睦相处和相互关爱，使他搬进怡红院后“心满意足”。林黛玉“情情”，相对贾宝玉的“情不情”而言，她才是典型而虔诚的“情教徒”。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日子里，神圣的情感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撑点。天生的风流态度，诗人的气质才华，孤标傲世的高洁秉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爱情合写了林黛玉的美丽青春。我们为林黛玉这诗样的青春所感染，所净化，可她自己多的是临风洒泪，泣月西湘。“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秋窗风雨夕》)、“泪眼问花}目已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吟》)等诗句，写出了她切入骨髓的生命苦痛感。林黛玉青春的美丽是带血色的美丽，她最后吐血焚诗稿，魂归离恨天，使得凤为之哀鸣，龙为之洒泪。清陈其泰曾言：“读出师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读陈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仆谓读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默下第，至项王庙中痛哭，泥神为之下泪。夫下第之怨何至于此?若此回焚绢子，焚诗稿，虽铁石心肠，亦应断绝矣。”“世人皆为黛玉哭耳”。社鹃啼血不能写此情之痛，世人只有洒泪祭潇湘了。 《红楼梦》中除宝黛之情外，还有龄官之情、尤三姐之情、妙玉之情、紫鹃之情等，“红楼大旨谈情”，谈得真切，谈得刻骨铭心，谈得生死为之轻。这可证汤显祖所言“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之不诬，这也正是《红楼梦》中有生命存在之真实感的原因所在。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的前言中言：“神学不仅是最美的、最艰难的知识学，而且是与每一个体的实存本身的问题贴合最紧的知识学，是关于人之成人的知识学。”我们不难由此推理出，在古代社会，宗教精神的存在与否，是与人之成人与否紧密相关的。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儒不儒、佛不佛、道不道的世界，儒释道三教之精神荡然无存。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儒生：一类是经科举登上统治阶层的上层官吏，一类是无法进入仕途混迹于私塾或富商之 家的下层知识分子。官场的黑暗让人看不到丝毫的亮色，儒家之精神显然是在黑暗自私的官场上备受冷落。作为下层知识分子典型的水、温两个秀才，一个是不学无术却又舞文弄墨，另一个不但搬弄是非，而且贪财好色。小说中写的佛教徒、道教徒，像儒生一样，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或理想的佛、道家子弟：和尚窥奸情而丑态百出，薛、王两尼姑做马伯六从中得钱钞，胡僧云游四散春药，道士多是荒淫之流。显然，这世界中的宗教已彻头彻尾世俗化了，其精神也已经沦落了，让他们提升或超度众生只能是空想。一个世界没有了宗教精神的提升，而众生只在财色间奔逐，在感官享乐上讨生活，是很难有生命的厚重感的，向俗滥境地愈陷愈深的下滑是这一世界的必然，然后直至毁灭。
《红楼梦》没有推出一个《金瓶梅》式的一塌糊涂的世界，三教之精神还在熠熠生辉，“照亮指引”世人的精神之路。贾雨村开始是一位有“补天”之志的读书人，秉性恬淡的甄士隐当面赞扬“抱负不浅”、“非久居人下者”，贾政、林如海也都非常看重他，他自题诗云：“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可以想见，“上报国家，下安黎黍”的人生理想正使他跃跃欲试，激动不已。贾雨村后来怎样姑且不论，他当时所受儒家精神的感召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奋进。贾政的清正廉洁、许多人对仕途经济的看重，也都说明儒家风范是在激励着士子进取有为的(当时的社会黑暗那是另一回事)。《红楼梦》一僧一道贯穿始终，甄士隐、贾宝玉的出家与他们有关，贾瑞的“风月宝鉴”是道士所送，玉的来去也与他们有关；另外还有妙玉、柳湘莲、惜春、芳官、蕊官、紫鹃等的出家，这些足以给人一种启示，道佛似乎比儒教更有“感化力”。诸多世人的一路出家，都是与他们人生追求的一路破灭相连接的，在他们看破红尘前还是看破后，他们都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关照之下(出家的“空”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西方神学家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其核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挚爱意向。_sJ7’《红楼梦》中的宗教精神其核心虽不是向基督教看齐的挚爱意向，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宗教精神下诸人物的精神位格，以及作为该精神位格核心的、每个人的高贵品性。这是我们从《金瓶梅》中怎样都不会感受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过一句让人深感不安的话：“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曹雪芹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封建末世仍能“弄得清真假”，那就是人之灵性、生命之本然纯洁的冲动(性)、情感、宗教精神四者为人之存在的真。《金瓶梅》在真假难辨的时代思潮中随波逐流，它舍弃了人之灵魂，让生命在肉欲中漂泊，以至于最后化为空白。这显然是两种贵贱有别的人物形象，从中可见《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
[责任编辑：夏畅兰]
[关键词]俗不可耐；超尘脱俗；《红楼梦》；《金瓶梅》；超越
[中图分类号]1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5－0080－(04)
关于“红取之于金而红于金”的研究，脂砚斋的一句点评“深得金瓶壶奥”开其端，阚铎、王乃骥、杜卫东、唐援朝等继其后，探幽抉微，各有所得。但从人物形象上看《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还无人置笔，故成此拙文，以抒已见。
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传说，也有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交合、万物始生之说。按后一说法，人乃天地精华所生，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所孕，遂有灵通之性。如此说来，在古人眼中，灵性是人之不可欠缺之物。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点，就是无描画灵性之笔，一路写来的都是在欲望中讨生活的浑浑噩噩之人。西门庆，号四泉，所谓的“四泉”就是酒色财气都为其所备的缩写语。刘伶病酒是唯酒独钟，在酒中陶然忘我，遗世独立，超然拔俗。嗜酒之病使刘伶灵性四溢，他的戒酒故事足以令人绝倒，可西门庆的好酒却与之相隔天壤。西门庆多的是酒中玩色，酒中谋官谋财，酒中与众帮闲的耍笑。酒中带仙气不俗，酒中带色财无赖气却俗不可耐。西门庆的贪财不只是俗不可耐，而是在巧取豪夺中恶迹斑斑。身处破落之境，他交通官吏，在招揽诉讼中诈取钱财，并巧吞杨宗锡、花子虚、陈洪家财，致使花子虚命丧黄泉。他靠贿赂升了正职掌，利用手中权谋财更是肆无忌惮。贪赃枉法，滥断公案，放债受贿，假公济私，竟至杖杀人命。西门庆纵欲好色，可谓是一荒淫无耻的大淫棍，兽性一词不能写其变态的纵欲。他的气不是什么堂堂英雄气，魁伟才子气，而是动不动就使拳弄棒的恶徒气。除这几个方面，西门庆还有不少粗劣处，在此不多举说。总之，《金瓶梅》这一男主角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市井刁民。
其他人物不再赘述，总起来说，《金瓶梅》描画了一个个真实的、可读者又多不能接受的人物，拨动他们生命之弦的唯有酒色财等粗俗的欲望，高洁的性灵距离他们是那样的遥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张竹坡在评点中给他们画不是“人”的像说：“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小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当然，张言有不确当处，但也总体上道出了《金瓶梅》的人物所给读者的感觉，这一感觉是与小说中的人物分不开的。
看过《金瓶梅》再看《红楼梦》，似有换了人间之感。一翻开《红楼梦》，以贾宝玉、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人物所承载的人为万物之灵的灵性之气便扑面而来。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分别从他们对方的眼中写出，堪为生花妙笔。黛玉见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宝玉换了冠带回来，“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宝玉眼中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虽然是不长的肖像描写，可两人那活泼泼的、撩拨人的灵性，却跃动于摄人魂魄的字句之间。不但他们两人相互觉得似曾见过，就连读者也觉得好象见过。后文宝玉的“行为偏僻性乖张”、黛玉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与二人的聪灵秀异都是承灵性而来。
小说中写其他人物也不忘突出其灵性。贾宝玉看重女性的也是她们的灵秀之气，他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第20回)；还言：“女孩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第59回)贾宝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曹雪芹所欲表达思想观念的载体，无论从贾宝玉的女性观还是从小说中所写的人物都可以感知到，曹雪芹所欲褒扬的人物，总有一股活脱脱跃出纸面的灵性，也由此可见曹的人性观是崇尚灵性的。
物俗则不足观，人俗也不足观，《金瓶梅》中诸人物堪为俗之不足观的“集锦”。《红楼梦》突出人物的灵性，想必有救《金瓶梅》中人物之失的用意。
中国古代小说写性的很多，可绝大多数都有诲淫或淫秽之嫌，而没有劳伦斯的《查德莱夫人的情人》的美感，其关键的原因是在性的观念上。只有在公允的性观念赋予性纯洁的色彩时，性的描写才会提升到带有诗意感的高度。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对“情色”解释说：“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金瓶梅》搬用了这段文字，并加了一句“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从《金瓶梅》的叙写上看“情色”只指色欲，想见作者对性是认可的。作者在书中曾写完几次做爱，接着又写了几句谴责的话，道学家式地表明自己对淫荡之举的批判态度，这样作者对性的“认可”似也无诲淫之嫌。但作者“劝百讽一”的汉大赋式小说结构和描写，真有汉大赋的“谏而不止”和读《大人赋》的飘飘欲仙感的背反作用。小说中接连的大段大段的带有热情的性描写，充满煽情的诱惑力，客观上造成反礼教的劝淫诲淫的社会效果。淫逸的世风中，又不能排除作者对情色的倾心，欣欣子序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正道出了作者在性认识上的矛盾心态——本能上对性好之，而理性上又恶之。
曹雪芹对“房中之事”已不是“好之”并“恶之”的态度，而是视之为正常的欲望，并肯定了其中的美幻色彩。第五回写秦可卿的卧房，曹用了一系列与古代风流韵事有关的器物以作渲染，与其说是借此描写暗示秦氏生活的淫靡奢侈，不如说是借此描写折射贾宝玉这个多情少男走进秦氏卧房的心态。该描写带有色情的挑逗昧道，这是符合宝玉当时冲动的心态的。作者的言词并没有任何贬责意向，是带有美感的描述之语，显然他是褒扬这一冲动的。宝玉在梦中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意淫”，授云雨之法，写得纯洁而飘忽，带有诗的境界。可见曹是肯定和欣赏性成熟带来的美感的，不惜在太虚幻境中给以展露，披以圣洁的色彩。如此美化之描写，在其前没有，在其后也少见，并不是其他人没有这种感 觉，而是其他人没有曹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没有曹的对人陛予以审美的境界。但对非分之想和滥淫纵欲，曹是加以贬斥的。贾瑞相思卧床不起，一道士送与“风月宝鉴”，贾瑞精亡而死，从这一故事情节可见曹对非分之念和纵欲的厌恶及否定。借“风月宝鉴”这一象征性的镜子，曹表达了自己的欲不可纵的观点。《金瓶梅》作者的“戒淫奔”主旨曹用一镜子完成了：《金瓶梅》戒欲而实煽，“风月宝鉴”如电触般的戒顽警愚，不言戒而自知戒，从而拖欲望中人向高处自立，勿滑向或沉于庸俗滥淫之泥坑中。从这两个事例的叙写中，看不到《金瓶梅》中性描写上的陶醉投入的世俗心态，其他处也看不到。胭脂斋批评贾链与多浑虫媳妇偷情的描写道：“一部书只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可拿这一段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比起来，不知要雅沽多少倍。总之，性在曹雪芹这里进入了审美式的纯净境界，他对性没有道学家式的恶感，也没有滥淫之辈的病态喜好，我们看到的是他从感性上和理性上对性的公允把握，性也自然地从《金瓶梅》式小说里走出，已不再是不洁之物——至少对曹雪芹来说是这样。
女性观的转变是与性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金瓶梅》基本上还是上承《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工具式、淫邪式的女性观，小说中出现的女性，除吴月娘、孟玉楼的姑妈、王婆、文嫂等外，都涉足淫乱，小说对女性的刻划是带着生子、泄欲的眼光来写的，所以，从中找不到一个赏心悦目的“闪光”的女性。性观念不转变，是很难改变女性观的。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没有高洁的女性，是很难有高洁的男性的，《金瓶梅》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男女皆混浊不堪的世界。
《红楼梦》中新的性观念是其新女性观的基础。曹雪芹肯定了性的纯洁、性的美感，才会以魏晋时品评赏析男子的眼光甚至标准来品评赏析女子。只凭公心，也会发现女子的聪灵秀异，和这种聪灵秀异受世俗气的冲击异化少而更见其清纯的特点；再加上由色生情的男女间的“意淫”冲动，爱屋及乌，又增几分女性的聪灵秀异；不俗而有识之男子很容易看出男权世界的俗滥堕落皆因为男子的恶德劣行，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憎厌周围男性世界的不可救药的浊臭。通过以上分析，也就很容易理解贾宝玉说的“反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末而已”。贾宝玉的说法再加情教的虔诚，就有了甄宝玉之言：“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些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这个宝号还要尊容无对呢”。(第2回)
总之，《红楼梦》一改传统的女性观，以女性与质贵于金玉、性纯于冰雪、神精于星日、貌美于花月的荚蓉相比，不妨称其为女性观中的“芙蓉观”。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的女性在引导我们飞升!”《红楼梦》中的高洁女性确实在提升着贾宝玉、甄宝玉等(指往高贵之人性提升)，而在《金瓶梅》中找不到这种提升感。
到底肉身给人存在的真实感，还是情感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或者是两者的统一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我们可以在《金瓶梅》、《红楼梦》中找到这一答案。
《金瓶梅》中诸人物几乎都存在于基本的官能感觉之中，衣尽华丽，食不厌精，一夜不能元性，甚至日以继夜，他们在极世间之声色为人生之大快乐中讨生存的“真实”。西门庆等人基于感性体验赋予“无意义”生命以意义，把肉体感官的刺激作为生命的支点。他们的极声色之乐不外乎：行动多带有冲击、破坏的恶劣，肉体动作的机械无聊，还附有荒芜、苍白、浮浪的欢笑。感性的欲望容易满足，容易厌倦，他们除物色不同的作爱对象外，还用怪怪奇奇的方式，来寻求狂热的性刺激，流于与正常的性爱格格不入的龌龊行径。而且性情变得怪戾狠毒，正常的人情人性多被吞噬，迷失在“兽”性的发作之中。这已不是俗不可耐，而是陷入一种病态，惟人类才有的一种病态。
这是我们作为读者、不在场者的观感，在场者的感觉又会如何?在刘小枫所写的《丹东与妓女》这一故事中，丹东的感觉是很好的回答。丹东对个体享乐的消极自由的正当性绝望了，认为基于个体的自然权利的享乐自由是不堪辩护的，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是一团混乱，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显然，肉身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是短暂的，甚至是瞬间的，想从感官中求永恒式的存在感是徒然的，到头来只能是生命虚无的轻飘感。从《金瓶梅》中李瓶儿临死时梦中的恐惧，和小说对诸人物之死的叙写，可看出这种生命可有可无的轻飘。
儒释道三教的“德”、“佛”、“真”三性，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却找不到作为人之生命力源泉的情性，因而自魏以来就有不少探索者，试图沿情性找一条新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宋明的一些文人士子张大其军，最后曹雪芹为其殿军，在《红楼梦》中立“情教”。
大观园是“情教”的理想国，园内这一群极富生命力的多情纯净的女儿，个个风情绰约，无瑕真挚，花季的青春洋溢着美的风情。贾宝玉被她们所娇宠，所体贴，更为她们而陶醉。他与林黛玉的爱情，与众女子的和睦相处和相互关爱，使他搬进怡红院后“心满意足”。林黛玉“情情”，相对贾宝玉的“情不情”而言，她才是典型而虔诚的“情教徒”。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日子里，神圣的情感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撑点。天生的风流态度，诗人的气质才华，孤标傲世的高洁秉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爱情合写了林黛玉的美丽青春。我们为林黛玉这诗样的青春所感染，所净化，可她自己多的是临风洒泪，泣月西湘。“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秋窗风雨夕》)、“泪眼问花}目已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吟》)等诗句，写出了她切入骨髓的生命苦痛感。林黛玉青春的美丽是带血色的美丽，她最后吐血焚诗稿，魂归离恨天，使得凤为之哀鸣，龙为之洒泪。清陈其泰曾言：“读出师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读陈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仆谓读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默下第，至项王庙中痛哭，泥神为之下泪。夫下第之怨何至于此?若此回焚绢子，焚诗稿，虽铁石心肠，亦应断绝矣。”“世人皆为黛玉哭耳”。社鹃啼血不能写此情之痛，世人只有洒泪祭潇湘了。 《红楼梦》中除宝黛之情外，还有龄官之情、尤三姐之情、妙玉之情、紫鹃之情等，“红楼大旨谈情”，谈得真切，谈得刻骨铭心，谈得生死为之轻。这可证汤显祖所言“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之不诬，这也正是《红楼梦》中有生命存在之真实感的原因所在。
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的前言中言：“神学不仅是最美的、最艰难的知识学，而且是与每一个体的实存本身的问题贴合最紧的知识学，是关于人之成人的知识学。”我们不难由此推理出，在古代社会，宗教精神的存在与否，是与人之成人与否紧密相关的。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儒不儒、佛不佛、道不道的世界，儒释道三教之精神荡然无存。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儒生：一类是经科举登上统治阶层的上层官吏，一类是无法进入仕途混迹于私塾或富商之 家的下层知识分子。官场的黑暗让人看不到丝毫的亮色，儒家之精神显然是在黑暗自私的官场上备受冷落。作为下层知识分子典型的水、温两个秀才，一个是不学无术却又舞文弄墨，另一个不但搬弄是非，而且贪财好色。小说中写的佛教徒、道教徒，像儒生一样，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或理想的佛、道家子弟：和尚窥奸情而丑态百出，薛、王两尼姑做马伯六从中得钱钞，胡僧云游四散春药，道士多是荒淫之流。显然，这世界中的宗教已彻头彻尾世俗化了，其精神也已经沦落了，让他们提升或超度众生只能是空想。一个世界没有了宗教精神的提升，而众生只在财色间奔逐，在感官享乐上讨生活，是很难有生命的厚重感的，向俗滥境地愈陷愈深的下滑是这一世界的必然，然后直至毁灭。
《红楼梦》没有推出一个《金瓶梅》式的一塌糊涂的世界，三教之精神还在熠熠生辉，“照亮指引”世人的精神之路。贾雨村开始是一位有“补天”之志的读书人，秉性恬淡的甄士隐当面赞扬“抱负不浅”、“非久居人下者”，贾政、林如海也都非常看重他，他自题诗云：“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可以想见，“上报国家，下安黎黍”的人生理想正使他跃跃欲试，激动不已。贾雨村后来怎样姑且不论，他当时所受儒家精神的感召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奋进。贾政的清正廉洁、许多人对仕途经济的看重，也都说明儒家风范是在激励着士子进取有为的(当时的社会黑暗那是另一回事)。《红楼梦》一僧一道贯穿始终，甄士隐、贾宝玉的出家与他们有关，贾瑞的“风月宝鉴”是道士所送，玉的来去也与他们有关；另外还有妙玉、柳湘莲、惜春、芳官、蕊官、紫鹃等的出家，这些足以给人一种启示，道佛似乎比儒教更有“感化力”。诸多世人的一路出家，都是与他们人生追求的一路破灭相连接的，在他们看破红尘前还是看破后，他们都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关照之下(出家的“空”也是一种精神境界)。
西方神学家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其核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挚爱意向。_sJ7’《红楼梦》中的宗教精神其核心虽不是向基督教看齐的挚爱意向，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宗教精神下诸人物的精神位格，以及作为该精神位格核心的、每个人的高贵品性。这是我们从《金瓶梅》中怎样都不会感受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过一句让人深感不安的话：“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曹雪芹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封建末世仍能“弄得清真假”，那就是人之灵性、生命之本然纯洁的冲动(性)、情感、宗教精神四者为人之存在的真。《金瓶梅》在真假难辨的时代思潮中随波逐流，它舍弃了人之灵魂，让生命在肉欲中漂泊，以至于最后化为空白。这显然是两种贵贱有别的人物形象，从中可见《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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