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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19年到1921年，杜威应中国几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来华访问和讲学。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风起云涌，他恰好见证了这片东方土地上发生的变革。同时，他的思想也给渴望“启蒙”的中国人带来新奇和激动，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杜威的中国之行就此展开
1919年初，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利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学术休假机会，开始了他的日本游历，主要目的是文化考察，感受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化。当得知杜威在日本游历、并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的消息后，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人，想请他过来做个短期访问。2月，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即致函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的办法。陶行知在3月12日致胡适的回函中，形容获悉杜威到日本讲学时是“又惊又喜”，建议“南北统一起来”，联合邀请杜威来华。
一方面，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积极与杜威所在单位哥伦比亚大学校方沟通，允许杜威居留中国一年且不影响其在原校的聘任;而胡适也立即致函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邀他来华讲学。另一方面，适逢南京高师郭秉文赴欧考察教育而取道日本的机会，陶行知及时将邀请杜威来华一事商告郭秉文，并决定由郭秉文途经日本时，当面向杜威提出邀请。于是，郭秉文在抵达东京后的次日（3月14日）专程拜访了杜威，盛邀其访华，住上一年，作教育讲演。后来，就由北京大学牵头，与教育部、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等单位联合正式发出邀请。
对中国之行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欣然接受胡适、郭秉文等人的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为了使国人充分了解杜威其人及其学说，杜威弟子们就纷纷撰写介绍文章，加强舆论宣传。 1919年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上，刊载陶行知写的《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著作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此同时，宣传杜威学说也成为胡适这一期间学术活动的中心。3月上旬，在教育部会场，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讲演4次。另外，蒋梦麟等杜威弟子，也撰写了几篇文章，为杜威访华推波助澜。
4月，杜威结束在日本的讲学活动，启程来华。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号停泊上海港，早在码头等候的几位杜威弟子，包括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和其他几位中国青年学者，终于欢喜地迎接到近60岁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及其妻子艾丽丝、小女儿露茜。杜威的中国之行就此展开。
迎接的人们将杜威一家安置在沧州别墅后，由胡适用流利的英语，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目的。本抱着游山玩水之心前来的杜威，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顿时充满好奇。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的学说，中国的学术精英们又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他们自己不便说的，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
通过演讲来影响中国社会
来到上海3天后，即1919年5月3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连续两天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东方杂志》1919年16卷6号载周由廑所撰文章，形容说“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开始，至5月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活动，度过其旅华的第一个阶段。
5月29日，杜威夫妇北上至天津，在胡适迎候下当天抵达北京。至1920年3月，在9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北京各教育团体进行学术演讲;其间，还到太原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并赴济南作演讲。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二个阶段。
杜威抵北京之初，正赶上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在关注学生运动的同時，杜威开始了在京的学术演讲，主要是《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讲演》《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等5个长篇系列讲座。此外，这一阶段杜威还发表了一些短的演说。
1920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京的长篇系列讲座，受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南下讲学。不过，杜威旅华一年的期限快到了，但中国知识界意犹未尽。为使杜威能继续在华传道授业解惑，北京大学等原邀请单位请求杜威留下来。中国新知识界的盛情，特别是中国正在为统一独立民主而斗争的吸引力，改变了杜威夫妇准备返回美国的原计划。于是，杜威答应了中国朋友的请求。1920年4月，北京大学拍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延聘杜威一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允准。这样，方才有了杜威另外一年零两个月的巡回演说。
此后，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江浙一带如南京、镇江、扬州、常州、上海、南通、杭州、徐州、无锡、苏州等城市巡回演说。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先后到了十几个城市，作了40多场演讲，在各地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7月初，杜威结束巡回演说，北上返京。
从1920年秋至1921年夏的近一年时间里，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其间他先后两次南下巡回演说，到了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这是杜威旅华的第四个阶段。
可以说，杜威来到中国，并使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巡回演讲的形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作了大小演讲200多讲。其演讲内容涵盖很广，包括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16次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3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从而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说。杜威每到一处，皆在当地引起轰动，听讲者颇极一时之盛。 由于杜威在各地的讲演都比较有针对性，既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又是新鲜的思想，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比如他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讲科学和民主，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因此中国人很愿意听，杜威也很愿意讲，这样两方面就不谋而合。而且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经验、效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观点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杜威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容易被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杜威的演讲触动了中国各政治派别，他们大都表现出对实用主义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好感，连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学说也表示敬意。陈独秀曾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因此“相信尊重”实验哲学。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宣言中说，当前“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而周恩来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
杜威来中国不仅仅限于讲学
其实，杜威来中国不仅仅是讲学。他到中国后的第二天，即1919 年5 月1日，就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参访。这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实际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是出版巨擘和文化大家，更是蔡元培的密友、胡适的忘年交、蒋梦麟的知交。因此安排杜威参访商务印书馆，实际上隐含着让杜威看看中国新文化运动基地的意义。
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自拜访杜威，并与之共进晚餐。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也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回忆：“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
5 月31 日下午杜威抵达北京，此后两年，他的主要身份就是北京大学聘任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教育部讲课。列举如：1920 年1 月至3 月，主要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讲课;4 月1 日至6 月30 日，其间除在南京高师专设讲席两个半月，主要工作仍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讲课。1920 年7 月，北京大学聘请杜威任专任哲学及教育学教授，他的女儿专任史学教授;10月，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1920 年至 1921年学年，杜威在北京高师的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以他的名著《平民主义与教育》为教材。
尽管杜威在北京所过的是平静而紧张的学者生活，在北京大学等单位讲课和大量学术讲座，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讲学之余，杜威偕夫人、女儿也参观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风景如画的西山，壮丽粗犷的紫禁城，美丽的颐和园，都给杜威他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偶尔，他们也到中国朋友家做客，那些富有北京特色的四合院，引起他们相当大的兴趣。
给杜威夫妇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光、建筑，还有中国朋友的友谊和热情。1919年10月19日是杜威的60岁生日，这一天，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同为杜威举办了生日晚宴，以示庆贺。当天下午7时，晚宴于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梁启超、蔡元培，以及胡适等一批杜氏弟子出席，蔡元培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致词中，蔡元培称赞杜威哲学是“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也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东道主为他的生日举行晚宴，接着谈了来中国后的一些观感，最后他建议，中国多讲求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认为这样“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害处”。
逐渐改变对中国的认识
杜威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先前，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国家。在给女儿的信中，杜威夫妇曾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的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最让杜威困惑的是，中国人对于行动的胆怯，认为“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
五四运动促使杜威改观。他到中国的第五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对于五四运动是非常赞成的，因为它的直接要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杜威开始相信，中国正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五四”是倡导科学和民主的，而杜威一辈子所追求的正是科学和民主。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核心口号，这正符合了杜威的要求，他发现中国成为了他实现自己理想最好的地方。
1919年5月底，在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进入6月，这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学生爱国运动更加激烈了。此前，杜威从未见過如此规模庞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更没有见过师生们有如此的参与社会和政治、影响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激情，他心中的富有神采与生气的“中国印象”快速形成。在随后给女儿的信中，杜威描述了学生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事情。6月底，当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开时，杜威油然在家书中赞叹：“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
杜威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但中国正在展开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这一奋斗迷住了杜威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在中国逗留了两年零三个月，足迹遍及当时中国22个省中的11个。除了上课、演讲，杜威还曾到中国各地考察，在广东、江苏、浙江都做过调查，到过制丝厂、机械厂等，还考察了中国的农业。 其间，杜威与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官员、革命家、军阀、士绅、古董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他的感情也开始与中国人民共鸣。据称，在上海纺织厂的参观，曾触动了杜威的情感。因为他看到厂里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10来岁的童工比比皆是，这让他想起了在美国不久前才通过的禁止童工立法。这些中国孩子的美国同龄人，此时已被法律所保护，可以安心地在学校里读书、唱歌和游戏。于是，杜威被中国孩子的悲惨命运深深刺痛。
经过对中国深入了解之后，杜威对自己和西方人原有的“中国”成见进行反思，并改变了看法。1919年12月，在发表于《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杜威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西方人原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不是一片任人宰割的区域，它是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杜威，在国际性政论刊物上为中国说话，对西方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产生了很好影响。这也是胡适为什么说“杜威为中国担任了两年的辩护士和译人”的原因。
“西方的孔子”批判“中国的孔子”
中国人对杜威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尊称他为“西方的孔子”。上文说过，在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曾由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几个单位，特地为他举办了晚餐会。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祝词。祝词中，蔡元培提及杜威博士与孔子生日时间偶合，他将杜威博士与孔子的学说分别作为西洋新文明与中国大部分文明的代表，比较了两者的异同。异处例如：孔子尊王，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造。但两人亦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以教育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教育破除了阶级区分;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普通学，用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作专门学;孔子针对不同学生应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为“因材施教”。
可以说，孔子的学说亦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提倡经验、试验与思想并重，这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主旨。由此蔡元培强调指出，“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不过，杜威在中国期间，还有一个插曲：来到南京时，在其学生郭秉林陪同下，杜威夫妇参观了南京夫子庙，其中杜威还聆听了关于孔子言论的介绍。不过此行之后，杜威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曾讨论过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从批判的角度去讨论孔子的学说。从而形成“西方的孔子”批判“中国的孔子”的有趣现象。由于批判孔子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流行风潮，因此杜威是否受到了陪同他的中国学生的议论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100多次演讲中，教育方面的内容是主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其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教育即生活。此外，杜威还特别重视动手能力的训练，号召学校要建立实验室，让学生接触自然和实际的生活。杜威提倡教育与实业结合，强调学校所授知识要切近地方的实业，让课堂知识和地方实业经济的具体发展挂钩。杜威众多弟子活跃在中国各个部门，所以他的影响通过弟子们在中国各领域的变革来实施，尤其是教育环节。最早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国人的，是蔡元培。而此后宣扬其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当数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高徒”。
作为国际上著名教育家，保障女性在受教育权利上与男性平等，这是杜威以及他的夫人在访华期间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仅仅是口头上提倡，而且付之于行动。事实上，1920年，杜威在南京高师暑期讲述班进行讲演时，男女学生是同時在同一空间听讲的，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史称“壬戌学制”，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中国是杜威生活时间最长的外乡
日子过得很快，经再次申请而得以延长一年，又到了期限。在中国生活的两年零三个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日）里，杜威除了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上课，还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足迹遍及当时22个省中的11个：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杜威的每场演讲皆有翻译，并迅速被发表到各种纸质媒体上，有些演讲还被集合成册，如杜威在北京的5次讲演，被汇编为《杜威五大讲演》。该书在杜威归美之前便已重版了10次，总量达到10万册。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等5个团体，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宴会，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共有80余人出席。席间，五团体代表梁启超、胡适、范源濂、吴卓生等先后发言，盛赞杜威来华的影响，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了话。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杜威在讲话中，还希望中国民众既要有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态度。
7月11日离开北京后，杜威一家莅临山东，游泰山、谒孔陵，并于18日起，在济南做了6场讲演。25日，杜威离开济南，于当天抵达青岛;而后，与当地人士交谈，并参观青岛的风景名胜。8月2日，杜威一行由青岛登船，恋恋不舍地与中国、与中国朋友挥手作别，转道日本返回美国。至此，杜威的中国之行方告结束。
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显而易见，杜威是老师，甚至被尊为“西方的孔子”。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在这些领域中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所指出的，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生活在受杜威影响的时代之中”。因此，杜威的中国之旅，无论是在个人学说方面，还是在社会改造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杜威在中国也做了学生。据称，杜威在来华之前创造激情已趋消退，尽管他当时尚未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正是中国之行，令他焕发了学术生命的青春，从对中国的认知到哲学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给晚年杜威乃至杜威毕生思想体系的完成，都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甚至根据自己中国之行的经验和新的认识，而对自己关于个人与社会、习性与冲动之关系的著作《人性与行为》，大加修改，方才付梓。杜威的女儿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中国，是杜威除自己的祖国以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外乡。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在1914年创刊的《新共和国》和1898年创刊的《亚细亚》两个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并为中国辩护。杜威回国后，仍然不断在这两种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体现了对中国的由衷情感。正如他的女儿简后来为杜威所撰的传记中，深情地写道：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
杜威的中国之行就此展开
1919年初，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利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学术休假机会，开始了他的日本游历，主要目的是文化考察，感受与西方文化迥异的东方文化。当得知杜威在日本游历、并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的消息后，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人，想请他过来做个短期访问。2月，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即致函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商讨邀请杜威访华的办法。陶行知在3月12日致胡适的回函中，形容获悉杜威到日本讲学时是“又惊又喜”，建议“南北统一起来”，联合邀请杜威来华。
一方面，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积极与杜威所在单位哥伦比亚大学校方沟通，允许杜威居留中国一年且不影响其在原校的聘任;而胡适也立即致函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邀他来华讲学。另一方面，适逢南京高师郭秉文赴欧考察教育而取道日本的机会，陶行知及时将邀请杜威来华一事商告郭秉文，并决定由郭秉文途经日本时，当面向杜威提出邀请。于是，郭秉文在抵达东京后的次日（3月14日）专程拜访了杜威，盛邀其访华，住上一年，作教育讲演。后来，就由北京大学牵头，与教育部、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等单位联合正式发出邀请。
对中国之行十分感兴趣的杜威，欣然接受胡适、郭秉文等人的邀请。他在给胡适的复信中说：“我接到你的信非常欢喜。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对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为了使国人充分了解杜威其人及其学说，杜威弟子们就纷纷撰写介绍文章，加强舆论宣传。 1919年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上，刊载陶行知写的《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简要介绍了杜威的生平、著作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此同时，宣传杜威学说也成为胡适这一期间学术活动的中心。3月上旬，在教育部会场，胡适以“实验主义”为题讲演4次。另外，蒋梦麟等杜威弟子，也撰写了几篇文章，为杜威访华推波助澜。
4月，杜威结束在日本的讲学活动，启程来华。4月30日下午，日本客轮熊野丸号停泊上海港，早在码头等候的几位杜威弟子，包括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师代表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和其他几位中国青年学者，终于欢喜地迎接到近60岁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及其妻子艾丽丝、小女儿露茜。杜威的中国之行就此展开。
迎接的人们将杜威一家安置在沧州别墅后，由胡适用流利的英语，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请杜威到中国演讲的目的。本抱着游山玩水之心前来的杜威，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顿时充满好奇。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新鲜的学说，中国的学术精英们又找到这么一个有影响的人来中国推动，有些他们自己不便说的，借他之口来说，对社会更有触动。
通过演讲来影响中国社会
来到上海3天后，即1919年5月3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连续两天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千余青年冒雨赶来。《东方杂志》1919年16卷6号载周由廑所撰文章，形容说“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开始，至5月底，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活动，度过其旅华的第一个阶段。
5月29日，杜威夫妇北上至天津，在胡适迎候下当天抵达北京。至1920年3月，在9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北京各教育团体进行学术演讲;其间，还到太原参加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并赴济南作演讲。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二个阶段。
杜威抵北京之初，正赶上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在关注学生运动的同時，杜威开始了在京的学术演讲，主要是《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讲演》《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等5个长篇系列讲座。此外，这一阶段杜威还发表了一些短的演说。
1920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京的长篇系列讲座，受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南下讲学。不过，杜威旅华一年的期限快到了，但中国知识界意犹未尽。为使杜威能继续在华传道授业解惑，北京大学等原邀请单位请求杜威留下来。中国新知识界的盛情，特别是中国正在为统一独立民主而斗争的吸引力，改变了杜威夫妇准备返回美国的原计划。于是，杜威答应了中国朋友的请求。1920年4月，北京大学拍电报给哥伦比亚大学，请求延聘杜威一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允准。这样，方才有了杜威另外一年零两个月的巡回演说。
此后，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主要在江浙一带如南京、镇江、扬州、常州、上海、南通、杭州、徐州、无锡、苏州等城市巡回演说。这是杜威旅华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先后到了十几个城市，作了40多场演讲，在各地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7月初，杜威结束巡回演说，北上返京。
从1920年秋至1921年夏的近一年时间里，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其间他先后两次南下巡回演说，到了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山东等地。这是杜威旅华的第四个阶段。
可以说，杜威来到中国，并使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巡回演讲的形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作了大小演讲200多讲。其演讲内容涵盖很广，包括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16次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3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从而广泛传播了实用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说。杜威每到一处，皆在当地引起轰动，听讲者颇极一时之盛。 由于杜威在各地的讲演都比较有针对性，既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又是新鲜的思想，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比如他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讲科学和民主，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因此中国人很愿意听，杜威也很愿意讲，这样两方面就不谋而合。而且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经验、效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观点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杜威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容易被接受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
杜威的演讲触动了中国各政治派别，他们大都表现出对实用主义的浓厚兴趣和极大好感，连早期共产主义者对杜威及其学说也表示敬意。陈独秀曾认为，实用主义可以与唯物史观并存，因此“相信尊重”实验哲学。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宣言中说，当前“中国就成功或者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而周恩来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
杜威来中国不仅仅限于讲学
其实，杜威来中国不仅仅是讲学。他到中国后的第二天，即1919 年5 月1日，就被安排到商务印书馆参访。这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出版机构，实际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是出版巨擘和文化大家，更是蔡元培的密友、胡适的忘年交、蒋梦麟的知交。因此安排杜威参访商务印书馆，实际上隐含着让杜威看看中国新文化运动基地的意义。
5月12日，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自拜访杜威，并与之共进晚餐。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也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回忆：“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
5 月31 日下午杜威抵达北京，此后两年，他的主要身份就是北京大学聘任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就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教育部讲课。列举如：1920 年1 月至3 月，主要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讲课;4 月1 日至6 月30 日，其间除在南京高师专设讲席两个半月，主要工作仍是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讲课。1920 年7 月，北京大学聘请杜威任专任哲学及教育学教授，他的女儿专任史学教授;10月，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1920 年至 1921年学年，杜威在北京高师的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以他的名著《平民主义与教育》为教材。
尽管杜威在北京所过的是平静而紧张的学者生活，在北京大学等单位讲课和大量学术讲座，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讲学之余，杜威偕夫人、女儿也参观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风景如画的西山，壮丽粗犷的紫禁城，美丽的颐和园，都给杜威他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偶尔，他们也到中国朋友家做客，那些富有北京特色的四合院，引起他们相当大的兴趣。
给杜威夫妇留下美好印象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光、建筑，还有中国朋友的友谊和热情。1919年10月19日是杜威的60岁生日，这一天，北京大学与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共同为杜威举办了生日晚宴，以示庆贺。当天下午7时，晚宴于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梁启超、蔡元培，以及胡适等一批杜氏弟子出席，蔡元培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
致词中，蔡元培称赞杜威哲学是“用19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认为，“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杜威也即席讲话。他首先感谢东道主为他的生日举行晚宴，接着谈了来中国后的一些观感，最后他建议，中国多讲求西洋文明中哲学等方面的学问，认为这样“不但可以解除东方人从前的观念，并且可以补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害处”。
逐渐改变对中国的认识
杜威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先前，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杜威也觉得中国是个积重难返的国家。在给女儿的信中，杜威夫妇曾这样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的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最让杜威困惑的是，中国人对于行动的胆怯，认为“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
五四运动促使杜威改观。他到中国的第五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对于五四运动是非常赞成的，因为它的直接要求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杜威开始相信，中国正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五四”是倡导科学和民主的，而杜威一辈子所追求的正是科学和民主。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一个核心口号，这正符合了杜威的要求，他发现中国成为了他实现自己理想最好的地方。
1919年5月底，在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候，杜威夫妇到了北京，亲眼看到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进入6月，这场声势浩大且旷日持久的学生爱国运动更加激烈了。此前，杜威从未见過如此规模庞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更没有见过师生们有如此的参与社会和政治、影响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激情，他心中的富有神采与生气的“中国印象”快速形成。在随后给女儿的信中，杜威描述了学生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事情。6月底，当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开时，杜威油然在家书中赞叹：“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动的。”
杜威原来的计划，是预定1919年夏天就回国。但中国正在展开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出的热烈奋斗，这一奋斗迷住了杜威他们，使他们改变了计划，在中国逗留了两年零三个月，足迹遍及当时中国22个省中的11个。除了上课、演讲，杜威还曾到中国各地考察，在广东、江苏、浙江都做过调查，到过制丝厂、机械厂等，还考察了中国的农业。 其间，杜威与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青年学生、官员、革命家、军阀、士绅、古董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有所交往，他的感情也开始与中国人民共鸣。据称，在上海纺织厂的参观，曾触动了杜威的情感。因为他看到厂里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10来岁的童工比比皆是，这让他想起了在美国不久前才通过的禁止童工立法。这些中国孩子的美国同龄人，此时已被法律所保护，可以安心地在学校里读书、唱歌和游戏。于是，杜威被中国孩子的悲惨命运深深刺痛。
经过对中国深入了解之后，杜威对自己和西方人原有的“中国”成见进行反思，并改变了看法。1919年12月，在发表于《亚洲》杂志上的《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杜威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西方人原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不是一片任人宰割的区域，它是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有世界声誉的学者杜威，在国际性政论刊物上为中国说话，对西方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产生了很好影响。这也是胡适为什么说“杜威为中国担任了两年的辩护士和译人”的原因。
“西方的孔子”批判“中国的孔子”
中国人对杜威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尊称他为“西方的孔子”。上文说过，在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曾由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几个单位，特地为他举办了晚餐会。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祝词。祝词中，蔡元培提及杜威博士与孔子生日时间偶合，他将杜威博士与孔子的学说分别作为西洋新文明与中国大部分文明的代表，比较了两者的异同。异处例如：孔子尊王，博士提倡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造。但两人亦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以教育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教育破除了阶级区分;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普通学，用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作专门学;孔子针对不同学生应用不同的教育教学方法，是为“因材施教”。
可以说，孔子的学说亦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提倡经验、试验与思想并重，这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主旨。由此蔡元培强调指出，“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有很多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方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会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1920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蔡元培直接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不过，杜威在中国期间，还有一个插曲：来到南京时，在其学生郭秉林陪同下，杜威夫妇参观了南京夫子庙，其中杜威还聆听了关于孔子言论的介绍。不过此行之后，杜威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曾讨论过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从批判的角度去讨论孔子的学说。从而形成“西方的孔子”批判“中国的孔子”的有趣现象。由于批判孔子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流行风潮，因此杜威是否受到了陪同他的中国学生的议论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杜威在中国各地的100多次演讲中，教育方面的内容是主要组成部分，还体现了其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教育即生活。此外，杜威还特别重视动手能力的训练，号召学校要建立实验室，让学生接触自然和实际的生活。杜威提倡教育与实业结合，强调学校所授知识要切近地方的实业，让课堂知识和地方实业经济的具体发展挂钩。杜威众多弟子活跃在中国各个部门，所以他的影响通过弟子们在中国各领域的变革来实施，尤其是教育环节。最早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绍给国人的，是蔡元培。而此后宣扬其教育哲学最有力的当数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杜门高徒”。
作为国际上著名教育家，保障女性在受教育权利上与男性平等，这是杜威以及他的夫人在访华期间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不仅仅是口头上提倡，而且付之于行动。事实上，1920年，杜威在南京高师暑期讲述班进行讲演时，男女学生是同時在同一空间听讲的，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
192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体制改革法令》，遵循的就是杜威“发展儿童中心教育”的原则，其具体纲领也基本出自杜威的教育原理，如促进民主精神、推行生活教育，鼓励个性发展等。1922年，中国施行的学制改革，史称“壬戌学制”，所采用的美国模式（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及所提倡的设计教学、问题教学等教学方法，也都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贯彻。
中国是杜威生活时间最长的外乡
日子过得很快，经再次申请而得以延长一年，又到了期限。在中国生活的两年零三个月（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日）里，杜威除了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上课，还做了大小演讲200多次，足迹遍及当时22个省中的11个：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杜威的每场演讲皆有翻译，并迅速被发表到各种纸质媒体上，有些演讲还被集合成册，如杜威在北京的5次讲演，被汇编为《杜威五大讲演》。该书在杜威归美之前便已重版了10次，总量达到10万册。
1921年6月30日午间，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等5个团体，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宴会，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共有80余人出席。席间，五团体代表梁启超、胡适、范源濂、吴卓生等先后发言，盛赞杜威来华的影响，感谢他对中国的帮助。杜威夫妇及女儿也分别讲了话。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杜威在讲话中，还希望中国民众既要有容纳新思想的精神，又要有实行的态度。
7月11日离开北京后，杜威一家莅临山东，游泰山、谒孔陵，并于18日起，在济南做了6场讲演。25日，杜威离开济南，于当天抵达青岛;而后，与当地人士交谈，并参观青岛的风景名胜。8月2日，杜威一行由青岛登船，恋恋不舍地与中国、与中国朋友挥手作别，转道日本返回美国。至此，杜威的中国之行方告结束。
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显而易见，杜威是老师，甚至被尊为“西方的孔子”。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在这些领域中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所指出的，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都“生活在受杜威影响的时代之中”。因此，杜威的中国之旅，无论是在个人学说方面，还是在社会改造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杜威在中国也做了学生。据称，杜威在来华之前创造激情已趋消退，尽管他当时尚未构建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正是中国之行，令他焕发了学术生命的青春，从对中国的认知到哲学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给晚年杜威乃至杜威毕生思想体系的完成，都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甚至根据自己中国之行的经验和新的认识，而对自己关于个人与社会、习性与冲动之关系的著作《人性与行为》，大加修改，方才付梓。杜威的女儿简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中国，是杜威除自己的祖国以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外乡。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在1914年创刊的《新共和国》和1898年创刊的《亚细亚》两个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并为中国辩护。杜威回国后，仍然不断在这两种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体现了对中国的由衷情感。正如他的女儿简后来为杜威所撰的传记中，深情地写道：中国一直是杜威深为关切的国家，这种关切仅次于他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