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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金融危机一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中国政府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出台了庞大的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危机应对方案。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将其政策推行下去。现在政府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财力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两大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同时它们也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把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危机视作一个极好的扩展自身利益的机会。实际上,它们的利益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因为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却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由于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都异常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所有,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缴利润。现在即使开始上缴利润,也是比例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都是要受制于公共监督的。可以说,国有部门是导致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缺乏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极可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放小”的目标,是为了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在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等方面,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一方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间达到平衡。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是非常困难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现在,上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受到阻力就会越大。这种国际阻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这次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而中国的企业却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的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好比皇家经济或者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维持政府运作。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与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最终走向大危机。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才是国家强大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反而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作者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两大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他各种危机的根源。
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同时它们也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把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危机视作一个极好的扩展自身利益的机会。实际上,它们的利益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因为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却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由于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都异常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就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所有,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缴利润。现在即使开始上缴利润,也是比例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都是要受制于公共监督的。可以说,国有部门是导致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缺乏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极可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放小”的目标,是为了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在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等方面,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一方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间达到平衡。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是非常困难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现在,上世纪90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受到阻力就会越大。这种国际阻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这次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而中国的企业却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的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税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好比皇家经济或者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维持政府运作。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与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最终走向大危机。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才是国家强大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反而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作者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