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始于明末清初，兴盛于乾隆年间，可说是山东年画的中心。
　　据现存留下的版子来看，大部分的刻版是乾隆至光绪年间的，但明末的东西也有，通过几位老艺人的讲述也能说明它始于明。
　　据老艺人讲，明末，杨家埠有一在故宫做太监的，从京来家时带回来一对门神（避邪之用），在京有门神震邪之说，甚有效用，回杨家埠也出验证，起到了除邪效用，有时四邻也借用之，以后有人摹几张也都能生效，随之扩大、发展、有了木刻版，开始手工印制年画。起初是神像化的。随着发展，光印制表现神像化体裁的觉得不够劲了，不能满足思想感情的表达，逐步开始反映自己的（农民）生活，如早期的年画“包公上印”“男十忙、女十忙”等等。男耕女织的题材大量出现，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感情去印制。从留下来的木刻版上的字号标记及老艺人的口述看，在乾隆时杨家埠每家都有一个作坊，一个作坊就是一个堂号，家家都有一个展销室，都开夜市，天天如此（最繁忙是从中秋节至元宵节期间），他们的销售方式，一般都是批发而不零售，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他们各家的买主不同，其风格特点亦不同，各有独到之处，但他们从不讲究版权，可互相利用，共同发展。
　　从整个潍县的年画来看，几个繁盛点的风格与制作特点不同，杨家埠是以印为主；而寒亭以南区域则以花鸟、中堂、条屏为主；仑上（杨家埠邻村）则以画为主，当然最具特点的还算杨家埠。
　　就杨家埠来说，随着发展规模的扩大，曾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各堂号在印制年画时都以各买主当地老百姓的习俗所好来印制。比如东北地区的百姓喜欢“小火王”，日照的则喜欢“层次”多一点的年画。
　　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杨家埠年画的鼎盛期，全村有一百六十家作坊。有人这样形容杨家埠年画的规模，说当时附近每年光到杨家埠打零工的就有五百多人，印制数量约为五千万份以上，这足以看出当时的繁盛。
　　民国时期的杨家埠年画有所衰败，这由当时的时局有关，时局动荡，无疑年画的销路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老艺人只好外出，就地刻版、印刷、就地销售。
　　“五四运动”前后，法兰纸进入中国，由于纸的大小尺寸与以前不同，为了核算成本而迁就了纸张，对一些木刻版进行了删改，对整个年画事业的发展及承继起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破坏最严重的还是“文化大革命”。按杨家埠几位老艺人的说法：经过这三次的折腾（衰败），杨家埠的年画几乎断子绝孙了。但从印制年画的堂号及年画上配饰的文字，足以看出杨家埠年画的发展脉络。
　　杨家埠的几位画家，杨明杰、杨宗华、杨万东，这三位画家自己都能刻版能印刷，特别是光绪年间的杨明杰，他的创作思想是超乎人们想象的，他富有生活，他杨图刻版一次就几十张，全村人都认为他的画好，都摹刻他的版子，他背上搭子出去一趟，（到各买主所在地）回来后马上又是十几幅新刻版出来，他每年都刻新版，他的创作思想质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自杨明杰之后的杨万东以后，杨家埠没能有人很好地承继下来。
　　当前我们看得的杨家埠新版年画（旧版的越来越少），多数都不如以前的民间味足了，但从中也可看出三百五十年来它逐步形成的独特的风格特点。
　　潍县老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潍县南有一杨家埠，印木版年画。就这样一个重要的民间画种来说，只简单的一笔带过，也可看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它不能登大雅之堂，被瞧之不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家埠的年画开始复苏，又一个繁盛期已经到来。
　　工艺过程：刻制木版（俗称模画子）先刻好线版，再依照线版刻色版，以线版为主。最起初是用手去描画，后发展为水色套印，其中也有部分细微处画以淡墨。
　　工具也有所改革，以前用很小的案子坐着印制，现在是用大案子站着印制。
　　年画的种类很多，俗称：“杨家埠的版子上千，画种过万”。有的堂号一天就有二十四个版子印制，一个熟练的印刷者，每天能印制九百张。
　　在年画中神像之类是很多的，大致可分为八大类：（1）神像类、（2）吉祥寓意类、（3）民间戏曲类、（4）讽刺调侃类、（5）历史故事类、（6）美人美孩类、（7）农事活动类、（8）工商业类。杨家埠的年画光门神就有四十多种；吉祥寓意之类的更是不可数算，如“莲年有余”、“刘海戏金蟾”、“英鸣万古”、“狮童进门”等；民间戏之类也很多，如：“牛郎会”、“白蛇传”、“搜神记”、“三国”等等，它们占年画种类数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还有一部分就是讽刺类的“王八喝白酒”、“老鼠娶亲”、“猪八戒背媳妇”等；也有反映历史题材的及时政形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美人画、胖娃娃，如：“爬孩子”（五岁以下）、“金童子”（六至八岁）、“天女散花”、“兰芳送贵子”；迎合当时形势也出现农民自己表现自己农事活动的年画，如：“男十忙，女十忙”等；也有反映工商内容的年画出现。
　　杨家埠年画所反映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农民群众喜欢什么，他们就印制什么，它的形势又是与民俗连在一起的，它对一些不吉利的话很忌讳，吉庆欢乐适宜年画的表现。
　　年画的贴法，大门一般贴“武门神”（影壁墙扎一福子灯），正房门贴“文门神”。也有贴福、禄、寿“三星门神”及“红绿袍门神”的，进房门后贴“震门虎”（震堂虎、震宅鹰），灶头上贴灶王（对灶王来讲，民俗“腊月二十三上天去，初一、初二福寿来”）灶王右侧为一主体年画，即家庭女主人坐的地方，一般贴“摇钱树”，树下有聚宝盆。炕头贴的画叫方贡简（四开纸）和小贡简（八开纸），后门贴小的门神，所有的窗子都贴画，窗子有窗顶、窗光、窗光的两边是月光；媳妇房门画一般贴五人条屏：“金童子”及“张仙射狗”等等，闲屋贴“四季花”四条屏、历代帝王图、节气表等等。
　　杨家埠年画的用色，由于它的工艺限制，在色彩表现上极富特点，一般为红、黄、绿、紫、黑五色，根据表现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比如门神经常日晒用色较厚重；有些表现花卉图案的很少用紫色、黄、绿明快的颜色较多；“金童子”画也带有神的味道，其用色不用紫色用兰色，不用血红用大红。杨家埠年画布色均匀，又有主调，大面积的对比，小面积的调和。在用色上，民间有歌曰:“紫是骨头（即：要少用）绿是金，黄多了丑、红多了新，唯有红、绿最主心；红见黄喜煞娘，黄叠紫臭如屎。在传统的色彩中，黄色一般以中黄为基调，有些局部可以重版，绿色是以（兰+绿）兰绿色为主，红色为大红、二红（现在称之为玫瑰精）。在杨家埠年画中对人物头部的处理民歌曰：“粉脸做头打相子”，关于五官的处理歌曰：“小孩杏核眼，女人蚂蚱眼、柳叶眉、蒜头鼻子樱桃嘴。”男成人凤，女人的嘴要小于眼。对人体比例有歌曰：“年画要画好，头大身子小（指人物造型），背面侧面都不要，七分八分正凑巧（四分之三的角度)。”
　　从整个杨家埠年画来看，它质朴、粗犷有力，它的色彩鲜艳，对比强烈，杨图完满、吉祥寓意。它起源于无意有意的震邪、避邪愿望，逐步兴起繁盛，成为一个村落的手工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无疑对区域文化经济的繁荣，对那里的启智审美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杨家埠年画的生产模式与笔者现在正考察的山东章丘铁匠的聚集村、袁家村有及其相似的地方，就是杨家埠村绝大部分是杨姓，而章丘的袁家村绝大多数是袁姓，只有三户人家是三峡工程的“移民”和两户外来打零工的落户者。看来，村落手工产业的兴盛与村落的族姓有关联，这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研究。
　　杨家埠年画的发展问题，现在有些部门也正在研究印制杨家埠的年画，用上等的宣纸和颜料，但总觉得味道不足。有人讲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是要改革的，也需要充实新的内容。不错随着时代的变化，它是要有所发展创新的，但无论怎么变，只能是内容的变化，大的风格特点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如果它的大框架被打破了，也就不能谓之杨家埠年画了。
　　附年画词：
　　“洪武本家是山东,母亲带他到南京生,下来是真龙”
　　“今年丰收太平年,全家老少得平安,欢欢喜喜过新年”
　　“马下双驹大春牛,今年日子不用愁,六畜兴旺五谷收”
　　“包公割麦在田中,为有劳动最光荣,圣旨一到把官升”
　　“腊月里制搬年 好画子揭几联 请门神买对联 丹红纱绿捎过全……”
　　“财神叫门来降临 有福之人在家门 忽听外边有人叫 大车推的聚宝盆 新科状元家中坐 增宝童子送进门 富贵万年春”
　　“河南有个沈万三，整日打鱼在江边，打的鱼儿堆成垛 打的魚儿堆成山，龙王赐他聚宝盆，富贵荣华万万年”
　　“三大家是美谈，山西有个康百万，河南有个沈万三 袁子兰也是大财主，山东省内是家院，这画人买去挣些大银圆。”
　　1983年春节前夕，随同徐思民先生一行三人对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进行了为期7天的考察，当时商定由我做这一课题，春节过后稿子基本成型，但由于多种原因稿子没能与世人见面。随后又与女儿郭婷婷去过几次杨家埠和其他一些地方，对民间手工艺作了些考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已提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在师友们的鼓励下将原来的稿子稍加整理，战战兢兢的呈给世人。在资料的整理收集过程中，得到了寒亭区文化馆老馆长刘芝堂及其女儿的支持，邹平县文史办孙克忠主任不吝赐教，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邹平县图书馆陈丽萍、张玉静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