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野夫在他文章中说：“好人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难。”按照他的说法，我就应该无好命，活到现在，我有半数时间都觉得苦，很苦。
　　我是信命的，因为无论我如何的努力，我的婚姻最终还是没能维持到底。
　　
　　写作的女人婚姻大多是不幸的。这或许就是我们这帮人天生的命，我也没能例外。胶东有一句土话：“驴屎卷子外面光”，这话虽不雅，却也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为了面子，我一直把苦痛埋在心里，忍辱含垢维持着那份名存实亡的婚姻，再怎么苦也不愿向人述说。我无法直接表达，我的天性决定了我永远都不会通过嘶喊打闹的方式来宣泄。我一直憋屈着，实在憋不住了就写诗填词。在婚姻最后的一个阶段我填了一首词，词牌名叫《金缕曲》：
　　“此念凭方寸，只缠绵、小楼画竹，宝帘香印。最恋此时明月夜，人道风清好趁。愁恰是，等闲思忖。欲与弦丝说心事，怕弦丝也作闲愁困。凭测策、休轻问。
　　重重帘幕隔花信。料今宵，断红委地，漫成残韵。回望韶华多少梦，赢得流光一瞬。青灯小，笺香意缜。欲把兰书酬我意，奈红尘风雨都题尽。题不尽、爱和恨。”
　　填完这首词后我与他分居了。
　　我在陈若雷老师博客里看到一句话：“生命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偷生的开始！”我没有去问他为什么要偷生，也没有理由安慰他，因为我差不多也在偷生。
　　我回了他一句话：“感觉无奈与悲怆，偷生吗？如果生命没有质量，毋宁去死！”这句话实则是说给我自己的。此后不久，也就是2010年，我于万般绝望中终结了那段让我痛苦很久的婚姻，随后我写了《衔恨只同天上月》。那是我对十几年无奈婚姻的一个告白，在文章中我写道：“……情之戚，情致怨，问红尘中，谁得脱尘缘羁绊？情劫中究竟几人能理清情的内涵？就如我手边这杯苦茶。十几只墨绿的莲心漂浮在精花细瓷中，鲜红的枸杞点缀其间，透过袅袅于杯口轻薄氤氲，映在视觉中，红、白、绿相间，朦胧且鲜艳。入口，才觉其味之苦，其性之烈。”
　　我的生活彼时只如那杯苦茶。
　　我是好面子的人，我呈現给人的都是光鲜的一面，他们看不到我的内心，不知道我的生活其实是多么的逼仄和不堪。我把所有的苦都窝在心里，十几年了，连父母都不知道我真实的生活状态。
　　上帝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感情的大门阖上了，通向文学的窗口却豁然敞开了。我就这样开启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我用散文、用诗词记录我的生活与情感，我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比较顺，几乎两年一个台阶地行进，从2008年写诗填词开始，到2013年仅用五年时间我就加入中国作协，到2015年被聘为山东省签约作家。
　　悲愤出文豪，苦难出诗人，我想是这样的，正是婚姻的磨难成全了我的写作。
　　我痛苦的婚姻既已结束，生活归于安逸，又加入了中国作协，此后我的文学创作就有所懈怠，一段时间内我作品数量急剧下降。矫健从机场走时，我请他吃饭，我们谈起文学界的事，他对我讲到了鲁院，他说：“小林，加入中作协不是目的，你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作家，你不能停滞下来，要趁着势头多写多发作品，争取早日进入鲁院。”就在那一次，在他那里我才知道了鲁迅文学院，鲁院唤回了我所有的创作热情。
　　自此，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进入鲁院，鲁院就成为我心中一个未完的结。
　　二
　　七月份，我接到省作协创联部陈文东主任打来的电话：“省作协派你去鲁院学习，时间是四个月，单位能让你去吗？”
　　陈主任在我们省文学界是有着标准暖男称号的，他说话一向慢条斯理，他在望着你的时候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即便是在电话里你也能感觉到他不温不火的笑。这次却不同，他的话是开门见山的，连称呼都没有，语调里透出了以往少见的凝重。
　　我很仔细地听完了他说的每一个字，是的，他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去鲁院了。
　　这好比是范进中举，我知道终究会有这样一天的，但是，当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真的传达过来，我的思绪突然乱成了一团，继而惶恐起来。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我只是呆呆地立着，电话贴在耳朵上足足有五分钟没有想起放下来。
　　我没有像范进那样痰迷心窍，我只是对一些必要的程序犯了愁，四个月的时间，我要怎样去向单位请这个假？
　　我是一名机场警察，我一边疲累不堪地工作着，一边从事着自己酷爱的文学创作，我有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还要教导培养我未成年的女儿。我身上担子太重了，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这样，我却哪一方面都舍不得放下。工作是必需的，是经济基础，奉养父母教导幼女是为人的根本，而写作，则是我精神的朝圣，我所有的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都在我的书写里，离开了，我想我会是一个没有灵魂人。
　　对于工作，十几年来我好像从来没有正儿八经休过一个节假日。我们警力紧张的状况是可以用“一个钉子一个铆，一个萝卜一个坑”来形容的，如果哪个岗位哪一天突然缺了一个人，整个的工作局面就会被打破打乱，就必须在全局范围重新部署调整警力。
　　缺人，是最令部门领导头疼的事。掰着手指头算，一个部门也就五六个人，缺了一个人，安排谁顶上都不合适，谁都扛不住连轴转地通宵值班，那样下来弄不好会有人过劳死。因此，大家日常都很自觉，除非是病倒爬不起来，几乎没有人会因事请假，请假也不被批。也因此，日常的一些文学活动我就极少能参加了，能推的我就推掉，实在太重要推不了，就要与同事商量调班，同事就要连续值三天三夜的班，虽然回头我要一分钟不少地还班，却依然要领一份很重的人情。
　　我是省作协签约作家，按规定每年要参加几次省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这是作为一个任务指标明晃晃地出现在签约条例里的。我每年文学创作任务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只是那些采风活动我多半是完不成的。我在向省作协请假时，就得把各种原因反复强调，好在省里能够理解，能不安排的就尽量不安排我参加，年终创作总结评奖时也没有因为这个降低我的奖项。对于这次长达四个月的脱产学习，他们也考虑到了我的难处，后来陈主任说：“我知道你很难调出时间来，尽量试着争取一下吧。” 　　他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如果请假不成，省里会另派他人去。
　　鲁院梦眼见就要醒了，一股苦涩泛上来，突然就加重了生活艰难之感，以往生活历练出女汉子般的坚强突然就不再了，委屈的泪再也抑制不住。生与活、道义与责任瞬间变轻了起来。
　　三
　　对于四个月的脱产学习，这样长的时间我要怎么去请假呢？找所长，日常里他连准一天假的权力都没有，他总是面带哭相扎撒着手对我说：“姐呀，你知道我说了不算的，求求你就别为难我了，你还是找局长说去吧。”如果我对他说我要请四个月的假去鲁院学习，他一准会受惊，结局猜都不用猜，无异于瞎子点灯，只是白费了蜡。
　　向局长请假吗？怎样张口？张了口，也必定是通不过的。
　　局长其实不是难说话的人，他与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是长我几届的学兄，而且，他也以他的手下出了我这样一个作家而骄傲和自豪。有时送客见了我，他还会向他的客人炫耀说：“这是我们单位的美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签约作家，是个大才女呢。”说完，他会面带笑意看着我，再看看他的客人。我能看出，他是希望能得到他客人褒奖与赞许的，或许他还想让他的客人羡慕他。
　　局长喜欢读书，他知道日常里有很多人向我赠书，有时候他还会向我借书看。他为人谦和，言语也是温和的，除了工作几乎就不端局长的架子。他文笔很好，空闲时间里我们曾几次探讨过关于读书写作的问题，他给我看了他的几篇读书笔记。看后我就希望他也走文学之路，我说：“你写，我找地方给你发。”他就用浓浓的胶东口音对我说：“我现在哪有时间和精力写呀，只好等退休后喽。”
　　我理解，他身上担子确实太重了。
　　在地方，如果哪个辖区发生了大案要案，尽力了，案子破不了也算不得多大的事，局长大多不会受牵连影响，我们则不然。
　　“民航无小事”，这是每一个民航人都懂的，是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一句话。正常来说，坐飞机的人比乘火车汽车人整体素质要高，打架斗殴、砍砍杀杀及盗抢事件极少会在机场发生，偶尔发生几起吵架拌嘴事件，公安出面稍一调停就结了，那都不算是事，一旦算了事，就不会是小事，像因为飞机误点而发生的旅客集体冲击飞机、霸机之类，性质就算是严重的了，但花点精力就可以解决，最要命的就暴恐袭击及劫机炸机类事件，一旦发生必定是惊天动地的事，说“民航无小事”，指的就是这层意思。一旦出了这样的事，无论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局长注定是做不成的，我们每个人也都要跟着受牵连受处分。因此，我们局长怕出事，所有的人都怕出事，我们的工作只能针头线脑般细致地去做，在岗每一分钟神经都要绷得紧紧的，谁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这样情况下，长达四个月的脱产学习他不准假就很自然了，不要说他不准假，就是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向他开这个口。
　　整整一个下午的惶恐焦虑，到傍晚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聂局长。
　　聂局长聂作坤是副市长兼市局局长，刚调到我们市不久，是一位有魄力有豪气又极富人情味的领导。我在一次电视电话会上见过他，在那个会上他向全市公安民警公开了微信，他有两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尽管放心大胆地干，不用畏手畏脚，一切有本局为你们担当。”还有：“如果工作干不好，不管有什么背景，我会毫不手软秒杀你。”因他一身的正气与霸气，敢说敢做又敢当，他被誉为了警界的“三敢局长”。
　　除了找他，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给他发了微信，对他讲了我的创作情况，还有我们工作的现状，然后对他讲了我要去鲁院的事情。
　　当晚，他没有回复我。
　　上班后，我接到聂市长发来的微信，他只说了一句话：“好好学习，我们为有你而骄傲。”不一会儿，我又接到了我们局长的电话，说局党委同意我去鲁院。然后他态度很好地说：“你应该直接同我说的，你能去鲁院，是我们整个烟台公安的荣耀，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呢？”然后便对我的写作做了肯定与鼓励。
　　四
　　九月六日，我利用手中权力搞了一次小小的特殊，在所有人没有登机情况下提前登上了飞机，在特选位置坐好后，我拿出手机给鲁三三届同学群发了消息，告诉他们我已登机，会按预定时间到校。
　　旅客登机完毕，机舱门也应时关闭，一切都按部就班进行着，飞机却迟迟没有起飞迹象。正在寻思，就听机上广播说航班因为空中管制不能按时起飞，心多少就有些浮躁。机场工作多年，我懂空中管制的概念，空管时间从来都无法确定，短则个把小时，长则十几二十几小时，都是无从考究的。我本来并不急，如果不是与陳晨与俊平老师有约，再晚也是无碍的。眼下，既然遭遇空管，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空管解除。
　　忽然想到了九六六这个数字，九月六日晚六时是我的登机时间。其实早在二十几天前我就订好了这个航班，选这一天这一时刻我没有别的考虑，看机票便宜就订了，无意中碰上了九、六、六这三个比较吉庆的数字，是否预示着我鲁院一程是吉祥顺畅的呢。
　　想到这里心便敞亮了起来。
　　先前与晨在群里聊天，晨说她坐高铁进京，我俩合计了时间，会在差不多时间到校，于是约了到后一起在学校附近吃饭。俊平老师看见了，说他带我们找地方吃饭，但是他却说：“我是从来不吃消夜的，连晚饭也不吃，不过我可以陪你们吃。”他说：“你们吃，我看着。”你们，是指我和陈晨。俄而，他又说：“我不吃，我请你们。”
　　俊平老师比我们这帮学员年龄都小，尽管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在群里却常常会受我们这帮大哥大姐们的欺负，欺负完他，大家再给个小红包哄哄他，这叫作“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
　　因为嬉闹惯了，他说的这串话我就不确定要不要当真，又不好问，问了就好似上赶着要人家请客一样，总之感到了不自在。若真请，他不吃，我跟陈晨被他盯着吃，这样的宵夜吃起来也是不怎么舒服的。
　　我和陈晨都没有再言语，或许晨也有些不自在，俊老师没有再说话。
　　尽管别扭，三人之约却没有取消。我就想，兴许届时还会有其他同学赶到，顺便邀了一起去，多一人说话，便会少了一层被盯着吃的尴尬。存着这样的心思，我在群里招呼了声：“还有谁一起去？”二十几人的群就静了下来。 　　没人回应也是情理中的事，现在人都讲养生，一日两餐，晚饭不吃，上起八九十岁爷爷奶奶辈，下至十几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尽可能地不吃晚餐，这其中就包括我七十岁的妈，她晚餐只喝粥，吃点小咸菜。我六十多岁的小姨、姨夫也是这样。我不行，或许是我的自制力差，一口饭都少不得，我血糖血脂什么的一直都正常，不知怎么稍一挨饿就浑身酸软无力，饿极了估计草根树皮也是能咽下去的。
　　我乘坐的这个航班飞机座位安排得比较紧凑，可供活动伸展的空间不大，坐着有种被捆住了手脚的感觉，因此机上等待的时间就变得难熬起来。
　　时间过了八点半，空管依旧没有消息。按惯例，像空中管制这类问题，一般时间不会少于半小时，保守估计了下，无论如何飞机落到北京也要在十点半以后，其他赶路的人多半不会像我这样没人疼没人理地饿着肚子赶飞机。那么晚的时候谁会吃饱了撑的陪一个还没有见过一面的同学吃一餐没滋没味的消夜？
　　耐着性子在机上等了个把小时，在事先没有提示的情况下飞机开始滑动了，空姐走过我身边时停下来提示我关掉手机。我问她：“有起飞通知了吗？”她说：“还没有，不过飞机推离了应该马上就会起飞。”果然像她说的那样，飞机很快就起飞了。
　　一般情况下，航班如果在夜里晚点了，如果航路情况还好，飞机会尽可能地赶一下，这架飞机也赶了，十点半多点便落到了北京T3候机楼，也算不得多晚。
　　因为鲁院学习时间要长达四个月，我准备的行李比较多，光床单被套枕巾之类的细软就装了满满一大纸箱，其他零碎物品另装一箱，为减轻路上负担我将这两个箱子走了顺丰。一些怕折怕压的衣服、贵重物品、易碎品就装在了随身行李箱内，也是满满两大箱，很沉，估计该有七八十斤重的样子。
　　提出行李到门口打车的时候，望着长长的打车队伍我又一次发了愁，排队候车的人看起来比来时坐飞机的人还要多，推着两个行李箱一步一挪地挨了近半个小时才轮到我打车。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穿着警察制式服装看样子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稍一打量我就看出了是一个协警，或者叫作辅警。他肯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这是我从他站相得出的结论，还有他指挥调度车辆时也显得漫不经心。他漫不经心地指挥着一辆车停到我面前。
　　一上车我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我想，这个司机不出意外一准会问我“怎么走？”在我对他讲出去鲁迅文学院后，果不其然他就这么问了。
　　这差不多是北京打车的惯例。
　　早几年时候我和孩子的身体相继出了问题，那时烟台到北京还没有开通高铁，我前后有四年多时间几十次乘飞机往返于烟台北京两地，因为我是路盲，每到一个陌生地方，因为不能辨识方向，不认识路，也不记路，出行基本都要靠打车。在北京只要上出租车，司机几乎无一例外会问我路怎么走，似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不认识北京的路。不久我也就琢磨出问题，如果你对他们说不知道，他们多半会带着你兜圈子跑冤枉路。
　　后来我在手机上装了高德地图，之后我就很少再挨出租司机宰了。以前在北京我大多时间住朝阳区的国宾大厦，鲁院也在朝阳区，打车需要多少钱心里便大致有了数。我对这个司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我打导航，你就跟着导航走吧。”他没有吭声，我知道他听到了我的话，于是我不再理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车距鲁院还有五公里距离的时候，我在群里发了微信，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了。群里静悄悄的，一直到车停在了鲁院东大门处，群里依然没有人说一句话。
　　彼时已近午夜，想必都是睡了的。
　　五
　　鲁院与我的想象有些不一样，没有高大的门墙，也没有辉煌的灯火，我在看向门的时候就看见了一盏灯，灯光向着一侧门柱白色瓷砖上镶嵌的“鲁迅文学院”几个鎏金大字斜照去。两扇宽大的铁栅栏门已合拢，侧门也关着，旁边不大的门房内没有灯光。我踩着台阶向里看了看，我看见月光透过玻璃落在靠着窗子的写字台上，写字台上有一个本子，本子是翻开的，上面有大半页字，看不清写了什么，本子合页处搁着一支水笔。
　　我在房间内没有看到守门的人。北京的夜深了，门卫一定睡去了，晨与俊老师也一定睡去了。我走下了台阶，我没有给晨与俊老师打电话，不想惊他们的梦，也没有去敲传达室的窗子。
　　夜比以往我来时要静谧，阴历的七月十六，空中的月亮很圆，星星也清晰可见，看不出传说中雾霾大爆发丝缕的迹象，空气也不似几年前来时那么燥，温吞吞，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恰到好处，宁静，平和，友好。在我无意识地深呼吸时，隐隐品出空气中一股说不明白的味道，似是某种花香。
　　我想，那香一定来自鲁院。
　　抬起头来，我看到了空旷辽远的星野，还有星空中挂着的那一盘杏黄色羞答答的月亮。
　　这是鲁院的月，柔婉，静美，它令我出神。
　　已经很久顾不得去看月看星星了，我似乎总在步履匆匆地行走。我脚下的路很坎坷，我总怕被绊着，还怕落入不确定的陷阱，我不敢像别人一样抬头阔步行走，我的路总是走得很小心。路途中我也见过令我抑制不住心动的一些风景，但我不能停下脚步，我不能忘情，不敢投入。
　　所有的错过都是我刻意的，我错过了时令，错过了年月季节，我无暇也无心情抬头去看月的圆缺，看星星的隐现。我磕磕绊绊地走了很远很长的路，走得很辛苦，很刻苦，走到此时，我才能够停下我匆忙的脚步，因为我已经抵达。
　　我抵达了鲁院，这是一个里程碑。
　　我再一次抬头去看月亮，还有星星，我要记住这个夜晚。
　　月是圆满的，星星是散淡的，秋风送来了鲁院里花淡淡的香。星月和花香就像宋词一样浸淫着我，婉約和感动了我。于是，鲁院的夜色，它的大门便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了满月的星空下。
　　传达室的灯亮了，一个年轻人推开门轻轻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看看我，又看了看我身边的行李，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星星月亮那般安静，没有说什么。我想，他一定见惯了往届作家在这一时刻到来，也必定见惯了他们如我一般的忘情。不然他何以处变不惊，不发一声？ 　　这也许是文人们共同的心灵朝圣仪式吧。
　　他在看着我，在等我说话。
　　我拿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了，说：“我是来报到的三十三届学员。”他便为我打开侧门，伸手向里指了指，告诉我沿着路一直向前走，走到路头见着右手边一幢大楼就是鲁迅文学院。
　　路没有多远，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在那里我见到了一块汉白玉大理石牌子，写着“鲁迅文学院”。
　　楼前的路不是很宽，路两旁的灯也不是很亮，水泥混凝土的路面很干净，干净得连一片落叶都没有。北京的初秋温度似乎比烟台要高出一些，路旁的树木花草看起来根本就没有感受到渐凉的秋意，它们的枝叶依然生得茂盛。有几盏灯埋在了树的枝叶间，被遮住了一些光。
　　楼对面有一片小树林，路灯幽暗的光照不进去，里面黑漆漆的，看不清什么，却明明白白照见了它身侧的小池塘。池塘里的水在黑色的夜里呈现了黑的颜色，黑色的水明晃晃地倒映着空中的月亮，像墨镜里聚焦的一点光。在池塘中间有一团荷花，确切地说是荷叶，荷花是看不到的，那些荷叶影影绰绰、亭亭玉立在黑色的水面之上。
　　我是很喜欢这样的意境的，像一幅水墨画。
　　不宽的路上只站着我一个人，除了外面偶尔驶过汽车的声音，院子里静得一丝声息都没有。我站在那里，任银色的月光洒了我一身，什么也不想，什么都没有做。
　　我静静地站着，静静地聆听来自时光深处的那些低吟浅唱，探寻院子里草木间露珠欲落未落的声音，努力去触摸那些跃动在鲁院每一个角落里的文化音符……
　　六
　　大厅是空旷寥廓的。
　　一个穿保安服的年轻人见我进来就从前台里侧站了起来。那是一个长着一副胖胖娃娃脸的年轻人，看样子不过二十岁。他要过我的录取通知书认真看了看，就递过来一个本子让我登记，从进门到办理登记手续，整个的过程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住我，面上无任何表情。我感觉他盯住我的眼神颇像我审视犯人，让我心里微有不快，登记完后我抬头问他：“怎么了，哪里不对劲吗？”他没有回答我。他向我晃了晃头，默默地把房间钥匙递给我，然后坐了下去，被高高的台子遮住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取运来的行李，就见前台处站着两个人，想来应该是同届报道学员。转过墙角，果然在他们脚边见着了几件行李。接待他们的还是昨天那个长着胖乎乎脸蛋的年轻人，他神色依然石头般木然，如果不是他的眼睛很有神，而且不时很灵活地转动一下，如果他没有其他肢体动作，在那一时刻你很可能会把他看成摆在那里的一尊布偶。彼时，他不大的眼睛正滴溜溜轮番打量着那两个人，直到他们登记完取了房卡离开，他的表情依然石头般地木然，目光一直都没有从登记本上移开。
　　他们走后，他眼皮连抬都没有抬一下就声音很大地冲我喊起来：“林纾英，有你的货。”我豁然明白，刚才他看那两个登记的人，昨夜他不眨眼地盯住我，原来是要记住我们和我们的名字。
　　这个年纪轻轻的人记忆力真的非常好，到第三天时，他已经能够面对面准确无误地喊出鲁三三所有五十二个学员的名字了。只是，我在他胖胖的、年轻白净的脸上从来就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笑。
　　后来我问他：“你不会笑吗？”他才勉强笑了，只是他笑得很难看，比哭还难看。我想，他的确是不该笑的，他不笑是对的，能藏拙嘛。
　　七
　　两个人最好的默契就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明白，却又彼此再明白不过，爱的至高境界大概便是如此吧。
　　他不是作家，不是诗人，他是音乐家。安顿好后，我告诉他，一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着，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这里，这里的一切都很适合我，这里的庭院池塘花草每一处都是一首宋词，是婉约;这里又是肃穆与古拙的，像豪放的七律诗，他便懂了。他说：“那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之后，他不断地给我发东发西来，几乎全是我喜欢的。一天，他给我发来两箱冬枣，冬枣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打开箱子见了我很开心，在里面我还见到一张折成蝴蝶状的粉红色纸条，展开来，见着了他拉小提琴的简笔自画像，畫像旁边是他粗楞楞笔力遒劲的两行字，而且谱了曲：“想你了，我就把枣子送给你，再想你了，我会把整棵枣树送给你。” 他的曲符我看不懂，他的字我懂了。
　　他不是诗人，他的话却比诗人的诗更有诗意，比他送来的枣子更甜，使我受用和温暖。
　　我问他：“枣树什么时间送过来？”
　　他说：“等你也想我了的时候。”
　　我就笑了：“我现在很充实呢，还没顾得上想你。”他就骂了句：“臭丫头！”认识了他，我一直就是不懂事的“臭丫头”，在他面前我就不想懂事了，也不必懂事。
　　能在一个男人面前做一个不懂事的臭丫头大概是女人最惬意的事吧，像隔壁的雪梅姐，五十多岁了，一米七多的个子，偎在她的男人身边，整个一个娇媚小女人情态，笑得满脸阳光灿烂。雪梅姐的笔名就叫“阳光女人”，我想，她是那样的幸福，她在姐夫面前一准也是个臭丫头的。
　　雪梅姐毫不掩饰她小女人样的幸福，她幸福得几乎就要盛不下了。
　　记得开学第一天杨律师请我们吃饭，雪梅姐喝了点酒，她两腮挂着红扑扑的酒靥，笑得眉眼快眯成了一条缝，就像十几岁的小女生，当着几十个同学的面，她用纯粹的东北普通话介绍了自己，完后她又补充道：“忘了告诉你们，我的笔名叫阳光女人，因为我一直是幸福和阳光的。”她最后这句话让我有点不很舒服，觉得这纯属多此一举的矫情。
　　雪梅姐就住我隔壁，几天后我到她屋里串门，她告诉我她的老公是延边森林公安局的局长。我护犊，也护警察，我甚至连近亲近邻都护着，因为她老公是警察的缘故，也因她比我大几岁，我就称她雪梅姐，他的警察老公就成了我的姐夫，我们之间的谈话因这层缘故就近了起来。谈话渐渐深入了，深入了个人生活，她就从手机上找出了姐夫的照片给我看，直到见了她们两人的合影，我才真正懂了她的笔名，懂了她的那些矫情。
　　雪梅姐一米七几的个子，一米八几相貌堂堂的警察姐夫比穿着高跟鞋的她高不出多少，照片中我却看不出她们是夫妻，他很像一个慈祥的父亲，腻歪在他身侧的她神态是那样的嗲，全然一个被宠坏了的无赖小女生相。我才明白当日酒宴上的她不是在矫情，实在是她盛不了装不下的幸福。 　　才明白世间是有着真正男欢女爱的。
　　我很渴望我的幸福能像雪梅姐一样。
　　他说红酒是女人酒，说我是红酒中的女人。
　　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的写作一直就伴着红酒。我享受红酒，更享受饮酒的那个过程。用手捏住一只白天鹅般高雅的高颈细脚水晶杯，平视着它圆润流畅的曲线，对于我来说，那便也是一份极好的视觉与精神享受。然后慢慢地凑近双唇，低眉顺眼似有若无地看着那些红宝石般晶莹的酒液自杯底缓缓滑入口中，过程仿佛要经历一个世纪那样悠远绵长，那些发自骨子里孤芳自赏的清高便沉溺于每一杯红酒的寂寞与忧伤里，令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了精致的浪漫与芬芳诗意。
　　当小提琴遇到了红酒，当音乐家遇到了作家，当男人遇到了女人，即便他的音乐也变得如红酒一般小资和缠绵了起来，由最初的不懂，到心动，一直到惊艳、共鸣。
　　他远远地看着，他见证了我饮酒的一个完整过程。他说我太小资，却又说很喜欢我的小资。他甚至能从我的文章中读出酒的味道，他说：“你的文字带有淡淡的酒香。”我想，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懂得是不必说出来，知味就够了，这是令我欣慰的。
　　八
　　鲁院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月就要过去了。日子过得安逸，心里却免不了重重的牵挂。
　　妈在电话里说：“你爸去镇上把你小时候的照片放大了，镶在一个大相框里，他一直就把照片放在炕头上，我收拾起来他又给拿回去，每天睡觉前他都要拿起来看一会儿，对着照片发笑。”
　　听了妈的话，我知道父亲想我了。我想，他是真的想我了。于是我就开始策划回家的行程，我登录携程网订十一长假的返程机票。那一天离十一放假还有八天时间，竟然机票与动车票全都买不到了。我找了几个航空公司的人申请机票全不成，只好绕道天津乘机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在妈的炕头上看到了被父亲放大了的差不多十六开纸大一张我周岁时的照片。我坐在妈的怀里，身子却微微歪向父亲一边。照片中的妈脸上绽放着如花的笑容，我看到了她一脸的幸福与痴迷;父亲上唇微微上翘着，那时的他年轻，英俊，棱角分明的脸上透着分外的刚毅，微微眯起的眼睛隐现着笑意，分明写满了他对那份生活的满足，还有对未来的许多憧憬。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返校时间眼看着一天天地近了，父亲脸上的笑一天天地就少了起来。我知道他是不舍得我离开，因为我对他说过，我下一次回来要在三个月后。
　　三个月不能见我对父亲来说那是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人越老就越恋缠儿女，那是有数的，天下父母大抵便是如此。
　　我不忍心见他这样，我对他说，跟我去北京住几天吧，我带你和妈逛逛北京城。他就开心了起来，并很认真地准备了起来。
　　回京那天，机票与动车票依然买不到，就连火车票也全买不到了，虽然通过熟人上了餐车，也有座位，却依然是一段很受累的旅程，餐车的过道上挤满了人和行李，連可活动伸展的空间都没有。
　　六个小时的旅程我很累，我知道他们一定比我更累，而且下车后还不知要多久才可以打到车。从火车起动我就开始网约车，直到下了车都无人接单。下车后，我带他们去出租车待租区排队候车，刚站下就有一个男人从对面走过来，他边走边通过手中的喇叭喊着什么。车站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人，直到他走近，我也没能听清他喊些什么，我揪住他的衣服问他。他对我揪住他表现了明显的不满，他抖开我的手，说：“出租车全发光了，坐地铁去吧。”
　　我向身后泉水般涌向地铁口那黑压压、长得几乎望不到头的候车人群看去，那情景简直令我恐惧。
　　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再次抓住了他，问他：“还能不能再有车来？”对于我再次揪住他的行为，他露出了非常厌恶的表情，用很不耐烦的声音冲我喝道：“有有有，想等你就等，要等三个小时以上才会轮到你。”
　　前面排队的人有的已经窝头往回走了，更多的人依然在坚持着。我回头去看跟在身后的父母，我很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些主张，可是他们不能。他们老了，根本就不可能拿出更好的主意给我，父亲表情茫然，他低着头眼神空洞地盯着地面，妈歪着头，一声接一声地叹着气，露出一脸的疲惫。
　　我凑向父亲，问他：“能坚持住吗？”父亲耳背，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没有说话。妈叹了口气说：“我还行，就怕你爸累，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向四周看了看，我很希望能见到一个警察。那时候我很像溺水的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警察当作了救命的稻草。
　　全国警察一家人，我曾帮助过好多从我那里出发的警察，也曾在几个机场向警察求助过，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我想，如果我能找到一个警察，他一定会帮我的。这样想着，果然就在人群中见到一个肩上挂着对讲机的警察，我伸手去掏警官证，我想告诉他我也是警察，想让帮我找一个私家车，我会付钱，只要能把我的父母送到宾馆，哪怕司机要我一两千块钱我也会给他。就在我准备向他走的时候，一个小个子身形敦实的男人悄无声息地向我挨过来。多年的职业生涯让我一眼就看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他的身份和意图，果然他问我：“打车吗？”
　　这个时候见到这样的人我心里是非常开心的，我却不动声色，我直接问他：“黑车吗？”他说是。我对他说要到勺约居北里，他伸出手比了比，说：“二百四。”
　　我说：“不行，我从那里打车过来只要六十，我给你一百八。”妈拉着我的胳膊说：“太贵了，再等等看吧。”妈这样说无意中就帮了我的忙，他或许怕我听妈的话果真就不坐了，便同意了我给出的价。
　　在我与他讲价过程中父亲一直看着我，尽管耳背，他也零星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明白我要打的是高价车，问我多少钱，我对他说了价格，他就不肯坐了，我好说赖说，拉他哄他都不肯坐。
　　爸的身体很不好，一年前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术后他的身体就更不好了，他瘦得厉害，走路两条腿都打飘。如果不是临时买不到飞机票，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要他坐动车受这个罪的。
　　我疼他他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他疼我，他不肯坐高价车只是舍不得我多花钱。 　　他一直就很固执，即便这个时刻，他已经累得摇摇晃晃了，还是不肯跟我去坐高价的车。我无法说服他，又不能强迫他，心里就烦躁起来。我脸色很不好地冲他高声喊了起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你不听我的话，跟我来干什么？”我感到无奈，也气他的固执，忍不住泪就涌了上来。
　　见我被气哭了，他就不知所措起来，也不再固执，溜溜地跟我坐上了那辆高价黑车。
　　爸手术后身体一直就没有恢复起来，我想方设法给他补，我托人从长岛买了四斤野生海参给他，他吃了几个就不肯吃了，非逼着要妈吃。妈很胖，她除了关节有问题，已经做了关节置换，身体其他方面都没有毛病。海参是大补，却又是温补，对人身体的补益是其他补品无法替代的。爸的身体需要补，妈其实是不需要的，因此她就不肯吃，却又劝不动他吃，她就跟他吵，跟他怄，无论怎么说他硬是不肯吃。回家后妈告诉我这事，她气得咬牙切齿，骂他越老越想不开事。
　　我知道爸不是想不开事，他是嫌海参贵，他不舍得我花钱，他不吃也是为了能省一些给妈吃。他说已经打开的一斤留给妈吃，剩下没开封的硬逼着要我退给卖家。我怎么都说服不了他，看着他身子那么虚弱，我既疼且怕，说着说着我就哭了。我对他说：“你现在身体这样差还不肯进补，你是不是要气我和我妈？你怎么就不想想，一旦你有什么事，我和妈怎么过下去？”我哭得很伤心，我的话触动了妈的心思，妈也跟着哭。他见我们俩都哭，忍不住就伸出手偷偷抹眼角。
　　尽管他动作很轻，看起来像在无意识地抹眼睛，我也知道他是在抹眼泪。我起身站到他身后，揽住他的肩膀，用哄孩子一样的腔调去哄他：“你听话吃海参好不好？权当是疼我和我妈。我的事情那么多，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
　　他再次用手指抹了下眼角，点头说：“好好，我吃。”
　　我轻轻拍了拍他瘦得几乎只剩一层皮的脸，对他说：“你看看，乖乖地听话有多好！”我说完这句话，他就吃惊地瞪大老眼来看我，看着看着他就笑了，他转向妈说：“你看看你看看，她怎么把我当小孩了，还乖乖地听话呐。”他笑得很开心，妈也被逗笑了。为了让他更开心，我就进一步逗他，我伸出手来对他说：“拉钩。”他就笑得更欢实起来。我勾着他的手，逼着他发了誓会每天吃海参。我趁热打铁对他另提了一些要求，他没有再执拗，全都答应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哭。
　　那之前我一直是不肯在他面前哭的，无论有多委屈在他面前我都会憋住，我不能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不想要他心疼。我的婚姻很不如意，有十年了我一直就瞒着他，直到后来他亲眼见了。那一天我的前夫喝了酒，酒后的他隐藏不住本性，当着爸的面打了我一耳光。那重重的一耳光很响亮地打在我脸上，却结结实实地疼在爸的心上。他当即从沙发上跳起来没头没脑地给了他一巴掌，他怒视着比他高出半个头的他说：“你怎么可以打英子，你怎么可以当我的面打英子？”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都红了，他疼得老泪纵横。
　　自那以后爸就多了很多心思，每次打电话他总不忘问我他再打过我没有。我一直骗他说：“自你打了他一巴掌后，他再也没敢动我一根指头。”
　　实际上，从那一巴掌起，我们分居了，我再不会给他打骂我的机会了。如果说我可以忍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绝不会忍受他伤我的父母，他一辈子都会后悔他当着爸的面打我的那一巴掌，他那一巴掌打疼了爸的心，也就打断了我们十几年的婚姻。
　　我不愿意让爸担心我，不想令他有太多的牵挂，我需要他的晚年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即便是三年后的离婚，我也瞒了他很久，直到后来他从别人嘴里知道了。他知道了，妈也就知道了，妈打电话给我，她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怜悯与悲伤，她说：“你爸刚才告诉我你们离婚了，是真的吗？”我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妈对我说：“离就离了吧，你爸也说打老婆的男人不值得跟。”得知爸和妈对这件事的看法，我一颗悬了很久的心才放下了。
　　我不想让爸担心难过，在他面前我从不肯暴露我的软弱，如今他老了，我更不想让他看见我的眼泪。他大致有十年时间没有看见我流泪了。这两次流泪，就彻底瓦解了他所有的坚持与固执。
　　因为他老了，对很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了，就彻底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在很多事情上对儿女都表现出了俯首帖耳的一种顺从状态。只要对儿女是好的，即便他的坚持是对的，对儿女的一些错，他也能够容忍，能够接受了。而不利于儿女的事，即便是为了他好，他还是坚持着，固执着不肯接受。
　　当我知道红酒对人益补很大时，我就给他送了些回去，我自己也喝。不久妈打电话对我说：“你爸瘦得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了拗脾气，跟他真是上不了的火，海参海参不舍得吃，酒酒不舍得喝，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听了妈的话我就跑了回去，果然看到那些酒被整齐地堆放在耳房一角，基本上没有动过。我很生气地对他说：“你总是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还要惹我哭？”他瞪着眼看了看我，他知道再犟下去又会惹我哭，他赶紧说：“我喝我喝。”然后他又说：“我不是不舍得喝，我只是嫌红酒没劲。”我知道那是他的借口。
　　这一次进京，为了照顾他们方便，我头天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給他们订了酒店，步行只需四五分钟，只是价格有点贵。当晚办理入住时，他看到价格表，又不高兴了起来，只是时间已晚不好临时另找住处，他才不情愿地住了下来，却硬要我第二天退房去找几十块钱一晚的地方给他们住。
　　为了稳住他，第二天我把他们带到了鲁院，想要他们看看我学习和住宿的地方，他们看了果然很高兴。在宿舍里爸问我吃饭要不要花钱，住宿要不要花钱，我说都不要，他又问我是不是带薪上学，我说是。为让他在酒店安心住下去，我就哄他说，学习期间单位是按出差给算的，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另外每天还会给我一百八十元的出差补贴。我还哄他说，公安人员在全国住宾馆都有协议价，我定的这家酒店给我的价格是一百二十元一天，连标牌价的一半都不到。他才安下心来，没有再提另找宾馆的事。
　　九
　　文人之间是文化的事，说话再多的拐弯抹角，却也彼此能够明白，就连骂人都会骂出艺术来。 　　父母在宾馆住着，要好的同学纷纷打听要住多久，纷纷扰扰地要安排请客吃饭。父母年事已高，再好的东西也吃不进多少，酒也喝得少，与这群吵吵嚷嚷的同學一起吃饭喝酒实在是一件受罪的事。他们不愿意去，同学就跑去他们住的宾馆请。父母还是有水平的，他们不说去了吃不多净受罪的话，只说客套话：“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就不去了，哪里好意思让你破费呀。”
　　父母不去，他们不能强拉硬拽。虽然是好心请吃饭不去，对待老人武请自然是不成的，那就文来，文人自有文办法：“叔叔阿姨，孔子讲：‘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阿姨叔叔，纾英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请爸爸妈妈吃饭，孝敬老人是儿女的本分。”爸妈就被这突如其来诸多儿女的孔孟之道给绕糊涂了，笑看着我不能说话。
　　我也怕他们受累，却架不住同学的热情，毕竟盛情难却。我对他们说：“去吧，能吃多少吃多少，能喝多少喝多少，吃饱了，累了可以随时回来。”他们才同意出去。
　　鲁院从来无他事，除了学习讲座与写作就是聚集喝酒。大家开始请客还有说法，吃着吃着就没了说法，干脆就说：“今晚喝酒哈，没理由。”我家父母来了，大家一起吃饭也不多两双筷子，于是请老人吃饭也成了大家聚餐喝酒嘻乐的一个由头。俊老师是山东人，在大北京遇到了山东人自然就攀上了老乡。吃饭时我喊上了他，酒桌上我向父母介绍他时，他嘴张了几张，眼睛眨巴了半天，愣是没有喊出什么来，他就问我：“林姐，你的爸爸妈妈我该称呼什么？”
　　我愣了一下，莫非学问多了人会变愚？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了，该称呼什么不是明摆着嘛。
　　俊老师虽然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年龄都小，日常他喊我都是林姐，按着这叫法，他该称呼我父母叔叔阿姨。我对他的问题感到好笑，想逗他一下，就对他说：“自然喊叔叔阿姨了，如果你觉得我太老，就喊他们爷爷奶奶吧。”我说完，他的脸就红了红，“我还是称呼二老吧。”
　　菜上齐了，父母很快吃饱了，我们喝酒说话他们插不上，我打车送走了他们，回头接着与老师同学喝酒吹牛侃大山，一直到很晚。
　　回到宿舍，手机自动连上了鲁院的wifi，微信就响了，是春光同学发来的。
　　春光是我高中同学，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后弃文从政了，写文章就作为了他业余的爱好，却写得极好。我与春光毕业后有近二十年没有联系，彼此连模样记忆都有些模糊。前不久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见了他，加了微信。我在他圈子连接的博客中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他的文笔是那样的好，因爱惜他一手好字，不忍见他零落于博客微信，便极力撺掇他拿出发表，他总不肯，一谦逊再谦逊，我就烦了，不再去理他的事。
　　春光同学身在高位，却理凡间事。见我不理他，他知道我赌气，就整理了文章给我看。我心里暗自好笑，那样古板的一个人，却还是知情懂趣的，就收拾起矜持，不再与他怄。我对他说：“你文档格式不对，再整理下给我。”
　　他发微信讲的就是那篇文章的事，我简单回了他一句：“酒喝多了。”因为我确实喝多了。
　　春光是知道我喝酒的，因为常联系的同学就那么几个，几个人就形成了固定的吃饭喝酒圈，谈事也在酒桌上。胶东人酒喝得猛，酒喝得也有讲究，关系越好越要喝，喝死了也要喝，酒桌上有劝酒的话“关系铁喝出血”，还有“宁伤身体不伤感情”。我曾经写过清康熙年间藏传佛教领袖仓央嘉措，题目叫《宁负如来不负卿》。对于仓央嘉措我不赞成他“耽于酒色”，我却极喜欢他的真性情。春光同学的酒不行，却敢拼，不矫情，尽管一餐酒后他会三天爬不起来。除了他的文章，他的酒德也是我欣赏他的一个方面。
　　早晨起来，见他回来的微信：“酒仙。”
　　因为交流得多了，我知道他本意不在夸我，明明是在骂我“酒鬼”。是拐着弯在骂我呢。
　　所以说，文人间话说得再幽婉，再拐弯抹角，也会被文人看穿。
　　我回复他：“道仙不道鬼，骂人不须嘴。”
　　他回了我：“佩服老同学，真正高水平的骂人不须嘴呀。”
　　一来一往，耐人寻味的文人掐架，这算不算得高级国骂呢？
　　后记：我很知足了，我圆了鲁院梦，我带父母来，让他们在北京的日子开心得稀里哗啦，我得到了他那么多的枣子，春光给我的文章三审通过了，父母突然间多出了诸多高素质的儿女。就在这一时刻，我这篇文章杀青了，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满足感、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