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春秋时代就产生了《诗经》，而且是民歌。产生如此优美诗歌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民歌经“酋人”或“行人”之搜集、整理，或许会过滤掉许多原始生动的东西，但朴素天然的内核仍在，我们仍可从吟唱中感受到远古传来的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读《诗经》是在听古代的民人在歌唱，自然，纯真，决没有文人装腔作势的穷酸庸俗声。
　　《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委婉的相思爱慕故事：一个贵族青年男子（君子），见到采摘荇菜的女子，爱慕之意于内心油然生起，遂被“求之不得”弄得“辗转反侧”，只能在想象中和她亲近、结婚。“君子”对认为是“君子好逑”的对象是明确的，既看重她的外表又看重她的内涵，所谓“窈窕淑女”，这区别仅仅是外貌的一见钟情（当然，外貌的第一观感心生悦意也无可指责）。对爱情的叙述方式直白又含蓄，他不敢正面去表白，似乎只限于“辗转反侧”和“寤寐思服”，让自己在爱情的幻想中求得满足。这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传统的爱慕方式，是柔美含蓄的，也是清新健康的。《诗经》中的民歌有许多是古代男女爱情的写照，有些是场景，有些是对话，更多的则是这种矜持羞怯式的心理描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关雎》为我们保留了一千多年前民间传来的一缕情丝。
　　除了河洲的一群水鸟，《关雎》中有两个形象，君子，淑女。君子称得上真正的“君子”，他对心仪的女子没有过激的行为，甚至没有一点言语或行为表示，只有苦苦的单相思。诗歌用两段的篇幅描述着“君子”意欲亲近的想象，又用采摘荇菜的镜头切换，情境和意识跳跃性的闪现，到高潮处戛然而止，很有"蒙太奇"组接的现代感。三次采摘荇菜的描写，不仅仅是诗歌节奏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刻画人物，我们仿佛通过“左右流之”“采之”“芼之”的行为描绘，看见了那位娴静可爱美妙娟好的古代“淑女”。孔子说这种情感的描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固然是本篇情感的有秩序有节制的倾吐，也正是整个中国艺术对“写意”手法和审美“间离”效果的追求。
　　孔子时代的士大夫们言必称“诗”，常说的“诗云子曰”“赋诗言志”所指皆是《诗经》。《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在中国文人诗人心目中，《诗经》的地位是很高的。引起研究者注意的，不仅仅是古代的这些爱情描写和生活场景记录，当然还有它的艺术手法。虽是民歌，但它是中国诗歌的良好的开端和当之无愧的“基础”，韩愈称《诗经》的艺术手法为“葩”，王士祯说它：“如画工之肖物”。关于艺术手法，《周礼》总结出了《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前三种是分类，风是土风，土乐，是民歌小调。雅为“夏”地的雅音，可为“官调”。颂是舞曲，可看作宫廷歌舞乐曲。郑樵《六经奥论》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但在《诗经》中三者互有渗透。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直接叙述或描写。比是比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中国人是很会运用比喻的，《诗经》中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对喻。兴，是启发，是借物起兴，是诗人见到一种景物，由此引发心中储存的情感而发出的感叹，也或许是把早已潜伏于内心的“本事”放置于某一特定的情景后的相互交融，换句话说，是一种心灵或情感需要。谢榛《四溟诗话》对赋比兴作了一番统计：“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看来，那时的民歌作者已经把这几种修辞方法应用得得心应手了。
　　《关雎》是现存《诗经》中的第一篇，其“比”“兴”的作用非同小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事先营造的环境和美妙的气氛，“关关”也有水鸟相互鸣唱应答的意思。也有学者考订，鸠意指女性，相传这种鸟多雌雄情意专一，与常鸟不同。《淮南子·泰族训》说：“《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先谦解释：“不乖居，言不乱耦”。如此说来，“兴”又有“比”的成分。诗人不可能拿一个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起“兴”，更不会借一个截然相反的事物与所营造的境界相悖。河，有人解释为黄河，“兴”起的一句话并不特指黄河，那么下面的“左右流之”呢？黄河里有“荇菜”吗？这只是诗人创造或想象的一种氛围，是“空镜头”。《诗经》的这种手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民歌诗歌，或者说，这种手法一直被中国的诗人民歌所沿用。如《孔雀东南飞》的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现代民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队伍大发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信天游》：“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先挑你人才后挑你的心。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你把你白脸掉过来。青杨杨的柳树长得高，你看看妹子哪达儿好。荞麦子开花一溜溜白，你看看妹子哪达儿美。马里头挑马一般般高，人里头挑人就数你好。”“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着好光景。”现代独唱歌曲：“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这些来自民间的歌声，其借物起兴、兴比互补的用法，与古代民歌是一脉相承的。
　　《关雎》和《诗经》绝大部分篇目一样，以四字为主，读来琅琅上口，振振有声，几番“参差荇菜”大同小异的重复，起到了描写人物行为、强化感情色彩，以及调节节奏的作用，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更使得诗歌有声有色，显现出绘画音乐的“音色”美，难怪孔子称之“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相当于“副歌”，章句的重叠，一唱三叹反复的吟咏，渲染了音韵、节奏气氛，达到了意象合一的妙合， 完成了意境的创造。
　　听爸爸说，当年他领我的妈妈去鲁北的农村老家结婚，邻家为其写的对联是：“关雎兴雅化；麟趾振家声”“琴瑟友之；凤凰鸣矣”。不知道当年的爸爸是否是“谦谦君子”，妈妈是否是“窈窕淑女”，《麟之趾》篇里描述的“振振公子”是不敢当的。穷乡僻壤里居然能寻到这样的对联（这是否仍然是远古民歌在乡村的余响！），且与我在那时候就有了些许联系，我由是对《关雎》有了特殊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