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反三”出于《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但韩军先生认为，语言(言语)的学习规律，并非“举一反三”，恰恰是“举三反一”。人类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的语言(言语)的“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的数量在无限量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
　　自韩军一声棒喝之后，“举三”说得到大多数语文教育者的首肯，意见颇有一边倒的倾向。笔者看了相关文章，觉得当代语文教学上的“举一”、“举三”之辩，可以休矣。韩军提出“举三反一”说，意在矫枉过正，自有其时代的积极意义。彼时的语文教学是这样，教师靠一本教参“白皮书”打天下，学生在一本练习册上练拳脚。师生沦陷在课堂和题海里。但自韩军“举三”说以来，大多数文章的讨论并不在一个范畴内，看似众说纷纭，其实大有玩弄文字之嫌。孔子讲的“一”，即一隅，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反三”则是点击现实生活，从实践来到实践去，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学习是一个得鱼忘筌的过程。韩军老师的“举三”同样是举经典例子，由此观之，“举一”、“举三”本无甚区别，也许孔子的弟子皆有慧根，也许孔子本人的举例太有效率。由此派生的口水仗，看似热闹，实则各执一端，并未触及根本。我想，“举一”、“举三”、“反三”、“反一”皆有需要，应该结合实际，相时而用。
　　故而，依据新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理念，我认为对于语文学习来说，“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不过是两种教学手段而已，并无高下之分，对错之别。在教学中，我尝试将“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当作教学手段，综合使用。“举一”是老师利用教材知识发挥引导作用，“反三”、“举三”再“反一”则最大限度地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调动起来，提高能力并展示了能力，使之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我那堂课的流程如下：(一)歌曲激趣，导人新课；(二)初读诗歌，把握内容；(三)再读诗歌，体会技巧；(四)知识迁移，诗句仿写。
　　郭沫若有两句诗——“一的一切，一切的一”，句首的“一”为普遍规律，句末的“一”为个体现象。学习过程中我们确实要把握一些常识的“一”。也要面对一个个现象的“一”。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将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相结合，“举一反三”对能力要求很高，故而一般可以先用“举三反一”做铺垫。在鉴赏诗歌创作技巧的环节，要求同学们找一找自己欣赏的句子，并且讨论赏析。这是“举三反一”的过程。可以使得学生对佳句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层面。何谓佳句，即有思想内容也有表现力的句子，在诗句中特别要对修辞和炼字形成敏锐的感觉。
　　知识迁移，仿写诗句。利用《乡愁四韵》诗句重章叠唱的特点，仿写诗句。这可谓典型的“举一反三”。结果，在课上留出的不多的时间里，由于在“举三反一”过程中的成就感的累积，大大激活了学生的热情和心智，达到了“举一反三”的效果。
　　课上的语文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兴趣和能力的提高却应是长效的。笔者在教学中较多地采用长文短上的方式，力求通过扩读和写作实践，提升学生的能力。本课“现代乡愁诗歌”，笔者就是以一课时处理了《就是那一只蟋蟀》和《乡愁四韵》。前一首侧重于读，举三反一，探诗味；后一首侧重于练，举一反三，写诗句。
　　结合课堂实践，笔者对“举一反三”和“举三反一”深入思考，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举一”大多是囿于课堂时空条件的权宜之计；“反一”大多是止于考察掌握的一种方便法门。“举一”也是一种观察和思考的态度和方式，在课堂上俯下身来，拈起一朵小花，细细品味，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能“举三”是每一个语文教师的基本素养，教师学养丰厚，在教学中才能左右逢源。教学少不了引证举例，《文心雕龙》有言：“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教师如果只能“举一”，论据不足。势必缺乏说服力。能“举三”，适当地引用典型的理论或事实论据，不仅观点、见解易于别人接受，课堂自然也会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但教师在“举三”时应理性克制，宜有“度”，所谓过犹不及。引证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说明问题。如果事例典型，有代表性，用得又恰到好处，就可融深奥于浅显。而引证举例过多、过细。则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分散学生的注意力，难免“卖弄”之嫌。
　　总之，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围绕课堂“举三”、“反三”和“反一”，应该是每一个语文老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