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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国庆70周年的纪念日子,我们更加缅怀革命先辈,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带来今天幸福的生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新时代活力长者工作委员会的朋友特意去医院访谈107岁的老红军、“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她是一位亲自经历过长征至今仍健在的红军女战士。
回顾老人家的个人经历,就是重温我党百年来的奋斗史侧影,也是重现中华儿女为探索民族前进道路的革命史侧面。我们希望籍此文,与您共鸣,为祖国70华诞而喝彩。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到兰州、上延安、进北京,曾任中共营山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等职,是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旧中国的封建礼教使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王定国家境贫寒,十几岁被卖做了童养媳,不久她从那家跑了出来,遇到了地下党人杨克明。真理之光照亮了王定国幼小的心灵,她毅然决然地解除了旧婚约、剪掉了辫子,放开了裹脚,跟着川东游击队,到处打游击,走上了崭新的革命人生之路。
1935年,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组织安排此时22岁的王定国到新剧团,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途中,王定国和她的剧团战友要比别人多走许多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们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路演到队尾。这些给大家带来歌声的年轻女战士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能睡着。
在1936年,部队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1936年10月,三支红军队伍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10月下旬,王定国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9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时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团。王定国和战友们便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躲过了一劫。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先后救出了2000多名戰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老红军心里都非常感激。
“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王定国在长征的途中时,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也走在长征的路上。1934年,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谢觉哉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并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已50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王定国回忆道:我们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我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我走来。“胡子”同志微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点儿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接过衣服答应了他。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谢觉哉同志。衣服缝好后,第二天送过去,看到他们住在那边坡台上,没有房子,住在露天。我见到了毛主席、董必武等领导人,这时候才知道他是谢觉哉。当时王定国向谢老道别时,谢老还特意嘱咐我:“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王定国与谢觉哉就这样在长征途中有了一面之缘。
当年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而且是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
1937年9月,经组织介绍,王定国与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结婚。毛主席发来了电报祝贺说:“可以。这样谢老有人‘管’了,她在那里可以做点工作,一个是营救西路军战士,再一个就是做统战工作,把国民党小姐、太太争取过来。”王定国和谢觉哉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结合的三十多年里相敬如宾,相孺以沫,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
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介绍说:妈妈在80岁左右的时候,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在确诊前,妈妈同几个老同志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转,走前发现乳房上有一个包块,但怕大家为她担心就没说。一个月后回京,也没跟我们说,只说到北京医院看眼睛。下午医院的电话就打到家里,通知家属确诊为乳腺癌,后来做了手术。术后第二天,她老人家就从床上下来,嘱咐我们给她带毛笔和一些废旧的纸,并说要在运动中把伤口长好。她把纸铺在病床上,然后拿毛笔在纸上画,画完一张扔一张。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一边吃着止痛片一边继续写。两个星期之后,有很多人到医院来看她,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动手术?因为从她的气色和她的举止上,根本看不出来她是刚做了一个大手术的人。妈妈恢复得很快,不久她又能到处开展她的工作了。
“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我母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向王老建议: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我要去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王老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她60多岁绘丹青,所画作品均与长征有关;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如今王老年已过百,依然笑看人生。
回顾老人家的个人经历,就是重温我党百年来的奋斗史侧影,也是重现中华儿女为探索民族前进道路的革命史侧面。我们希望籍此文,与您共鸣,为祖国70华诞而喝彩。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到兰州、上延安、进北京,曾任中共营山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县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服装道具股股长、延安市妇联主任、陕甘宁边区机关党支部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等职,是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征使童养媳成长为钢铁战士
旧中国的封建礼教使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王定国家境贫寒,十几岁被卖做了童养媳,不久她从那家跑了出来,遇到了地下党人杨克明。真理之光照亮了王定国幼小的心灵,她毅然决然地解除了旧婚约、剪掉了辫子,放开了裹脚,跟着川东游击队,到处打游击,走上了崭新的革命人生之路。
1935年,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组织安排此时22岁的王定国到新剧团,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途中,王定国和她的剧团战友要比别人多走许多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向前赶路,休息时,演员们又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路演到队尾。这些给大家带来歌声的年轻女战士又累又困,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能睡着。
在1936年,部队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1936年10月,三支红军队伍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10月下旬,王定国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9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身材单薄的王定国举着刺刀向敌人冲去……终因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住了。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时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扩大剧团。王定国和战友们便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进剧团,躲过了一劫。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先后救出了2000多名戰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老红军心里都非常感激。
“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缝就毛衣结姻缘
王定国在长征的途中时,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也走在长征的路上。1934年,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谢觉哉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并兼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已50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王定国回忆道:我们所在的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我和剧社的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我走来。“胡子”同志微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点儿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接过衣服答应了他。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谢觉哉同志。衣服缝好后,第二天送过去,看到他们住在那边坡台上,没有房子,住在露天。我见到了毛主席、董必武等领导人,这时候才知道他是谢觉哉。当时王定国向谢老道别时,谢老还特意嘱咐我:“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王定国与谢觉哉就这样在长征途中有了一面之缘。
当年担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觉哉,通过来接关系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员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张掖有地下党,支部里有个女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谢觉哉认出:这个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国觉得眼前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不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级领导,而且是一位将自己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的救命恩人。
1937年9月,经组织介绍,王定国与时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谢觉哉结婚。毛主席发来了电报祝贺说:“可以。这样谢老有人‘管’了,她在那里可以做点工作,一个是营救西路军战士,再一个就是做统战工作,把国民党小姐、太太争取过来。”王定国和谢觉哉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结合的三十多年里相敬如宾,相孺以沫,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
长征经历助力战胜癌症
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介绍说:妈妈在80岁左右的时候,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在确诊前,妈妈同几个老同志一起到全国各地去转,走前发现乳房上有一个包块,但怕大家为她担心就没说。一个月后回京,也没跟我们说,只说到北京医院看眼睛。下午医院的电话就打到家里,通知家属确诊为乳腺癌,后来做了手术。术后第二天,她老人家就从床上下来,嘱咐我们给她带毛笔和一些废旧的纸,并说要在运动中把伤口长好。她把纸铺在病床上,然后拿毛笔在纸上画,画完一张扔一张。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她就一边吃着止痛片一边继续写。两个星期之后,有很多人到医院来看她,都在问:你什么时候动手术?因为从她的气色和她的举止上,根本看不出来她是刚做了一个大手术的人。妈妈恢复得很快,不久她又能到处开展她的工作了。
“我为我的母亲感到骄傲,我母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向王老建议: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我要去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王老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自费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她曾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等同志,发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动,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她60多岁绘丹青,所画作品均与长征有关;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还健在的老战友和房东乡亲。
如今王老年已过百,依然笑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