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经深刻地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具有“净化”灵魂的教育意义。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揭示了悲剧的美学特征是“引起怜悯和恐惧”，“净化”灵魂。
　　鲁迅先生的小说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悲剧意味。他在《狂人日记》中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几千年的中国演绎着吃人的悲剧史。“我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了”，“狂人”的恐惧引起我们的恐惧，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祥林嫂死在祝福的大年夜，革命者夏瑜的鲜血成为华小栓治病的药，魏连殳从穷愁潦倒到堕落，再至死亡，阿Q不明不白地被当作“革命者”枪杀，单四嫂子的小宝病死… …这些悲剧主人公不一定具有十分的美德，不一定十分的公正，但他们却遭受着不幸失败和死亡。鲁迅特别地突出了“死”这一主题，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性，在对他们命运的怜悯中引起我们的不安和恐惧。
　　鲁迅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并不相同。夏瑜是为人类正义事业而牺牲的革命者，他的死使人走向精神的崇高与悲壮，一如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梁山好汉，“能在我们心中里引起热烈的同情，极大的敬意，同时又能激发新的锐气”（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而祥林嫂、孔乙己、陈士成、涓生与子君、单四嫂子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是我们社会普通民众的极平凡的一员，他们的毁灭提醒了我们对自身地位和命运的深切担忧。孔乙己、陈士成是迂腐没落的封建科举文人，他们的悲剧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消亡。“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我特别要提到魏连殳、涓生与子君和阿Q的悲剧。他们有致命的人性的弱点，如魏连殳的消沉，涓生的意志薄弱，阿Q的精神胜利，但同时也表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魏连殳的“没有顾忌的议论”，涓生与子君追求个性的解放，阿Q迫切要求改变自身地位和对革命的神往。他们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正如阿Q，他既令人厌恶，又令人同情，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涓生、子君、魏连殳，他们有奋斗抗争的实际经历，有走向胜利的可能性，有成为革命者的可能性，但他们恰恰失败了，“精神价值越高，冲突与毁损的悲剧性也越大”。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悲剧的本质正是由“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阿Q、祥林嫂连“奴隶也做不稳”，孔乙己、陈士成的命运是旧事物与新时代相冲突的结果。夏瑜、涓生、魏连殳要求变革现实，表现出历史的新动向，但这个要求遇到旧势力的压制而无法实现，他们的悲剧是必然的。
　　鲁迅小说不仅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悲剧里蕴含着戏剧性（或“滑稽”）因素。亚里士多德指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丑，这是滑稽的基础、本质。”阿Q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它身上蕴含有戏剧性因素，引人发笑。比如他向吴妈求爱，他说，我要和你困觉。这种直白而粗俗的求爱方式在我们看来缺乏温文尔雅的古典韵致美，是一种过失或丑陋，“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亚里士多德）。阿Q的许多言语行为如“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尼姑庵偷萝卜，土谷祠的白日梦，临刑画押等都具有滑稽性。滑稽的审美特征是引发人们的恶的渺小空虚和善的优越的比照中，看到自身的胜利和威力，引起一种对对象轻蔑嘲笑的审美愉悦。高尔础为了去看看女学生，才到女校去教书，看到“半屋子蓬松松的头发”又不能自持，“连忙收回眼光”，并且“又无端的愤怒，终于觉得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我们看到了高老夫子的虚弱、伪饰的丑陋本质。我们嘲笑他不学无术，腹中草莽，却偏要与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比肩，沽名钓誉。我们在观照他的“丑态”的同时确证了自身力量的伟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滑稽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印象，总是快感和不快之感的混合… …丑在滑稽中，我们是感到不快的，我们感到愉快的是，我们能够这样洞察一切，从而理解，丑就是丑。既然嘲笑了丑，我们就超过它了。”阿Q、高老夫子的丑是令我们不快的，由于我们能够洞察一切，嘲弄他们的丑，肯定自身的美，他们才能引起我们会心的微笑。
　　鲁迅小说的悲和滑稽的美学特征，表明鲁迅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理性以及高超的讽刺笔法，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