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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曾写道，为了真正欣赏属于自身文化的文学，需要认识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他当时强调为理解英文而熟悉法文是如何重要。今天，有关认真观察非自身文化的理念更显得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已构成一种挑战。
马克•雅各布斯 (Mark Jacobs)
雅各布斯曾在马德里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官员。雅各布斯担任外交官期间曾被派驻土耳其、巴拉圭、波利维亚、西班牙及洪都拉斯等国。他还作为和平队 (Peace Corps) 志愿者在巴拉圭农村工作。雅各布斯能说流利的土耳其语和西班牙语，还会一些瓜拉尼语(Guarani)。
写作往往离不开一份执着，简直难舍难分。记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曾进入三种语言融合的梦境。梦醒时分，我不禁万般欣喜，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刚从巴拉圭归来。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在巴国偏远地区一个种植棉花的村庄工作了两年。巴拉圭人操两种语言，人人都能说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梦境中，三种语言的每一种都带有自身的韵味，具有独特的音律。梦中充满语言转换的乐趣，洋溢着在差别悬殊的现实之间从容穿梭获得的快意。为体验这种境界，我耗去一生中两年的时光。为了动笔写下我如何开始体验到这一切，我付出了更多的执着。
使用英语无疑表明我是一个美国人，体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使用西班牙语则代表着架起一座桥，沿着这条路径进入一个陌生但可知的地域。在当地有形的桥还没有出现的年月，我和妻子在巴拉圭南方的巴拉那河(Parana River) 搭乘渡轮，前往阿根廷的波萨达斯 (Posdas)。在那里，她给我买了一本平装本的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诗集。这是我在美国文化之外试图了解的第一位作家（至今我仍在尝试）。瓜拉尼语则不同，具有地域性，散发着乡土气息，宛如一道难以穿行的灌木丛。瓜拉尼语属于巴拉圭，守护着巴拉圭的神秘性。有一位参加过查科战争 (Chaco War) 的老兵，曾和我说起在茫茫大漠中令人惊恐万状的经历；屋外豪雨如注，一名农夫无法去田地劳作，便与我一起品尝巴拉圭茶Mate；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靠张罗赛马挣盘缠的人被我撞见，与我同饮一杯蔗汁威斯忌。只有这么几次机会，我才有可能贴近横亘在我面前的那堵墙，墙那边就是受瓜拉尼语保护的文化。
三种语言水乳交融只是一个梦，但并非出于偶然。在梦境之外，正是不同文化擦肩而过时吱吱嘎嘎的碰撞诱我入迷，催我陶醉。这或许就是我选择外交生涯的缘由。我的笔耕之路也因此有了原始素材。远在我去巴拉圭前的许多年间，这样的体验就已经萌芽。凡此种种，都始于我最初的人生经历。
我的父亲和母亲来自美国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区。母亲在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的家人过着乡村生活。他们钓鱼。他们打猎。他们还擅长机修，摆弄拖拉机、除草机、汽车和任何带马达的物件。他们去消防站，去酒吧，上台演奏乡村音乐。他们信奉新教，大都寡言少语，对与我父亲同属一个世界的那些人心存疑虑。父亲的家人则在城里生活，与母亲的家世有着云泥之别。父亲的家人主要在工厂做工，信奉天主教，住在尼亚加拉瀑布城 (Niagra Falls)。附近的各类社区至今依然种族混杂（你可能是爱尔兰人，但住在波兰人的社区；你可能是黎巴嫩人，但与意大利人联姻。不过无论如何，你知道你的归属，也知道别人来自何方）。与我母亲家相比，我父亲家的人比较健谈。他们各自使用的美国方言也不尽相同。父亲的家人爱讲故事，有些确有其事，大部份供消遣逗乐。他们演奏的音乐节奏强劲，风格更无拘无束。父亲心脏病发作，躺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纪念医院的轮床上，医护人员问他是否有过敏史，他回答说："只对乡村音乐过敏"。
如果说我的父母分属不同的文化，未免言过其实。沙姆韦家 (Shumway) 和雅各布斯家 (Jacobs) 各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对于浸润其间的习俗溢于言表，恪守不渝。两家人尽管存在差异，仍同属宏博开张的美国文化，喧腾，凌杂，沸议扬扬。然而可以说，正是因为看到美国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的侧面各有分界又相互缠绕，我决定投身外交，同时催促自己开始下笔描绘这些分界线，讲述那些穿越分界线的人。
我们以前住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但也在宾州托旺达 (Towanda) 我祖父母的农场度过了许多岁月。频频穿梭于两地之间，犹如穿越一条分界线，其效果之一是，我的兄弟们和我游刃有余地横跨两种习俗，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因为我们必须如此。我们学会了如何理解两个不同的世界，如何说两种不同的美国方言。我们在托旺达听那里的音乐，在当地寻找路标，仿佛站在十字街头，但两个家庭并没有在这里完全汇合。
这一切都大有裨益。从我在巴拉圭伊塔普阿省的波特雷罗亚贝波 (Potrero Yapepo) 生活的那两年开始，我体验了一系列有益的文化错位。这些体验很有帮助，因为我的自我意识得到化解，而且对我来说，也成为激发想像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巴拉圭，我买了一台小型手提打字机，在我还未能说当地语言的时候，就开始写发生在巴国的故事。那些人的经历离我的生活如此遥远，要想像他们的生活和际遇，几乎是一种狂妄得令人无法承受的尝试，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我遭遇的失败远远超过我获得的成功。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想像别人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现实和自己不熟悉的经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可成为一生的迷恋。我现在对此尤为痴迷。
接触一种陌生的文化，有一种又一种途径，其中一些充满坎坷。试图理解一种异域文化，再用文字表现出来，需付出极大的艰辛，与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为实现作品清新明快的风格时常经历的苦痛毫无二致。康拉德曾因发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受到尼日利亚小说家金瓦•阿切贝 (Chinua Achebe) 的痛斥，被冠以种族主义者的骂名。尽管很难与阿切贝争论孰是孰非，但是在我看来，康拉德某些作品的细腻微妙之处和意蕴丰富的模糊性，比阿切贝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凯雷的回忆》(Karain: A Memory) 事实上表现了另一个侧面的康拉德。这篇小说藉一白人军火走私贩之口，讲述一名马来部落酋长的故事。这名酋长心绪复杂多变，时而纡尊降贵，慈爱仁义，时而高高在上，冷酷傲慢，其悠悠自如的自负神情浮现着英国式的优越感。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但叙事圆润，起承传合挥洒自如。故事结尾时，讲述者将人们带入某一个伦敦的街景，一眼望去似乎刻板乏味，但仍显得温馨祥和，昭示着英国文明高于"东方"展现的充沛想像、光怪陆离的场景和过份的异国情调。然而，《凯雷的回忆》交叉叙事，切换频繁，使故事无法定格在那车水马龙、令人喜不自禁的伦敦街头。康拉德的叙事手法微妙地暗示，构造世界有这样一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在两者之间频频往返，便可发掘体验的真实性。读完《凯雷的回忆》，读者受到震撼，感到慑服，在完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陷入文化之间的对垒。
即使康拉德还没有将一只脚踏入另一种文化，那么他为何能贴身站立在另一种文化的边缘，以睿智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那里的形形色色？对康拉德了解最为透彻的评论家之一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谈到，康氏充满“失落、不安和陌生的感觉”，实乃漂泊疏离，“失去家园和母语”之故。康拉德罕见的经历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背井离乡，失去自己的家园、母语和文化。此去竟成永诀。重回波兰已不可能，用波兰文写作也毫无意义。他有水手的经历，又有作家的身份，还幻想成为一名冒险家。他以不可思议的毅力急切地寻寻觅觅，终于获得新的家园，掌握一种陌生的语言，进入异域文化的氛围。这番努力产生的一个效果是，他获得深刻的领悟，今天我们可能称之为文化关联性。有些人或许认为他对此已经近乎痴狂。
在美国，我们有时几乎不经意地谈到重塑自我。从发现与开拓美洲大陆之时起，我们的归属感历来以重塑自我的可能性为主旨。从艾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到鲍勃•迪伦 (Bob Dylan)，这种可能性始终流淌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前者最能激发情感的散文蕴涵着清教徒当初决心创建“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 的信念，后者一本又一本的专辑体现了不断变中求变的精神。我们时常说我们重塑了自我，然而我们真实的意思是，我们改变了自身的某些方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居住地、我们的服饰、付账单的方式或娱乐的方式。人们很容易淡忘的是，重塑通常在毁灭中诞生：旧的自我必须被颠覆，让位于新的自我。康拉德对这一点了然于胸，因为他曾体验过。他体验过是因为出于无奈，并非他认为这将是有趣的思想磨砺。
和平队与外交官生涯并不那么贴近重塑自我的深刻体验。每次离开美国，我总想到我还会回来。我学会了新的语言，但依然保留母语。我依然与自身的文化相连，与今日的技术及其带来的喧哗相连。相比之下，与之相连易，与之脱离难。我在母国文化之外生活了15年，我仍未获得重塑。但我却遇到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其他国家生活与工作的年代，我曾感到失落。我曾历经艰难，情绪亢奋。我时而也感到自谦，但经常惊讶不已。我没有获得重塑，但恰当地说，我想我的内心世界被拓宽了。
我写的小说如果以我生活过的地方为场景，往往倾向采用几种人物为叙事者。任何类型的游客，包括那些文化寻访者，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寻求的叙事者，发出的声音需具有一定跨度，能展现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亲身经历的文化进行接触。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因为记者通常好奇心强，不愿循规蹈矩，而且无论怎样克制，仍难以掩盖自己的情绪。他们会不知疲倦地了解在某一个并非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为写好一篇报导准确的新闻稿，他们不得不解读文化符号。他们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但是他们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侥侥者都孜孜不倦地深入了解他们所采访的国家。 这样的侥侥者数不胜数。
暂居海外或羁旅异乡的人，还有部份外交官（自然不是全部）、援助人员以及传道士、冒险家和间谍等等，都为那些钟情于文化冲突的作家提供了合适的人物原型。说到这里，不免会想起格雷厄姆•格林不少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对于美国作家而言，旅居海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混合群体中易于把握的一族，至少能相对容易地对他们进行刻画，既抒发感同身受的情怀，又呈现丝丝入扣的真实，符合好小说的规范，无论其主题如何。来自美国的人物往往来自作者本来的生活天地。这些人物被置于自身原来的环境之外，于是一个个鲜明的形像跃然纸上。
如果人物来自故事发生的国度和文化，塑造这些人物则困难得多，甚至很可能一无所获。格林就曾意识到，依靠想像把握他刻画的非英国人有多么艰难。格林在《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中讲述一名墨西哥警察如何追踪一个酗酒成性的牧师。格林很坦白地说，这名墨西哥警察彻头彻尾属于虚构。这部小说需要有这样一名张力十足、不拘言笑和正人君子型的警察中尉作为对立面，才能衬托那个蓬头垢面、弱不经风而又放荡成性的牧师。作者的墨西哥之旅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人物原型，因此只好求助于虚构。但是读者可以发现，格林对结果并非完全满意。
阿切贝和赛义德等作家曾谈到，将一种异域文化“东方化”(orientalize)，以这种文化为充满奇趣的背景刻画属于作家自身文化的人物是如何容易。这种情形最好的结果是，拿来的文化为作品抹上一层异域色调。最坏的结果是，如同阿切贝指责《黑暗之心》通过人物马洛描述非洲黑人那样，故事以可怕的方式使人物非人性化。
康拉德的作品早就预见了殖民时代充满血腥的结局。但很难用一个词充份准确地描述殖民时代结束后的世界。后殖民时代？当然可以。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诚然处于这个时期，但是这个词更多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不足以说明我们向何处去。这个词也不能恰当地描述此后人们意识的变化深度，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情形。但由于许多地方暴力频乃，绵延不绝，人们有时为此感到沮丧，很难体会到这种变化。尽管如此，殖民主义世界观已经消逝。那些为之摇旗呐喊的人，那些对其深痛恶绝的人，都已经消逝。其他的思潮将取而代之。
命名新的思潮或许还为时过早。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后殖民时代的名称还需要延用一段时间。然而，有一些迹象令人欣慰，即将出现的景象将胜过我们逐渐抛在身后的历史。就英语文学而言，来自非洲、印度、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已极大地丰富了英语文学的园地。
另外还有一个同时发生的变化不太受到注意，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依然值得思考。美国作家游历海外，通常依靠想象，设法真实描绘美国以外的人物，其中有巴拉圭棉田的农夫，有将控诉材料藏在破冰箱内的洪都拉斯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身带伤痕、怀揣秘闻从事调查性报导的肯尼亚新闻记者，还有一名西班牙情报官员，他父亲常用扑克牌为游客表演魔术以换取烟酒。
因飞机失事遇难的美国作家和援助人员玛丽亚•托马斯 (Maria Thomas) 生前曾塑造非洲和美国这两种同样复杂、同样令人神往的文化中的种种人物，以细腻炽热的笔触描绘非洲人与美国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往。托马斯的小说弥散着将同情心与准确性熔为一炉的难以言宣的境界。格林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缺少这样的境界。其他作家也在进行同样的尝试。诺曼•拉什 (Norman Rush)、保罗•埃格斯(Paul Eggers)和玛妮•米勒(Marnie Mueller)都试图依靠想像，真实描述后殖民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曾写道，为了真正欣赏属于自身文化的文学，需要认识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他当时强调为理解英文而熟悉法文是如何重要。今天，有关认真观察非自身文化的理念更显得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已构成一种挑战。我曾在恩卡纳西翁 (Encarnacion) 一处由肉食品市场改建的居所捧读博尔赫斯的作品，但今夜我捧读的博尔赫斯已不再是那时的博尔赫斯。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作家如果将故事场景设在自身文化之外，可从写作涉及的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写作素材。无论行旅的脚步走向何方，写作之途依然离不开阅读，这或许已千真万确。♥
译注：毫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作家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作家
拉尔夫•瓦尔多•艾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作家
鲍勃•迪伦 (Bob Dylan)，1941～，美国歌星、作曲家
恩卡纳西翁 (Encarnacion)，巴拉圭南部城市
选自《作家文集：亚美利加随想》
马克•雅各布斯 (Mark Jacobs)
雅各布斯曾在马德里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官员。雅各布斯担任外交官期间曾被派驻土耳其、巴拉圭、波利维亚、西班牙及洪都拉斯等国。他还作为和平队 (Peace Corps) 志愿者在巴拉圭农村工作。雅各布斯能说流利的土耳其语和西班牙语，还会一些瓜拉尼语(Guarani)。
写作往往离不开一份执着，简直难舍难分。记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曾进入三种语言融合的梦境。梦醒时分，我不禁万般欣喜，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刚从巴拉圭归来。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在巴国偏远地区一个种植棉花的村庄工作了两年。巴拉圭人操两种语言，人人都能说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梦境中，三种语言的每一种都带有自身的韵味，具有独特的音律。梦中充满语言转换的乐趣，洋溢着在差别悬殊的现实之间从容穿梭获得的快意。为体验这种境界，我耗去一生中两年的时光。为了动笔写下我如何开始体验到这一切，我付出了更多的执着。
使用英语无疑表明我是一个美国人，体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使用西班牙语则代表着架起一座桥，沿着这条路径进入一个陌生但可知的地域。在当地有形的桥还没有出现的年月，我和妻子在巴拉圭南方的巴拉那河(Parana River) 搭乘渡轮，前往阿根廷的波萨达斯 (Posdas)。在那里，她给我买了一本平装本的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诗集。这是我在美国文化之外试图了解的第一位作家（至今我仍在尝试）。瓜拉尼语则不同，具有地域性，散发着乡土气息，宛如一道难以穿行的灌木丛。瓜拉尼语属于巴拉圭，守护着巴拉圭的神秘性。有一位参加过查科战争 (Chaco War) 的老兵，曾和我说起在茫茫大漠中令人惊恐万状的经历；屋外豪雨如注，一名农夫无法去田地劳作，便与我一起品尝巴拉圭茶Mate；一个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靠张罗赛马挣盘缠的人被我撞见，与我同饮一杯蔗汁威斯忌。只有这么几次机会，我才有可能贴近横亘在我面前的那堵墙，墙那边就是受瓜拉尼语保护的文化。
三种语言水乳交融只是一个梦，但并非出于偶然。在梦境之外，正是不同文化擦肩而过时吱吱嘎嘎的碰撞诱我入迷，催我陶醉。这或许就是我选择外交生涯的缘由。我的笔耕之路也因此有了原始素材。远在我去巴拉圭前的许多年间，这样的体验就已经萌芽。凡此种种，都始于我最初的人生经历。
我的父亲和母亲来自美国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区。母亲在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的家人过着乡村生活。他们钓鱼。他们打猎。他们还擅长机修，摆弄拖拉机、除草机、汽车和任何带马达的物件。他们去消防站，去酒吧，上台演奏乡村音乐。他们信奉新教，大都寡言少语，对与我父亲同属一个世界的那些人心存疑虑。父亲的家人则在城里生活，与母亲的家世有着云泥之别。父亲的家人主要在工厂做工，信奉天主教，住在尼亚加拉瀑布城 (Niagra Falls)。附近的各类社区至今依然种族混杂（你可能是爱尔兰人，但住在波兰人的社区；你可能是黎巴嫩人，但与意大利人联姻。不过无论如何，你知道你的归属，也知道别人来自何方）。与我母亲家相比，我父亲家的人比较健谈。他们各自使用的美国方言也不尽相同。父亲的家人爱讲故事，有些确有其事，大部份供消遣逗乐。他们演奏的音乐节奏强劲，风格更无拘无束。父亲心脏病发作，躺在尼亚加拉瀑布城纪念医院的轮床上，医护人员问他是否有过敏史，他回答说："只对乡村音乐过敏"。
如果说我的父母分属不同的文化，未免言过其实。沙姆韦家 (Shumway) 和雅各布斯家 (Jacobs) 各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对于浸润其间的习俗溢于言表，恪守不渝。两家人尽管存在差异，仍同属宏博开张的美国文化，喧腾，凌杂，沸议扬扬。然而可以说，正是因为看到美国生活方式这些不同的侧面各有分界又相互缠绕，我决定投身外交，同时催促自己开始下笔描绘这些分界线，讲述那些穿越分界线的人。
我们以前住在尼亚加拉瀑布城，但也在宾州托旺达 (Towanda) 我祖父母的农场度过了许多岁月。频频穿梭于两地之间，犹如穿越一条分界线，其效果之一是，我的兄弟们和我游刃有余地横跨两种习俗，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因为我们必须如此。我们学会了如何理解两个不同的世界，如何说两种不同的美国方言。我们在托旺达听那里的音乐，在当地寻找路标，仿佛站在十字街头，但两个家庭并没有在这里完全汇合。
这一切都大有裨益。从我在巴拉圭伊塔普阿省的波特雷罗亚贝波 (Potrero Yapepo) 生活的那两年开始，我体验了一系列有益的文化错位。这些体验很有帮助，因为我的自我意识得到化解，而且对我来说，也成为激发想像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巴拉圭，我买了一台小型手提打字机，在我还未能说当地语言的时候，就开始写发生在巴国的故事。那些人的经历离我的生活如此遥远，要想像他们的生活和际遇，几乎是一种狂妄得令人无法承受的尝试，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我遭遇的失败远远超过我获得的成功。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想像别人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现实和自己不熟悉的经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可成为一生的迷恋。我现在对此尤为痴迷。
接触一种陌生的文化，有一种又一种途径，其中一些充满坎坷。试图理解一种异域文化，再用文字表现出来，需付出极大的艰辛，与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为实现作品清新明快的风格时常经历的苦痛毫无二致。康拉德曾因发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受到尼日利亚小说家金瓦•阿切贝 (Chinua Achebe) 的痛斥，被冠以种族主义者的骂名。尽管很难与阿切贝争论孰是孰非，但是在我看来，康拉德某些作品的细腻微妙之处和意蕴丰富的模糊性，比阿切贝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凯雷的回忆》(Karain: A Memory) 事实上表现了另一个侧面的康拉德。这篇小说藉一白人军火走私贩之口，讲述一名马来部落酋长的故事。这名酋长心绪复杂多变，时而纡尊降贵，慈爱仁义，时而高高在上，冷酷傲慢，其悠悠自如的自负神情浮现着英国式的优越感。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缭乱，但叙事圆润，起承传合挥洒自如。故事结尾时，讲述者将人们带入某一个伦敦的街景，一眼望去似乎刻板乏味，但仍显得温馨祥和，昭示着英国文明高于"东方"展现的充沛想像、光怪陆离的场景和过份的异国情调。然而，《凯雷的回忆》交叉叙事，切换频繁，使故事无法定格在那车水马龙、令人喜不自禁的伦敦街头。康拉德的叙事手法微妙地暗示，构造世界有这样一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在两者之间频频往返，便可发掘体验的真实性。读完《凯雷的回忆》，读者受到震撼，感到慑服，在完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陷入文化之间的对垒。
即使康拉德还没有将一只脚踏入另一种文化，那么他为何能贴身站立在另一种文化的边缘，以睿智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那里的形形色色？对康拉德了解最为透彻的评论家之一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曾谈到，康氏充满“失落、不安和陌生的感觉”，实乃漂泊疏离，“失去家园和母语”之故。康拉德罕见的经历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背井离乡，失去自己的家园、母语和文化。此去竟成永诀。重回波兰已不可能，用波兰文写作也毫无意义。他有水手的经历，又有作家的身份，还幻想成为一名冒险家。他以不可思议的毅力急切地寻寻觅觅，终于获得新的家园，掌握一种陌生的语言，进入异域文化的氛围。这番努力产生的一个效果是，他获得深刻的领悟，今天我们可能称之为文化关联性。有些人或许认为他对此已经近乎痴狂。
在美国，我们有时几乎不经意地谈到重塑自我。从发现与开拓美洲大陆之时起，我们的归属感历来以重塑自我的可能性为主旨。从艾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到鲍勃•迪伦 (Bob Dylan)，这种可能性始终流淌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前者最能激发情感的散文蕴涵着清教徒当初决心创建“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 的信念，后者一本又一本的专辑体现了不断变中求变的精神。我们时常说我们重塑了自我，然而我们真实的意思是，我们改变了自身的某些方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居住地、我们的服饰、付账单的方式或娱乐的方式。人们很容易淡忘的是，重塑通常在毁灭中诞生：旧的自我必须被颠覆，让位于新的自我。康拉德对这一点了然于胸，因为他曾体验过。他体验过是因为出于无奈，并非他认为这将是有趣的思想磨砺。
和平队与外交官生涯并不那么贴近重塑自我的深刻体验。每次离开美国，我总想到我还会回来。我学会了新的语言，但依然保留母语。我依然与自身的文化相连，与今日的技术及其带来的喧哗相连。相比之下，与之相连易，与之脱离难。我在母国文化之外生活了15年，我仍未获得重塑。但我却遇到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其他国家生活与工作的年代，我曾感到失落。我曾历经艰难，情绪亢奋。我时而也感到自谦，但经常惊讶不已。我没有获得重塑，但恰当地说，我想我的内心世界被拓宽了。
我写的小说如果以我生活过的地方为场景，往往倾向采用几种人物为叙事者。任何类型的游客，包括那些文化寻访者，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寻求的叙事者，发出的声音需具有一定跨度，能展现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亲身经历的文化进行接触。新闻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因为记者通常好奇心强，不愿循规蹈矩，而且无论怎样克制，仍难以掩盖自己的情绪。他们会不知疲倦地了解在某一个并非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为写好一篇报导准确的新闻稿，他们不得不解读文化符号。他们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但是他们停留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侥侥者都孜孜不倦地深入了解他们所采访的国家。 这样的侥侥者数不胜数。
暂居海外或羁旅异乡的人，还有部份外交官（自然不是全部）、援助人员以及传道士、冒险家和间谍等等，都为那些钟情于文化冲突的作家提供了合适的人物原型。说到这里，不免会想起格雷厄姆•格林不少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对于美国作家而言，旅居海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混合群体中易于把握的一族，至少能相对容易地对他们进行刻画，既抒发感同身受的情怀，又呈现丝丝入扣的真实，符合好小说的规范，无论其主题如何。来自美国的人物往往来自作者本来的生活天地。这些人物被置于自身原来的环境之外，于是一个个鲜明的形像跃然纸上。
如果人物来自故事发生的国度和文化，塑造这些人物则困难得多，甚至很可能一无所获。格林就曾意识到，依靠想像把握他刻画的非英国人有多么艰难。格林在《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中讲述一名墨西哥警察如何追踪一个酗酒成性的牧师。格林很坦白地说，这名墨西哥警察彻头彻尾属于虚构。这部小说需要有这样一名张力十足、不拘言笑和正人君子型的警察中尉作为对立面，才能衬托那个蓬头垢面、弱不经风而又放荡成性的牧师。作者的墨西哥之旅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人物原型，因此只好求助于虚构。但是读者可以发现，格林对结果并非完全满意。
阿切贝和赛义德等作家曾谈到，将一种异域文化“东方化”(orientalize)，以这种文化为充满奇趣的背景刻画属于作家自身文化的人物是如何容易。这种情形最好的结果是，拿来的文化为作品抹上一层异域色调。最坏的结果是，如同阿切贝指责《黑暗之心》通过人物马洛描述非洲黑人那样，故事以可怕的方式使人物非人性化。
康拉德的作品早就预见了殖民时代充满血腥的结局。但很难用一个词充份准确地描述殖民时代结束后的世界。后殖民时代？当然可以。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诚然处于这个时期，但是这个词更多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不足以说明我们向何处去。这个词也不能恰当地描述此后人们意识的变化深度，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情形。但由于许多地方暴力频乃，绵延不绝，人们有时为此感到沮丧，很难体会到这种变化。尽管如此，殖民主义世界观已经消逝。那些为之摇旗呐喊的人，那些对其深痛恶绝的人，都已经消逝。其他的思潮将取而代之。
命名新的思潮或许还为时过早。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后殖民时代的名称还需要延用一段时间。然而，有一些迹象令人欣慰，即将出现的景象将胜过我们逐渐抛在身后的历史。就英语文学而言，来自非洲、印度、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已极大地丰富了英语文学的园地。
另外还有一个同时发生的变化不太受到注意，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依然值得思考。美国作家游历海外，通常依靠想象，设法真实描绘美国以外的人物，其中有巴拉圭棉田的农夫，有将控诉材料藏在破冰箱内的洪都拉斯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身带伤痕、怀揣秘闻从事调查性报导的肯尼亚新闻记者，还有一名西班牙情报官员，他父亲常用扑克牌为游客表演魔术以换取烟酒。
因飞机失事遇难的美国作家和援助人员玛丽亚•托马斯 (Maria Thomas) 生前曾塑造非洲和美国这两种同样复杂、同样令人神往的文化中的种种人物，以细腻炽热的笔触描绘非洲人与美国人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往。托马斯的小说弥散着将同情心与准确性熔为一炉的难以言宣的境界。格林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缺少这样的境界。其他作家也在进行同样的尝试。诺曼•拉什 (Norman Rush)、保罗•埃格斯(Paul Eggers)和玛妮•米勒(Marnie Mueller)都试图依靠想像，真实描述后殖民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曾写道，为了真正欣赏属于自身文化的文学，需要认识另一种文化的文学。他当时强调为理解英文而熟悉法文是如何重要。今天，有关认真观察非自身文化的理念更显得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已构成一种挑战。我曾在恩卡纳西翁 (Encarnacion) 一处由肉食品市场改建的居所捧读博尔赫斯的作品，但今夜我捧读的博尔赫斯已不再是那时的博尔赫斯。值得庆幸的是，美国作家如果将故事场景设在自身文化之外，可从写作涉及的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写作素材。无论行旅的脚步走向何方，写作之途依然离不开阅读，这或许已千真万确。♥
译注：毫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作家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作家
拉尔夫•瓦尔多•艾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作家
鲍勃•迪伦 (Bob Dylan)，1941～，美国歌星、作曲家
恩卡纳西翁 (Encarnacion)，巴拉圭南部城市
选自《作家文集：亚美利加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