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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震古铄今的大事，它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揭开了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序幕。孙中山先生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推动和帮助下，提出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在上海繁华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东侧的香山路上（原莫利哀路），坐落着一幢欧洲乡村式样的小洋房，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1918年至1924年间在上海的寓所。
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时间虽仅5年多一点，但却成为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最为光辉的历史时期。在这里，他总结了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完成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
一、百思不解的孙中山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
尽管整个中国还处在战乱不断、盗匪出没、民不聊生的封建军阀统治下，但是，上海仍旧是一派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热闹非凡的景象。大街上，一辆辆马车穿梭而过，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洋人坐在车上，脸上挂着特权者的笑容，神采飞扬；商店里人声嘈杂，生意兴隆；戏院中乐曲悠扬，演员的唱腔和观众的喝彩声搅和在一起，吵吵闹闹；一些面容憔悴、蓬头垢面的乞丐不时从街巷中走出来，步履蹒跚，伸手向过往的行人乞讨。这座东方大都市、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四季都是这样喧闹与嘈杂。
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租了一处房子，悄悄住了下来。他终日眉头紧锁，沉默寡言。宋庆龄知道他的痛苦，劝他到外面走一走，会一会朋友，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孙中山摇摇头：“还是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吧！”
离开广州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革命这么多年，革命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为什么民国已经建立八年，现在还是徒有虚名，看不到自由和民主的景象？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建立共和后国家反而又陷入军阀专制的深渊，而且军阀专制比以前的危害更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思想处于前后矛盾的境地。
环顾四周，以前的战友，死的死，亡的亡，变节的变节；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肆无忌惮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逍遥自在。一向自信、刚强的孙中山，这时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孤独、苦闷、彷徨，无法排遣的痛苦终日折磨着他。
这时，孙中山不仅在政治上孑然无助，而且在经济上也一贫如洗。革命几十年，他没有为自己积蓄一点钱财家产，到头来还要赁屋而居，靠亲友和同志接济为生。
这时，有四位旅居加拿大、在上海做化妆品生意的华侨，听说国父寓居上海，特意登门到环龙路63号拜访，看到屋内简陋的陈设和琳琅满目的书籍不协调地摆放在一起，房子的外墙好些地方打皱生疮，门窗油漆剥落，感慨万分，连连叹息：“哪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想办法。”
出于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情和对他的人身安全考虑，经商量，他们决定从准备开化妆品厂的股资中拿一部分，购置在法租界内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房子，并装饰一新。
两个多月后，他们再次拜会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得知他们的来意之后，连连摇手：“你们为革命出了很多力，我已经十分感谢了，但我个人是不能接受你们馈赠的。”
四位华侨连连解释，流着眼泪诉说自己的心意，孙中山在大家的劝说下，最终接受下来，并于1918年7月4日迁入新宅。
这是一幢座北朝南的深灰色两层花园洋房，外墙饰以灰色卵石，屋顶铺着洋红色的鸡心瓦。底层南面是餐厅和客厅，外面是长廊。二层南面是书房和卧室，外有一个长内阳台，朝北靠香山路一面的小房间是警卫和仆人的住处。南面有小花园，最早时是网球场，靠围墙种植着许多香樟树。整幢房子典雅、朴素、庄重而整洁。孙中山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住处。
作为一个革命者，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他苦恼的是自己没有救国的实力，而一般国人的觉悟太低，对社会变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即使是一些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道理掌握得也不够。他想，自己从事革命几十年，经验和教训不算太少。如果把这些道理总结整理一下，对同志、对革命、对社会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抱着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目的，孙中山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潜下心来，闭门著书。
二、奔走国事三十年，算算得失各几分
在外人看来，孙中山脱离了社会，钻进书堆中，开始修身养性，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激进、勇往直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孙中山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平日不吸烟、不喝酒，对饮食要求也很简单，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一次流亡日本，日本政府派密探暗中严密地监视他。他登岸时，密探向日本政府报告说，孙中山随身带有五六个大皮箱，随行人员提着非常吃力，为此，日本政府还在他的住处加派警力。过了没多久，密探又报告说，原来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全是书籍！
现在，暂时抛开了外界的打扰，有了相对固定的读书时间，宋庆龄和身边的同志都热情地鼓励他，希望他把 “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做一个总结，给中国革命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孙中山几乎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一天到晚泡在书房中，书房中到处摆着要查阅的各种书籍，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有一次，他从书店中买回很多线装书，特意嘱咐秘书整理出几个书架，把刚买来的书放上，以备阅读。过了一个月，书房中的书实在太多，没有地方放了，孙中山就让秘书把一些自己暂时不用的书清理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去。清理的时候，秘书发现上次从书店买回来的那些线装书已经被先生圈圈点点，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各色符号。原来，孙中山早已把这些书翻看了一遍。
早在1917年，孙中山曾经写了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书，叫《民权初步》。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教导中国人学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运用民主的手段改造社会，给长期受封建专制压迫的中国人一些启蒙教育。从1918年到1919年，他又先后写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又名《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前一部书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后一部书主要是阐述自己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计划。
三、“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是很难的”
《孙文学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分析总结了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抱着探本溯源的态度，指出：“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要把国民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结果适得其反，革命至今，老百姓不但没有从水火之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思想认识错误。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最大的误区，就是颠倒了认识和行动的关系，错误地认为‘认识一个问题不难，难的是用实际行动去解决它’。”对此，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是很难的，一旦认识了、了解了，再去解决就容易得多。”
谈到这里，孙中山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有一个美国人，家中的自来水管坏了，他请一位工人来修理。那个工人稍微摆弄一下，水管就修好了。他问工人：“你要多少工钱？”工人说：“我要50元零5分。”这位美国人听了很奇怪，也很生气，说：“你稍一动手，就修好了。像这样容易做的事，能收那么多钱吗？既然收钱，干吗不收一个整数，偏偏有整有零呢？”工人说：“你看我修过后，才知道很容易，为什么你从前不自己去修呢？你自己不修，显然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而我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动手就修好了。你要知道，能了解如何修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才要你50元，这是知识的价值；而动手修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5分钱就是我动手的工钱。”房主听了后，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说的话太对了。我就因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不会修理。看来，要认识一件事物比实际行动难啊！”
《实业计划》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书中着重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内容涉及交通、港口、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实业开发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个人企业，一是国家经营。凡是可以委托个人，或者个人经营比国家经营有利的，都应该交给个人，凡是不能委托个人的，就应由国家来经营。至于开发的原则，他认为有四点应注意：那就是吸引外资、考虑国计民生、代价最小、选择合适地点。他提出要在10到20年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网、100万英里的公路网，在北方、东方、南方兴建3个大海港……描绘了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
后来，孙中山把《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合在一起，定名为《建国方略》，这是他在理论探索上的结晶，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耕耘，到了1919年5月，《孙文学说》单行本首先在上海出版发行。出版前，孙中山认认真真地把书稿校对了三遍。
上海的朋友和同志们听说他的新著问世，纷纷前来向他道贺。孙中山感慨地说道：“古人说：做文章要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功夫，与古人相比，我还远远不到家呀！不过，就是这一本小册子，也让我体会到写作是件不容易的事，其中校对文稿更是麻烦。因为我们每做一事，都要对别人负责，切不可因为自己的疏懒贻害他人和社会。做人如此，著书写文章也是如此。”
四、青年学生和广大工人的爱国呼声惊醒了孙中山，他抛弃和批判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
就在孙中山埋头著书的时候，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英、法、俄、日等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成果。这些国家私下达成秘密协议，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窃取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竟然让参加巴黎会议的代表在条约上签字！
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多所高校学生代表约3000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后，他们不顾北洋军阀政府的威吓，游行示威，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
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走学生32人。第二天，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他们发通电、散传单、举行讲演。很快，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人也相继加入了这场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们在轰轰烈烈的风暴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5月6日清晨，北京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80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复旦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数日内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十余万人。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沪上出现“三罢”高潮……
孙中山高度赞扬“五四”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
5月26日，他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他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
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孙中山还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孙中山的支持，学生们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6月2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仲华（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
这年10月，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抛弃和批判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用革命来建造一个“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的灿烂庄严的共和国。
他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
演讲结束之后，朱仲华代表市学联去孙中山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孙中山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字仲华）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
青年学生和广大工人的爱国呼声惊醒了孙中山，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古老的中国正在孕育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一场新的斗争要开始了。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诗意和激情，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走出书斋，再一次披甲上阵，走进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征程。■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震古铄今的大事，它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揭开了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序幕。孙中山先生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推动和帮助下，提出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在上海繁华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东侧的香山路上（原莫利哀路），坐落着一幢欧洲乡村式样的小洋房，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1918年至1924年间在上海的寓所。
香山路7号是孙中山生前最后居住的寓所，时间虽仅5年多一点，但却成为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最为光辉的历史时期。在这里，他总结了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完成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
一、百思不解的孙中山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
尽管整个中国还处在战乱不断、盗匪出没、民不聊生的封建军阀统治下，但是，上海仍旧是一派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热闹非凡的景象。大街上，一辆辆马车穿梭而过，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洋人坐在车上，脸上挂着特权者的笑容，神采飞扬；商店里人声嘈杂，生意兴隆；戏院中乐曲悠扬，演员的唱腔和观众的喝彩声搅和在一起，吵吵闹闹；一些面容憔悴、蓬头垢面的乞丐不时从街巷中走出来，步履蹒跚，伸手向过往的行人乞讨。这座东方大都市、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四季都是这样喧闹与嘈杂。
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租了一处房子，悄悄住了下来。他终日眉头紧锁，沉默寡言。宋庆龄知道他的痛苦，劝他到外面走一走，会一会朋友，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孙中山摇摇头：“还是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吧！”
离开广州以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革命这么多年，革命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为什么民国已经建立八年，现在还是徒有虚名，看不到自由和民主的景象？为什么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建立共和后国家反而又陷入军阀专制的深渊，而且军阀专制比以前的危害更烈？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思想处于前后矛盾的境地。
环顾四周，以前的战友，死的死，亡的亡，变节的变节；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肆无忌惮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逍遥自在。一向自信、刚强的孙中山，这时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地步，孤独、苦闷、彷徨，无法排遣的痛苦终日折磨着他。
这时，孙中山不仅在政治上孑然无助，而且在经济上也一贫如洗。革命几十年，他没有为自己积蓄一点钱财家产，到头来还要赁屋而居，靠亲友和同志接济为生。
这时，有四位旅居加拿大、在上海做化妆品生意的华侨，听说国父寓居上海，特意登门到环龙路63号拜访，看到屋内简陋的陈设和琳琅满目的书籍不协调地摆放在一起，房子的外墙好些地方打皱生疮，门窗油漆剥落，感慨万分，连连叹息：“哪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想办法。”
出于对革命领袖的敬仰之情和对他的人身安全考虑，经商量，他们决定从准备开化妆品厂的股资中拿一部分，购置在法租界内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房子，并装饰一新。
两个多月后，他们再次拜会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得知他们的来意之后，连连摇手：“你们为革命出了很多力，我已经十分感谢了，但我个人是不能接受你们馈赠的。”
四位华侨连连解释，流着眼泪诉说自己的心意，孙中山在大家的劝说下，最终接受下来，并于1918年7月4日迁入新宅。
这是一幢座北朝南的深灰色两层花园洋房，外墙饰以灰色卵石，屋顶铺着洋红色的鸡心瓦。底层南面是餐厅和客厅，外面是长廊。二层南面是书房和卧室，外有一个长内阳台，朝北靠香山路一面的小房间是警卫和仆人的住处。南面有小花园，最早时是网球场，靠围墙种植着许多香樟树。整幢房子典雅、朴素、庄重而整洁。孙中山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住处。
作为一个革命者，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他苦恼的是自己没有救国的实力，而一般国人的觉悟太低，对社会变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即使是一些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道理掌握得也不够。他想，自己从事革命几十年，经验和教训不算太少。如果把这些道理总结整理一下，对同志、对革命、对社会应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抱着启发国民、唤醒社会的目的，孙中山先生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潜下心来，闭门著书。
二、奔走国事三十年，算算得失各几分
在外人看来，孙中山脱离了社会，钻进书堆中，开始修身养性，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激进、勇往直前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孙中山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平日不吸烟、不喝酒，对饮食要求也很简单，读书是他最大的爱好。
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一次流亡日本，日本政府派密探暗中严密地监视他。他登岸时，密探向日本政府报告说，孙中山随身带有五六个大皮箱，随行人员提着非常吃力，为此，日本政府还在他的住处加派警力。过了没多久，密探又报告说，原来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全是书籍！
现在，暂时抛开了外界的打扰，有了相对固定的读书时间，宋庆龄和身边的同志都热情地鼓励他，希望他把 “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从理论上做一个总结，给中国革命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孙中山几乎放弃了一切休息和娱乐，一天到晚泡在书房中，书房中到处摆着要查阅的各种书籍，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有一次，他从书店中买回很多线装书，特意嘱咐秘书整理出几个书架，把刚买来的书放上，以备阅读。过了一个月，书房中的书实在太多，没有地方放了，孙中山就让秘书把一些自己暂时不用的书清理出来，放到别的地方去。清理的时候，秘书发现上次从书店买回来的那些线装书已经被先生圈圈点点，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和各色符号。原来，孙中山早已把这些书翻看了一遍。
早在1917年，孙中山曾经写了一本关于民主政治的书，叫《民权初步》。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教导中国人学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运用民主的手段改造社会，给长期受封建专制压迫的中国人一些启蒙教育。从1918年到1919年，他又先后写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又名《孙文学说》（即《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前一部书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后一部书主要是阐述自己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计划。
三、“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是很难的”
《孙文学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分析总结了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抱着探本溯源的态度，指出：“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要把国民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结果适得其反，革命至今，老百姓不但没有从水火之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思想认识错误。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最大的误区，就是颠倒了认识和行动的关系，错误地认为‘认识一个问题不难，难的是用实际行动去解决它’。”对此，孙中山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事物是很难的，一旦认识了、了解了，再去解决就容易得多。”
谈到这里，孙中山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有一个美国人，家中的自来水管坏了，他请一位工人来修理。那个工人稍微摆弄一下，水管就修好了。他问工人：“你要多少工钱？”工人说：“我要50元零5分。”这位美国人听了很奇怪，也很生气，说：“你稍一动手，就修好了。像这样容易做的事，能收那么多钱吗？既然收钱，干吗不收一个整数，偏偏有整有零呢？”工人说：“你看我修过后，才知道很容易，为什么你从前不自己去修呢？你自己不修，显然是不懂这其中的道理。而我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动手就修好了。你要知道，能了解如何修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才要你50元，这是知识的价值；而动手修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5分钱就是我动手的工钱。”房主听了后，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说的话太对了。我就因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不会修理。看来，要认识一件事物比实际行动难啊！”
《实业计划》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书中着重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内容涉及交通、港口、水力、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实业开发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个人企业，一是国家经营。凡是可以委托个人，或者个人经营比国家经营有利的，都应该交给个人，凡是不能委托个人的，就应由国家来经营。至于开发的原则，他认为有四点应注意：那就是吸引外资、考虑国计民生、代价最小、选择合适地点。他提出要在10到20年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网、100万英里的公路网，在北方、东方、南方兴建3个大海港……描绘了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
后来，孙中山把《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合在一起，定名为《建国方略》，这是他在理论探索上的结晶，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耕耘，到了1919年5月，《孙文学说》单行本首先在上海出版发行。出版前，孙中山认认真真地把书稿校对了三遍。
上海的朋友和同志们听说他的新著问世，纷纷前来向他道贺。孙中山感慨地说道：“古人说：做文章要有‘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功夫，与古人相比，我还远远不到家呀！不过，就是这一本小册子，也让我体会到写作是件不容易的事，其中校对文稿更是麻烦。因为我们每做一事，都要对别人负责，切不可因为自己的疏懒贻害他人和社会。做人如此，著书写文章也是如此。”
四、青年学生和广大工人的爱国呼声惊醒了孙中山，他抛弃和批判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
就在孙中山埋头著书的时候，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英、法、俄、日等在巴黎召开分赃会议，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成果。这些国家私下达成秘密协议，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窃取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竟然让参加巴黎会议的代表在条约上签字！
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多所高校学生代表约3000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会后，他们不顾北洋军阀政府的威吓，游行示威，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
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捕走学生32人。第二天，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他们发通电、散传单、举行讲演。很快，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人也相继加入了这场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们在轰轰烈烈的风暴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5月6日清晨，北京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80多所学校师生示威游行，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复旦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数日内达到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十余万人。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沪上出现“三罢”高潮……
孙中山高度赞扬“五四”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给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就受到绝大的影响。反动政府虽然顽固恶劣，也不敢正面硬碰。”
5月26日，他派代表在西藏路老金龙餐馆，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他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
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孙中山还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孙中山的支持，学生们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6月2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仲华（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
这年10月，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抛弃和批判了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用革命来建造一个“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的灿烂庄严的共和国。
他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
演讲结束之后，朱仲华代表市学联去孙中山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孙中山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字仲华）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一生的政治主张和未竟事业传递给年轻一代。
青年学生和广大工人的爱国呼声惊醒了孙中山，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古老的中国正在孕育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一场新的斗争要开始了。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诗意和激情，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走出书斋，再一次披甲上阵，走进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征程。■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报刊不得转载或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