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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谈到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难时,总理深情地背出了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的几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
早就听说过朱镕基总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朱总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直没有亲身感受。1998年和1999年终于有了两、三次直接接触的机会。
批判干部毫不客气
1998年8月外交部举行第九次使节会议,我作为驻越南大使也被召回参加会议。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请朱镕基总理在京西宾馆向大家作我国经济形势报告。那天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后的座位上,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到朱总理的音容笑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朱总理。只见他走上讲台时,手里没有拿任何讲稿和提纲,坐下来就一口气讲下去。
报告的内容不必在这里重复,但有两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谈到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难时,总理深情地背出了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的几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作为13亿人口的总理,对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令我很受感动。
在谈到外贸出口时,总理说形势很严峻,今年的出口额度必须完成,这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说到这里,总理话峰一转说,“但外经贸部长却说要量力而行。”此时外经贸部长就坐在台下。散会时,大家请领导同志先退场,那位部长从我身边走过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总理又点你啦!部长则说:我经常被点,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听到这话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总理。当年周总理就经常当众点名批评外交部的部、司两级领导,但没有人嫉恨总理,而总是把总理的批评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仍有许多老同志写文章,回忆当年总理对自己的批评,讲述从中得到的教益。
乐于听取他人意见
1998年10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我奉命回国参加接待工作。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主要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问题。当时我也在场。潘文凯在会谈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由两国总理共同确定一个目标:到2000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亿美元。对于越方的这一建议,中方事先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外交部上呈的会谈参考要点中自然也没有相应的表态口径。朱总理当场表示,中方对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历来持积极态度,由于两国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只要措施得当,即使不确定具体指标,贸易额也肯定会逐年增加。当时我坐在唐家璇部长旁边,感到这样的表态意味着中方没有接受越方的建议。在那样的场合,我当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便当即给唐部长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列举了三个数字:1997年两国贸易额为14.4亿美元,两国边贸金额为3.6亿美元,两项相加为18亿美元。
唐部长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会谈结束后,唐部长向朱总理汇报说:截至1997年,两国正规贸易额已达到18亿美元,距离潘文凯总理建议的20亿美元差距不大,而且还有两年时间,估计完成的困难不大。而且两国总理确定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的意向,不是非达到不可的硬指标,即使完不成也无大的负面影响。再说潘文凯总理的建议不是个人随便提出来的,估计在国内已经过高层领导讨论,如果不接受,可能会造成他没有完成任务的印象,回去不好交代。为体现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妨接过对方建议,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朱总理听后觉得唐部长说得有道理,表示再考虑考虑。当晚在欢迎宴会上,朱总理又把下午的话题拉了回来,同意把20亿美元作为两国总理确定的到2000年双边贸易额的奋斗目标。
如今已过去16年,实践证明两国领导人确定贸易额增长目标的做法,对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12年,中越贸易额已达到504亿美元,两国领导人又确定到2015年达到600亿美元,结果2013年就已达到654.8亿美元,提前达到了两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
拍板决定帮越南兴建大项目
1999年12月1日至4日,朱镕基总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而且经贸合作将是访问中的主要议题,便提前两个多月约见越共枞阳委员、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武洪福,希望越方及早提出对这次访问的初步设想,以便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有较大的突破。
越方虽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对朱总理大刀阔斧的作风也早有耳闻,但估计中方仍不会大规模增加对越投资。故一个半月后,越方才提出三个带有试探性质的合作项目,一是在中部广治省兴建一个水电站,总投资1.7亿美元;二是在太原省兴建一个热电厂,总投资1.2亿美元;三是兴建一个年产2000万米布的现代化纺织厂。
国内主管部门经过认真研究,答复说,关于水电站和热电厂事,由于资金额太大,中方无力提供政府贷款。关于纺织厂项目,中方愿积极支持双方企业进行探讨,对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方可考虑提供部分信贷支持。
我感到,国内主管部门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由于资金有限,无法支持大的项目。据我所知,每年我国援外的总金额是在年初就已敲定的,如同一个蛋糕,切给这个国家多些,切给其它国家的便会少些。因此我对国内主管部门的答复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仍有些不甘心,期盼朱总理来越南后,能在现场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决定,使两国经贸关系有较大的突破。
朱总理访越的第一站是南方的胡志明市,第二天才抵达首都河内。在同越南总理潘文凯会谈时,讨论的主要问题自然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朱总理除了按照在国内已经商定的意见,宣布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赠送给越南政府1000台康佳牌24英寸彩电和1000辆轻骑牌摩托车外,出乎意料地对越方提出的兴建三个大项目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朱总理说:“最近越方提出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只要是对越南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有益,中国政府都愿意真诚同越方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朱总理在会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时还说:“越方提出希望中方援建热电厂、水电站和纺织厂,这些基础设施有助于越南经济发展,大约需要3亿美元的投入。尽管中国目前也有困难,但我们愿意积极考虑向越方提供贷款援助。”越南总理潘文凯和在场的越南官员都十分感谢。 亲自过问越南的国企改造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帮助越南兴建了两个重点工业项目吗:一个氮肥厂和一个钢铁厂。但经过30多年运转,设备严重老化,加上管理不善,导致这两个厂连年亏损。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有关公司就这两个厂的改造和扩建问题谈了多年,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搞得很不愉快。为此,越方在朱总理到访前曾向中方打招呼,建议两国总理会谈时不要提及这两个厂的问题,以免影响会谈气氛。
然而朱总理却在会谈中主动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他将从国内挑选有实践经验和有实干精神的专家到现场考察,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尽快扭亏为盈,帮助越南政府“卸掉一个包袱。”越南总理潘文凯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感谢,但并不清楚如何着手这项工作。我和使馆的同志也不知道国内有关部门怎样具体实施。
朱总理回国后的第九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大使馆收到了朱总理亲自给越南总理潘文凯的信,信中说:“为尽快落实我们在河内达成的共识,中方决定派邯郸钢铁厂和安阳氮肥厂的专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协助越方进行技术改造、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使上述工作顺利展开,两国相关部门及有关企业之间有必要相互沟通和了解。为此,我建议总理同志考虑能否派工业部长、钢铁工业总公司、化肥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和两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及少数有关专家,在中方专家赴越之前来华访问, 参观中方有关企业。届时我将会见越工业部长和中越双方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
收到朱总理的邀请信,我极为兴奋,一面让使馆研究室把朱总理的来信立即翻译成越文,一面让经商处联系越南工业部,提出我希望在当天上午约见邓武诸部长。但对方回答说,大使要见部长,请先给工业部发来照会。我听后很是不满,立即亲自给邓武诸部长的秘书打电话,我说有急事要见部长。对方说部长正在开会。我因为同部长关系很好,便说能否请部长出来一下,我同他说几句话。不一会儿,邓部长出来接了电话,当即商定上午11点半我们在工业部见面。
邓部长看了朱总理的信,同样兴奋不已,表示将立即向潘文凯总理报告。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说,他认为越方一定会接受邀请。
越南总理潘文凯果然完全同意朱总理的意见,派由工业部长邓武诸率领的考察团按照中方建议,准时抵达北京。事后得知,邓武诸部长一行抵达北京机场时,朱总理已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中方特别安排了开道车引路。朱总理同越南同志及在场中方人员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体的部署。中国专家抵达越南后,潘文凯总理也十分重视,亲自安排两个下午,分别同双方钢铁厂和化肥厂的专家进行座谈。后经国务院批准,中方同意提供专款用于两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计划顺利完成。邓武诸部长对我说,他见过不少外国总理,但态度如此诚恳,抓工作如此大刀阔斧,如此雷厉风行的,只有朱镕基总理一人。
早就听说过朱镕基总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朱总理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直没有亲身感受。1998年和1999年终于有了两、三次直接接触的机会。
批判干部毫不客气
1998年8月外交部举行第九次使节会议,我作为驻越南大使也被召回参加会议。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是请朱镕基总理在京西宾馆向大家作我国经济形势报告。那天我坐在会场中间靠后的座位上,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到朱总理的音容笑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朱总理。只见他走上讲台时,手里没有拿任何讲稿和提纲,坐下来就一口气讲下去。
报告的内容不必在这里重复,但有两个情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谈到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难时,总理深情地背出了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的几句顺口溜:“一生跟着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他们全下岗”。作为13亿人口的总理,对百姓的疾苦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令我很受感动。
在谈到外贸出口时,总理说形势很严峻,今年的出口额度必须完成,这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说到这里,总理话峰一转说,“但外经贸部长却说要量力而行。”此时外经贸部长就坐在台下。散会时,大家请领导同志先退场,那位部长从我身边走过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总理又点你啦!部长则说:我经常被点,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听到这话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总理。当年周总理就经常当众点名批评外交部的部、司两级领导,但没有人嫉恨总理,而总是把总理的批评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仍有许多老同志写文章,回忆当年总理对自己的批评,讲述从中得到的教益。
乐于听取他人意见
1998年10月,越南总理潘文凯访华,我奉命回国参加接待工作。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主要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合作问题。当时我也在场。潘文凯在会谈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由两国总理共同确定一个目标:到2000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亿美元。对于越方的这一建议,中方事先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外交部上呈的会谈参考要点中自然也没有相应的表态口径。朱总理当场表示,中方对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历来持积极态度,由于两国都在实行市场经济,只要措施得当,即使不确定具体指标,贸易额也肯定会逐年增加。当时我坐在唐家璇部长旁边,感到这样的表态意味着中方没有接受越方的建议。在那样的场合,我当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便当即给唐部长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列举了三个数字:1997年两国贸易额为14.4亿美元,两国边贸金额为3.6亿美元,两项相加为18亿美元。
唐部长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会谈结束后,唐部长向朱总理汇报说:截至1997年,两国正规贸易额已达到18亿美元,距离潘文凯总理建议的20亿美元差距不大,而且还有两年时间,估计完成的困难不大。而且两国总理确定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的意向,不是非达到不可的硬指标,即使完不成也无大的负面影响。再说潘文凯总理的建议不是个人随便提出来的,估计在国内已经过高层领导讨论,如果不接受,可能会造成他没有完成任务的印象,回去不好交代。为体现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妨接过对方建议,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
朱总理听后觉得唐部长说得有道理,表示再考虑考虑。当晚在欢迎宴会上,朱总理又把下午的话题拉了回来,同意把20亿美元作为两国总理确定的到2000年双边贸易额的奋斗目标。
如今已过去16年,实践证明两国领导人确定贸易额增长目标的做法,对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12年,中越贸易额已达到504亿美元,两国领导人又确定到2015年达到600亿美元,结果2013年就已达到654.8亿美元,提前达到了两国领导人确定的目标。
拍板决定帮越南兴建大项目
1999年12月1日至4日,朱镕基总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访问,而且经贸合作将是访问中的主要议题,便提前两个多月约见越共枞阳委员、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武洪福,希望越方及早提出对这次访问的初步设想,以便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有较大的突破。
越方虽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对朱总理大刀阔斧的作风也早有耳闻,但估计中方仍不会大规模增加对越投资。故一个半月后,越方才提出三个带有试探性质的合作项目,一是在中部广治省兴建一个水电站,总投资1.7亿美元;二是在太原省兴建一个热电厂,总投资1.2亿美元;三是兴建一个年产2000万米布的现代化纺织厂。
国内主管部门经过认真研究,答复说,关于水电站和热电厂事,由于资金额太大,中方无力提供政府贷款。关于纺织厂项目,中方愿积极支持双方企业进行探讨,对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方可考虑提供部分信贷支持。
我感到,国内主管部门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由于资金有限,无法支持大的项目。据我所知,每年我国援外的总金额是在年初就已敲定的,如同一个蛋糕,切给这个国家多些,切给其它国家的便会少些。因此我对国内主管部门的答复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仍有些不甘心,期盼朱总理来越南后,能在现场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决定,使两国经贸关系有较大的突破。
朱总理访越的第一站是南方的胡志明市,第二天才抵达首都河内。在同越南总理潘文凯会谈时,讨论的主要问题自然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朱总理除了按照在国内已经商定的意见,宣布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赠送给越南政府1000台康佳牌24英寸彩电和1000辆轻骑牌摩托车外,出乎意料地对越方提出的兴建三个大项目问题给予了积极回应。朱总理说:“最近越方提出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只要是对越南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有益,中国政府都愿意真诚同越方合作,并提供资金支持。”朱总理在会见越共中央顾问杜梅时还说:“越方提出希望中方援建热电厂、水电站和纺织厂,这些基础设施有助于越南经济发展,大约需要3亿美元的投入。尽管中国目前也有困难,但我们愿意积极考虑向越方提供贷款援助。”越南总理潘文凯和在场的越南官员都十分感谢。 亲自过问越南的国企改造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帮助越南兴建了两个重点工业项目吗:一个氮肥厂和一个钢铁厂。但经过30多年运转,设备严重老化,加上管理不善,导致这两个厂连年亏损。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有关公司就这两个厂的改造和扩建问题谈了多年,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搞得很不愉快。为此,越方在朱总理到访前曾向中方打招呼,建议两国总理会谈时不要提及这两个厂的问题,以免影响会谈气氛。
然而朱总理却在会谈中主动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他将从国内挑选有实践经验和有实干精神的专家到现场考察,通过加强管理和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尽快扭亏为盈,帮助越南政府“卸掉一个包袱。”越南总理潘文凯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感谢,但并不清楚如何着手这项工作。我和使馆的同志也不知道国内有关部门怎样具体实施。
朱总理回国后的第九天,即12月13日上班后,大使馆收到了朱总理亲自给越南总理潘文凯的信,信中说:“为尽快落实我们在河内达成的共识,中方决定派邯郸钢铁厂和安阳氮肥厂的专家于今年12月20日赴越,协助越方进行技术改造、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使上述工作顺利展开,两国相关部门及有关企业之间有必要相互沟通和了解。为此,我建议总理同志考虑能否派工业部长、钢铁工业总公司、化肥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和两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及少数有关专家,在中方专家赴越之前来华访问, 参观中方有关企业。届时我将会见越工业部长和中越双方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
收到朱总理的邀请信,我极为兴奋,一面让使馆研究室把朱总理的来信立即翻译成越文,一面让经商处联系越南工业部,提出我希望在当天上午约见邓武诸部长。但对方回答说,大使要见部长,请先给工业部发来照会。我听后很是不满,立即亲自给邓武诸部长的秘书打电话,我说有急事要见部长。对方说部长正在开会。我因为同部长关系很好,便说能否请部长出来一下,我同他说几句话。不一会儿,邓部长出来接了电话,当即商定上午11点半我们在工业部见面。
邓部长看了朱总理的信,同样兴奋不已,表示将立即向潘文凯总理报告。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说,他认为越方一定会接受邀请。
越南总理潘文凯果然完全同意朱总理的意见,派由工业部长邓武诸率领的考察团按照中方建议,准时抵达北京。事后得知,邓武诸部长一行抵达北京机场时,朱总理已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中方特别安排了开道车引路。朱总理同越南同志及在场中方人员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下一步的工作做了全面具体的部署。中国专家抵达越南后,潘文凯总理也十分重视,亲自安排两个下午,分别同双方钢铁厂和化肥厂的专家进行座谈。后经国务院批准,中方同意提供专款用于两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述计划顺利完成。邓武诸部长对我说,他见过不少外国总理,但态度如此诚恳,抓工作如此大刀阔斧,如此雷厉风行的,只有朱镕基总理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