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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一开篇，习近平总书记就号召全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他还曾多次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如何办人民满意的学校，是每个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据了解，太原市杏花岭区从2015年开始积极稳妥地实行大学区制改革，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这项改革最初的实施者———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尹骏（原杏花岭区教育局局长）。
认清形势，谨慎布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记者：2015年3月，杏花岭区委、区政府把均衡配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在全区开展大学区制改革。作为这项改革的设计师、策划者和推动者，你们当时在顶层设计上有什么考虑？
尹骏：推行集团化办学、大学区制改革，包括扩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举措，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而且成效明显。杏花岭区之所以要推动这次改革，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杏花岭区的教育资源比较优渥、底子好，但是分布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在太原市很突出，在山西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薄弱资源也很多，形成极端化分布的状况，这为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当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改革，我和区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去北京、西安等地进行考察调研，为启动在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办学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做足铺垫。结合杏花岭区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最终确定了“名校垣弱校”“名校垣普校”“名校垣新校”和“名校托管”等多种模式。之所以采取多种办学模式，我们考虑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尊重特定学校的发展现状。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年内把所有学校都进行集团化办学挂牌，但是总校的校长管理能力、师资储备、硬件设施、制度政策是否具备了条件，这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所以在改革之初，区教育局就制定了“蹄疾步稳”的实施战略：小步快走、步履稳健，必须办一所成一所，不允许失败，一旦有一所学校的改革不尽如人意，就会砸了名校的牌子，这项工作的社会认可度也会丧失。而且，一项改革只要触及了教育的真谛，只要符合百姓的期待，它就没有理由失败。
记者：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扎实推进了近四年，您认为在这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尹骏：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教师的融合与学校管理干部的培养。
大学区制改革最本质的任务是区内教师的融合，成败的关键也在于此。整合之初，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管理、文化、工作状态，整合以后，教师身处的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帮助教师适应变化是必须要考虑的。比如新建路小学整合了羊市街小学，那么就必须将新建路总校的部分教师派到羊市街小学，总校的教师愿意去吗，怎么才能让他们乐意去？同样，部分羊市街小学的教师也需要到新建路总校去提升、锻炼，但普校的教师去了名校会有诸多不适应，甚至会有自卑感。虽然，行政命令可以很快促成名校与普校之间教师的交流，但如何让被派出的教师安下心来搞教学，并尽快融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决策层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学区内组织大型培训会，学校会将最好的位置留给普校的教师；在进行教研活动时，我们不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分组，而是以学科、年级进行划分，从形式上消除校际之间的界限；总校安排专职教师为被派到分校的教师子女进行放学后的作业辅导等等，有诸多的具体方式。
另外，像五一路学区就统一制作了通行证，学区内的所有教师都可以凭证走进学区内的任一所学校参与教研活动，去请教、研讨、借鉴等。以前虽然都是杏花岭区的教师，实际上很难有机会走进其它学校，这张通行证真正打破了校际之间无形的围墙。2012年，大东关小学招聘了一批年轻老师，他们在校长的领导和指导下得到了快速成长，但受制于学校教学规模，这批年轻教师很快就遇到了成长的“天花板”。和五一路小学组成大学区后，他们可以随时走进五一路小学，享受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名校教师共同提高，很多教师很快就突破了“天花板”，快速成长起来。
人是关键的因素，任用、培养人很重要
记者：2015年最初推动改革的时候，据说调整了很多学校干部，你们不担心动作太大影响稳定吗？
尹骏：大学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一大批学校管理干部作支撑，我们的确面临着诸多压力，包括来自家长的、学校的、社会的。大家对改革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调整学校的组织结构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因为容易伤筋动骨，所以调整校长、书记真的需要花心思，即使说能上能下，下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台阶。比如，有的校长本来快退休了，我们就等他顺利退休后再派驻新的校长；有的校长本来很有才能，就和他沟通到另外一所不错的学校当校长，因人而异，视情况进行调整。非常感谢所有加入这项改革的学校管理人员，大家都为这项工作做出了贡献，全部服从组织安排。为了教育的发展，被整合校校长一夜之间岗位被调整，名校的校长兼任了普校、弱校的校长以及法人，并派驻了分校执行校长。执行校长的派出和人选都是由总校校长来决定，总校校长主导着整个教育集团办学、分校建设工作的推进，他们充分调动和发挥所有主观能动性，保证了改革成功。
名校向分校派驻执行校长以后，在两校教师的融合、学生的融合、课程的安排以及学校运行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保证了步调一致。一方面，名校优质资源在集团化办学、大学区进程中，自身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活力再一次被激发。比如五一路小学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下一个百年将走向哪里？大学区制改革使它成为学区长校，用武之地被自然扩大，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改革有了实施的可能。另一方面，校长、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有了新的职业追求和机会，激情的迸发是始料不及的。有了新平台以后，哪怕是一个弱校，他们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理念来设计、推进、改造，将教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刚才提到大学区制改革中执行校长的聘用机制，这相当于把相当大的行政权下放到了学区长校，那么在遇到风险和不可控因素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机制吗？
尹骏：把权力下放以后，其实能够更好地推动工作，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将学校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权力下放给学校校长。校长确定人选后，要与区教育局沟通，阐释任用的理由。区教育局根据掌握的情况会同纪检、人事、档案等部门联合审查拟任用干部，审查通过后会备案，并给予拟任用干部两年的考察期。每年区教育局和学校都要考核所有学校的中层干部，不合格的將不能再担任中层管理职务，连续两年考察合格才会保留其中层管理职务，并在下一步干部提拔的时候等同于主任对待，同时具有参选副校长的资格。当然，这一系列考核办法我们有一个详细的操作细则。
作为学区长校校长或教育集团校长，他们得到的锻炼和职业获得感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上升空间空前广阔，活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同时，很多中层、基层干部也拥有了跳跃式上升的机会和可能，很多总校的中层干部成为了分校的班子成员。
记者：在如此有创造力的考核机制运行下，成效肯定是显而易见的。那对杏花岭区学校干部的选聘机制，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尹骏：我们在考评干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原学校工作非常出色、考评名次也很靠前的干部，在被调到五一路小学、新建路小学、山西省实验小学等名校后，往往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状态的情况。这说明学校规模的不同，对管理干部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量变会引起质变，名校的规模往往比较大，同样的工作内容，其工作强度与复杂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普校、弱校调到名校的优秀干部出现工作的不适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优秀干部拥有不错的底子，他们经过短期的阵痛和不适应以后会快速地成长。这样的干部在名校历练两三年后就会有质的飞跃，他们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针对学校干部的选聘和培养机制，我觉得应该把区内的名校作为干部的实训基地，将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尽量放到名校去锻炼，让他们接触最新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方法。经过名校洗礼的优秀干部在眼界上、思维上才更加先进，更加符合大学区制改革的要求。当他们被派到其他普校、弱校后，大学区制改革的精髓会随着他们的工作步伐在全区开枝散叶乃至枝繁叶茂。
记者：在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解决教师梯队的建设问题的？
尹骏：杏花岭区教育如何持续保持领先，甚至保持绝对性的优势，靠什么实现？教育“大”首先是教师“大”，教师“大”首先是专业“大”，教师足够强了，教育才能真正强起来。我们一方面抓内涵建设，如校长领导力提升工程、学校课程建设、教师外出培训提高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科学优化教师群体结构，实现资深教师与年轻教师、在编教师与临聘教师的动态平衡。
实施大学区制改革以来，区教育局牵头与北师大合作，每年公派区内学校教师前去学习。区教育局在保证各学校培训经费充足的前提下，建立了一整套教师外出培训的审批管理制度与流程。我们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选择培训内容，不局限于公办机构的培训活动，可以参加各类学会、协会以及教育企业举办的培训、讲座、高峰论坛等。像北京、上海、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我们都派出教师去学习，了解中国教育发展最前沿的信息、动态和理念。
要继续扩大改革的面
记者：实施大学区制改革，对杏花岭区教育工作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尹骏：咱们现在谈的改革都是依附于集团化办学，但其实是大学区制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推动了杏花岭区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它带动了一个观念———什么样的改革有利于教育发展，就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这里面的一系列举措确实有针对大学区制改革和集团化办学的，但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打开了教育改革的思维，是一项多方面、多方向的改革。如今，教育拥有前所未有的关注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山西省实验小学请来当代著名教育专家林格教授举办专题讲座。在讲座开始前，山西省实验小学安排学区内所有校长与林格教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座谈。讲座的实况也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同步在所有成员校的会场播放。有一位校长激动地说，当年这些专家都是我们只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因为加入了共同体，我们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教育思想，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大学区制改革除了立竿见影的校际之间建立教育平台与发展共同体以外，对教育人眼界、思维、学识的提升更多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总之，大学区制让优质资源扩大了。
记者：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实施以来，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走向？
尹骏：大学区制改革实施以来的变化，首先是优质教育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以后还会更多，因为有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在不断生发。比如，即将招生的山西省实验小学中车国际分校就一定会成长为杏花岭区优质教育资源。其次是老百姓对教育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显著提升了。杏花岭区本身面积不大，但是名校环立、教育资源优渥，老百姓在杏花岭区生活是有一定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第三是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校长和管理干部。作为一名教育人，在一生中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所学校重获生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这是大学区制改革带来的。
我认为，大学区制和集团化办学最终的走向还是会脱钩。这些学校一旦脱钩、独立生长、增殖裂变，会形成新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教育就要百花齐放、千校千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我们经过了千山万水，但是还要跋山涉水，而且是越往前走越艰险。杏花岭区的大学区制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要继续扩大改革的面，增加改革学校的数量，配套改革的相关政策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路，就不怕路远。杏花岭区的大学区制改革要蹄疾步稳，继续深化，让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越来越多，优质学位越来越多，幸福感越来越强。
据了解，太原市杏花岭区从2015年开始积极稳妥地实行大学区制改革，经过三年多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这项改革最初的实施者———太原市教育局副局长尹骏（原杏花岭区教育局局长）。
认清形势，谨慎布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记者：2015年3月，杏花岭区委、区政府把均衡配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在全区开展大学区制改革。作为这项改革的设计师、策划者和推动者，你们当时在顶层设计上有什么考虑？
尹骏：推行集团化办学、大学区制改革，包括扩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举措，全国很多地区已经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而且成效明显。杏花岭区之所以要推动这次改革，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杏花岭区的教育资源比较优渥、底子好，但是分布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不仅在太原市很突出，在山西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薄弱资源也很多，形成极端化分布的状况，这为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当时，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改革，我和区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去北京、西安等地进行考察调研，为启动在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办学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做足铺垫。结合杏花岭区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最终确定了“名校垣弱校”“名校垣普校”“名校垣新校”和“名校托管”等多种模式。之所以采取多种办学模式，我们考虑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尊重特定学校的发展现状。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年内把所有学校都进行集团化办学挂牌，但是总校的校长管理能力、师资储备、硬件设施、制度政策是否具备了条件，这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所以在改革之初，区教育局就制定了“蹄疾步稳”的实施战略：小步快走、步履稳健，必须办一所成一所，不允许失败，一旦有一所学校的改革不尽如人意，就会砸了名校的牌子，这项工作的社会认可度也会丧失。而且，一项改革只要触及了教育的真谛，只要符合百姓的期待，它就没有理由失败。
记者：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扎实推进了近四年，您认为在这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尹骏：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教师的融合与学校管理干部的培养。
大学区制改革最本质的任务是区内教师的融合，成败的关键也在于此。整合之初，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管理、文化、工作状态，整合以后，教师身处的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帮助教师适应变化是必须要考虑的。比如新建路小学整合了羊市街小学，那么就必须将新建路总校的部分教师派到羊市街小学，总校的教师愿意去吗，怎么才能让他们乐意去？同样，部分羊市街小学的教师也需要到新建路总校去提升、锻炼，但普校的教师去了名校会有诸多不适应，甚至会有自卑感。虽然，行政命令可以很快促成名校与普校之间教师的交流，但如何让被派出的教师安下心来搞教学，并尽快融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决策层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学区内组织大型培训会，学校会将最好的位置留给普校的教师；在进行教研活动时，我们不以学校为单位进行分组，而是以学科、年级进行划分，从形式上消除校际之间的界限；总校安排专职教师为被派到分校的教师子女进行放学后的作业辅导等等，有诸多的具体方式。
另外，像五一路学区就统一制作了通行证，学区内的所有教师都可以凭证走进学区内的任一所学校参与教研活动，去请教、研讨、借鉴等。以前虽然都是杏花岭区的教师，实际上很难有机会走进其它学校，这张通行证真正打破了校际之间无形的围墙。2012年，大东关小学招聘了一批年轻老师，他们在校长的领导和指导下得到了快速成长，但受制于学校教学规模，这批年轻教师很快就遇到了成长的“天花板”。和五一路小学组成大学区后，他们可以随时走进五一路小学，享受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名校教师共同提高，很多教师很快就突破了“天花板”，快速成长起来。
人是关键的因素，任用、培养人很重要
记者：2015年最初推动改革的时候，据说调整了很多学校干部，你们不担心动作太大影响稳定吗？
尹骏：大学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一大批学校管理干部作支撑，我们的确面临着诸多压力，包括来自家长的、学校的、社会的。大家对改革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调整学校的组织结构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因为容易伤筋动骨，所以调整校长、书记真的需要花心思，即使说能上能下，下的时候也需要一些台阶。比如，有的校长本来快退休了，我们就等他顺利退休后再派驻新的校长；有的校长本来很有才能，就和他沟通到另外一所不错的学校当校长，因人而异，视情况进行调整。非常感谢所有加入这项改革的学校管理人员，大家都为这项工作做出了贡献，全部服从组织安排。为了教育的发展，被整合校校长一夜之间岗位被调整，名校的校长兼任了普校、弱校的校长以及法人，并派驻了分校执行校长。执行校长的派出和人选都是由总校校长来决定，总校校长主导着整个教育集团办学、分校建设工作的推进，他们充分调动和发挥所有主观能动性，保证了改革成功。
名校向分校派驻执行校长以后，在两校教师的融合、学生的融合、课程的安排以及学校运行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保证了步调一致。一方面，名校优质资源在集团化办学、大学区进程中，自身也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活力再一次被激发。比如五一路小学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下一个百年将走向哪里？大学区制改革使它成为学区长校，用武之地被自然扩大，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改革有了实施的可能。另一方面，校长、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有了新的职业追求和机会，激情的迸发是始料不及的。有了新平台以后，哪怕是一个弱校，他们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理念来设计、推进、改造，将教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刚才提到大学区制改革中执行校长的聘用机制，这相当于把相当大的行政权下放到了学区长校，那么在遇到风险和不可控因素的时候，有什么保护机制吗？
尹骏：把权力下放以后，其实能够更好地推动工作，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将学校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权力下放给学校校长。校长确定人选后，要与区教育局沟通，阐释任用的理由。区教育局根据掌握的情况会同纪检、人事、档案等部门联合审查拟任用干部，审查通过后会备案，并给予拟任用干部两年的考察期。每年区教育局和学校都要考核所有学校的中层干部，不合格的將不能再担任中层管理职务，连续两年考察合格才会保留其中层管理职务，并在下一步干部提拔的时候等同于主任对待，同时具有参选副校长的资格。当然，这一系列考核办法我们有一个详细的操作细则。
作为学区长校校长或教育集团校长，他们得到的锻炼和职业获得感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上升空间空前广阔，活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同时，很多中层、基层干部也拥有了跳跃式上升的机会和可能，很多总校的中层干部成为了分校的班子成员。
记者：在如此有创造力的考核机制运行下，成效肯定是显而易见的。那对杏花岭区学校干部的选聘机制，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尹骏：我们在考评干部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原学校工作非常出色、考评名次也很靠前的干部，在被调到五一路小学、新建路小学、山西省实验小学等名校后，往往会出现找不到工作状态的情况。这说明学校规模的不同，对管理干部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量变会引起质变，名校的规模往往比较大，同样的工作内容，其工作强度与复杂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普校、弱校调到名校的优秀干部出现工作的不适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优秀干部拥有不错的底子，他们经过短期的阵痛和不适应以后会快速地成长。这样的干部在名校历练两三年后就会有质的飞跃，他们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针对学校干部的选聘和培养机制，我觉得应该把区内的名校作为干部的实训基地，将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尽量放到名校去锻炼，让他们接触最新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方法。经过名校洗礼的优秀干部在眼界上、思维上才更加先进，更加符合大学区制改革的要求。当他们被派到其他普校、弱校后，大学区制改革的精髓会随着他们的工作步伐在全区开枝散叶乃至枝繁叶茂。
记者：在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解决教师梯队的建设问题的？
尹骏：杏花岭区教育如何持续保持领先，甚至保持绝对性的优势，靠什么实现？教育“大”首先是教师“大”，教师“大”首先是专业“大”，教师足够强了，教育才能真正强起来。我们一方面抓内涵建设，如校长领导力提升工程、学校课程建设、教师外出培训提高专业素养，另一方面科学优化教师群体结构，实现资深教师与年轻教师、在编教师与临聘教师的动态平衡。
实施大学区制改革以来，区教育局牵头与北师大合作，每年公派区内学校教师前去学习。区教育局在保证各学校培训经费充足的前提下，建立了一整套教师外出培训的审批管理制度与流程。我们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去选择培训内容，不局限于公办机构的培训活动，可以参加各类学会、协会以及教育企业举办的培训、讲座、高峰论坛等。像北京、上海、浙江等教育发达地区，我们都派出教师去学习，了解中国教育发展最前沿的信息、动态和理念。
要继续扩大改革的面
记者：实施大学区制改革，对杏花岭区教育工作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尹骏：咱们现在谈的改革都是依附于集团化办学，但其实是大学区制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推动了杏花岭区教育各方面的改革。它带动了一个观念———什么样的改革有利于教育发展，就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这里面的一系列举措确实有针对大学区制改革和集团化办学的，但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打开了教育改革的思维，是一项多方面、多方向的改革。如今，教育拥有前所未有的关注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山西省实验小学请来当代著名教育专家林格教授举办专题讲座。在讲座开始前，山西省实验小学安排学区内所有校长与林格教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座谈。讲座的实况也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同步在所有成员校的会场播放。有一位校长激动地说，当年这些专家都是我们只能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因为加入了共同体，我们有机会接触最前沿的教育思想，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大学区制改革除了立竿见影的校际之间建立教育平台与发展共同体以外，对教育人眼界、思维、学识的提升更多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总之，大学区制让优质资源扩大了。
记者：杏花岭区大学区制改革实施以来，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走向？
尹骏：大学区制改革实施以来的变化，首先是优质教育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以后还会更多，因为有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正在不断生发。比如，即将招生的山西省实验小学中车国际分校就一定会成长为杏花岭区优质教育资源。其次是老百姓对教育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显著提升了。杏花岭区本身面积不大，但是名校环立、教育资源优渥，老百姓在杏花岭区生活是有一定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第三是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校长和管理干部。作为一名教育人，在一生中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一所学校重获生机，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这是大学区制改革带来的。
我认为，大学区制和集团化办学最终的走向还是会脱钩。这些学校一旦脱钩、独立生长、增殖裂变，会形成新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教育就要百花齐放、千校千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我们经过了千山万水，但是还要跋山涉水，而且是越往前走越艰险。杏花岭区的大学区制改革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要继续扩大改革的面，增加改革学校的数量，配套改革的相关政策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了路，就不怕路远。杏花岭区的大学区制改革要蹄疾步稳，继续深化，让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越来越多，优质学位越来越多，幸福感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