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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和历史上的很多修道人士一样，美国修士和作家托马斯·默顿（1915—1968年）由出世和孤寂的立场观察社会和世界局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所有人的同情和关爱。他不断强调说，这份同情和关爱必须延伸扩展到当时在冷战和越战中被看成是美国敌人的国家和人民。他写作了倡导和平、反对战争的大量作品，批评了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国政治家。他希望被这些政治家煽动和迷惑的民眾能够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可能被简单地划分为良善和邪恶两个部分，真实的情况不可能是美国和西方代表所有的善，不再需要为社会进步进行任何改良和变革，而与之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邪恶的化身。在默顿看来，存在重大分歧的世界主要国家需要有足够的谦卑做出自我反省，有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向对手方展示善意和诚意，因为真正能够持久的世界和平，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之上。
关键词： 托马斯·默顿;战争与和平;天主教社会思想;美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4-0005-（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4.001
面对当下的国际格局，回顾冷战时期一些基督教作者的反战和平思想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意识形态分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诉诸暴力和沉迷于地缘政治利害考量的危害性。在20世纪，意识形态对立是大国之间建立互信的一个主要障碍。拿“共产主义”一语作为咒骂的词语是西方保守力量的一个习惯。无论是二战时期纳粹的宣传，还是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家的动员口号，都有这个特点。用“主义”来污名化敌对方，是一段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检讨的历史。历史问题和历史失误需要被检讨，才不会重演，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托马斯·默顿（1915—1968）是特拉普修会在美国肯塔基州客西马尼修院的一位修士。他也是对美国政府冷战和越战政策批评最犀利的作者之一，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位隐修会的成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上国际关系最紧张和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时代之一，违背了自己所在社会的政府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将自己的反战立场公之于众，甚至不惜冒犯自己所在教会的很多主教和头面人物？1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以意识形态对立的借口，人类的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妖魔化人类的另外一部分，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冷战时期都曾经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在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最基本原则。
一、伪人文主义者心中的利益、财富和权力
默顿的和平思想与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偶像崇拜面前，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往往导致一种对和平的悲观主义，也往往导致双方之间极度的猜忌和憎恨，培养起来一种使用全部力量消灭对方的冲动。此时所有基督教传播人类互信互爱的教导都难以发生切实的影响。人们甚至以基督教信仰为借口坚持一种自己全对、对方全错的立场;人们甚至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必须先有一场决死的大战，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2 就像他在很多文本里面不断提到的，近代早期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勃发的个人主义往往带有虚伪的人文主义性质，以自由和个人人权的名义，将个人利益和权利看作是至高无上、与集体和社会利益相对立的，助长人们为了私利欺凌弱小、在强权面前苟且的猥琐生活态度。这种自私自恋的生活态度也削弱了人们对异己方和敌对方的宽容和对话能力。
暴力也伤害施暴者一方 他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人孤立的见解，而是20世纪60年代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进步力量逐渐形成共识的看法。作为现代修会，耶稣会士在表达天主教会社会使命方面做出过特别用心的努力。一个修士的基本身份认同在传统上被概括为“清贫、守贞和服从”，而在现代教会的语境中，这三种品德见证了信仰对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权力偶像崇拜的否定，是对贪婪、享乐、虚妄和权力欲的否定，也就是对现代暴力和战争的根源的谴责。因此，一个修士的责任是通过促成一个平等和分享的社会，通过消除压迫和剥削，不仅让人们怀抱对彼岸美好世界的希望，还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美好世界的迹象在此岸的生活中也已经开始展现。3 正是这样一种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拉普修会的修士默顿对现代资本主义贪婪和好战特性的批判。
诗人、耶稣会神父丹尼尔·贝里根（1921—2016）是默顿的朋友，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最出名的行动派代表人物，最终在思想上否定了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的“正义战争”理论。而默顿则以大量作品记录了他自己对冷战和越战批判性的深度思考，并站在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立场宣传世界和平理想。4 这种以修道人士决绝的态度对美国社会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对抗和批评，折射出恩格斯笔下早期基督教“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这种恩格斯担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丧失的“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在愿意和社会主义思想、制度进行坦诚对话的默顿身上还延续和存在着。5
正如默顿注意到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走向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6 不过默顿经常不断地强调帝国主义战争实际发生和进行的一个关键及具体条件，也就是统治者教唆和挑动起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将战争暴力变成群体志愿的行为。
《无人是孤岛》是默顿讨论灵修生活的一部小书，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默顿在这里关于个人的孤寂和尊严的讨论已经触及他后来批评战争暴力的一个独特角度，也就是批评现代社会不健康的从众心理：人对人的爱，如果符合基督教的道德，需要珍惜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立思考，而不是诱导大众成为群氓;在盲目的、混沌的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被煽动得丢失对他人的宽容和同情。那些好战的政治家其实都是自私和无视公共利益的孤独者，他们一旦掌握民众，就会引导他们在绝望中接受贪婪、暴力和战争，由和平走向战争，毁坏世界，把一座座城市夷为废墟。1 在写给越南语版本《无人是孤岛》的序言里，默顿提到，他的书名取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的名言，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死都关联到整个人类，就像教堂的钟声鸣响，宣示着一个人的死亡，让所有人都心灵悸动，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个部分。“仇恨是死亡的种子”，但是不仅仅把死亡带给被仇恨的敌对方，仇恨者在加害他人的同时也在加害自己。越南所遭遇的暴力，在越南发生的屠戮，是“整个世界的病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在那里发生的流血和燃烧并不能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借口，只能用人的仇恨、贪婪、猜疑、恐惧和私欲来解释。美国介入越南的理由是“保护”那里的人民和帮助他们抵御“赤化”，这难道是毁灭生命，包括屠戮大量无辜平民的理由吗？2
在施暴的过程中，美国自己也丢失了与人类分享共同命运的机遇，也就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爱的纽带，扭曲和毁坏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自己的国家，妨碍了美国社会自己的改革和进步。如果美国倾尽全力去赢得越南战争会失去什么呢？默顿举出了几个例子：广泛使用凝固汽油弹的结果，是让那些在越南志愿救助受伤平民的美国医护人员看到妇女儿童被烧焦的惨状，让他们不再相信这是一场有任何正面价值的战争。而政治家们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有必要的;基督教不同宗派的领袖们为了赋予越战以合法性，违背了其信仰最基本的原则，将这场战争看作是善恶之争。在更加根本的意义上，如果美国不顾生命的损失（主要是越南人民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去获得军事和政治胜利（主要是压制想象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那么这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就不仅剥夺了另一个国家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也讓自己丢失了人性中最珍贵的一面，让自己不再懂得去怜悯人类的其他成员，忘却“无人是孤岛”，忘却每个人都是相互依赖、分享同一命运的人类的一分子——越战是现代化的常规战争，其残酷程度是一般局外人难以想象的。3
抵制“赤化”是冷战时期局部战争爆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默顿看来，尽管他不使用“帝国主义战争”这样的概念，当权者围绕越战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不过是烟幕，是为了掩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争夺，不仅在道德上不能接受，而且其结果也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要赤化，毋宁死”，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一句口号。其用意是表达美国在美苏对抗中最终不惜使用核武器的决心。默顿称之为“疯狂的推理逻辑”和“纳粹的心态”：在我们这里，有些人真心地认为，为了防止美国在战败后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宁可去冒险发动核战，“即便整个世界被毁灭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思路“就像是希特勒当年的思路”。在默顿的眼里，美国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的原因，把人类的一部分人看成是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死敌，拒绝国际关系中的对话、沟通和妥协，动辄以军事手段来维护自私的战略利益，在本质上是对民主原则的最大背叛，是对美国社会自身缺乏信心的表现。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政治错误的危险比当年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更加严重。4 即便把苏联或者其他假想敌都毁灭殆尽，留在地球上的屠戮者还有道德能力维持一个人类社会吗？在默顿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更加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在破坏能力上其实已经接近早年的核武器，可以对人类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没有变化的只有默顿反复强调的一个真理：武器的使用不仅伤害所谓敌人以及他们的妇女儿童，也在超出常人感知的程度上伤害施暴者的一方，特别是扭曲人的心灵，进而毒化施暴者所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美国文化和政策在冷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上述问题其实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显现。默顿在1961年写作了《原初的婴儿炸弹》，批评美国1945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是最早的原子弹，它们在日本被辛酸和讽刺地称为“原初的婴儿炸弹”。默顿在冷战处于高峰、肯尼迪政府开始深度卷入越南事务的1961年——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年，写了这篇采用散文诗形式的文章，阐释了他的和平思想体系里面的一个核心观点：施暴者因为自己的施暴而丢失人性，施暴的社会因为施暴而丢失进步和改革的机遇。1
互信互爱才是和平的真正前提 默顿并不遮掩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但是他所担忧的，是在以强大武力反击日本的过程中，美国遭遇的道德两难处境。在默顿具有强烈讽刺寓意的描写中，杜鲁门在1945年4月12日接任总统之后，决定向日本投掷两枚原子弹的过程，就是对决策者们的心理和道德的打击与伤害：杜鲁门先生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总统，他的助手告诉他有了一种厉害的炸弹，一枚就可以毁灭一个城市，是一种最终可以消灭整个地球的武器;总统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种炸弹是否有效和如何使用，有人告诉他这个炸弹在日本用一用可以恫吓所有的敌人，为世界创造“永久的和平”;于是总统就下令策划，炸弹应该投向哪一个“幸运”的日本城市，是否京都和东京都是合适的目标，结果广岛被选中了，因为它还没有向东京那样被轰炸过呢，可以完美检测出新炸弹的厉害程度，还因为它没有京都那么多的历史和美丽风景，炸一炸不会让日本人老是记仇;杜鲁门总统看到原子弹实验成功消息的时候，他正要走向波茨坦会议的会场，他的步履是轻快的，心情是振奋的;最后在谈到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时，杜鲁门总统的概括是简单明了的，“我们有了原子弹，我们使用了原子弹”。在蘑菇云下面，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当时同盟国的敌人，也有用轻松的语言和态度对待这一武器及使用它的人们，因为后者丢失了人性里最宝贵的东西——怜悯。
核武器以及二战中其他现代化武器的使用改变了天主教对源自中世纪西欧的正义战争理论的态度。甚至教廷保守派的代表奥塔维亚尼枢机（1890—1979）在1947年就已经提出，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现代武器已经使得正义战争理论失去意义，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性反侵略战争，军事行动不再可能是求得正义的合法合理手段。2 但是在各个民族国家，即便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情况下，民众还是很容易因为受到煽动，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侵略战争。进入冷战之后，在意识形态冲突的阴影下，以恐惧和抵制共产主义运动为借口，被看作是西方文明精神基础的基督教道德往往被忽略，或者被仅仅当作空洞说教，不再对很多人的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对西方政治家以及被政治家煽动和利用的普通人来说，经济、政治和战略的考量似乎可以完全不顾忌基督教的怜悯和正义;“共产主义”这个被妖魔化的名词可以被随时用来当作标签到处粘贴;而为了与共产主义对抗，甚至连核武器都可以拿来使用。默顿举例说，二战期间，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少基督徒以共产主义是更大危险作为借口，不去用良知辨别审视一些教会高层人士的错误政治态度，对纳粹德国以及亲纳粹政权采取消极顺从的态度。类似的情况在冷战期间也发生在美国天主教会的一些领导和普通信徒身上。他们以为使用核武器来对抗和毁灭苏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将之看作是不得已的“正义”的选择。默顿指出，这种态度一旦经由大众媒体成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其实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很容易演变为滥用武力甚至核武器的群体性狂热。3 与绝大多数欧美的进步人士一样，默顿对欧美社会的批评以及他对东方文化某些层面的赞美并不等于他在整体上否定西方文明，而是他对西方文明提出的一些旨在改革和改良的建设性意见。在他鼓吹世界和平理想的言论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他对近代早期以来的“伪人文主义”和“伪科学思维”的担忧与批判：在高度世俗化的西方社会，人们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人们却滋长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成功和胜利就是在利益争夺上占据优势，以为科技和武器的竞争，政治和战略的现实主义考量，以及借助大众媒体的民意操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用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消灭意识形态上与自己有分歧的敌对方，甚至不惜以自我毁灭作为代价。这是一种伪人文主义，因为这里所倡导的人的价值和尊严是自私的，是仅仅认可自己与自己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以否定人类另一部分的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默顿提出，正如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在《和平通谕》（Pacem in terris， 1963年）里面强调的，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分享基督之爱的兄弟姐妹;社会主义运动也触及了人类社会真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参与者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对话与合作对象，因此在东西方之间也一定存在建立互信和共识的基础及可能性。1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伪科学思维和伪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遗产，其消极影响很难去除。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本身就有一定缺陷。譬如在正义战争理论的逻辑中，对己方动机的乐观判断、对敌方用意的悲观评估，都可能导致武力合法性的轻易建立和武力本身的滥用。而近代西方的各种版本功利主义都强化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让人们迷信武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选项，甚至让他们相信武力才是和平真正的保卫者。借助评点教宗约翰的前述通谕，默顿论及了阿奎那和方济各基于真正人文主义的和平理想：和平与合作才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秩序，互信互爱才是建立和平的真正前提。默顿由此谈到了人们在冷战时期对和平的误读和错觉。他指出，如果没有爱和信任，只有对他人的恐惧，认为敌人是必须被仇恨和被消灭的，那么就算“在天空布满间谍卫星，就算把照相机挂到月亮上面”，世界上也不会有和平的希望。2
二、修昔底德—列宁战争论
在默顿对世界和平理想的阐发里面，他其实注意到了修昔底德认为对外战争与社会内部分裂互为因果的观点。修昔底德所讨论问题的历史语境是古代雅典，但是他的这种看法其实也与列宁后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有相近之处，二者都强调一个国家内部不安定的社会状况对战争的诱发作用。默顿引用了修昔底德来说明，雅典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混乱不仅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最终导致了雅典国家的衰落。3 而在列宁看来，战争与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当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资源和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的时候，会致力于迷惑受其剥削和压迫的民众，在他们中间煽动仇恨敌对方的沙文主义情绪，力图让本国内部民众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维护所谓的“大国优越地位”。4 站在基督教道德的立场，默顿不仅看到了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硬不妥协，也认识到这种立场背后自私的利益驱动。所以他是不赞成美国和西方对东方阵营的好战态度的。
拒绝妖魔化社会主义 默顿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其实需要重新评估。人们需要更多看到，他所倡导的全人类团结无疑包括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团结。他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参加过美共的一些活动，但是他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完全和完满的天主教修道士。他始终一贯的政治立场是坚持一个修士的独立思考和超脱世俗的利益纷争。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和社会没有深度的关怀。他对美国在冷战和越战中所扮演角色的批评与抗议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的：基督教道德不能接受将人类分成对立的正义一方和邪恶一方，不能接受将这一对立作为武力打击甚至消灭对方的理由。在默顿看来，引发战争的社会病症波及所有的人，波及敌对的双方。没有一方有资格以正义的名义去毁灭对方，更没有资格在这一仇恨的事业中毁灭全人类。在他看来，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如果美国以反共为借口去发动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当然，让人担忧的是，默顿所担忧的这种制造人类分裂和动辄诉诸武力的思维逻辑及鲁莽行动似乎并没有离开今天的美国和世界。1
相对于二战之后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操控，默顿反对冷战以及后来反对越战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向当时美国的“敌人”流露出同情、怜悯和团结意向的立场。正如他自己在《战争的根源是恐惧》一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在谈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行为动机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完全诚实的，所以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敌人的政治立场可能会有任何正确性。他们的立场也完全可能比我们的立场更缺乏诚实，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为和平建立起沟通和对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善与恶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看到对方的善。用他的原话说，“有效政治行动只可能建立在承认下述结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不可能被拒绝沟通的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国家所独占，只可能通过所有人的合作去发现”。2 默顿在这里批评的，正是麦卡锡主义抬头之后美国文化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污名化与妖魔化。3
在反对冷战和越战的和平事业中，默顿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他在现代美国的语境中体验和展现了修昔底德没有可能看到、列宁没有用很多具体细节讨论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人心的塑造和扭曲。默顿所做的这部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观察二战和冷战时期社会氛围的比较视角。他有一些重要文章写到了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战人士以及他们面临的纳粹战争狂热，并由此论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情况以及他对美国人民的期望。他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就是列宁曾经论及的现象，即政治家用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裹挟民众，其结果往往是疯癫被当作理性和常规，而理性反而被当作疯癫和反常。默顿写过耶格斯泰特，一位拒绝服兵役和参加纳粹德国战争的奥地利农民及天主教徒。耶格斯泰特被纳粹政权当作叛国者处死，而同情他的一些村民和教会人士竟然觉得他之所以顽强坚持反战，是因为他精神异常，有心理疾病。所以默顿尖锐地指出，真正失常的恰恰不是这位朴实的农人，而是那些在沉默中懦弱地履行了他们的“爱国”职责、糊里糊涂因为希特勒的战争而失去生命的奥地利教徒。4 被默顿专门用来与耶格斯泰特做对比的是另一位奥地利人——“冷静”和“理性”的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屠杀犹太人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后来在1962年被以色列判处绞刑。艾希曼以及他周圍的看守、行刑者、监督和组织奴隶劳动的管理人员，每一个单个人都是正常、体面、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尊敬的普通人;他们遵循一切应该遵循的社会常规，忠实听从上一级权威的命令，也懂得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正是这些体面、正常、毫无异常和绝不疯癫的人，使用了毒气室和其他罪恶手段，共同计划和执行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他们与耶格斯泰特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接受了一种政治宣传，也就是，人类的另一部分人是没有资格存在的，是应该被消灭的。默顿指出，这另一部分人可能是指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种族。“只要这样一种原则还能够轻易地被接受，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它还可以随时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大家还安之若素”，默顿警告说，“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魔鬼般的恶人，普通的警察和良善的公民就可以做好一切事情”——来造就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5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默顿写作反战和平文章最活跃的时期。此时严格意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已经过去，但是其精神和文化的影响还没有消退，冷战氛围依然浓厚。默顿对麦卡锡主义的批评有时借助对纳粹军国主义的质问，保持着尖锐的力度，同时也避免了与当时的美国主流文化发生直接冲突。他在1962年为美国的和平运动组织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在1943年因为反战被纳粹处死的德国神父梅茨格。在文章的末尾，默顿用犀利的文字批判了纳粹的军国主义，其锋芒实际上也指向了当时美国在冷战中的好战态势以及在国内压制不同声音的恶劣氛围：“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在现代的战争疯狂之中，一切罪行都得到了理由，国家永远是正确的，暴力永远是正确的，军事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任何胆敢质疑这种态度的人都被看作是在颠覆、抗议和背叛。梅茨格神父信仰的不是暴力，不是炸弹，而是基督，是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1
在纪念另一位被纳粹杀害的德国教士德尔普的长文里面，默顿更加直接地谈到了美国和世界文化中的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耶稣会神父德尔普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因为反对希特勒被捕。默顿的文字在形式上是对德尔普被囚禁期间所写沉思录的导言，所以他理解作者的激愤心情，但是默顿同时也认同他对基督教道德在西方退化状态的悲观评论。他们都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偶像崇拜侵蚀了基督教，助长了孤独自私的个人主义，造成了信仰的空壳化。当自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考量之后，人作为人的价值在决策中就退居次要位置。而当决策者做出建立集中营，发动侵略战争甚至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作为名义上的基督徒都容易表现出麻木、冷漠和被动的接受，少部分人甚至可能会积极参与邪恶，以为自己只是在服从权威和履行公民职责。默顿在此还是回到他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近代西方非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以自私自利为特征，切断了个人与群体的联系。这种“伪人文主义”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不再认可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意义只可能是他与他人的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和平的问题上，失去了这样的认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真正的对话就不再可能，因为不再会有真正的对话者”。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冷战时期，人们因此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思维逻辑：“首先必须有一场大战，之后才会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2
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默顿从来没有明显表露出热情洋溢的认同。在这方面，与他同时代的美国耶稣会神学家默里神父（1904—1967）有着不同的态度。默里对东方阵营有过很直率的批评，不过在他的神学思想的成熟阶段，借由托马斯主义和天主教社会思想的角度，而不是像默顿那样更直接经由和平问题的讨论，默里还是得出了质疑冷战合法性的结论：真理一定是以多种方式启示给人们的，可以存在于多种不同的社会和制度中，因此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对话的必要，也有积极有益对话的可能。3
和平依赖社会改革和进步 冷战和越南战争反映出在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阵营对“大国优越地位”的争夺。正如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与其内部经济关系和階级关系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默顿并没有在东西方对立态势中选边站队的意图，他本人也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领袖，为了在道义上支持冷战，掩盖其作为经济和政治利益争夺的属性，为了裹挟民众认可和参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实际上把冷战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把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生存与冷战的胜负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发动武装冲突和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虚妄地美化成一种牺牲，一种为了坚守道德原则不惜一切代价的殉道。而实际的情况是，默顿指出，真正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内部对财富与权力的偶像崇拜。这一弊病只能通过西方社会内部的思想和道德改造来去除，包括消除美国长期的和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4 而西方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家的紧张，在他看来，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分歧所造成的，也只能通过善意的沟通和对话来化解。
在论说其世界和平理想的时候，默顿使用的主要是修士的宗教和灵修话语。他也很善于用这种话语来表达他对人和社会问题的深度关怀。他的重心并不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分析——那将是由另外一个角度阐释的和平反战思想。对这项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与默顿一样，威廉姆斯其实也在方法论上接受修昔底德—列宁的战争理论，也就是看到战争和平问题背后以及对外政策问题背后存在的社会内部问题，但是其角度更多是经济和政治的。他甚至希望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并因此受到激烈攻击。1
在威廉姆斯看来，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特性是在与近代中国的交往中塑造而成的，是在提出和拓展“门户开放政策”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美国垄断资本意识到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在拉美和亚洲建立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性。在威廉姆斯的解读中，美国旨在维护和增进国内经济繁荣的全球性扩张，在原则上不选择直接的军事干预和殖民统治的方式。但是在海外争取重大经济利益的决策，威廉姆斯写道：“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识，甚至得到众多激进人士的支持，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是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和所有群体的共识。”美国国内的安定、民主制度的维护和经济生活的繁荣，都有赖于美国在海外的市场和经济利益。在对外扩张和民主制度之间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从此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一特色不妨碍美国在原则上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必要时背离该原则——譬如在古巴和菲律宾，也不妨碍美国在国际关系上进行强有力的战略竞争和经济利益争夺。中日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美国的上述外交思路因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叙说变得更加清晰：具体而言，美国不能容许其他列强通过对中国的瓜分排斥和削弱其在华利益;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基本“世界观”，美国将依靠经济竞争而非军事占领来扩张其海外利益，并借此促进国内的安定和繁荣。2 威廉姆斯所描写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其实就是默顿所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以追逐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军事和政治生活”，其利益竞争内涵具有趋向恶的特性，最终还是会破坏和平，将美国引向军事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竞争不足以保证美国达成其战略目标的时候。威廉姆斯对此提出的改革建议当然不是默顿所倡导的心灵和道德革命，而是他所理解的社会革命，“一种对革命门户开放的政策”，一种改良美国国内社会制度的持续努力。他们两人对美国社会改革的积极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进行开放对话的善意，因为他们都拒绝妖魔化敌对方，承认对方和己方社会都有各自的短处，拥有各自的优点：必须停止言说一切邪恶都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各国都有各自的恶与善，大家的一致目标是增进已有的善;美国需要学会允许甚至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建设一个良善的社会，美国同时也需要革除自身弊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更加完满和完美的社会。3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反战和平运动对美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改造，默顿修士和威廉姆斯教授留下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是不再可能被磨灭的文化遗产。他们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不会因为里根和特朗普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权力而永久放低声音，更不会失去其道德感染力。保持对美国人民的这种信心，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和平格局建立起乐观主义的积极态度和充满希望的宏大叙事。当然，默顿和威廉姆斯的思想以及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并不仅仅对美国社会具有建设性意义，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提醒和告诫。
Abstract： For Thomas Merton （1915-1968）， a Trappist mon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in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history， the spirituality of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always grew into compassion for humankind，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genuine monasticism， and hence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intervention when the situation demanded it. In the case of Merton， it was a fierce protest against violence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Vietnam War. Through his numerous writings denouncing war and trying to promote lasting peace， he combated the demagogues who attempted to demonize people believing in the ideolog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upheld 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West. The root of war and the threat of war， according to Merton， existed in the illusion that inevitable enemies， invested with all the evil in the world， were out there， and they were to be destroyed in order for conflict to cease. As h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is “most diabolical illusion” was the great tempta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West， and prevented them， while accepting themselves as perfectly good and rejecting any reforms necessary for further social progress， “from seeing any good or any practic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other side. Only love and humility on all sides， if Merton is to be trusted， can lead to enduring world peace.
Key words： Thomas Merton， war and peace，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American studies，
（責任编辑：洪庆明）
关键词： 托马斯·默顿;战争与和平;天主教社会思想;美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4-0005-（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4.001
面对当下的国际格局，回顾冷战时期一些基督教作者的反战和平思想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意识形态分歧、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诉诸暴力和沉迷于地缘政治利害考量的危害性。在20世纪，意识形态对立是大国之间建立互信的一个主要障碍。拿“共产主义”一语作为咒骂的词语是西方保守力量的一个习惯。无论是二战时期纳粹的宣传，还是冷战时期西方政治家的动员口号，都有这个特点。用“主义”来污名化敌对方，是一段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检讨的历史。历史问题和历史失误需要被检讨，才不会重演，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托马斯·默顿（1915—1968）是特拉普修会在美国肯塔基州客西马尼修院的一位修士。他也是对美国政府冷战和越战政策批评最犀利的作者之一，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一位隐修会的成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上国际关系最紧张和意识形态对立最严重的时代之一，违背了自己所在社会的政府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将自己的反战立场公之于众，甚至不惜冒犯自己所在教会的很多主教和头面人物？1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以意识形态对立的借口，人类的一部分把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妖魔化人类的另外一部分，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冷战时期都曾经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且在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最基本原则。
一、伪人文主义者心中的利益、财富和权力
默顿的和平思想与他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偶像崇拜面前，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往往导致一种对和平的悲观主义，也往往导致双方之间极度的猜忌和憎恨，培养起来一种使用全部力量消灭对方的冲动。此时所有基督教传播人类互信互爱的教导都难以发生切实的影响。人们甚至以基督教信仰为借口坚持一种自己全对、对方全错的立场;人们甚至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必须先有一场决死的大战，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2 就像他在很多文本里面不断提到的，近代早期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勃发的个人主义往往带有虚伪的人文主义性质，以自由和个人人权的名义，将个人利益和权利看作是至高无上、与集体和社会利益相对立的，助长人们为了私利欺凌弱小、在强权面前苟且的猥琐生活态度。这种自私自恋的生活态度也削弱了人们对异己方和敌对方的宽容和对话能力。
暴力也伤害施暴者一方 他的这种看法并非个人孤立的见解，而是20世纪60年代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进步力量逐渐形成共识的看法。作为现代修会，耶稣会士在表达天主教会社会使命方面做出过特别用心的努力。一个修士的基本身份认同在传统上被概括为“清贫、守贞和服从”，而在现代教会的语境中，这三种品德见证了信仰对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权力偶像崇拜的否定，是对贪婪、享乐、虚妄和权力欲的否定，也就是对现代暴力和战争的根源的谴责。因此，一个修士的责任是通过促成一个平等和分享的社会，通过消除压迫和剥削，不仅让人们怀抱对彼岸美好世界的希望，还能让人们看到这一美好世界的迹象在此岸的生活中也已经开始展现。3 正是这样一种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拉普修会的修士默顿对现代资本主义贪婪和好战特性的批判。
诗人、耶稣会神父丹尼尔·贝里根（1921—2016）是默顿的朋友，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最出名的行动派代表人物，最终在思想上否定了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流行的“正义战争”理论。而默顿则以大量作品记录了他自己对冷战和越战批判性的深度思考，并站在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立场宣传世界和平理想。4 这种以修道人士决绝的态度对美国社会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对抗和批评，折射出恩格斯笔下早期基督教“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这种恩格斯担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丧失的“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在愿意和社会主义思想、制度进行坦诚对话的默顿身上还延续和存在着。5
正如默顿注意到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走向战争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6 不过默顿经常不断地强调帝国主义战争实际发生和进行的一个关键及具体条件，也就是统治者教唆和挑动起民粹主义和沙文主义，将战争暴力变成群体志愿的行为。
《无人是孤岛》是默顿讨论灵修生活的一部小书，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默顿在这里关于个人的孤寂和尊严的讨论已经触及他后来批评战争暴力的一个独特角度，也就是批评现代社会不健康的从众心理：人对人的爱，如果符合基督教的道德，需要珍惜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独立思考，而不是诱导大众成为群氓;在盲目的、混沌的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被煽动得丢失对他人的宽容和同情。那些好战的政治家其实都是自私和无视公共利益的孤独者，他们一旦掌握民众，就会引导他们在绝望中接受贪婪、暴力和战争，由和平走向战争，毁坏世界，把一座座城市夷为废墟。1 在写给越南语版本《无人是孤岛》的序言里，默顿提到，他的书名取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1572—1631）的名言，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生死都关联到整个人类，就像教堂的钟声鸣响，宣示着一个人的死亡，让所有人都心灵悸动，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个部分。“仇恨是死亡的种子”，但是不仅仅把死亡带给被仇恨的敌对方，仇恨者在加害他人的同时也在加害自己。越南所遭遇的暴力，在越南发生的屠戮，是“整个世界的病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在那里发生的流血和燃烧并不能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借口，只能用人的仇恨、贪婪、猜疑、恐惧和私欲来解释。美国介入越南的理由是“保护”那里的人民和帮助他们抵御“赤化”，这难道是毁灭生命，包括屠戮大量无辜平民的理由吗？2
在施暴的过程中，美国自己也丢失了与人类分享共同命运的机遇，也就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爱的纽带，扭曲和毁坏了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自己的国家，妨碍了美国社会自己的改革和进步。如果美国倾尽全力去赢得越南战争会失去什么呢？默顿举出了几个例子：广泛使用凝固汽油弹的结果，是让那些在越南志愿救助受伤平民的美国医护人员看到妇女儿童被烧焦的惨状，让他们不再相信这是一场有任何正面价值的战争。而政治家们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有必要的;基督教不同宗派的领袖们为了赋予越战以合法性，违背了其信仰最基本的原则，将这场战争看作是善恶之争。在更加根本的意义上，如果美国不顾生命的损失（主要是越南人民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去获得军事和政治胜利（主要是压制想象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威胁），那么这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就不仅剥夺了另一个国家人民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也讓自己丢失了人性中最珍贵的一面，让自己不再懂得去怜悯人类的其他成员，忘却“无人是孤岛”，忘却每个人都是相互依赖、分享同一命运的人类的一分子——越战是现代化的常规战争，其残酷程度是一般局外人难以想象的。3
抵制“赤化”是冷战时期局部战争爆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默顿看来，尽管他不使用“帝国主义战争”这样的概念，当权者围绕越战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不过是烟幕，是为了掩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争夺，不仅在道德上不能接受，而且其结果也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要赤化，毋宁死”，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一句口号。其用意是表达美国在美苏对抗中最终不惜使用核武器的决心。默顿称之为“疯狂的推理逻辑”和“纳粹的心态”：在我们这里，有些人真心地认为，为了防止美国在战败后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宁可去冒险发动核战，“即便整个世界被毁灭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思路“就像是希特勒当年的思路”。在默顿的眼里，美国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的原因，把人类的一部分人看成是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死敌，拒绝国际关系中的对话、沟通和妥协，动辄以军事手段来维护自私的战略利益，在本质上是对民主原则的最大背叛，是对美国社会自身缺乏信心的表现。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这种政治错误的危险比当年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更加严重。4 即便把苏联或者其他假想敌都毁灭殆尽，留在地球上的屠戮者还有道德能力维持一个人类社会吗？在默顿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更加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在破坏能力上其实已经接近早年的核武器，可以对人类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没有变化的只有默顿反复强调的一个真理：武器的使用不仅伤害所谓敌人以及他们的妇女儿童，也在超出常人感知的程度上伤害施暴者的一方，特别是扭曲人的心灵，进而毒化施暴者所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美国文化和政策在冷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上述问题其实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显现。默顿在1961年写作了《原初的婴儿炸弹》，批评美国1945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在广岛和长崎使用的是最早的原子弹，它们在日本被辛酸和讽刺地称为“原初的婴儿炸弹”。默顿在冷战处于高峰、肯尼迪政府开始深度卷入越南事务的1961年——柏林墙建造的那一年，写了这篇采用散文诗形式的文章，阐释了他的和平思想体系里面的一个核心观点：施暴者因为自己的施暴而丢失人性，施暴的社会因为施暴而丢失进步和改革的机遇。1
互信互爱才是和平的真正前提 默顿并不遮掩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但是他所担忧的，是在以强大武力反击日本的过程中，美国遭遇的道德两难处境。在默顿具有强烈讽刺寓意的描写中，杜鲁门在1945年4月12日接任总统之后，决定向日本投掷两枚原子弹的过程，就是对决策者们的心理和道德的打击与伤害：杜鲁门先生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总统，他的助手告诉他有了一种厉害的炸弹，一枚就可以毁灭一个城市，是一种最终可以消灭整个地球的武器;总统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种炸弹是否有效和如何使用，有人告诉他这个炸弹在日本用一用可以恫吓所有的敌人，为世界创造“永久的和平”;于是总统就下令策划，炸弹应该投向哪一个“幸运”的日本城市，是否京都和东京都是合适的目标，结果广岛被选中了，因为它还没有向东京那样被轰炸过呢，可以完美检测出新炸弹的厉害程度，还因为它没有京都那么多的历史和美丽风景，炸一炸不会让日本人老是记仇;杜鲁门总统看到原子弹实验成功消息的时候，他正要走向波茨坦会议的会场，他的步履是轻快的，心情是振奋的;最后在谈到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时，杜鲁门总统的概括是简单明了的，“我们有了原子弹，我们使用了原子弹”。在蘑菇云下面，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当时同盟国的敌人，也有用轻松的语言和态度对待这一武器及使用它的人们，因为后者丢失了人性里最宝贵的东西——怜悯。
核武器以及二战中其他现代化武器的使用改变了天主教对源自中世纪西欧的正义战争理论的态度。甚至教廷保守派的代表奥塔维亚尼枢机（1890—1979）在1947年就已经提出，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现代武器已经使得正义战争理论失去意义，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防卫性反侵略战争，军事行动不再可能是求得正义的合法合理手段。2 但是在各个民族国家，即便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情况下，民众还是很容易因为受到煽动，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和侵略战争。进入冷战之后，在意识形态冲突的阴影下，以恐惧和抵制共产主义运动为借口，被看作是西方文明精神基础的基督教道德往往被忽略，或者被仅仅当作空洞说教，不再对很多人的实际生活有指导意义。对西方政治家以及被政治家煽动和利用的普通人来说，经济、政治和战略的考量似乎可以完全不顾忌基督教的怜悯和正义;“共产主义”这个被妖魔化的名词可以被随时用来当作标签到处粘贴;而为了与共产主义对抗，甚至连核武器都可以拿来使用。默顿举例说，二战期间，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不少基督徒以共产主义是更大危险作为借口，不去用良知辨别审视一些教会高层人士的错误政治态度，对纳粹德国以及亲纳粹政权采取消极顺从的态度。类似的情况在冷战期间也发生在美国天主教会的一些领导和普通信徒身上。他们以为使用核武器来对抗和毁灭苏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将之看作是不得已的“正义”的选择。默顿指出，这种态度一旦经由大众媒体成为流行的社会心理，其实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很容易演变为滥用武力甚至核武器的群体性狂热。3 与绝大多数欧美的进步人士一样，默顿对欧美社会的批评以及他对东方文化某些层面的赞美并不等于他在整体上否定西方文明，而是他对西方文明提出的一些旨在改革和改良的建设性意见。在他鼓吹世界和平理想的言论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他对近代早期以来的“伪人文主义”和“伪科学思维”的担忧与批判：在高度世俗化的西方社会，人们所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人们却滋长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成功和胜利就是在利益争夺上占据优势，以为科技和武器的竞争，政治和战略的现实主义考量，以及借助大众媒体的民意操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用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消灭意识形态上与自己有分歧的敌对方，甚至不惜以自我毁灭作为代价。这是一种伪人文主义，因为这里所倡导的人的价值和尊严是自私的，是仅仅认可自己与自己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以否定人类另一部分的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默顿提出，正如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在《和平通谕》（Pacem in terris， 1963年）里面强调的，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分享基督之爱的兄弟姐妹;社会主义运动也触及了人类社会真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参与者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对话与合作对象，因此在东西方之间也一定存在建立互信和共识的基础及可能性。1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伪科学思维和伪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遗产，其消极影响很难去除。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理论本身就有一定缺陷。譬如在正义战争理论的逻辑中，对己方动机的乐观判断、对敌方用意的悲观评估，都可能导致武力合法性的轻易建立和武力本身的滥用。而近代西方的各种版本功利主义都强化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让人们迷信武力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选项，甚至让他们相信武力才是和平真正的保卫者。借助评点教宗约翰的前述通谕，默顿论及了阿奎那和方济各基于真正人文主义的和平理想：和平与合作才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秩序，互信互爱才是建立和平的真正前提。默顿由此谈到了人们在冷战时期对和平的误读和错觉。他指出，如果没有爱和信任，只有对他人的恐惧，认为敌人是必须被仇恨和被消灭的，那么就算“在天空布满间谍卫星，就算把照相机挂到月亮上面”，世界上也不会有和平的希望。2
二、修昔底德—列宁战争论
在默顿对世界和平理想的阐发里面，他其实注意到了修昔底德认为对外战争与社会内部分裂互为因果的观点。修昔底德所讨论问题的历史语境是古代雅典，但是他的这种看法其实也与列宁后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有相近之处，二者都强调一个国家内部不安定的社会状况对战争的诱发作用。默顿引用了修昔底德来说明，雅典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混乱不仅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最终导致了雅典国家的衰落。3 而在列宁看来，战争与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当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资源和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战争的时候，会致力于迷惑受其剥削和压迫的民众，在他们中间煽动仇恨敌对方的沙文主义情绪，力图让本国内部民众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维护所谓的“大国优越地位”。4 站在基督教道德的立场，默顿不仅看到了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硬不妥协，也认识到这种立场背后自私的利益驱动。所以他是不赞成美国和西方对东方阵营的好战态度的。
拒绝妖魔化社会主义 默顿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其实需要重新评估。人们需要更多看到，他所倡导的全人类团结无疑包括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那部分人的团结。他在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参加过美共的一些活动，但是他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完全和完满的天主教修道士。他始终一贯的政治立场是坚持一个修士的独立思考和超脱世俗的利益纷争。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和社会没有深度的关怀。他对美国在冷战和越战中所扮演角色的批评与抗议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的：基督教道德不能接受将人类分成对立的正义一方和邪恶一方，不能接受将这一对立作为武力打击甚至消灭对方的理由。在默顿看来，引发战争的社会病症波及所有的人，波及敌对的双方。没有一方有资格以正义的名义去毁灭对方，更没有资格在这一仇恨的事业中毁灭全人类。在他看来，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如果美国以反共为借口去发动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当然，让人担忧的是，默顿所担忧的这种制造人类分裂和动辄诉诸武力的思维逻辑及鲁莽行动似乎并没有离开今天的美国和世界。1
相对于二战之后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操控，默顿反对冷战以及后来反对越战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向当时美国的“敌人”流露出同情、怜悯和团结意向的立场。正如他自己在《战争的根源是恐惧》一文里面所说的：我们在谈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行为动机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完全诚实的，所以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敌人的政治立场可能会有任何正确性。他们的立场也完全可能比我们的立场更缺乏诚实，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为和平建立起沟通和对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善与恶在任何地方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需要看到对方的善。用他的原话说，“有效政治行动只可能建立在承认下述结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不可能被拒绝沟通的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国家所独占，只可能通过所有人的合作去发现”。2 默顿在这里批评的，正是麦卡锡主义抬头之后美国文化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污名化与妖魔化。3
在反对冷战和越战的和平事业中，默顿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他在现代美国的语境中体验和展现了修昔底德没有可能看到、列宁没有用很多具体细节讨论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人心的塑造和扭曲。默顿所做的这部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他观察二战和冷战时期社会氛围的比较视角。他有一些重要文章写到了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战人士以及他们面临的纳粹战争狂热，并由此论及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情况以及他对美国人民的期望。他在这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就是列宁曾经论及的现象，即政治家用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裹挟民众，其结果往往是疯癫被当作理性和常规，而理性反而被当作疯癫和反常。默顿写过耶格斯泰特，一位拒绝服兵役和参加纳粹德国战争的奥地利农民及天主教徒。耶格斯泰特被纳粹政权当作叛国者处死，而同情他的一些村民和教会人士竟然觉得他之所以顽强坚持反战，是因为他精神异常，有心理疾病。所以默顿尖锐地指出，真正失常的恰恰不是这位朴实的农人，而是那些在沉默中懦弱地履行了他们的“爱国”职责、糊里糊涂因为希特勒的战争而失去生命的奥地利教徒。4 被默顿专门用来与耶格斯泰特做对比的是另一位奥地利人——“冷静”和“理性”的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屠杀犹太人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后来在1962年被以色列判处绞刑。艾希曼以及他周圍的看守、行刑者、监督和组织奴隶劳动的管理人员，每一个单个人都是正常、体面、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尊敬的普通人;他们遵循一切应该遵循的社会常规，忠实听从上一级权威的命令，也懂得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正是这些体面、正常、毫无异常和绝不疯癫的人，使用了毒气室和其他罪恶手段，共同计划和执行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他们与耶格斯泰特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接受了一种政治宣传，也就是，人类的另一部分人是没有资格存在的，是应该被消灭的。默顿指出，这另一部分人可能是指某一个阶级，或者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种族。“只要这样一种原则还能够轻易地被接受，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它还可以随时被刊登在头版头条，大家还安之若素”，默顿警告说，“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魔鬼般的恶人，普通的警察和良善的公民就可以做好一切事情”——来造就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5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是默顿写作反战和平文章最活跃的时期。此时严格意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已经过去，但是其精神和文化的影响还没有消退，冷战氛围依然浓厚。默顿对麦卡锡主义的批评有时借助对纳粹军国主义的质问，保持着尖锐的力度，同时也避免了与当时的美国主流文化发生直接冲突。他在1962年为美国的和平运动组织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在1943年因为反战被纳粹处死的德国神父梅茨格。在文章的末尾，默顿用犀利的文字批判了纳粹的军国主义，其锋芒实际上也指向了当时美国在冷战中的好战态势以及在国内压制不同声音的恶劣氛围：“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模式，那就是在现代的战争疯狂之中，一切罪行都得到了理由，国家永远是正确的，暴力永远是正确的，军事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任何胆敢质疑这种态度的人都被看作是在颠覆、抗议和背叛。梅茨格神父信仰的不是暴力，不是炸弹，而是基督，是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1
在纪念另一位被纳粹杀害的德国教士德尔普的长文里面，默顿更加直接地谈到了美国和世界文化中的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耶稣会神父德尔普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因为反对希特勒被捕。默顿的文字在形式上是对德尔普被囚禁期间所写沉思录的导言，所以他理解作者的激愤心情，但是默顿同时也认同他对基督教道德在西方退化状态的悲观评论。他们都认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偶像崇拜侵蚀了基督教，助长了孤独自私的个人主义，造成了信仰的空壳化。当自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考量之后，人作为人的价值在决策中就退居次要位置。而当决策者做出建立集中营，发动侵略战争甚至威胁使用和使用核武器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作为名义上的基督徒都容易表现出麻木、冷漠和被动的接受，少部分人甚至可能会积极参与邪恶，以为自己只是在服从权威和履行公民职责。默顿在此还是回到他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近代西方非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以自私自利为特征，切断了个人与群体的联系。这种“伪人文主义”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不再认可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意义只可能是他与他人的互相扶持和帮助。在和平的问题上，失去了这样的认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真正的对话就不再可能，因为不再会有真正的对话者”。无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冷战时期，人们因此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思维逻辑：“首先必须有一场大战，之后才会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2
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默顿从来没有明显表露出热情洋溢的认同。在这方面，与他同时代的美国耶稣会神学家默里神父（1904—1967）有着不同的态度。默里对东方阵营有过很直率的批评，不过在他的神学思想的成熟阶段，借由托马斯主义和天主教社会思想的角度，而不是像默顿那样更直接经由和平问题的讨论，默里还是得出了质疑冷战合法性的结论：真理一定是以多种方式启示给人们的，可以存在于多种不同的社会和制度中，因此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不仅有对话的必要，也有积极有益对话的可能。3
和平依赖社会改革和进步 冷战和越南战争反映出在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阵营对“大国优越地位”的争夺。正如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与其内部经济关系和階级关系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默顿并没有在东西方对立态势中选边站队的意图，他本人也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他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社会领袖，为了在道义上支持冷战，掩盖其作为经济和政治利益争夺的属性，为了裹挟民众认可和参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实际上把冷战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把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生存与冷战的胜负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发动武装冲突和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虚妄地美化成一种牺牲，一种为了坚守道德原则不惜一切代价的殉道。而实际的情况是，默顿指出，真正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内部对财富与权力的偶像崇拜。这一弊病只能通过西方社会内部的思想和道德改造来去除，包括消除美国长期的和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4 而西方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家的紧张，在他看来，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分歧所造成的，也只能通过善意的沟通和对话来化解。
在论说其世界和平理想的时候，默顿使用的主要是修士的宗教和灵修话语。他也很善于用这种话语来表达他对人和社会问题的深度关怀。他的重心并不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分析——那将是由另外一个角度阐释的和平反战思想。对这项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与默顿一样，威廉姆斯其实也在方法论上接受修昔底德—列宁的战争理论，也就是看到战争和平问题背后以及对外政策问题背后存在的社会内部问题，但是其角度更多是经济和政治的。他甚至希望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并因此受到激烈攻击。1
在威廉姆斯看来，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特性是在与近代中国的交往中塑造而成的，是在提出和拓展“门户开放政策”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的。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美国垄断资本意识到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在拉美和亚洲建立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性。在威廉姆斯的解读中，美国旨在维护和增进国内经济繁荣的全球性扩张，在原则上不选择直接的军事干预和殖民统治的方式。但是在海外争取重大经济利益的决策，威廉姆斯写道：“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识，甚至得到众多激进人士的支持，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是包括劳工组织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和所有群体的共识。”美国国内的安定、民主制度的维护和经济生活的繁荣，都有赖于美国在海外的市场和经济利益。在对外扩张和民主制度之间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从此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一特色不妨碍美国在原则上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在必要时背离该原则——譬如在古巴和菲律宾，也不妨碍美国在国际关系上进行强有力的战略竞争和经济利益争夺。中日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美国的上述外交思路因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叙说变得更加清晰：具体而言，美国不能容许其他列强通过对中国的瓜分排斥和削弱其在华利益;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基本“世界观”，美国将依靠经济竞争而非军事占领来扩张其海外利益，并借此促进国内的安定和繁荣。2 威廉姆斯所描写的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其实就是默顿所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以追逐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军事和政治生活”，其利益竞争内涵具有趋向恶的特性，最终还是会破坏和平，将美国引向军事冲突和战争，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竞争不足以保证美国达成其战略目标的时候。威廉姆斯对此提出的改革建议当然不是默顿所倡导的心灵和道德革命，而是他所理解的社会革命，“一种对革命门户开放的政策”，一种改良美国国内社会制度的持续努力。他们两人对美国社会改革的积极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进行开放对话的善意，因为他们都拒绝妖魔化敌对方，承认对方和己方社会都有各自的短处，拥有各自的优点：必须停止言说一切邪恶都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各国都有各自的恶与善，大家的一致目标是增进已有的善;美国需要学会允许甚至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去建设一个良善的社会，美国同时也需要革除自身弊端，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更加完满和完美的社会。3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反战和平运动对美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改造，默顿修士和威廉姆斯教授留下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是不再可能被磨灭的文化遗产。他们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不会因为里根和特朗普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权力而永久放低声音，更不会失去其道德感染力。保持对美国人民的这种信心，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和平格局建立起乐观主义的积极态度和充满希望的宏大叙事。当然，默顿和威廉姆斯的思想以及他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并不仅仅对美国社会具有建设性意义，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提醒和告诫。
Abstract： For Thomas Merton （1915-1968）， a Trappist mon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in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history， the spirituality of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always grew into compassion for humankind，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genuine monasticism， and hence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intervention when the situation demanded it. In the case of Merton， it was a fierce protest against violence in the Cold War and the Vietnam War. Through his numerous writings denouncing war and trying to promote lasting peace， he combated the demagogues who attempted to demonize people believing in the ideolog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upheld as the mainstream in the West. The root of war and the threat of war， according to Merton， existed in the illusion that inevitable enemies， invested with all the evil in the world， were out there， and they were to be destroyed in order for conflict to cease. As h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is “most diabolical illusion” was the great tempta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West， and prevented them， while accepting themselves as perfectly good and rejecting any reforms necessary for further social progress， “from seeing any good or any practic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he other side. Only love and humility on all sides， if Merton is to be trusted， can lead to enduring world peace.
Key words： Thomas Merton， war and peace，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American studies，
（責任编辑：洪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