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督教文化有关联，是曹禺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给人留下的鲜明印象。少年时期，他就随着继母出入教堂，宗教音乐成为曹禺精神的一份营养。后因执教一所大学，他又熟读《圣经》。而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时，他也曾经想到要在基督教中找寻中国的希望。这一问题，显然被过去的研究者们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在这方面，宋剑华著《困惑与求索》，意在跨越一个个研究“障碍”，欲使曹禺的创作深受基督教影响这一论题得以成立。宋剑华把曹禺早期四部剧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说《雷雨》、《日出》、《原野》分别写的是原始罪恶、现世罪恶和人类的理智失控，《北京人》所写涉及了人格的重塑，写出了爱对恶的战胜。宋著所开掘的视角，着实让读者领略了曹禺剧作的另一番景观：处处充盈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想。
　　宋著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对曹禺艺术思维特点的论述。宋著论《雷雨》的一段话最能为人解惑：“我们更应该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还原处理，即从作者的潜意识中发掘基督教的‘原罪’与‘报应’思想对《雷雨》整体构思的影响，才能科学地解开笼罩《雷雨》的象征之谜。”明乎此，曹禺剧作中那挥除不去的象征氛围，不是直接来自他对人生的体验，由经验的积累而形成；它源自剧作家对人类的宏大思考，在抽象地整体地思考人类根本处境的思想背景下对人类作出总判断。曹禺的审美关怀充分体现了终极关怀的特点。曹禺多次说他的作品是“诗”，这“诗”的内涵决非现实主义概念所能置换。曹禺又说：“现实主义，不是现实。”这不能简单理解成要把现实主义丰富化，而应看作要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主义类型的艺术作品。所以，有的人将曹禺剧作的诗性特点和“不是现实”理解为“吸收非现实主义的内容”，并进而说这体现了传统美学的某些精髓，其实是与剧作家的思想实质相去甚远的。宋著认为曹禺受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创作中的善恶对立模式，描写“恶”(罪孽)——“毁灭”(惩罚)——“善”(再生)，不再像现实主义那样从具体形态的生活情境出发去实写生活，而是从整体的、抽象的角度去把握生活的哲理内涵，人物形象抽象化，思想内容理念化，艺术表现象征化，均成为他早期剧作的显著特色。宋著的这一结论，无疑向人显示，曹禺的创作思维与表现方式，原来运用的正是所谓的“圣经力式”。从曹禺的创作发展看，他正是在批评界“唯现实主义”思想的诱导下与“圣经方式”决裂的。这把他带入的是一个陌生的思维领域，他在这个领域中无用武之地，虽非格格不入，但却举步维艰。曹禺创作上的滑坡现象，正是剧作家弃自己的思维特点与个性风格而旁顾其他的结果。曹禺艺术生命的辉煌与暗淡，再次证明了作家创作独特性的重要。这种独特性是他生命的表征，他放弃这种独特性，也就放逐了生命本身。
　　宋著的这种研究，不会给人单调之感：曹禺的创作仅仅只是基督教教义的翻版。作者早已申明这种探讨只是曹禺研究的一个方面。因此，这不是一种排他的研究，而是一种容他的研究，显示了国内九十年代曹禺研究的突出成就。
　　
　　(《困惑与求索——论曹禺早期的话剧创作》，宋剑华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版，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