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生活垃圾分类俨然已成为了当下热词，上海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面临了诸多困难和挑战。近几年，互联网+逐渐兴起，也从而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领域。面对垃圾分类这样的庞大工程，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将垃圾分类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目前无序的垃圾分类行为，通过线上线下实时交互，来使其变得有序、可控。
【关键词】垃圾分类;互联网+
一、垃圾分类进行时
2018年3月，上海率先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同年4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亦称“三年计划”），并提出到2020年，上海所有区县均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90%以上的垃圾分类实际效果要达到标准。
其实，早在2017年，许多部门就已经开始了对于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图1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如今，许多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都已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正在进行时。
二、互联网+垃圾分类
近几年，互联网+逐渐兴起，也从而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领域。面对垃圾分类这样的庞大工程，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将垃圾分类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目前无序的垃圾分类行为。通过线上线下实时交互，来使其变得有序、可控。根据我们目前已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互联网+垃圾分类项目，主要分为科普类和回收类。
（一）科普类
仅以广州一地为例。在10月22日，广州市“互联网+垃圾分类”公众服务平台依托广州市区融媒体中心客户端“新花城”正式上线，为广大市民提供线上服务。
该服务平台集宣传资讯、识别查询、互动娱乐、服务管理等功能于一体，设“微课堂”“互动游戏”“垃圾回收”“达人挑战赛”“生活垃圾基本分类”“新时尚”“党员在行动”“分类达人”等栏目。
其中，“微课堂”，以短视频形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互动游戏”，以垃圾分类指南、知识答题和互动小游戏等形式，让市民掌握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
“垃圾回收”，分免费回收、有偿回收和付费回收，提供三种类型的预约上门回收服务;“达人挑战赛”，以挑战赛的形式，在竞赛中学习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和方法;
“生活垃圾基本分类”，介绍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指南;
“新时尚”，反映党政机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市民群众践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理念的实际行动;
“党员在行动”，宣传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广大党员投身生活垃圾分类的活动场景;
“分类达人”，宣传那些事迹感人、成绩突出、作用明显的垃圾分类从业人员和市民群众。
据介绍，市民只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新花城”并下载安装APP软件，输入手机号码注册即可操作使用。
（二）回收类
这类产品，主要采用手机端app、垃圾分类设备以及互联网终端等方式，进行智能垃圾回收，实现源头上的垃圾分类分拣。通过有偿回收、奖品兑换等机制，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回收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垃圾分类的有效性。
比如，小黄狗主要面向用户端，有偿回收，经再生资源处理后再贩卖。
（三）数据大盘
做了那么多数据，怎么能不做数据大盘呢？
只要是做和政府有关的项目，数据大盘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说是最重要的也不为过。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只有了解更多更准确的数据，才有助于制定更靠谱的政策。没有数据的决策叫做拍脑袋。
每次讲到数据大盘，我都习惯性的会先聊到湖南卫视。你知道湖南电视台作为一个省台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就能异军突起吗？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想讲的是用数据说话的先进管理制度。如果你有幸走进湖南电视台标志性的h型大楼，就能看到一块很大的收视率大屏，大屏上实时播报这每个栏目的收视率。如果哪个栏目收视率不达标，就会被停播。因为栏目聘请的团队将解散。
这种客观的监管方法，凭你有再好的关系，再美的初衷，都必须转化为收视率才用得上。过去我们用互联网辅助营销，也常说一句话：没有数据就没有考核，没有考核就没有动力。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强调数据对垃圾分类决策监管的重要性。我们不但做了可以挂在墙上的数据大盘，还做了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的实时监察功能，便于各级监管人员随时随地掌握数据。要把数据大盘用到实处还是需要把数据和监管结合起来，把排名和奖惩结合起来。比如说把过去给试点小区的固定补贴，转变为用数据说话，以奖代补的形式。
说句实话，不是所有的部门都能像湖南电视台一样有觉悟，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来给数据的，各中道理就不展开说了。
并不是系统内有数据了，统计数据就能轻松搞定。垃圾分类的数据统计有两大难度：
一是源头信息不足，转运节点复杂。
许多源头信息不会被录入，在转运过程中又因为分拣打包、称不统一和分拣出垃圾导致重量对不上。在统计各区、街道、社区、小区的数据时，数据的归属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舉个例子：一个住在A区x小区的用户，工作单位在B区，他第一天投了10kg在A区，第二天带了5kg到B区投递，可他第一天投递的时候并没有登记他的住址，而在第二天投递前登记了他的住址。接下来A区小蓝屋将50kg泡沫转运到了B区小蓝屋。又将500kg花纸卖给了本区打包厂，这个小蓝屋的保洁每天会免费捡到很多可回收物，也没有对其进行登记。那么A、B两个区因为这个用户各产生了多少可回收物？如何计算A区小蓝屋的产量？
二是回收物不是标准品，称重、品质、价值都不标准。
接着刚才的例子：这名保洁收了10kg的塑料和5kg的纸，登记之后，在塑料中发现并分出了2kg垃圾并把它们扔掉了。她想，幸好我收的时候调了称，他1斤的东西我只算了8两，要不可就亏大了。她把纸板拿出来，一张一张惨了水，足足掺了2kg，然后卖去打包厂。
是不是已经要疯了？这些数据如果要在系统中管理出来，需要足够的精力去梳理，哪些由系统管，哪些误差系统不管。
三、我们的思考
科普类及回收类是目前市场上最广泛应用的两种模式。而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垃圾分类的主要群体从年龄上大致可分为：垃圾分类意识较为浅薄，且已养成习惯的中老年群体;家中有孩童，关注环保，并希望能够给孩子做好榜样的青年家长;朝五晚九，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投放垃圾的上班族;学校宣传力度大，自身环保意识较强，积极执行的青少年学生等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特点，我们也要适当的做出一定的调整。
就拿中老年群体为例，大部分中老年人生活习惯都是艰苦朴素的。他们通常会把垃圾分成可回收垃圾和其他类。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等，会导致他们需要经常服用药物，但在他们的概念中并没有有害垃圾这一概念，这就会导致他们将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划为其他垃圾类目，随后又投入干垃圾箱内，导致一定的污染。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垃圾分类知识的不足。而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手机app和垃圾回收箱这样的组合，他们是无法顺利使用的。那么对于这类人群，我们就要考虑使用IC卡，或其他产品来进行替代。
对于朝五晚九的上班族来说，上海目前实施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措施，对他们并不友好。在我们的调研中，不少上班族都表示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投放垃圾，导致家中垃圾一积再积。但若要延长垃圾分类时间，对于志愿者们来说就显得不太人性化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垃圾分类产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在人才公寓等，上班族密度较大的区域，进行试点投放。来提升产品的针对性和适应度。
【关键词】垃圾分类;互联网+
一、垃圾分类进行时
2018年3月，上海率先发布，《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同年4月，上海市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亦称“三年计划”），并提出到2020年，上海所有区县均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90%以上的垃圾分类实际效果要达到标准。
其实，早在2017年，许多部门就已经开始了对于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图1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如今，许多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都已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正在进行时。
二、互联网+垃圾分类
近几年，互联网+逐渐兴起，也从而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领域。面对垃圾分类这样的庞大工程，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将垃圾分类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互联网+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目前无序的垃圾分类行为。通过线上线下实时交互，来使其变得有序、可控。根据我们目前已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互联网+垃圾分类项目，主要分为科普类和回收类。
（一）科普类
仅以广州一地为例。在10月22日，广州市“互联网+垃圾分类”公众服务平台依托广州市区融媒体中心客户端“新花城”正式上线，为广大市民提供线上服务。
该服务平台集宣传资讯、识别查询、互动娱乐、服务管理等功能于一体，设“微课堂”“互动游戏”“垃圾回收”“达人挑战赛”“生活垃圾基本分类”“新时尚”“党员在行动”“分类达人”等栏目。
其中，“微课堂”，以短视频形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互动游戏”，以垃圾分类指南、知识答题和互动小游戏等形式，让市民掌握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
“垃圾回收”，分免费回收、有偿回收和付费回收，提供三种类型的预约上门回收服务;“达人挑战赛”，以挑战赛的形式，在竞赛中学习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和方法;
“生活垃圾基本分类”，介绍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指南;
“新时尚”，反映党政机关、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市民群众践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理念的实际行动;
“党员在行动”，宣传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广大党员投身生活垃圾分类的活动场景;
“分类达人”，宣传那些事迹感人、成绩突出、作用明显的垃圾分类从业人员和市民群众。
据介绍，市民只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新花城”并下载安装APP软件，输入手机号码注册即可操作使用。
（二）回收类
这类产品，主要采用手机端app、垃圾分类设备以及互联网终端等方式，进行智能垃圾回收，实现源头上的垃圾分类分拣。通过有偿回收、奖品兑换等机制，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回收的积极性，同时也提高垃圾分类的有效性。
比如，小黄狗主要面向用户端，有偿回收，经再生资源处理后再贩卖。
（三）数据大盘
做了那么多数据，怎么能不做数据大盘呢？
只要是做和政府有关的项目，数据大盘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说是最重要的也不为过。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只有了解更多更准确的数据，才有助于制定更靠谱的政策。没有数据的决策叫做拍脑袋。
每次讲到数据大盘，我都习惯性的会先聊到湖南卫视。你知道湖南电视台作为一个省台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就能异军突起吗？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想讲的是用数据说话的先进管理制度。如果你有幸走进湖南电视台标志性的h型大楼，就能看到一块很大的收视率大屏，大屏上实时播报这每个栏目的收视率。如果哪个栏目收视率不达标，就会被停播。因为栏目聘请的团队将解散。
这种客观的监管方法，凭你有再好的关系，再美的初衷，都必须转化为收视率才用得上。过去我们用互联网辅助营销，也常说一句话：没有数据就没有考核，没有考核就没有动力。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强调数据对垃圾分类决策监管的重要性。我们不但做了可以挂在墙上的数据大盘，还做了可以在手机上查看的实时监察功能，便于各级监管人员随时随地掌握数据。要把数据大盘用到实处还是需要把数据和监管结合起来，把排名和奖惩结合起来。比如说把过去给试点小区的固定补贴，转变为用数据说话，以奖代补的形式。
说句实话，不是所有的部门都能像湖南电视台一样有觉悟，把自己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来给数据的，各中道理就不展开说了。
并不是系统内有数据了，统计数据就能轻松搞定。垃圾分类的数据统计有两大难度：
一是源头信息不足，转运节点复杂。
许多源头信息不会被录入，在转运过程中又因为分拣打包、称不统一和分拣出垃圾导致重量对不上。在统计各区、街道、社区、小区的数据时，数据的归属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舉个例子：一个住在A区x小区的用户，工作单位在B区，他第一天投了10kg在A区，第二天带了5kg到B区投递，可他第一天投递的时候并没有登记他的住址，而在第二天投递前登记了他的住址。接下来A区小蓝屋将50kg泡沫转运到了B区小蓝屋。又将500kg花纸卖给了本区打包厂，这个小蓝屋的保洁每天会免费捡到很多可回收物，也没有对其进行登记。那么A、B两个区因为这个用户各产生了多少可回收物？如何计算A区小蓝屋的产量？
二是回收物不是标准品，称重、品质、价值都不标准。
接着刚才的例子：这名保洁收了10kg的塑料和5kg的纸，登记之后，在塑料中发现并分出了2kg垃圾并把它们扔掉了。她想，幸好我收的时候调了称，他1斤的东西我只算了8两，要不可就亏大了。她把纸板拿出来，一张一张惨了水，足足掺了2kg，然后卖去打包厂。
是不是已经要疯了？这些数据如果要在系统中管理出来，需要足够的精力去梳理，哪些由系统管，哪些误差系统不管。
三、我们的思考
科普类及回收类是目前市场上最广泛应用的两种模式。而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垃圾分类的主要群体从年龄上大致可分为：垃圾分类意识较为浅薄，且已养成习惯的中老年群体;家中有孩童，关注环保，并希望能够给孩子做好榜样的青年家长;朝五晚九，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投放垃圾的上班族;学校宣传力度大，自身环保意识较强，积极执行的青少年学生等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特点，我们也要适当的做出一定的调整。
就拿中老年群体为例，大部分中老年人生活习惯都是艰苦朴素的。他们通常会把垃圾分成可回收垃圾和其他类。由于年龄、身体状况等，会导致他们需要经常服用药物，但在他们的概念中并没有有害垃圾这一概念，这就会导致他们将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划为其他垃圾类目，随后又投入干垃圾箱内，导致一定的污染。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垃圾分类知识的不足。而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手机app和垃圾回收箱这样的组合，他们是无法顺利使用的。那么对于这类人群，我们就要考虑使用IC卡，或其他产品来进行替代。
对于朝五晚九的上班族来说，上海目前实施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措施，对他们并不友好。在我们的调研中，不少上班族都表示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投放垃圾，导致家中垃圾一积再积。但若要延长垃圾分类时间，对于志愿者们来说就显得不太人性化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垃圾分类产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在人才公寓等，上班族密度较大的区域，进行试点投放。来提升产品的针对性和适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