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今的影视舞台上，濮存昕是最为走红的著名演员之一。这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话剧《雷雨》、《阮玲玉》、《李白》等演出，演过电视剧《英雄无悔》、《来来往往》等，曾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三届“文华奖”。在人们的眼里，他所从事的职业充满感性色彩。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濮存昕却很冷静和理性。
　　冷静和理性对于一个人很重要，对于一个名人就更重要。濮存昕是如何保持真诚和踏实的做人原则，如何以理想和信念支撑艺术生涯的呢？
　　
　　演员最难的是自己放下自己
　　
　　濮存昕对人生、对艺术有着执着清醒的认识，这在影视圈里难能可贵。他告诉笔者，生活本身存在各种选择，不光是演艺圈，包括官场、体育界各种圈层都存在进退、荣辱这样的基本问题。人生的目的在于自我实现，在于把自己的能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
　　当年濮存昕是自愿要求去黑龙江的，而且强烈要求。７７年返城，７８年就入党了。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当年因为一个高尚的口号就决定了自己一生命运的举动不能理解，但是，他却认为传统教育对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濮存昕：说我追求功名。刚开始当演员时没有人理。我２４岁到３３岁在空政只演过一个戏。作为一个演员能不着急吗？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忘记准备。你要知道好演员的标准是什么。像于是之等前辈，他们所饰演的角色曾经深深打动过我，就成了我的标准。所以我现在也认为自己还不行，是个刚进步的演员。我刚刚开始得奖，有很多奖还没得过。我认为这些奖项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一种印证：证明我的努力得到了肯定。虽然我获过一些观众奖，有观众认可也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说明我还没有拳头产品，我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对自己满足的陶醉感。我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个赵丹、于是之那样的标准，这个标准使我感到我还不行。
　　濮存昕对演员与艺术家的区别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总把艺术家当作一个称号，但是艺术家的本质我认为就是演员，一个好演员。于是之在中国话剧九十周年座谈会上拍案而起，他说我就是一个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啊、北京人艺的代表啊、什么辉煌的称号。他就认一个死理儿：我进门，焦菊陷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他说对了，我就完成了。他的标准成为我的标准。我把每一个角色从零开始演起，每一句台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演员最难的事情是什么，是自己放下自己。“积习”是演员成长和创造最大的障碍。有些演员认为演戏轻车熟路，是挣钱的手段，这是最大的障碍。
　　
　　痴情话剧艺术，不靠绯闻来提高知名度
　　
　　濮存昕认为靠绯闻来提高知名度这种观点适用于一些演员，但是没有普遍性。“我不用那么做。那样只适用于‘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知道我是北大荒那拨人。我做演员的风光是我的职业决定的，下了舞台，我和别人没有任何区别。”
　　即便是在戏剧处于低潮期，他也没有放弃戏剧舞台，而且会推掉影视的机会，在他的心中人艺始终是第一位的。
　　濮存昕对此是这样回答的：我从小在人艺长大，我的父亲苏民是人艺的老导演。虽然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来是做演员，甚至后来文化大革命下乡时也没有意识到今后会成为演员，但是，后来从黑龙江回来，我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出路和选择就是搞话剧。因为家庭的耳濡目染，下乡时在宣传队也演过话剧，我发现话剧是我的优势。后来我考上了空政。说来令人感慨，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话剧新秀脱颖而出，竞争非常激烈。到人艺演出我根本不敢想。后来第一次作为空政的演员到人艺演出，站在人艺舞台的台板上，我激动极了。我看许多同龄人在人艺上学员班或者当演员，羡慕不已，但是想都不敢想。
　　我父亲是个严于律已的人，决不会为个人的事的张一次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完善的典范。后来推荐我进入艺的不是我父亲，是蓝天野。他说如果不叫濮存昕来人艺，我不排戏了。他说：“濮存昕，我借你到人艺来排一个戏。”我当时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人艺从来不会借演员的。
　　演员很容易忘掉初衷。说的功利一点，我现在已经在中国最好的剧院，占到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要离开？我在外边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我要分出来，什么样是赚钱的事，什么是人艺的事。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很自由的空间：该挣钱的地方就挣钱去，该奉献的地方就奉献。虽然在人艺这个地方不挣钱，但是，我要一辈子和她有联系，这里有我最想实现的东西。
　　濮存昕认为，最高级的东西是在舞台上，如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和戏剧。它对人的实力有更大的挑战，演员创作和观众欣赏之间的存在是最佳的交流方式，演员不断有新鲜的东西要表达，而观众对演员有信任感和期待感，这促使观众不换频道，不断要买票进电影院。艺术的重要元素是出乎意料、合乎情理，演员身上潜在的能量通过不同的作品和角色有不同的表达。他说：我经常在问自己，我身上的能量还有多少，我还能演什么。我非常适应舞台，自夸地说，我么多年下来，我失误的演出不是很多，每次都有新鲜的东西。在黑龙江生活时，我喊过革命口号，发誓要为保卫祖国献身。那种朴素的情感一直影响着我。在看到《英雄无悔》的剧本中那些英雄的、理想的台词时，我有感觉，我能把它们真诚地说出来。在拍《来来往往》中，改革开放二十年我身过的朋友，我见到的事，以及我对他们的思考都变成塑造角色的营养，里边有我对他们的理解、同情和批判。然后，我再也不会演这样的角色了，我演完了，表达尽了。
　　我知道哪件事应该做，哪件事做不了。《英雄无悔》和《光荣之旅》的拍摄都很紧张、艰苦，但是我觉得我了解军旅生活，我有感情在里边，就很安心地做。我知道戏剧是我要做的，我的影视都拍不动了，但是我的话剧还要演。话剧对演员的能量释放有一种享受感。为什么说演话剧过瘾呢？在话剧中我体会到天马行空、上天入地的感觉。在《李白》的舞台上，我觉得真是死而无憾了，现在死都可以。然后，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整，新鲜感又重新回来了，我又需要演戏了。
　　
　　从艺就像农民种庄稼
　　
　　在黑龙江插队的八年经历，令濮存昕终生难忘。他说从艺就像农民一茬茬地种稼，一场一场地演，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地演，一个词一个词地背，濮存昕说：“我不是一个业余演员，经过二十多年专业努力，今天刚刚得到观众的认可。我希望到６０岁的时候，观众们还说，‘我还要选濮存昕为我们最喜欢的演员。’”
　　现在，有很多人帮我，同行、观众和记者。我到黑龙江时人家写着标语：人民欢迎濮存昕。我觉得惭愧，我所做的实在算不了什么。李书同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一事无成身见老，一钱不值何消说。那么多伟人都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被人淡忘，何况我们这些无名小辈。我妄称其徒，但是他是我做人的一个目标。我到国外去演出，对西方的朋友说，你们信仰的宗教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心中的艺术和你们心中的上帝一样，都有超自然的伟力。完全沉浸在艺术中时，一刹那间，世俗的一切都不重要了，唯有艺术留在心间。
　　濮存昕当“爱滋病大使”的新闻曾轰动一时，我们请他谈当时的情景。他说，我现在就是耍嘴皮子的，要多说话，多参加活动。很多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奋斗了十年，直到今年年初，防治爱滋病工作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家投资一亿五千万抓这项工作。我们在去年１２月１日在全社会掀起一个宣传攻势。我在媒体的帮助下为国家做这件事。当时我正在京郊摘桃，接到电话开始很茫然：很多人都认为爱滋病和性病、道德败坏联系起来。后来他们给我讲了以后，不到五分钟我给他们打电话说同意了。最初的基本想法是，这是国家需要你干的一件事。义不容辞。
　　濮存昕与其他３０位企业家一起被选为２０００年财富人物，一个艺术家当财富人物是什么感觉？
　　濮存昕说，为社会创造财富是一种时代精神。你多挣钱，国家就多了税收。富农思想是有了钱揣起来，一定要把个人融入社会。我要做公益事业和为社会有益的事才能挣大钱，这样才合理。取自社会回报社会。我现在还可以做，要赶紧做，不然以后就没有人让你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