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社会思潮 破立并举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破”与“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既统一又斗争地推动一元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多元化社会思潮，在“破”得徹底、“立”得牢固中澄清谬误、凝聚共识。“破立并举”的原则方法进一步解决了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应当“破什么”“如何破”“立什么”“如何立”等诸多问题，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发轫。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各种社会思潮杂然并起、来势汹涌，急于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在诸多学说、“主义”中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领导人，在思想上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是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伟大旗帜和指路明灯，于是开始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思潮展开激烈论争。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深谙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毛泽东同志等人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加强对各类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领，不仅积极创办专门的宣传机构来热情讴歌、真诚传播这一理论，还注重通过文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及时肃清党内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导致党在实践中犯了“左”倾、右倾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破立并举中批驳谬误、坚持真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目标导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明确指出的，“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正是在破立并举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在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中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力清除国内残余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毒瘤，将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力争在破立并举中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的放矢地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为此，党中央开展了大量工作：创办马列学院，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掌握报纸、广播等传播工具，获得舆论宣传主动权；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壮大科学的意识形态。此外，还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其摆脱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等。这些积极探索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受国际上波匈事件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事件的影响，加上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经验不足，社会思潮引领工作在出现“左”的偏差的同时，也存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倾向、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手段、“破”与“立”出现绝对化和教条化倾向等问题与失误。这些经验教训也对日后有效引领社会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深化。改革开放时期，当我们打开国门引进来、走出去时，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相互交锋，意识形态领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针对多种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直面现实难题，深化破立并举原则，提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引领方法，对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对社会思潮的拨乱反正与正确引领。然而，在解放思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有人片面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针对这股错误思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与错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从而粉碎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效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随后，面对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现了对全国人民思想的解放与引领。此后，为了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环境变化，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国内的滋生蔓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获得的新认识和积累的新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斗争，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科学决策，把“破”与“立”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和常态化，有效消除了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模糊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破立并举原则的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历史新高度，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重大命题，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新态势，鲜明体现了“立”这条主线，即坚持和發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这一新态势也鲜明体现了“破”这条底线，即保持思想定力和政治定力，坚决对一切不合时宜且带有不良政治诉求的错误思潮说“不”。值得注意的是，对待错误思潮，“破”与“立”缺一不可，“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引领社会思潮的实效性，党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方向。而面对“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等问题和现象，党中央陆续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正确引领社会思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职责。不仅如此，为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意识形态工作问责与监督制度也相继出台，极大地提升了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从细从严从实做起，保证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不断行稳致远。
前提：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理论，自身具备科学性、先进性与革命性等优秀特质，在时代变迁中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本前提，有利于准确判断各种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辨正误、识良莠，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领社会思潮。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实际情况，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评判社会思潮的性质、类型及危害，进而大力弘扬正确价值观念，严格批驳错误思想倾向，在破立并举中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走向。
二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引领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思想观点上的争鸣，更是对群众的争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获得受众认同，才能赢得传播阵地，发挥出强大的效力。因此，在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力求把理论说透彻、把道理讲明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达到明辨是非、澄清谬误的目的。
基础：科学判断，甄别各类社会思潮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群体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的反映，其受政治支配并为政治服务。在多元社会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指引人们进步的思潮，也有消极落后、阻碍社会发展、扰乱人们认知的思潮。只有洞悉各类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我们才能精准施策，对错误思潮破得有力、破得彻底，对主流意识形态立得有力、立得坚定。
当前活跃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表面上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人类理想而奋斗，但究其本质，则是有意混淆是非，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乃至颠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破立并举的原则不动摇，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积极揭露各种错误思潮的真实面目，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切实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核心：守正创新，深化党的思想理论感召。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破除僵化思维，革新落后理念，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思潮引领中的“守正”，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坚持。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方针调整与政策改革从未越过马克思主义之界，从未偏离社会主义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之“守”，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之“立”。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思潮引领中的“创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上。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当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时，便在曲折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思考：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切实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容易。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曾僵化、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破除马克思主义运用过程中的僵化、教条倾向，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是实践探索中的僵化思想之“破”，也是科学方法之“新”。 关键：敢于亮剑，进行必要的正面理论斗争。国家层面的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是迥异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交锋。在任何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都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任由错误思潮发展，将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曾数次与错误思潮正面交锋，破邪立正，不断肃清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消解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回应错误思潮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从而在理论斗争中促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厚植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积累了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丰富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以“破”澄清谬误。直面问题、破解误读、突围困境，进行正面理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中国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性，在无数次正面理论斗争中点明了各色社会思潮的片面性、局限性、落后性，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其次，中国共产党以“立”凝聚共识。澄清谬误的目标指向凝聚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包容性来自于其不断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并不主张社会思潮“一元化”，而是积极吸纳各类社会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内容，立正立优，以期最大化凝聚共识。
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许多单个意志冲突的合力，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一个历史结果，而历史結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以破立并举原则引领社会思潮的百年，既是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又将在未来作为主要力量持续性地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前瞻性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对未来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强化主体责任，健全社会思潮引领工作责任制。引领社会思潮是一项长期工作，规范、系统、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是实现社会思潮引领稳定化与常态化的基础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百年破立并举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思潮引领体系。但在当下的社会转型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从未彻底消失，冲突从未完全停止，风险挑战始终存在，社会思潮引领工作当持破立并举原则继续向前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提升核心主体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核心主体。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国家的整体性工作，需全局部署和宏观驾驭，建立必要的专职工作队伍，完善党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责任明确、上下联动、协调统一、运转灵活的领导体制。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将面临更加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思潮引领的核心主体，应从全球、全局的角度持续强化主体力量，掌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及演变规律，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完善顶层设计。
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协同主体执行力。协同主体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具体工作部门组成，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潮引领力得以发挥影响的实践运行环节。当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为隐秘也更为激烈，对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也随之提高。只有细化分工、提升专业素养及业务能力，才有可能提升协同主体的工作执行力。此外，还应进一步明确责任链条，制定制度清单，确保各协同主体任务明确、问责有据。
第二，强化马克思主义宣教机制，占据价值高地。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力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基础之上。葛兰西就此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以社会中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认可赞同为基础。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自觉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前提与根基。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强化宣教机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真理性更好地呈现出来。
强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历史必然性。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均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然而，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沉渣泛起，出现了一些以混淆视听、解构历史、调侃崇高、抹黑英雄为目的的虚假言论，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宣教机制，破解误读，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遇的历史必然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强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真理性。近现代中国出现过的各类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现存的多样化思潮，均无从代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未来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深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聚焦人类的解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百年伟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应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人民立场”作为宣教重点，使人民群众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深切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人民立场”的不渝坚守，从而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底色。
第三，注意有的放矢，完善舆论斗争的有效性批判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处理好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精细化、专业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确立科学的分界标准，转变粗放型认知模式。客观界定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是提高效率、有的放矢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纵使三者在理论内涵、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本质区别，但做到客观区分也并不容易。广大党员干部应深化理论学习，提高对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在具备客观界定三个主要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把控方向，破除错误思潮及舆论的消极影响，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并不断争取中间地带，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破除“一刀切”的工作作风。正确辨别政治原则问题，是既不过“左”也不过右地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要求。历史上出现的“关门主义”问题，曾影响了文化力量的发挥，削弱过统一战线的力量。当前，我们面对不同类型的舆论问题时，应以史为鉴，既不将政治问题泛化，也不将政治问题弱化。
建立科学预测机制，打破静态思维定势。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有界分，也有相互转换、相互影响的可能。合理预测三者间可能出现的不良转换，是防范风险的必然要求。当消极的思想认识和偏激的学术观点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时，就有发展成为错误政治原则的可能。在尊重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基础之上，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思潮，關注其最新动向、预判其可能趋势。
第四，守牢前沿阵地，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体系。社会化传播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为错误思潮的扩散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突出位置，特别强调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面对信息传播新格局，中国共产党应与时俱进地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破陈矩、立新规，持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力。
在网络社会思潮角逐中彰显优势，实现引领。社会思潮不是简单的思想表达，它往往承载着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带有尤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当前，网络平台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角逐场，各类各色社会思潮披着不同的外衣活跃于此，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以日用而不自知的方式影响、重塑大众的价值观念，有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潜在风险。对此，我们应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技术，革新传播思维，升级固有模式，健全新闻报道工作制度，将顶层声音下沉到网络平台，在具体事件中，在人民生活的具体情境中，与各类社会思潮交流碰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党的政治认同，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引领作用。
在网络社会思潮交锋中监测舆情、化解危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新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成为发声主体。重大突发事件一旦出现，以温和形态潜伏在网络之中的消极社会思潮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思想浪潮，左右舆论走向，乃至颠覆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这是社会化传播带来的新挑战，也是亟待更彻底、更有力破解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应深耕网络社会，在舆论交锋中监测舆情动向、总结发展规律；建立完善的舆情监控机制，尤其是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绷紧预测弦，广泛收集信息、深入分析舆情、及时应对危机，防止错误思潮的大面积蔓延。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网络社会思潮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危机形成，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管控，从而更具针对性地纠正错误认识、化解舆论危机。
百年回顾，各种社会思潮曾激荡于近代社会，各种进步思想曾争鸣于历史潮汐；百年洗礼，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引领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百年展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中将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基本目标，继续坚持破立并举原则，有力破除并存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
【注：本文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创新项目“基于生成过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1ZD00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⑦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破”与“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既统一又斗争地推动一元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多元化社会思潮，在“破”得徹底、“立”得牢固中澄清谬误、凝聚共识。“破立并举”的原则方法进一步解决了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应当“破什么”“如何破”“立什么”“如何立”等诸多问题，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价值。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错误思潮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立是”“破非”中形成了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态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发轫。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各种社会思潮杂然并起、来势汹涌，急于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在诸多学说、“主义”中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领导人，在思想上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思想武器，是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伟大旗帜和指路明灯，于是开始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其他社会思潮展开激烈论争。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深谙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毛泽东同志等人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加强对各类社会思潮的辨析和引领，不仅积极创办专门的宣传机构来热情讴歌、真诚传播这一理论，还注重通过文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及时肃清党内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认识不到位、不统一，导致党在实践中犯了“左”倾、右倾的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破立并举中批驳谬误、坚持真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目标导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明确指出的，“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正是在破立并举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在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中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力清除国内残余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思想毒瘤，将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力争在破立并举中实现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有的放矢地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为此，党中央开展了大量工作：创办马列学院，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掌握报纸、广播等传播工具，获得舆论宣传主动权；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壮大科学的意识形态。此外，还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其摆脱个人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等。这些积极探索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受国际上波匈事件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事件的影响，加上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经验不足，社会思潮引领工作在出现“左”的偏差的同时，也存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倾向、把阶级斗争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手段、“破”与“立”出现绝对化和教条化倾向等问题与失误。这些经验教训也对日后有效引领社会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破立并举原则的深化。改革开放时期，当我们打开国门引进来、走出去时，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相互交锋，意识形态领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针对多种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直面现实难题，深化破立并举原则，提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引领方法，对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对社会思潮的拨乱反正与正确引领。然而，在解放思想、反思“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有人片面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出现了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针对这股错误思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与错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地位，从而粉碎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效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随后，面对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指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现了对全国人民思想的解放与引领。此后，为了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环境变化，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国内的滋生蔓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获得的新认识和积累的新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斗争，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科学决策，把“破”与“立”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和常态化，有效消除了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模糊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破立并举原则的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历史新高度，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重大命题，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新态势，鲜明体现了“立”这条主线，即坚持和發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这一新态势也鲜明体现了“破”这条底线，即保持思想定力和政治定力，坚决对一切不合时宜且带有不良政治诉求的错误思潮说“不”。值得注意的是，对待错误思潮，“破”与“立”缺一不可，“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强化引领社会思潮的实效性，党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方向。而面对“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等问题和现象，党中央陆续出台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正确引领社会思潮、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职责。不仅如此，为了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意识形态工作问责与监督制度也相继出台，极大地提升了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从细从严从实做起，保证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不断行稳致远。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甄别各类社会思潮本质、深化党的思想理论感召和进行必要的正面理论斗争，已成为党坚持破立并举原则、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
前提：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理论，自身具备科学性、先进性与革命性等优秀特质，在时代变迁中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本前提，有利于准确判断各种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辨正误、识良莠，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领社会思潮。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实际情况，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评判社会思潮的性质、类型及危害，进而大力弘扬正确价值观念，严格批驳错误思想倾向，在破立并举中科学引领社会思潮的走向。
二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引领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之间的冲突，不仅是思想观点上的争鸣，更是对群众的争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获得受众认同，才能赢得传播阵地，发挥出强大的效力。因此，在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力求把理论说透彻、把道理讲明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达到明辨是非、澄清谬误的目的。
基础：科学判断，甄别各类社会思潮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阶级、群体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的反映，其受政治支配并为政治服务。在多元社会思潮中，既有积极向上、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指引人们进步的思潮，也有消极落后、阻碍社会发展、扰乱人们认知的思潮。只有洞悉各类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我们才能精准施策，对错误思潮破得有力、破得彻底，对主流意识形态立得有力、立得坚定。
当前活跃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表面上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人类理想而奋斗，但究其本质，则是有意混淆是非，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乃至颠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破立并举的原则不动摇，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积极揭露各种错误思潮的真实面目，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切实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核心：守正创新，深化党的思想理论感召。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破除僵化思维，革新落后理念，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思潮引领中的“守正”，体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坚持。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方针调整与政策改革从未越过马克思主义之界，从未偏离社会主义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之“守”，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之“立”。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思潮引领中的“创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上。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当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时，便在曲折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思考：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切实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不容易。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曾僵化、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总结教训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破除马克思主义运用过程中的僵化、教条倾向，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是实践探索中的僵化思想之“破”，也是科学方法之“新”。 关键：敢于亮剑，进行必要的正面理论斗争。国家层面的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是迥异的生产关系所导致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交锋。在任何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都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任由错误思潮发展，将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曾数次与错误思潮正面交锋，破邪立正，不断肃清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消解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回应错误思潮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从而在理论斗争中促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厚植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积累了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丰富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以“破”澄清谬误。直面问题、破解误读、突围困境，进行正面理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指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中国共产党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性，在无数次正面理论斗争中点明了各色社会思潮的片面性、局限性、落后性，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其次，中国共产党以“立”凝聚共识。澄清谬误的目标指向凝聚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包容性来自于其不断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并不主张社会思潮“一元化”，而是积极吸纳各类社会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内容，立正立优，以期最大化凝聚共识。
破立并举引领社会思潮的前瞻性探讨
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许多单个意志冲突的合力，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出一个历史结果，而历史結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以破立并举原则引领社会思潮的百年，既是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结果，又将在未来作为主要力量持续性地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前瞻性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坚持破立并举原则，对未来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强化主体责任，健全社会思潮引领工作责任制。引领社会思潮是一项长期工作，规范、系统、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是实现社会思潮引领稳定化与常态化的基础和保障。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百年破立并举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思潮引领体系。但在当下的社会转型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从未彻底消失，冲突从未完全停止，风险挑战始终存在，社会思潮引领工作当持破立并举原则继续向前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提升核心主体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核心主体。社会思潮的引领是国家的整体性工作，需全局部署和宏观驾驭，建立必要的专职工作队伍，完善党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责任明确、上下联动、协调统一、运转灵活的领导体制。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将面临更加多元化的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思潮引领的核心主体，应从全球、全局的角度持续强化主体力量，掌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发展动向及演变规律，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完善顶层设计。
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协同主体执行力。协同主体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具体工作部门组成，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潮引领力得以发挥影响的实践运行环节。当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为隐秘也更为激烈，对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也随之提高。只有细化分工、提升专业素养及业务能力，才有可能提升协同主体的工作执行力。此外，还应进一步明确责任链条，制定制度清单，确保各协同主体任务明确、问责有据。
第二，强化马克思主义宣教机制，占据价值高地。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力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基础之上。葛兰西就此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以社会中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认可赞同为基础。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自觉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前提与根基。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强化宣教机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真理性更好地呈现出来。
强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历史必然性。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均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然而，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沉渣泛起，出现了一些以混淆视听、解构历史、调侃崇高、抹黑英雄为目的的虚假言论，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宣教机制，破解误读，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遇的历史必然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强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真理性。近现代中国出现过的各类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现存的多样化思潮，均无从代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未来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深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聚焦人类的解放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百年伟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引领。新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应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人民立场”作为宣教重点，使人民群众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深切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人民立场”的不渝坚守，从而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并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底色。
第三，注意有的放矢，完善舆论斗争的有效性批判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处理好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精细化、专业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确立科学的分界标准，转变粗放型认知模式。客观界定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是提高效率、有的放矢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纵使三者在理论内涵、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本质区别，但做到客观区分也并不容易。广大党员干部应深化理论学习，提高对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在具备客观界定三个主要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把控方向，破除错误思潮及舆论的消极影响，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并不断争取中间地带，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破除“一刀切”的工作作风。正确辨别政治原则问题，是既不过“左”也不过右地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要求。历史上出现的“关门主义”问题，曾影响了文化力量的发挥，削弱过统一战线的力量。当前，我们面对不同类型的舆论问题时，应以史为鉴，既不将政治问题泛化，也不将政治问题弱化。
建立科学预测机制，打破静态思维定势。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有界分，也有相互转换、相互影响的可能。合理预测三者间可能出现的不良转换，是防范风险的必然要求。当消极的思想认识和偏激的学术观点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时，就有发展成为错误政治原则的可能。在尊重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基础之上，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思潮，關注其最新动向、预判其可能趋势。
第四，守牢前沿阵地，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体系。社会化传播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为错误思潮的扩散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突出位置，特别强调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面对信息传播新格局，中国共产党应与时俱进地完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破陈矩、立新规，持续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力。
在网络社会思潮角逐中彰显优势，实现引领。社会思潮不是简单的思想表达，它往往承载着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带有尤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当前，网络平台已经成为社会思潮的角逐场，各类各色社会思潮披着不同的外衣活跃于此，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试图以日用而不自知的方式影响、重塑大众的价值观念，有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潜在风险。对此，我们应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技术，革新传播思维，升级固有模式，健全新闻报道工作制度，将顶层声音下沉到网络平台，在具体事件中，在人民生活的具体情境中，与各类社会思潮交流碰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党的政治认同，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引领作用。
在网络社会思潮交锋中监测舆情、化解危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新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成为发声主体。重大突发事件一旦出现，以温和形态潜伏在网络之中的消极社会思潮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思想浪潮，左右舆论走向，乃至颠覆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这是社会化传播带来的新挑战，也是亟待更彻底、更有力破解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应深耕网络社会，在舆论交锋中监测舆情动向、总结发展规律；建立完善的舆情监控机制，尤其是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绷紧预测弦，广泛收集信息、深入分析舆情、及时应对危机，防止错误思潮的大面积蔓延。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网络社会思潮应急处置机制，一旦危机形成，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管控，从而更具针对性地纠正错误认识、化解舆论危机。
百年回顾，各种社会思潮曾激荡于近代社会，各种进步思想曾争鸣于历史潮汐；百年洗礼，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引领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百年展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中将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基本目标，继续坚持破立并举原则，有力破除并存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
【注：本文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创新项目“基于生成过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1ZD001）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⑦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