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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晚7点，位于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PX项目发生爆炸，至今余音不绝。这已是两年内漳州PX项目的第二次爆炸事故，上次是2013年7月30日。
漳州PX项目由台资企业翔鹭集团旗下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p-xylene，俗称PX）。根据2010年古雷PX项目的环评资料，有超过95%的古雷人接受该项目落地，且该数据经过了环保部检查。
2015年4月7日，福建漳州古雷石化（PX项目） 的工人抱着棉被准备坐大巴车离开。
此次爆炸中，企业自身安全管理的失范，被归结为首要原因。
事故先是芳烃装置发生爆炸着火，继而引发装置储油罐爆裂燃烧。中国石化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徐爱斌对《财经》记者表示，这说明工艺设计和设备可靠性两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工艺过程的控制、操作也可能出现了偏差。
相对于行为偏差，工艺问题更加可怕。全球石油巨头雪佛龙中国区高级HSE顾问栾兴华指出，“行为安全对工艺安全有一定的补救或补偿功能，但绝对代替不了工艺安全。回顾历史，很多大的事故都与工艺安全直接有关。”HSE，是指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Environment。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推测，此次事故的主因，很可能是因为企业未做好利润与安全的平衡，未对部分主要本体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也未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预识别。
换言之，该事故的主因，是企业自身安全管理失效以及第三方监管缺位，这导致安全管理人员和安监设备长期闲置，既未做好日常检测、维护工作，在关键时刻也未发挥应有效力。
此外，政府的安全监管思路也有待调整。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在项目立项、建设时期习惯大包大揽，而在事故发生后的分析整改中，又偏重于“喊口号”和“搞运动”，很少真正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去展开分析——这也为事故再发埋下了伏笔。
中国并不缺少安全管理制度和标准。有些标准，甚至比欧美更加严格。因此，问题主要出在执行层面。
在面对利润与安全的利益平衡时，企业往往会心存侥幸选择前者。在企业中，安监人员、装备，与日常生产人员、设备的地位，本应同等重要。但因前者很少实战与应用，而后者每天都在运转，因此导致前者被闲置和忽视，缺乏历练和调试。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判断，这次古雷爆炸事故，正是这一点上出现了问题。PX生产装置中，有一些本体设备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点，应当预识别。
国际石油公司（IOC）在HSE方面公认的前三名，是壳牌、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这三家企业并非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但它们已经形成稳健的安全管理文化。一个成熟的化工企业，不会在安全监管上做任何妥协，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有长达200多年的工业文化积淀，企业从高管到员工，对大工业安全生产、生产的外部性均有非常成熟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积淀，已成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小公司则不然，极喜欢拿风险搏利润。而政府监管也只是抽样，无法在所有时间覆盖所有的人员和设备。这种企业的生产安全，更多依靠自身管理文化的构建。
安全管理专家徐爱斌认为，判断一家企业在HSE方面是否成熟，最关键的评判标准并非事故率，而应是公司的安全管理体制和安全文化。“要看公司这套管理体制是否为从高管到员工的所有人所认同和实施，这决定了它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出问题的概率越小。”徐爱斌说。
振华石油一位高管表示，一家成熟的石化企业，不会因为一起同行的事故，就会突然搞一系列“政治运动似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把安全生产一夜间提到无比高的位置，“这恰恰说明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大抓”，折射了松懈时的“大放”。
由于中国石化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安全文化，安监人员压力巨大。“古雷事故让大家心情复杂。这么多年安全工作干下来，越干胆子越小。”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一位高管向《财经》记者苦笑，“晚上睡觉没人敢关手机，《安全生产法》应给我们增加24小时待命补贴。”
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亦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监管思路亟待改进。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安监专家指出，中石化在青岛发生过特大爆炸，中石油也在大连多次发生爆炸，中海油也发生了渤海溢油等事故。但是，事后仅偏重于表达整改的决心，而对事故本身的分析并不透彻。
事故发生后，中国基层政府和执法单位惯有的反应方式是“安全生产政治运动”——立即展开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整改。例如，中石化“11·22”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委会下发了《关于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全国炼化和管道企业开始铺天盖地展开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改，口号是“紧急动员、集中时间、集中攻坚”。但是，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对舆论“早干什么去了”的质疑闭口不言。
“喊口号肯定不会错，但在技术分析上的工作不够，就导致后期行业和标准层面的工作更加不够。”一位石化企业的HSE负责人评论说。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更加看重事前监管。不过，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派员到现场监督，而是聘请一些能力很强的专业公司去对某些主要工程节点进行抽查，随后给政府出具一份报告，政府会根据该报告要求当事企业整改。
发生安全事故后，美国、英国政府会从技术和管理角度上认真分析，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适度修改相关法规。 因此，一些重大事故反而推动了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的改革和进步。例如，1988年英国北海阿尔法天然气平台曾发生连环爆炸，导致165人丧生。此前，英国政府对安全监管有非常多的硬性要求，其中一条是如果平台发生意外，员工不可跳海求生。原因是北海的气象、水文条件比较差。令政府尴尬的是，此次事故最后的幸存者，却都是违规跳海的人。随后，英国政府立即修改了相关规定，不再硬性规定事故发生时人员如何逃生。
更重要的整改发生在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氰化物泄漏事故，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事故发生后，美国立即发布了《高度危险化学品工艺安全管理》，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005年，BP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炼油厂的异构化装置发生爆炸事故，15名工人被当场炸死，170余人受伤。这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此前发布的安全管理标准仍不够严格，为此美国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又发布了新的标准，即《基于风险的过程安全》，强迫石化等高风险企业必须按此流程去做，企业也必须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证明自己达到了该标准。
在安全监管上，新加坡劳工部的管理模式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该部门的安全管理团队一分为二，一方红脸，一方白脸。红脸负责给企业讲道理、讲技术，教给企业如何保证安全生产;白脸一方则专门负责对企业安全生产挑刺，使用高额罚款、停工整顿等一系列惩罚。
第三方监管机制，因其相对公平，可减少部分人为因素和官员腐败的不利影响，在全球得到普遍推行。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也使得第三方监管机制运转顺畅。
2015年4月7日，漳州市古雷腾龙芳烃有限公司爆燃事故，爆炸震碎的一地东西。
美国的很多石化标准，都是作为第三方的行业协会制定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PI标准。API是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协会，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功的制定标准的商会之一。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油气工业设备的标准化工作，以确保该工业界所用设备的安全、可靠和互换性。
API标准应用广泛，不仅在美国被企业采用，也被联邦和州法律法规以及运输部、国防部、美国海关、环境保护署、美国地质勘查局等政府机构引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ISO、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和100多个国家标准所引用。
但第三方监管这一利器，在中国陷于失效。无论是东黄输油管道爆炸的石化央企，还是此次漳州PX爆炸中的合资企业，实际都未得到中国石化联合会、化学品安全协会等“名义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监管。
第三方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基于成熟的市场机制，须具备市场化、专业化、独立化、社会化的特点。但在中国石化行业当前的管理体制下，根本难以实现。
一些行业人士指出，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央企加起来，基本代表整个中国石化行业。很多所谓行业协会的成员，其实多是三大公司中的退休人员——他们很难抛开多年的关系和思维方式，成长为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譬如，国内主管化学品安全的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其理事长单位始终由作为央企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轮流担任。事实上，中国石化行业，从来就没有第三方存在的空间。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石化标准采取采标的方式（将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经过分析研究，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国内标准并贯彻实施），均在企业中直接转化，而不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或转化。例如，中石化可将API的某项标准拿来，做一些修改调整后，直接作为企业标准，也就由此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徐爱斌认为，体制转变需要时间。但就当前的情况，中国一些行业协会的领导应率先转变思维，争取独立性。
漳州PX项目由台资企业翔鹭集团旗下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37.8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p-xylene，俗称PX）。根据2010年古雷PX项目的环评资料，有超过95%的古雷人接受该项目落地，且该数据经过了环保部检查。
此次爆炸中，企业自身安全管理的失范，被归结为首要原因。
事故先是芳烃装置发生爆炸着火，继而引发装置储油罐爆裂燃烧。中国石化安全管理资深专家徐爱斌对《财经》记者表示，这说明工艺设计和设备可靠性两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同时，工艺过程的控制、操作也可能出现了偏差。
相对于行为偏差，工艺问题更加可怕。全球石油巨头雪佛龙中国区高级HSE顾问栾兴华指出，“行为安全对工艺安全有一定的补救或补偿功能，但绝对代替不了工艺安全。回顾历史，很多大的事故都与工艺安全直接有关。”HSE，是指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Environment。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推测，此次事故的主因，很可能是因为企业未做好利润与安全的平衡，未对部分主要本体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也未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预识别。
换言之，该事故的主因，是企业自身安全管理失效以及第三方监管缺位，这导致安全管理人员和安监设备长期闲置，既未做好日常检测、维护工作，在关键时刻也未发挥应有效力。
此外，政府的安全监管思路也有待调整。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在项目立项、建设时期习惯大包大揽，而在事故发生后的分析整改中，又偏重于“喊口号”和“搞运动”，很少真正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去展开分析——这也为事故再发埋下了伏笔。
利润高于安全
中国并不缺少安全管理制度和标准。有些标准，甚至比欧美更加严格。因此，问题主要出在执行层面。
在面对利润与安全的利益平衡时，企业往往会心存侥幸选择前者。在企业中，安监人员、装备，与日常生产人员、设备的地位，本应同等重要。但因前者很少实战与应用，而后者每天都在运转，因此导致前者被闲置和忽视，缺乏历练和调试。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判断，这次古雷爆炸事故，正是这一点上出现了问题。PX生产装置中，有一些本体设备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调试，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点，应当预识别。
国际石油公司（IOC）在HSE方面公认的前三名，是壳牌、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这三家企业并非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但它们已经形成稳健的安全管理文化。一个成熟的化工企业，不会在安全监管上做任何妥协，这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已有长达200多年的工业文化积淀，企业从高管到员工，对大工业安全生产、生产的外部性均有非常成熟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积淀，已成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小公司则不然，极喜欢拿风险搏利润。而政府监管也只是抽样，无法在所有时间覆盖所有的人员和设备。这种企业的生产安全，更多依靠自身管理文化的构建。
安全管理专家徐爱斌认为，判断一家企业在HSE方面是否成熟，最关键的评判标准并非事故率，而应是公司的安全管理体制和安全文化。“要看公司这套管理体制是否为从高管到员工的所有人所认同和实施，这决定了它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出问题的概率越小。”徐爱斌说。
振华石油一位高管表示，一家成熟的石化企业，不会因为一起同行的事故，就会突然搞一系列“政治运动似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把安全生产一夜间提到无比高的位置，“这恰恰说明该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大抓”，折射了松懈时的“大放”。
由于中国石化企业尚未形成健全的安全文化，安监人员压力巨大。“古雷事故让大家心情复杂。这么多年安全工作干下来，越干胆子越小。”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一位高管向《财经》记者苦笑，“晚上睡觉没人敢关手机，《安全生产法》应给我们增加24小时待命补贴。”
监管思路待改进
此次漳州PX项目爆炸，亦折射出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监管思路亟待改进。
部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安监专家指出，中石化在青岛发生过特大爆炸，中石油也在大连多次发生爆炸，中海油也发生了渤海溢油等事故。但是，事后仅偏重于表达整改的决心，而对事故本身的分析并不透彻。
事故发生后，中国基层政府和执法单位惯有的反应方式是“安全生产政治运动”——立即展开拉网式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整改。例如，中石化“11·22”东黄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安委会下发了《关于开展油气输送管道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全国炼化和管道企业开始铺天盖地展开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改，口号是“紧急动员、集中时间、集中攻坚”。但是，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对舆论“早干什么去了”的质疑闭口不言。
“喊口号肯定不会错，但在技术分析上的工作不够，就导致后期行业和标准层面的工作更加不够。”一位石化企业的HSE负责人评论说。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更加看重事前监管。不过，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派员到现场监督，而是聘请一些能力很强的专业公司去对某些主要工程节点进行抽查，随后给政府出具一份报告，政府会根据该报告要求当事企业整改。
发生安全事故后，美国、英国政府会从技术和管理角度上认真分析，针对暴露出的问题适度修改相关法规。 因此，一些重大事故反而推动了相关法律和行业标准的改革和进步。例如，1988年英国北海阿尔法天然气平台曾发生连环爆炸，导致165人丧生。此前，英国政府对安全监管有非常多的硬性要求，其中一条是如果平台发生意外，员工不可跳海求生。原因是北海的气象、水文条件比较差。令政府尴尬的是，此次事故最后的幸存者，却都是违规跳海的人。随后，英国政府立即修改了相关规定，不再硬性规定事故发生时人员如何逃生。
更重要的整改发生在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发生了氰化物泄漏事故，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事故发生后，美国立即发布了《高度危险化学品工艺安全管理》，以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005年，BP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炼油厂的异构化装置发生爆炸事故，15名工人被当场炸死，170余人受伤。这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此前发布的安全管理标准仍不够严格，为此美国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又发布了新的标准，即《基于风险的过程安全》，强迫石化等高风险企业必须按此流程去做，企业也必须要定期向监管部门汇报，证明自己达到了该标准。
在安全监管上，新加坡劳工部的管理模式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该部门的安全管理团队一分为二，一方红脸，一方白脸。红脸负责给企业讲道理、讲技术，教给企业如何保证安全生产;白脸一方则专门负责对企业安全生产挑刺，使用高额罚款、停工整顿等一系列惩罚。
第三方监管缺位
第三方监管机制，因其相对公平，可减少部分人为因素和官员腐败的不利影响，在全球得到普遍推行。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也使得第三方监管机制运转顺畅。
美国的很多石化标准，都是作为第三方的行业协会制定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PI标准。API是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商业协会，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最成功的制定标准的商会之一。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油气工业设备的标准化工作，以确保该工业界所用设备的安全、可靠和互换性。
API标准应用广泛，不仅在美国被企业采用，也被联邦和州法律法规以及运输部、国防部、美国海关、环境保护署、美国地质勘查局等政府机构引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被ISO、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和100多个国家标准所引用。
但第三方监管这一利器，在中国陷于失效。无论是东黄输油管道爆炸的石化央企，还是此次漳州PX爆炸中的合资企业，实际都未得到中国石化联合会、化学品安全协会等“名义第三方机构”的有效监管。
第三方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基于成熟的市场机制，须具备市场化、专业化、独立化、社会化的特点。但在中国石化行业当前的管理体制下，根本难以实现。
一些行业人士指出，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央企加起来，基本代表整个中国石化行业。很多所谓行业协会的成员，其实多是三大公司中的退休人员——他们很难抛开多年的关系和思维方式，成长为客观、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譬如，国内主管化学品安全的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其理事长单位始终由作为央企的中石油和中石化轮流担任。事实上，中国石化行业，从来就没有第三方存在的空间。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石化标准采取采标的方式（将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经过分析研究，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国内标准并贯彻实施），均在企业中直接转化，而不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或转化。例如，中石化可将API的某项标准拿来，做一些修改调整后，直接作为企业标准，也就由此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徐爱斌认为，体制转变需要时间。但就当前的情况，中国一些行业协会的领导应率先转变思维，争取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