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01-000-02
摘 要 花腰傣作为傣族的分支，其所释放于外界的直观文化却完全不同于傣族文化，不论从抽象视角的分析或是从逻辑对比视角的审视，二者所含点滴内容都不尽相同。但是从人类意识形态发展角度来看，无宗教、无信仰的花腰傣的意识形态却成为研究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民俗体育作为直观的意识体现，成为了研究花腰傣意识、形态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法和因素分析法等，从花腰傣意识产生背景出发，对其民俗体育形态进行研究，从而证实民俗体育所承载的花腰傣民族意识趋向。研究表明：花腰傣民族意识受控于生存背景的影响，而民俗体育是在被控意识下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行为方式。
关键词 花腰傣 意识 民俗体育内涵
人类社会的发展源自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而物质本身并不是构成物质所具有的“名”的根本，亦可称为概念的根本。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源自对客观存在物质的认识与认知，但是认识与认知只能形成人类对于客观存在物质的概念意识，或“名”的意识，若形成现实生活中所需、所用的物质，则必须通过改造、加工。人类对于物质的一切改变，来自人类的需求，或可称为“欲望”。“欲望”是一种愉快、满足、愿望、向往，是一种意识的内驱动力。这正与人类的进步相吻和，人类在发展自身与构成的社会中，多是让生存更加简易、生活更加舒适，利用更多的时间去证实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这种种自我的体现，便是让自身感到愉快、满足，愿望与向往达成。由此分析则不难看出，人类意识是产生一切物质的源。同时从这一推论中，可以总结出一条人类发展路径，也可称为人类意识发展路径。这条路径分为六个时期，在此借用植物从种子直至开花结果这一自然发展路径为建构样本，以此说明这六个时期的历史关联性。
第一时期可称为萌芽期，即人类从猿走向人，开始了自我认识；第二时期为破土期，人类开始了对生存的认知；第三时期为成长期，人类对生存的认识与改造；第四时期为分支期，人类对改造后的生存认识，并对生存认识进一步延伸至适应状态，即生活；第五时期为成叶期，如植物的成长般，第四时期的分支期与第五时期的成叶期并存共进，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同时通过适应构建起了对生存与生活的认知、认识，即价值取向；第六时期为成熟期，这一时期为总结前期成长经验，形成自我特定形态。但是这一时期仍受背景控制，即植物本体控制。这一时期所需求的养分仍来自于植物本身，这种状况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往复从第一期至第六期的过程，固守自封；另一种状态是死亡，来自于养分供给不足，同人类发展一般，经历了人口膨胀，但固守自封导致人均生存环境占有量下降，利用米德（G.H.Mend）对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的理论，人类意识开始了从“客我”转向“主我”的态度，开始了意识的“主我”化，即外部需满足自身的欲望，这极易导致人类自我膨胀。若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对外部区域的开发或是外部区域内容的植入。解决这一思路的方法，借用植物的角度来解释，可看成植物的繁殖。植物繁殖是通过外部媒介的传送，正如人类发展中的融合与迁徙，不同区域往来即是“繁殖”，以此对固定区域的人的意识进行嫁接，开拓其新的思维领域，以此解决固定区域产生的客观物质存在无法满足主观意识驱动造成的搁浅问题。
一、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
借以上述以植物为喻体的分析，花腰傣现存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下形成的民俗体育正是植物发展的第一期至第第六期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花腰傣虽属傣族却不同于傣族的原因。现对傣族的认识，多以西双版纳的傣族为样本，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具有的意识特点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准则、礼仪规范；花腰傣的意识特点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如花腰傣有鬼神之说，而无宗教，有自然崇拜，而无信仰。
因此，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发展路径更为自然、更为朴实，对生存区域中所接触的点滴给予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如花腰傣对于树木的认识“他们的先人在哪里扎寨，他们就在哪里植树造林，以林中大树作为村寨的保护树，俗称“竜树”，“竜树”周围的森林被视为‘竜林’[1]。”每逢节庆或为某些事件庆祝，都会以“竜树”为中心开展。另外，花腰傣女性所带的帽子同样是对自然的认识。“当地不同的傣族中竹篾帽子的造型也不同，被称为‘鸡枞帽’（鸡枞为一种珍贵的野生蘑菇）的竹篾帽子不仅是当地傣族的识别特征之一，而且具有很多文化内涵[2]。”这些内容足以看出，花腰傣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生存区域的认识与认知，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又从自然环境中阐发，形成“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由此，可以说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不是落后，亦不是迷信，而是受地域控制下的自我繁衍，形成了固有的自然价值观，同时影响其行为、习惯的自然化。
二、花腰傣民族意识内涵
花腰傣生存资源的获取，绝大部分来自于农耕，除此之外“花腰傣素有‘百花百茎皆成菜’的习俗，经常食用的蔬菜，特别是鲜花、绿叶不下60种[3]。”在花腰傣流传的关于此习俗的说法“凡绿就是菜，凡花即可食，凡动就是肉[3]。”从上述可以充分明确花腰傣的饮食习惯，由此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花腰傣已满足了第一层生理需求，随后的安全、社会、尊重需求的根基和内容均来自于第一层的生理需求，也就是说花腰傣生存的基础是对后期形成特定风俗习惯的直接影响因素。按照农耕文明的形态构成的人类群体看，其思维模式较为固定，对于土地的依赖是控制思维的重要因素。因此，花腰傣所形成的意识较为稳定，不善于变动。另外，除农耕文明还存在着采集文化、狩猎文化。采集文化与狩猎文化受制于生存环境、地域。植物、动物资源在获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周期，如受四季更迭的影响，是直接造成资源获取量增加、减少的重要因素。而这对于具有自然崇拜的花腰傣来说，是间接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形成了依附自然规律转换的思维模式。
综其上述分析，花腰傣的思维模式是以自然规律为核心的对外释放与演化。在完成安全、社会、尊重的需求过程中，都包含着对于自然庇护的渴望。同时，农耕文明的存在更使其对于自然庇护的渴望坚定不移。 三、花腰傣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意识内涵
通过对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分析可以看出，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源于对其生存地域环境的认识，民族意识内涵源于对于地域环境改变产生的主观认知。而作为民族意识下产生的民俗体育，则是直观的体现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与内涵重要途径，同样也是记录花腰傣民族意识历史进程的体现。
花腰傣现存民俗体育项目众多，但通过筛选与归类，可以将现存民俗体育项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地域环境本体认知。花腰傣现居区域为哀牢山山脉，山地造就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需伴随采集、狩猎和少量的农耕。而作为主体的狩猎与采集行为，使花腰傣具备了攀爬、奔跑、跳跃等基本身体活动，以及适应采集、狩猎的武器，如弩、吹枪等。从现花腰傣仍使用的火枪可以看出，他们早期狩猎的方式是采用远距离器械进行捕猎。另外，还如丢包、秋千，虽然现在已具有了新的概念，但是在前期都是为了达成某一种训练而设立的，例如辅助训练弩与吹枪的准确性等；第二类，地域环境本体认知后的认识。在完成对于地域环境的认识后，花腰傣也必经人类意识发展路径，开始了对于早期认识内容的进一步认识。如对于狩猎活动、采集活动以及农耕活动的外部改造与内部加工。形成了适应自然规律的身体行为与无意识的认知相融合的认识。例如“狮子舞”、“大鼓舞”等，其中包含了众多的民俗体育，同时展开此项活动的主体，往往是固定庆祝某个不成文规定的规律，即对于历史经验的再次认可，借以民俗活动来反应对于民族意识的趋向；第三种，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花腰傣使用火枪而抛弃弩、吹枪等早期生存工具，火枪并不是花腰傣在自身发展中所获得的意识改造产物，而是外部文化的传入。这不仅改变了花腰傣对于生存的认知，同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生活方式。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花腰傣形成的文化系统源于所居住的环境，也正是所居住的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民俗体育。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外部文化的冲击，改变了花腰傣对于所处区域的认知与认识，因为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改变了所处的环境，亦改变了所具有的一系列行为方式，也正因为行为方式的改变，让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内涵只能固守着地域的需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固守的意识去认知、认识外界，以此来保护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
[1] 解小丹.新平花腰傣“祭竜”仪式的文化内涵[J].民族文化研究.2014（3）：102.
[2] 郑晓云.“花腰傣”的文化及其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01（2）：60.
[3] 耿毅.云南新平花腰傣饮食习俗的社会文化功能[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6.
摘 要 花腰傣作为傣族的分支，其所释放于外界的直观文化却完全不同于傣族文化，不论从抽象视角的分析或是从逻辑对比视角的审视，二者所含点滴内容都不尽相同。但是从人类意识形态发展角度来看，无宗教、无信仰的花腰傣的意识形态却成为研究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民俗体育作为直观的意识体现，成为了研究花腰傣意识、形态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法和因素分析法等，从花腰傣意识产生背景出发，对其民俗体育形态进行研究，从而证实民俗体育所承载的花腰傣民族意识趋向。研究表明：花腰傣民族意识受控于生存背景的影响，而民俗体育是在被控意识下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行为方式。
关键词 花腰傣 意识 民俗体育内涵
人类社会的发展源自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而物质本身并不是构成物质所具有的“名”的根本，亦可称为概念的根本。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源自对客观存在物质的认识与认知，但是认识与认知只能形成人类对于客观存在物质的概念意识，或“名”的意识，若形成现实生活中所需、所用的物质，则必须通过改造、加工。人类对于物质的一切改变，来自人类的需求，或可称为“欲望”。“欲望”是一种愉快、满足、愿望、向往，是一种意识的内驱动力。这正与人类的进步相吻和，人类在发展自身与构成的社会中，多是让生存更加简易、生活更加舒适，利用更多的时间去证实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这种种自我的体现，便是让自身感到愉快、满足，愿望与向往达成。由此分析则不难看出，人类意识是产生一切物质的源。同时从这一推论中，可以总结出一条人类发展路径，也可称为人类意识发展路径。这条路径分为六个时期，在此借用植物从种子直至开花结果这一自然发展路径为建构样本，以此说明这六个时期的历史关联性。
第一时期可称为萌芽期，即人类从猿走向人，开始了自我认识；第二时期为破土期，人类开始了对生存的认知；第三时期为成长期，人类对生存的认识与改造；第四时期为分支期，人类对改造后的生存认识，并对生存认识进一步延伸至适应状态，即生活；第五时期为成叶期，如植物的成长般，第四时期的分支期与第五时期的成叶期并存共进，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同时通过适应构建起了对生存与生活的认知、认识，即价值取向；第六时期为成熟期，这一时期为总结前期成长经验，形成自我特定形态。但是这一时期仍受背景控制，即植物本体控制。这一时期所需求的养分仍来自于植物本身，这种状况会导致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往复从第一期至第六期的过程，固守自封；另一种状态是死亡，来自于养分供给不足，同人类发展一般，经历了人口膨胀，但固守自封导致人均生存环境占有量下降，利用米德（G.H.Mend）对自我分为“客我”和“主我”的理论，人类意识开始了从“客我”转向“主我”的态度，开始了意识的“主我”化，即外部需满足自身的欲望，这极易导致人类自我膨胀。若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对外部区域的开发或是外部区域内容的植入。解决这一思路的方法，借用植物的角度来解释，可看成植物的繁殖。植物繁殖是通过外部媒介的传送，正如人类发展中的融合与迁徙，不同区域往来即是“繁殖”，以此对固定区域的人的意识进行嫁接，开拓其新的思维领域，以此解决固定区域产生的客观物质存在无法满足主观意识驱动造成的搁浅问题。
一、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
借以上述以植物为喻体的分析，花腰傣现存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下形成的民俗体育正是植物发展的第一期至第第六期的状态，这也是导致花腰傣虽属傣族却不同于傣族的原因。现对傣族的认识，多以西双版纳的傣族为样本，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具有的意识特点是以信仰为中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准则、礼仪规范；花腰傣的意识特点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如花腰傣有鬼神之说，而无宗教，有自然崇拜，而无信仰。
因此，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发展路径更为自然、更为朴实，对生存区域中所接触的点滴给予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如花腰傣对于树木的认识“他们的先人在哪里扎寨，他们就在哪里植树造林，以林中大树作为村寨的保护树，俗称“竜树”，“竜树”周围的森林被视为‘竜林’[1]。”每逢节庆或为某些事件庆祝，都会以“竜树”为中心开展。另外，花腰傣女性所带的帽子同样是对自然的认识。“当地不同的傣族中竹篾帽子的造型也不同，被称为‘鸡枞帽’（鸡枞为一种珍贵的野生蘑菇）的竹篾帽子不仅是当地傣族的识别特征之一，而且具有很多文化内涵[2]。”这些内容足以看出，花腰傣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生存区域的认识与认知，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又从自然环境中阐发，形成“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由此，可以说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不是落后，亦不是迷信，而是受地域控制下的自我繁衍，形成了固有的自然价值观，同时影响其行为、习惯的自然化。
二、花腰傣民族意识内涵
花腰傣生存资源的获取，绝大部分来自于农耕，除此之外“花腰傣素有‘百花百茎皆成菜’的习俗，经常食用的蔬菜，特别是鲜花、绿叶不下60种[3]。”在花腰傣流传的关于此习俗的说法“凡绿就是菜，凡花即可食，凡动就是肉[3]。”从上述可以充分明确花腰傣的饮食习惯，由此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花腰傣已满足了第一层生理需求，随后的安全、社会、尊重需求的根基和内容均来自于第一层的生理需求，也就是说花腰傣生存的基础是对后期形成特定风俗习惯的直接影响因素。按照农耕文明的形态构成的人类群体看，其思维模式较为固定，对于土地的依赖是控制思维的重要因素。因此，花腰傣所形成的意识较为稳定，不善于变动。另外，除农耕文明还存在着采集文化、狩猎文化。采集文化与狩猎文化受制于生存环境、地域。植物、动物资源在获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周期，如受四季更迭的影响，是直接造成资源获取量增加、减少的重要因素。而这对于具有自然崇拜的花腰傣来说，是间接影响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形成了依附自然规律转换的思维模式。
综其上述分析，花腰傣的思维模式是以自然规律为核心的对外释放与演化。在完成安全、社会、尊重的需求过程中，都包含着对于自然庇护的渴望。同时，农耕文明的存在更使其对于自然庇护的渴望坚定不移。 三、花腰傣民俗体育中的民族意识内涵
通过对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分析可以看出，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源于对其生存地域环境的认识，民族意识内涵源于对于地域环境改变产生的主观认知。而作为民族意识下产生的民俗体育，则是直观的体现花腰傣民族意识机制与内涵重要途径，同样也是记录花腰傣民族意识历史进程的体现。
花腰傣现存民俗体育项目众多，但通过筛选与归类，可以将现存民俗体育项目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地域环境本体认知。花腰傣现居区域为哀牢山山脉，山地造就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需伴随采集、狩猎和少量的农耕。而作为主体的狩猎与采集行为，使花腰傣具备了攀爬、奔跑、跳跃等基本身体活动，以及适应采集、狩猎的武器，如弩、吹枪等。从现花腰傣仍使用的火枪可以看出，他们早期狩猎的方式是采用远距离器械进行捕猎。另外，还如丢包、秋千，虽然现在已具有了新的概念，但是在前期都是为了达成某一种训练而设立的，例如辅助训练弩与吹枪的准确性等；第二类，地域环境本体认知后的认识。在完成对于地域环境的认识后，花腰傣也必经人类意识发展路径，开始了对于早期认识内容的进一步认识。如对于狩猎活动、采集活动以及农耕活动的外部改造与内部加工。形成了适应自然规律的身体行为与无意识的认知相融合的认识。例如“狮子舞”、“大鼓舞”等，其中包含了众多的民俗体育，同时展开此项活动的主体，往往是固定庆祝某个不成文规定的规律，即对于历史经验的再次认可，借以民俗活动来反应对于民族意识的趋向；第三种，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花腰傣使用火枪而抛弃弩、吹枪等早期生存工具，火枪并不是花腰傣在自身发展中所获得的意识改造产物，而是外部文化的传入。这不仅改变了花腰傣对于生存的认知，同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生活方式。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花腰傣形成的文化系统源于所居住的环境，也正是所居住的环境影响了他们的民俗体育。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外部文化的冲击，改变了花腰傣对于所处区域的认知与认识，因为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改变了所处的环境，亦改变了所具有的一系列行为方式，也正因为行为方式的改变，让花腰傣民族意识的内涵只能固守着地域的需求，以不变应万变，以固守的意识去认知、认识外界，以此来保护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
[1] 解小丹.新平花腰傣“祭竜”仪式的文化内涵[J].民族文化研究.2014（3）：102.
[2] 郑晓云.“花腰傣”的文化及其发展[J].云南社会科学.2001（2）：60.
[3] 耿毅.云南新平花腰傣饮食习俗的社会文化功能[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