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儒家的五经之一，自古以来，《春秋》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晚年返鲁，因鲁史寄王心以作《春秋》，而微言大义寓焉，其中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多有所寄托，惜乎现代学人于此不甚着意，《春秋》之学，遂隐而不彰。有鉴于此，我们蒐集一组《春秋》学的论文，以呈现《春秋》学研究不同领域的当代视角。
　　汉代公羊家主张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这样，作《春秋》的孔子自然具有“王”的地位。然而，孔子实非真“王”，其褒贬黜陟之权的实施，只是通过《春秋》书法的运用而体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孔子被视为“素王”。曾亦的论文《〈春秋〉“素王”考论》，详细地论述了“素王”说的发展源流及其在历史上引起的争论，并站在公羊家的立场厘清了它应有的内涵，深入揭示了“素王”说的内在意义，有助于我们了解《公羊》学的这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与“以《春秋》当新王”说密切相关的是“王鲁”说。《春秋》作为一书，并不能真正行褒贬黜陟之权，于是公羊家提出“托鲁为王”的说法。但鲁实诸侯，而非王者，故《公羊》此说在历史上备受责难。清代陈立著《公羊义疏》，有力地驳斥了历代对“王鲁”说的批评，不仅深入阐发董仲舒、何休的“王鲁”学说内涵，并进一步根据何休“王鲁”之原则，对《春秋》的“王鲁”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郭晓东的论文《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梳理了陈立有关“王鲁”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王鲁”说的《公羊》学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陈立学说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汉代《春秋》学从“以《春秋》当新王”角度视孔子为“素王”，宋代《春秋》学认为孔子“以天自处”。明代的高拱对此二说皆有批评，认为二著皆损尊君之义，故著《春秋正旨》一书驳正之。以为“天子之事”当指文、武之制，孔子作《春秋》，只是按文、武法度據事直书而已，从而对“素王”说、“以天自处”说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将尊“时王”的意思推到了极致。黄铭的论文《以时王当新王——高拱〈春秋〉学研究》认为，高拱的理论是取消了《春秋》学的未来主义面向，将《春秋》降为一代之史，时王与新王合一，使得《春秋》的批判性大为减弱。该文不仅是述高拱之学，更是以高拱为切入点，呈现出了《春秋》学之“新王”说所具有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