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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达夫在留日期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集《沉沦》，引发了文学界的巨大反响。本文以郁氏留日背景为出发点，诉诸文本分析来阐述作品中的“正迁移”书写模式，并试图重构它们在变动中的内质绾联。
关键词：郁达夫 日本书写 “正迁移” 小说集《沉沦》
一、“正迁移”书写模式概说
长期以来，“自叙传”视角都被读者奉为圭臬，甚至将其与“自传”划上等号，以致作品旨趣外延的無限凝缩。与此同时，在读者的潜意识场域里，形成“以虚构逆推现实”的阅读惯性。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富于“内倾性”：在中国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须此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1]因此，我们应该从郁达夫“本身”出发，阐发这种“正迁移”书写模式。所谓“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原作为心理学上的概念，本文从文学创作角度，将其引申为真实（作者）对虚构（作品）、作品中此意蕴层对彼意蕴层的促进性影响，由此重构它们的内质绾联，同时也特别强调其差异——这种“藕断丝连型”跳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日本书写：“正迁移”
（一）“爱”从现实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
笔者认为，不论是从留日史，还是作品本体研读郁达夫，“爱”都应是阿里阿德涅之线——只不过这两种爱从“现实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完成了正迁移。1914年郁达夫考入东京一高预科，后因逆郁曼陀之意私改回文科，兄弟俩一度决裂，[2]他在1917年的《丁巳日记》中甚至认为情同手足也是虚伪的，“予之兄弟诚如舜之兄弟，无一日不以杀予为事也”[3]。3年后，已经25岁的达夫为了探望病中的祖母第三次回国，不料被封建家长逼得与富阳孙荃结婚。[4]实质上，爱的核仁从未成形，为了对抗几次离婚未遂的现实，他“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5]。而从日本寄给孙荃的书信中，郁氏的语气也较为冷硬，甚至有责令之态。郁达夫真所谓“性压抑”吗？误矣！若是简单的性要求，他完全不必寻妓自堕，从后来狂热追求王映霞中，我们也可肯定他渴求的并非性，而是爱，“是强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6]。手足相亲若譬喻为托盘，那么异性情爱必定是盘上的一颗夜明珠，无前者，在他乡的唯一支撑便訇然破碎；无后者，则如行尸走肉，灵魂黯淡无光，生存了无生趣，诸念归空。在爱机能的弱化、直至破灭上，郁达夫与日本二战后“新戏作派”的太宰治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相通，但太宰是无法向人类求爱、无法爱上女人，在孤独场域中俩人所处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言以蔽之，孑身于异国的郁达夫深陷在兄弟无亲情、夫妻无恋情的困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爱无能“正迁移”到小说集《沉沦》上来，便诉诸性的苦闷剥离了它的本质，呈现给读者的已是色欲之幻象。实际上，性苦闷不过是我们的表层印象，作品真正隐含的蕴义反倒是性泄愤，它是爱被弱化后所寻求的一种铠甲保护，一种心理自慰、变相满足。正如郁达夫将自己的新婚妻子搬到《银灰色的死》中就变成“她死了，她是死了”的可怜形象，确实也可等同于他在现实中已死了的爱，此消亡，则彼生息，于是乎“虚设的爱”在私小说中便生根发芽了——这亟需在女性书写中羼入作者的体认。那么，对于爱，从实质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的“正迁移”是诉诸何种梯级方式实现的呢？
笔者根据郁氏对设定女性投射的不同情感特质，细划为三类，它们以梯级上升形式不断强化：初阶是《银灰色的死》中的“共感”（sympathy），即Y君和静儿本是相互爱恋的，共感型女性显然是Y君的一丝抚慰，至少实实在在带给过他希望，因此从本质而言，郁达夫在这篇早期小说里流露了对“爱”的一种期待态度。而《沉沦》则将这种期待发展到第二阶：“渴望却不可求”，通过设定旅馆主人的女儿，以及苇草边的陌生女子两个角色，叙说于质夫先前纯洁的爱，已变相挪移到了女性裸浴的身体和做爱过程上，可见爱进一步被强化，已然达到畸形程度。最后一阶则是《南迁》中的“占有”，虽然荒诞，但这一次主人公伊人成功实现爱恋的愿望，拥有日本一位淫妇M，而且真正满足了肉欲需求。显然，虚设的爱在这里再次被强化了。
总言之，郁达夫渴求的现世、实质的爱，在亲人郁曼陀和妻子孙荃那里不断被“弱化”，最终在长达十年客居异国的孤寂生活中也消磨殆尽。于是，诉诸笔端后这“爱”便朝着反方向发生了畸形强化，先是幻化为虚无的恋情，又逐步膨胀化为性欲……正因为这种隐性的“正迁移”，致使读者迷失在了作品主人公自身都走不出来的伦理废墟中。
（二）从强化链条的解体到“感官遁世”的暂时调和
亟需注意的是，上述对爱的强化并非都顺利。譬如《沉沦》的于质夫在每次意淫后都自怨自责，在窥浴后悔愧万分，在与妓女交欢后欲寻短见；同样，在《南迁》中，当伊人以为自己得到爱情，后竟发现被淫妇欺骗了。随着强化链条的解体，即“爱”已然获取无望，主人公陷入痛苦的孤独泥潭，为了规避精神苦难，遁世（本文借指原作“Idyllic Wanderings”，即田园诗般的徘徊）便成了作品内容进一步正迁移的结果。不过，这种遁世书写要特别强调是“感官遁世”，即小说主人公所作出的隐世行为，都停留在感官机能层面，包括直观或虚幻的体认。因此，它在作品中主要诉诸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对大自然采取再现描绘，塑造出饱含诗意的郊野风景，暗示、映衬主人公的情绪起伏，这在《南迁》中尤为突出。当然，更关键的是作为两个情节高潮区间的过渡，对主人公先前产生的精神痛感进行调和。正如于质夫在旅馆窥浴后的忐忑不安、抑郁，都很快就消失在山顶梅林的幽景中。
第二，以梦幻捕捉之笔法，摘取色彩意象，带出一个有“万物通灵”味道的牧歌田园。譬如《沉沦》开篇就描绘了诸如“白线似的乡间官道、紫色的气息、反射出紫不紫红不红的岚气”等涂有奇异、诡谲色彩的梦境——这与日本寺山修司在20世纪70年代导演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在构思上是共通的。寺山修司在其代表作《死者田园祭》中，将大量视觉画面梦幻化，直现色彩搭配的不协调性，致使观众传统的审美思维受挫。但与此同时，得助于这种镜头语言的借用，主体潜意识当中的神秘体验被巧妙传达出来。不过，在设定彩幻梦境的形式和根本意图上，两人又有显著区别。寺山修司以荧屏播放形式，将性的意味转移到具体物品之上，亦即隐藏起个体的真情。譬如为了表达性意味，他将人类身体换成亦涨亦缩的气囊。郁达夫则不然——他基于文本叙事，从视、听、味觉，以及幻觉等角度，直接流露出个体的主观感受。这是因为他尝试诉诸心灵的自我倾诉，换取大自然（客体）对他的共鸣乃至抚慰，借以忘却俗爱，从而调和复杂的情感矛盾。 然而，牧歌田园的真正本质，是给遁世提供自我指涉的场所。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隐避行为注定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都渴望“爱”，即使逃到荒郊野外、人迹罕至的疗养地，也不过是为了短期排遣罪意识，很快便会持续遭到畸变之爱的侵袭。他们追求的遁世，正如《南迁》中反复唱的《Mignon》一样，无非就是想和真正心爱之人到远方，携手终老，换取感官、精神上的愉悦，绝非做一个所谓“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
质言之，感官遁世对精神窘境的调和只是暂时性的，终将会以失败谢幕。因此，作品最后一次“正迁移”便是承认了主人公缺乏被爱的现实，这集中体现在《南迁》女学生O的设定上。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天使形象，相比于Y君正常的异性爱恋，于质夫狂热、畸形的肉欲，伊人对O的情感特质却是源于灵魂深处的“倾慕”，甚至提升到类似宗教式信仰的高度，即“真是纯洁高尚，并无半点邪念”。然而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O无论是在敏感多病的体质、孤冷寡言的性格，还是忧郁的气质等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伊人的“镜像”！因此，当伊人喊出“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這句话时，似乎就已经暗示了他的悲剧结局：发高温的伊人弥留之际，C夫人对他说：
“O也伤了风，体热高得很，大家正在那里替她忧愁。”
爱上和自己一样爱无能的所谓“天使”，郁达夫对荒谬个体、枯槁现实无法控变的态度，显然都羼入了伊人的生命历程，从而使作品旨趣充满了张力。
三.结语
综述之，郁达夫在留日现实中，“爱”被持续弱化直至消亡，为了填充这一需求空白，虚构文本自然就担起将其设定，并加以强化的职责。然而，每次获取片刻满足后却是接踵而至的懊悔和堕落，“爱强化”链条正是如此，在主体反复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当中悄然解体了。这便亟需再进一步“正迁移”，亦即感官遁世书写，借以调和爱的缺席。遗憾的是，这种调和很快显示出它的暂时性，从而导致“正迁移”的最终结果是被迫接受了真实的爱无能。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1-142.
[2]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G].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于听.郁达夫风雨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书信[G].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6]王观泉.达夫书简——致王映霞[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关键词：郁达夫 日本书写 “正迁移” 小说集《沉沦》
一、“正迁移”书写模式概说
长期以来，“自叙传”视角都被读者奉为圭臬，甚至将其与“自传”划上等号，以致作品旨趣外延的無限凝缩。与此同时，在读者的潜意识场域里，形成“以虚构逆推现实”的阅读惯性。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富于“内倾性”：在中国是先有了此作者，而后有此作品的。作品的价值即紧系在作者之本人……须此作者本身就是一个“道”。[1]因此，我们应该从郁达夫“本身”出发，阐发这种“正迁移”书写模式。所谓“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原作为心理学上的概念，本文从文学创作角度，将其引申为真实（作者）对虚构（作品）、作品中此意蕴层对彼意蕴层的促进性影响，由此重构它们的内质绾联，同时也特别强调其差异——这种“藕断丝连型”跳跃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日本书写：“正迁移”
（一）“爱”从现实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
笔者认为，不论是从留日史，还是作品本体研读郁达夫，“爱”都应是阿里阿德涅之线——只不过这两种爱从“现实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完成了正迁移。1914年郁达夫考入东京一高预科，后因逆郁曼陀之意私改回文科，兄弟俩一度决裂，[2]他在1917年的《丁巳日记》中甚至认为情同手足也是虚伪的，“予之兄弟诚如舜之兄弟，无一日不以杀予为事也”[3]。3年后，已经25岁的达夫为了探望病中的祖母第三次回国，不料被封建家长逼得与富阳孙荃结婚。[4]实质上，爱的核仁从未成形，为了对抗几次离婚未遂的现实，他“就只是长年的避居在日本，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回国”[5]。而从日本寄给孙荃的书信中，郁氏的语气也较为冷硬，甚至有责令之态。郁达夫真所谓“性压抑”吗？误矣！若是简单的性要求，他完全不必寻妓自堕，从后来狂热追求王映霞中，我们也可肯定他渴求的并非性，而是爱，“是强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6]。手足相亲若譬喻为托盘，那么异性情爱必定是盘上的一颗夜明珠，无前者，在他乡的唯一支撑便訇然破碎；无后者，则如行尸走肉，灵魂黯淡无光，生存了无生趣，诸念归空。在爱机能的弱化、直至破灭上，郁达夫与日本二战后“新戏作派”的太宰治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相通，但太宰是无法向人类求爱、无法爱上女人，在孤独场域中俩人所处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言以蔽之，孑身于异国的郁达夫深陷在兄弟无亲情、夫妻无恋情的困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爱无能“正迁移”到小说集《沉沦》上来，便诉诸性的苦闷剥离了它的本质，呈现给读者的已是色欲之幻象。实际上，性苦闷不过是我们的表层印象，作品真正隐含的蕴义反倒是性泄愤，它是爱被弱化后所寻求的一种铠甲保护，一种心理自慰、变相满足。正如郁达夫将自己的新婚妻子搬到《银灰色的死》中就变成“她死了，她是死了”的可怜形象，确实也可等同于他在现实中已死了的爱，此消亡，则彼生息，于是乎“虚设的爱”在私小说中便生根发芽了——这亟需在女性书写中羼入作者的体认。那么，对于爱，从实质之弱化到虚设之强化的“正迁移”是诉诸何种梯级方式实现的呢？
笔者根据郁氏对设定女性投射的不同情感特质，细划为三类，它们以梯级上升形式不断强化：初阶是《银灰色的死》中的“共感”（sympathy），即Y君和静儿本是相互爱恋的，共感型女性显然是Y君的一丝抚慰，至少实实在在带给过他希望，因此从本质而言，郁达夫在这篇早期小说里流露了对“爱”的一种期待态度。而《沉沦》则将这种期待发展到第二阶：“渴望却不可求”，通过设定旅馆主人的女儿，以及苇草边的陌生女子两个角色，叙说于质夫先前纯洁的爱，已变相挪移到了女性裸浴的身体和做爱过程上，可见爱进一步被强化，已然达到畸形程度。最后一阶则是《南迁》中的“占有”，虽然荒诞，但这一次主人公伊人成功实现爱恋的愿望，拥有日本一位淫妇M，而且真正满足了肉欲需求。显然，虚设的爱在这里再次被强化了。
总言之，郁达夫渴求的现世、实质的爱，在亲人郁曼陀和妻子孙荃那里不断被“弱化”，最终在长达十年客居异国的孤寂生活中也消磨殆尽。于是，诉诸笔端后这“爱”便朝着反方向发生了畸形强化，先是幻化为虚无的恋情，又逐步膨胀化为性欲……正因为这种隐性的“正迁移”，致使读者迷失在了作品主人公自身都走不出来的伦理废墟中。
（二）从强化链条的解体到“感官遁世”的暂时调和
亟需注意的是，上述对爱的强化并非都顺利。譬如《沉沦》的于质夫在每次意淫后都自怨自责，在窥浴后悔愧万分，在与妓女交欢后欲寻短见；同样，在《南迁》中，当伊人以为自己得到爱情，后竟发现被淫妇欺骗了。随着强化链条的解体，即“爱”已然获取无望，主人公陷入痛苦的孤独泥潭，为了规避精神苦难，遁世（本文借指原作“Idyllic Wanderings”，即田园诗般的徘徊）便成了作品内容进一步正迁移的结果。不过，这种遁世书写要特别强调是“感官遁世”，即小说主人公所作出的隐世行为，都停留在感官机能层面，包括直观或虚幻的体认。因此，它在作品中主要诉诸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对大自然采取再现描绘，塑造出饱含诗意的郊野风景，暗示、映衬主人公的情绪起伏，这在《南迁》中尤为突出。当然，更关键的是作为两个情节高潮区间的过渡，对主人公先前产生的精神痛感进行调和。正如于质夫在旅馆窥浴后的忐忑不安、抑郁，都很快就消失在山顶梅林的幽景中。
第二，以梦幻捕捉之笔法，摘取色彩意象，带出一个有“万物通灵”味道的牧歌田园。譬如《沉沦》开篇就描绘了诸如“白线似的乡间官道、紫色的气息、反射出紫不紫红不红的岚气”等涂有奇异、诡谲色彩的梦境——这与日本寺山修司在20世纪70年代导演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在构思上是共通的。寺山修司在其代表作《死者田园祭》中，将大量视觉画面梦幻化，直现色彩搭配的不协调性，致使观众传统的审美思维受挫。但与此同时，得助于这种镜头语言的借用，主体潜意识当中的神秘体验被巧妙传达出来。不过，在设定彩幻梦境的形式和根本意图上，两人又有显著区别。寺山修司以荧屏播放形式，将性的意味转移到具体物品之上，亦即隐藏起个体的真情。譬如为了表达性意味，他将人类身体换成亦涨亦缩的气囊。郁达夫则不然——他基于文本叙事，从视、听、味觉，以及幻觉等角度，直接流露出个体的主观感受。这是因为他尝试诉诸心灵的自我倾诉，换取大自然（客体）对他的共鸣乃至抚慰，借以忘却俗爱，从而调和复杂的情感矛盾。 然而，牧歌田园的真正本质，是给遁世提供自我指涉的场所。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隐避行为注定是荒谬的，因为他们都渴望“爱”，即使逃到荒郊野外、人迹罕至的疗养地，也不过是为了短期排遣罪意识，很快便会持续遭到畸变之爱的侵袭。他们追求的遁世，正如《南迁》中反复唱的《Mignon》一样，无非就是想和真正心爱之人到远方，携手终老，换取感官、精神上的愉悦，绝非做一个所谓“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
质言之，感官遁世对精神窘境的调和只是暂时性的，终将会以失败谢幕。因此，作品最后一次“正迁移”便是承认了主人公缺乏被爱的现实，这集中体现在《南迁》女学生O的设定上。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天使形象，相比于Y君正常的异性爱恋，于质夫狂热、畸形的肉欲，伊人对O的情感特质却是源于灵魂深处的“倾慕”，甚至提升到类似宗教式信仰的高度，即“真是纯洁高尚，并无半点邪念”。然而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O无论是在敏感多病的体质、孤冷寡言的性格，还是忧郁的气质等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伊人的“镜像”！因此，当伊人喊出“O呀O，你是我的天使，你还该来救救我”這句话时，似乎就已经暗示了他的悲剧结局：发高温的伊人弥留之际，C夫人对他说：
“O也伤了风，体热高得很，大家正在那里替她忧愁。”
爱上和自己一样爱无能的所谓“天使”，郁达夫对荒谬个体、枯槁现实无法控变的态度，显然都羼入了伊人的生命历程，从而使作品旨趣充满了张力。
三.结语
综述之，郁达夫在留日现实中，“爱”被持续弱化直至消亡，为了填充这一需求空白，虚构文本自然就担起将其设定，并加以强化的职责。然而，每次获取片刻满足后却是接踵而至的懊悔和堕落，“爱强化”链条正是如此，在主体反复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当中悄然解体了。这便亟需再进一步“正迁移”，亦即感官遁世书写，借以调和爱的缺席。遗憾的是，这种调和很快显示出它的暂时性，从而导致“正迁移”的最终结果是被迫接受了真实的爱无能。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1-142.
[2]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G].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于听.郁达夫风雨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4]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书信[G].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6]王观泉.达夫书简——致王映霞[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