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维新派学人,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不仅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习西学及基督教思想,而且与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交往密切,这些都为他们以基督教博爱思想对接中国传统博爱思想奠定了基础。康有为即以无所不爱来释仁,凸显儒家之仁的博爱维度。另一方面,虽然他强调仁的"行之不可无断限",但《大同书》的去九界,一定意义上又抹平了仁爱之落实的差等次第,可见基督教人人无别的博爱的影响。谭嗣同更明确表明其仁通思想与基督教"爱人如己""、视敌如友"的一致性,由此也可见他试图以仁通结构批判自孔子以来的仁礼结构的意图。同时,维新派学人还以墨家之兼爱对接基督教之博爱,试图彰显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和生命力。但这种对儒家仁爱落实次第的消解,一定意义上为之后的一些学人以差等为儒家仁爱之本质,并进而遮蔽仁爱之博爱维度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