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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中国来说，湖南的四水并不是全国最长的河流，但它们却具有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度与深度。在这四条江河里，潺潺流淌、滚滚奔腾的，是满河的湖湘精华。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的洞庭湖并不是全球最辽阔的湖泊，但它却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化宽度与广度。在这片湖泊里，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水，更是满湖的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汇聚的历史沉淀与芳华。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是这种在洞庭湖上空飘荡了千百年的声音，给这片水域、这个湖泊贯注了一种文化气韵，使洞庭湖有了精神意义上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的彰显，从屈原沉江，到杜甫登高，从范仲淹挥毫，到湘军屈起，波波相接、浪浪相逐，一直延伸到今天，蔚然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湖湘底蕴。
由此可见，洞庭湖已然不再是单纯蓄水的湖泊，而演绎成了丰厚的文化载体，它与湖南的湘江、沅江、资江、澧江四条江河血脉相连，气脉相通，溶汇交织成一种大湖文化与大河文化的永久沉淀。
湖湘大地四条大江，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构筑了湖南的泽国气象。四水一湖，支流罗布。湘、资、沅、澧四条江河那绵绵密密的一条条支流，最终无一不辐射洞庭，然后经洞庭湖吞吐于长江。这四江一湖的滔滔流水，在与长江悲欢离合的漫长岁月中，不仅把湖南的历史、文化、商业等等多元的大美经长江之水流遍了中国，也接纳了长江贯注而来的多元文化气象。
四水一湖，可谓长江的纽带。
一湖四水，可谓长江的血脉。
而长江，最终又流注东海。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有泽国美誉的湖南，她的每一条江河，都与中国紧密勾连。
这样的一种水文化的勾连，其实更是一种商业的勾连与流变。
二
众所周知，湘江是湖南四水中一条最长的河流。
说到湘江，不能不说到湖南最早的商业景象之一的长沙铜官窑，不能不说到唐朝时期的湖南。
初唐的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而长沙铜官窑就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绝于五代。
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唐代中国的那种奢糜、繁华与富丽，但我们却无法想象，唐代的铜官窑那种行走中国、跨洋过海的商业景象。更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中国在盛唐时期的瓷器和丝绸早已畅销海外，已然被外国人誉为瓷器王国。可在史籍中，唐朝仅有“类银”、“类玉”、“类冰”的青白瓷文字记载，而那种早在初唐就像仕女们的容颜盛妆般粉艳华丽的釉下彩瓷，到底产于何地何处，却一直没有任何文字依据。直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中国考古史上才有了一个令湖南人振奋、令中国人震撼的旷世定论：那些像花朵一样绽放于唐代中国的釉下彩瓷，竟然出自长沙铜官窑，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竟然在一个几乎近乎荒野的村庄，那些像彩云一样沿着丝绸之路飘向海外异域的中国釉下彩瓷，竟然缘于长沙湘江河畔的一座民间窑！
然后，我们再回到唐朝，看看唐朝的湘江。
那江面上虽然没有力载千钧的巨轮，只有一叶叶木舟，一只只渔船。可那种千舟竟发的阵容，那种川流不息的热闹，那种渔歌号子的妙曼，却让整条湘江总是呈现出一片欢颜和喜气，却让满河的江水总是荡漾着一种商业文化的浪花。而这些名震中国的釉下彩瓷，就是靠窑工们一担一担用肩挑，或用马车、牛车一车一车运到湘江码头，再借湘江东去的流水销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异国的。
打开中国考古长卷，我们会看到，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广东、广西……这些省地无一不有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出土，而出土数量最多的，尤以扬州和宁波为盛。同时，在朝鲜、日本、东亚、南亚、西亚诸国的土地上，也时有中国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清泉般喷涌而出。
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果没有湘江，如果没有这一江东去的湘水，它又是否还能以那样一种彩虹满天的光芒长存今朝呢？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有关湘江水运的悠长的商业拷问。
怀揣这一串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拷问，我们再回头去看看湘江的一个个码头。
这些小巧别致、古朴清幽的码头，无一不是昔日湘江的商业驿站。
因为，那些大不过数吨、小则如同螵虫一样的官船民舟，就是凭借这一座座用青条石或麻石砌成的码头，承载起了大半个湖南的崛起与命运。
一船一船的瓷器、木材被湘水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大米、鱼虾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桐油、布匹、棉纱被湘江送走了。
而这些所有的商品，最先都要放在湘江沿岸的一个个码头上，等待下水，等待远行，等待放歌。
外地的商品，最终也都要从湘江登陆上岸，然后进入湖南的内心，化作激活湖南的血液。
这个时候，码头就成了托起湘江水运历史的一个坚固而又柔韧的符号。因为，它们不仅一直在守望着湘江的流水，同时也见证了湘江历史的地域风情。
说到湘江码头，不能不说到与长沙几乎是一步之遥的湘潭。因为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早在明万历年间，号称“湖南第一码头”的湘潭，就是湖南的商业重镇了，就有“小南京”的美誉了。
明万历年间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它似乎远得没有尽头，又似乎近在眼前，近得我们仿佛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散落在湘江两岸大大小小的10多个码头。
然后再转过身，去看看清乾隆年间的湘潭。那沿江多达37处的货运码头，让我们无法不浮想联翩：也许那乾隆皇帝用的、吃的、玩的、看的东西中，就有很多是从湘江的这些码头上开始涉水起航的。乾隆皇帝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湘江的水珠与气息。
码头既是存在于湘江两岸的一种具体的场景，又是一种抽象的人文指向。比如说湘潭是“湖南的第一码头”，就不仅仅是指湘潭的码头存在的历史之早、码头分布之繁，更是喻示由这些从明代留存下来并日渐蔓延于湘江的码头群落，直接构成了这方地域的商业景象。要知道，当湘水一路奔腾流到清末的时候，湘潭境内的湘江两岸已经拥有了53座码头。 这种景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景象，一种幽远而又令人惊鸿一瞥的商业文化的华彩流韵。
三
在湖南的四水中，与湘江在商业气象中可以相提并论的，便是沅江。
沅江发源于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山和牛头岭，流经湖南省内的芷江、怀化、会同、黔阳、洪江、叙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汉寿等县市，并先后左拥右抱沿途的渠水、潕水、溆水、辰水、武水、西水等各大支流而汇涌于常德德山，然后一头扎进洞庭湖。
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常德的船》中，就以其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沅江江畔来往穿梭的庞大商船的阵容和盛景。从沈从文先生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常德是湘西的一个大码头，是出口货物和入口商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通道，是湖南商业走出湖湘领地和外地商品进入湖南的一个水上驿站。
常德之所以在当时的水运历史上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属于沅水的下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据史料记载：常德除了本地所产的粮食、茶叶、豆类、棉花、苎麻等农产品大量外销以外，沅水上游的木材、药材、山货和各种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地顺流而下汇集到常德，然后再外销全国各地。
今天的常德早已成为湖南的富庶之地。但是，如果要追根究源，我们就会了解到，常德的崛起与繁荣是有其坚固的历史根基的。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常德就是湘西北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了，就与滇、黔、川、鄂四省建立了密切的商务往来，各种商船、竹排、木筏连樯衔尾地穿越洞庭，直下江汉。尤其是1905年，岳阳、长沙相继开埠以后，常德也被辟为“寄港地”。这一新的商业领地的建立，更加激活了常德的进出品贸易。到了1917年，常德城内专业从事棉、油、粮、木、洞油、药材、山货的商家就达到500多户。同时，湖南各地及滇、黔、川、赣、江、广、闽、豫外省商贾亦昼夜悉出其间，沿江十余里舟筏若云，其情其景煞是壮观。
水运不仅让湘西地区原本封闭的山野村寨的各种农产品、土特产、山货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各大小集市以及世界各地，不仅成就了当地无以计数的商人们的发财梦想，还造就了沿江城镇商业的繁荣。仅从沅江流域一个个商业重镇留存下来的遗迹中，我们就不难见证野性犷悍的沅江对于湖南商业的巨大推动力。
龙山的里耶，花恒的茶峒，永顺的王村，泸溪的浦市，都是湘西的四大古镇和名镇。这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镇，如今都以其独有的古建筑风貌和它们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含而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但是，如果没有沅江的思泽，如果没有沅水的滋润，它们又是否会有今日的风光呢？是沅江的波涛与浪花托起了这些古镇的商业背影，是沅水的点点船帆承载了这些古镇的商业流变。
四
沅江和湘江的水运给沿江城市带来的商业繁华，早已成为湖南商业公认的事实。而资水和澧水在它们所处的流程里，又是一种怎样的商业影响呢？
与多情的湘江相比，资江并不是一条温驯的河流。流经益阳境内的资江，落差大，险滩多，行船难。站在资水江畔，我们似乎依稀还能看到那早已隐于昔日岁月中的纤夫拉纤的背影，似乎依稀还能听到那飘荡在历史时空中的纤夫号子。但是，在智慧、勇敢的商人和船工们不屈的抗争中，资江不得不收敛它粗暴、狂野的秉性，顺应着这些商人和船工的意愿发挥着它应有的能量，造就了“铁打（下转第110页）（上接第107页）的宝庆，银铸的益阳”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佳话。
益阳史称银城，因其扼资江入洞庭的咽喉，所以，往来的船只都要停靠此地。缘于这一特殊的地域优势，益阳历来就以大码头、大渡口而远近闻名。资江上游宝庆一带发来的货物要在这里装成大船，竹木排筏都要在这里连排结帮，然后，这些大货船和大排帮才能越洞庭、入湘江、达武汉，水鸟一样飞向远方。
五
澧水流域的商业亮点在常德的津市。
津市位于澧水下游，与湖北历史上的商业重镇沙市齐名。
津市古为荆楚之地，是澧水九条干流汇合的焦点。被澧水的泼辣与柔情牵引着的津市，注定要在水运的支撑下走向富丽的今天。早在明嘉靖年间，津市已形成“千户之聚”港口集市。清咸丰年间和同治年间，更是“舳舻蚁集，商贾云增，连阁千重，饮烟万户”，与湘潭、衡阳、益阳、常德、洪江并称为“湘省商人营业辐辏之区”，当时那初具规模的水运枢纽和流通商埠的城市格局，就是今天五彩缤纷的津市的经典演绎。
《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一书，对湖南水运的商业作用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评价：湖南水道四联，水港四布，水运四通。自古迄今，在历代的鼎革治乱中，民族的迁徒融合中，境域的资源开发中，四境的交易商贸中，文化的交流进步中，抗御外来的侵略中，以至抢险救灾的荒政实施中，舟航之利，起着主导作用。
这段文字，不正是对湖南四水的历史、文化与商业价值的一种哲学透析么？
凌鹰， 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先后在《湖南文学》、《芙蓉》、《作品》、《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散文》、《中华散文》、《北京文学》、《美文》、《散文百家》等刊发表散文、随笔200余篇。有散文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等选刊选载，并被选入《2003文学中国》、《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等选本。已出版散文集《放牧流水》、《巨轮的远影》。多次获《人民文学》杂志征文一、二等奖，散文集《放牧流水》获首届“永州文艺奖”。现为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永州市作协副主席，永州市群众艺术馆《永州文艺》杂志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杨晓澜
对于中国来说，湖南的四水并不是全国最长的河流，但它们却具有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长度与深度。在这四条江河里，潺潺流淌、滚滚奔腾的，是满河的湖湘精华。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的洞庭湖并不是全球最辽阔的湖泊，但它却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化宽度与广度。在这片湖泊里，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水，更是满湖的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汇聚的历史沉淀与芳华。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是这种在洞庭湖上空飘荡了千百年的声音，给这片水域、这个湖泊贯注了一种文化气韵，使洞庭湖有了精神意义上的生命。而且，这种生命的彰显，从屈原沉江，到杜甫登高，从范仲淹挥毫，到湘军屈起，波波相接、浪浪相逐，一直延伸到今天，蔚然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湖湘底蕴。
由此可见，洞庭湖已然不再是单纯蓄水的湖泊，而演绎成了丰厚的文化载体，它与湖南的湘江、沅江、资江、澧江四条江河血脉相连，气脉相通，溶汇交织成一种大湖文化与大河文化的永久沉淀。
湖湘大地四条大江，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构筑了湖南的泽国气象。四水一湖，支流罗布。湘、资、沅、澧四条江河那绵绵密密的一条条支流，最终无一不辐射洞庭，然后经洞庭湖吞吐于长江。这四江一湖的滔滔流水，在与长江悲欢离合的漫长岁月中，不仅把湖南的历史、文化、商业等等多元的大美经长江之水流遍了中国，也接纳了长江贯注而来的多元文化气象。
四水一湖，可谓长江的纽带。
一湖四水，可谓长江的血脉。
而长江，最终又流注东海。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有泽国美誉的湖南，她的每一条江河，都与中国紧密勾连。
这样的一种水文化的勾连，其实更是一种商业的勾连与流变。
二
众所周知，湘江是湖南四水中一条最长的河流。
说到湘江，不能不说到湖南最早的商业景象之一的长沙铜官窑，不能不说到唐朝时期的湖南。
初唐的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而长沙铜官窑就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绝于五代。
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唐代中国的那种奢糜、繁华与富丽，但我们却无法想象，唐代的铜官窑那种行走中国、跨洋过海的商业景象。更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中国在盛唐时期的瓷器和丝绸早已畅销海外，已然被外国人誉为瓷器王国。可在史籍中，唐朝仅有“类银”、“类玉”、“类冰”的青白瓷文字记载，而那种早在初唐就像仕女们的容颜盛妆般粉艳华丽的釉下彩瓷，到底产于何地何处，却一直没有任何文字依据。直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中国考古史上才有了一个令湖南人振奋、令中国人震撼的旷世定论：那些像花朵一样绽放于唐代中国的釉下彩瓷，竟然出自长沙铜官窑，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竟然在一个几乎近乎荒野的村庄，那些像彩云一样沿着丝绸之路飘向海外异域的中国釉下彩瓷，竟然缘于长沙湘江河畔的一座民间窑！
然后，我们再回到唐朝，看看唐朝的湘江。
那江面上虽然没有力载千钧的巨轮，只有一叶叶木舟，一只只渔船。可那种千舟竟发的阵容，那种川流不息的热闹，那种渔歌号子的妙曼，却让整条湘江总是呈现出一片欢颜和喜气，却让满河的江水总是荡漾着一种商业文化的浪花。而这些名震中国的釉下彩瓷，就是靠窑工们一担一担用肩挑，或用马车、牛车一车一车运到湘江码头，再借湘江东去的流水销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异国的。
打开中国考古长卷，我们会看到，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广东、广西……这些省地无一不有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出土，而出土数量最多的，尤以扬州和宁波为盛。同时，在朝鲜、日本、东亚、南亚、西亚诸国的土地上，也时有中国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清泉般喷涌而出。
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果没有湘江，如果没有这一江东去的湘水，它又是否还能以那样一种彩虹满天的光芒长存今朝呢？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有关湘江水运的悠长的商业拷问。
怀揣这一串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拷问，我们再回头去看看湘江的一个个码头。
这些小巧别致、古朴清幽的码头，无一不是昔日湘江的商业驿站。
因为，那些大不过数吨、小则如同螵虫一样的官船民舟，就是凭借这一座座用青条石或麻石砌成的码头，承载起了大半个湖南的崛起与命运。
一船一船的瓷器、木材被湘水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大米、鱼虾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桐油、布匹、棉纱被湘江送走了。
而这些所有的商品，最先都要放在湘江沿岸的一个个码头上，等待下水，等待远行，等待放歌。
外地的商品，最终也都要从湘江登陆上岸，然后进入湖南的内心，化作激活湖南的血液。
这个时候，码头就成了托起湘江水运历史的一个坚固而又柔韧的符号。因为，它们不仅一直在守望着湘江的流水，同时也见证了湘江历史的地域风情。
说到湘江码头，不能不说到与长沙几乎是一步之遥的湘潭。因为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早在明万历年间，号称“湖南第一码头”的湘潭，就是湖南的商业重镇了，就有“小南京”的美誉了。
明万历年间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它似乎远得没有尽头，又似乎近在眼前，近得我们仿佛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散落在湘江两岸大大小小的10多个码头。
然后再转过身，去看看清乾隆年间的湘潭。那沿江多达37处的货运码头，让我们无法不浮想联翩：也许那乾隆皇帝用的、吃的、玩的、看的东西中，就有很多是从湘江的这些码头上开始涉水起航的。乾隆皇帝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湘江的水珠与气息。
码头既是存在于湘江两岸的一种具体的场景，又是一种抽象的人文指向。比如说湘潭是“湖南的第一码头”，就不仅仅是指湘潭的码头存在的历史之早、码头分布之繁，更是喻示由这些从明代留存下来并日渐蔓延于湘江的码头群落，直接构成了这方地域的商业景象。要知道，当湘水一路奔腾流到清末的时候，湘潭境内的湘江两岸已经拥有了53座码头。 这种景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景象，一种幽远而又令人惊鸿一瞥的商业文化的华彩流韵。
三
在湖南的四水中，与湘江在商业气象中可以相提并论的，便是沅江。
沅江发源于贵州省云雾山鸡冠山和牛头岭，流经湖南省内的芷江、怀化、会同、黔阳、洪江、叙浦、辰溪、泸溪、沅陵、桃源、常德、汉寿等县市，并先后左拥右抱沿途的渠水、潕水、溆水、辰水、武水、西水等各大支流而汇涌于常德德山，然后一头扎进洞庭湖。
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散文名篇《常德的船》中，就以其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沅江江畔来往穿梭的庞大商船的阵容和盛景。从沈从文先生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常德是湘西的一个大码头，是出口货物和入口商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通道，是湖南商业走出湖湘领地和外地商品进入湖南的一个水上驿站。
常德之所以在当时的水运历史上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属于沅水的下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据史料记载：常德除了本地所产的粮食、茶叶、豆类、棉花、苎麻等农产品大量外销以外，沅水上游的木材、药材、山货和各种土特产品也源源不断地顺流而下汇集到常德，然后再外销全国各地。
今天的常德早已成为湖南的富庶之地。但是，如果要追根究源，我们就会了解到，常德的崛起与繁荣是有其坚固的历史根基的。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常德就是湘西北最大的物资集散地了，就与滇、黔、川、鄂四省建立了密切的商务往来，各种商船、竹排、木筏连樯衔尾地穿越洞庭，直下江汉。尤其是1905年，岳阳、长沙相继开埠以后，常德也被辟为“寄港地”。这一新的商业领地的建立，更加激活了常德的进出品贸易。到了1917年，常德城内专业从事棉、油、粮、木、洞油、药材、山货的商家就达到500多户。同时，湖南各地及滇、黔、川、赣、江、广、闽、豫外省商贾亦昼夜悉出其间，沿江十余里舟筏若云，其情其景煞是壮观。
水运不仅让湘西地区原本封闭的山野村寨的各种农产品、土特产、山货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全国各大小集市以及世界各地，不仅成就了当地无以计数的商人们的发财梦想，还造就了沿江城镇商业的繁荣。仅从沅江流域一个个商业重镇留存下来的遗迹中，我们就不难见证野性犷悍的沅江对于湖南商业的巨大推动力。
龙山的里耶，花恒的茶峒，永顺的王村，泸溪的浦市，都是湘西的四大古镇和名镇。这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镇，如今都以其独有的古建筑风貌和它们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含而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但是，如果没有沅江的思泽，如果没有沅水的滋润，它们又是否会有今日的风光呢？是沅江的波涛与浪花托起了这些古镇的商业背影，是沅水的点点船帆承载了这些古镇的商业流变。
四
沅江和湘江的水运给沿江城市带来的商业繁华，早已成为湖南商业公认的事实。而资水和澧水在它们所处的流程里，又是一种怎样的商业影响呢？
与多情的湘江相比，资江并不是一条温驯的河流。流经益阳境内的资江，落差大，险滩多，行船难。站在资水江畔，我们似乎依稀还能看到那早已隐于昔日岁月中的纤夫拉纤的背影，似乎依稀还能听到那飘荡在历史时空中的纤夫号子。但是，在智慧、勇敢的商人和船工们不屈的抗争中，资江不得不收敛它粗暴、狂野的秉性，顺应着这些商人和船工的意愿发挥着它应有的能量，造就了“铁打（下转第110页）（上接第107页）的宝庆，银铸的益阳”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佳话。
益阳史称银城，因其扼资江入洞庭的咽喉，所以，往来的船只都要停靠此地。缘于这一特殊的地域优势，益阳历来就以大码头、大渡口而远近闻名。资江上游宝庆一带发来的货物要在这里装成大船，竹木排筏都要在这里连排结帮，然后，这些大货船和大排帮才能越洞庭、入湘江、达武汉，水鸟一样飞向远方。
五
澧水流域的商业亮点在常德的津市。
津市位于澧水下游，与湖北历史上的商业重镇沙市齐名。
津市古为荆楚之地，是澧水九条干流汇合的焦点。被澧水的泼辣与柔情牵引着的津市，注定要在水运的支撑下走向富丽的今天。早在明嘉靖年间，津市已形成“千户之聚”港口集市。清咸丰年间和同治年间，更是“舳舻蚁集，商贾云增，连阁千重，饮烟万户”，与湘潭、衡阳、益阳、常德、洪江并称为“湘省商人营业辐辏之区”，当时那初具规模的水运枢纽和流通商埠的城市格局，就是今天五彩缤纷的津市的经典演绎。
《湖南省志·交通志·水运》一书，对湖南水运的商业作用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评价：湖南水道四联，水港四布，水运四通。自古迄今，在历代的鼎革治乱中，民族的迁徒融合中，境域的资源开发中，四境的交易商贸中，文化的交流进步中，抗御外来的侵略中，以至抢险救灾的荒政实施中，舟航之利，起着主导作用。
这段文字，不正是对湖南四水的历史、文化与商业价值的一种哲学透析么？
凌鹰， 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 先后在《湖南文学》、《芙蓉》、《作品》、《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散文》、《中华散文》、《北京文学》、《美文》、《散文百家》等刊发表散文、随笔200余篇。有散文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等选刊选载，并被选入《2003文学中国》、《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等选本。已出版散文集《放牧流水》、《巨轮的远影》。多次获《人民文学》杂志征文一、二等奖，散文集《放牧流水》获首届“永州文艺奖”。现为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永州市作协副主席，永州市群众艺术馆《永州文艺》杂志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