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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月的一天，我们一行人由兰州往敦煌，航班延误，到达时已然晚上十点多钟。敦煌研究院办公室主任老罗显然等候已久，微笑的脸上带着逐不去的疲惫——天知道他从夏到秋要接待多少来访者。我们有些歉疚：为民航班机的这次晚点和常常晚点，也为我们的这次来访和那么多的来访。
怎么办呢？正如班机延误已成为老大难问题，“敦煌情结”也早已衍演为文人痼疾。如我已是第三次来敦煌了，可一踏上这块土地，深心处仍涌出莫名的悸动与感奋。
这是敦煌啊！
驱车离开机场，夜风从大戈壁吹来，凉凉的令人惬意，再远一些便是黑沉沉的三危山。老罗说，本来是要安排我们住在研究院招待所的，条件不太好，又有一个北京来的学术考察团在，就定在市区的飞天宾馆。说话间到了，侯黎明、楼婕夫妇赶到宾馆来会面。他们都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工作，又是事业有成的画家。楼婕曾因“中国文化年”的“敦煌艺术展”与我一起去过法国的蓝色海岸，一路上听她讲了许多敦煌前辈和同事的故事——朴素、动人的敦煌细事，这也是吸引我再次前来的原因之一。他们次日一大早就要开车送孩子去兰州读书（研究院的许多子女在兰州读书），让我好不感动。主人相邀去宵夜，我们坚决地予以谢绝，与老罗排了一下次日的行程，便催促他们回去休息。
可我却了无困意，同来的旅伴亦如此，于是就一起来到街上。汉唐时的敦煌郡什么样已不得而知了，若非一间间专卖壁画仿作和工艺品的店铺，刻下的敦煌则与一般内地城市没有太多两样。我们走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文化夜市，寻了几张竹椅坐下，模样俊俏的老板娘利落地端来几色酒菜，一杯冰啤下肚，唇天齿地，魏耶晋耶，真有那么一点儿洗涤俗念，物我两忘。
夜已然深了。
我略略有些醉意，复觉并非酒，而是一种淳烈的文化氛围、一种自内向外的情感涌流使然。恰此时，耳畔传来一阵乐音，苍凉旷远，缠绵低回，又有那么多内蕴的热情——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往年都来得晚一些……
我听不真切后面的歌词，却分明能感受到其旋律的优美和情感的挚切，与远山的夜岚、敦煌的秋韵，也与远行人的意绪相契合。觅着歌声望去，这才注意到偌大的夜市里有几位斜挎吉他的男孩女孩，各拉着一个小小音箱，游动在餐位间请大家点歌。同事李彩云说这是近年来红遍域内的一支歌，说唱歌的那个男孩也很像原唱者刀郎。但见他短小精悍的身材，随着旋律略有些摇晃，唱得恭顺，唱得投入，唱得娴熟且自信。
遥听得一曲终了，我们招手示意，像刀郎的歌手过来，脸上带着甜甜的笑，真是个阳光男孩。同伴们忙着点歌和侃价，议定10元钱两首，另外赠送一首。“刀郎”便一首首唱起来，年长者喜欢怀旧情调，青年人偏爱时尚谣辞，有的点了王洛宾的歌，还有的点了前苏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偏说是与此时此地的意境相通。这位“刀郎”还真有点能耐，“文武昆乱不挡”，将每首歌都唱得像模像样。我又点了那支《2002年的第一场雪》，第二遍倾听，以前所未有的专注来听，记住的虽还是前两句歌词，但心已经深深被感动，觉得这是他唱得最好的歌，觉得歌中的乌鲁木齐好像近在咫尺，而那2002年的雪花儿也好似正在我们头顶和周遭洒落。
夜气氤氲，秋意温润，大家都有些迷醉，有些忘情。彩云自告奋勇地唱起了歌，学法文的她唱的好像是一首欧洲民歌，轻快中夹缠着伤感。这时候的“刀郎”又成了听众中的一个，文静地在一边站立着，脸上流显出真诚的赞许和钦羡。已记不真是在何时回到的宾馆，但我记得回去时我们特特坐了三轮车，在几条主要街道上兜了一圈，为的是要看夜敦煌，看那敦煌的星星，北京没有那样亮的星星。
次日到莫高窟，这里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宝库，更是现当代几代杰出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每一任院长都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都把身家性命一股脑儿给了敦煌。我还知道，更多的敦煌人各有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也是一部大书。研究院刚刚举办过一个大型研讨会，老罗一边陪我们参观院史展，一边讲着几代敦煌人的故事，好多是与通行说法不太一样的版本，却让我们更觉得感动。在四十年代研究所的小院，张大千居住过的土屋前有一株梨树，果实累累，我问是否大千先生手植，告说是后来住的人所栽。而就在这次纪念性学术活动期间，张大千是否破坏敦煌文物又被旧话重提，主宾都有些不愉快。有关敦煌的话题，从那位集功罪于一身的王道士开始，件件桩桩，实在是太复杂、太沉重了。
前两次来莫高窟，都是东出敦煌，沿公路直南而行，经石窟北区、研究院办公区，到达宕泉河左侧的展区。这次我希望到窟顶看看，也见识一下旧时由敦煌县城来莫高窟的路。老罗要了一部大切诺吉，从南端蜿蜒向上，见平展展一片沙漠，有一座残塔和几堆瓦砾。罗说现在已经在莫高窟的上面了，当年人们从敦煌来进香，这座塔便是路标，而那条老路，已然被流沙湮没了。不远处葱郁郁一片，则是敦煌研究院建造的防沙林带，愣是在茫茫沙海中拓垦出一条绿洲，遮阻住随风涌来的沙流。如果说在这茫茫沙海中，莫高窟的残留和藏经洞的发现都有几分侥幸，则先辈艺术家和工匠的开凿雕绘，后人充满敬畏虔恪的守护，实在是皆出于呕心沥血的经营。
这天的夜晚我们又到了那个夜市，昨夜的那位老板娘似乎有所期待，热络地招呼我们过去，刚刚落座，一个胖乎乎的圆脸姑娘就过来卖唱。听女孩说自己是安徽人，大家便请她唱黄梅戏，几曲下来，还真是有板有眼。当天夜市的人不太多，散淡地望去，见靠里边一侧的暗影里，模糊便似昨夜的“刀郎”，有些落寞地闲站着，眼睛也往这边瞟呢。我扬了扬手臂，“刀郎”急急凑过来，人也顿觉精神了许多。但此时的我们并不想听歌，请他坐下来，他却羞涩地表示不妥，这使我蓦地想起京剧《法门寺》里自称站惯了的贾桂，不觉有些心痛，遂坚邀他就座，这才勉强落座。从聊天中我们知道了这个大男孩十九岁，家在安徽省南部的一个村子（他说了家乡的县名，有点儿生疏，给我忘了。），考入一个艺术学校学戏曲，而夜市中的这几位男孩女孩，都是他们一个班或同一年级的同学……
“冬天你们也在这儿吗？”
“在广州，夏天才来这里。”
“住在哪儿？”
“大家一起租了个房子，满好的，可以做饭。”散乱地聊了一会儿，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说：“我还是给各位老师唱个歌吧。”
“刀郎”又唱了起来，我则失去了听的兴致，杂念如麻，在脑海里乱转：我想起敦煌壁画节度使张议朝出巡图仪仗中的乐伎，想起宋元两朝携家带口、冲州撞府的戏班子，想起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的歌女》，甚至想起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曾在中国戏曲学院教过书的我充满怜惜地逐一打量这几个男孩女孩，有点儿像看着自己的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学生。不知候鸟般随季节迁徙的他们，是由南方直接乘车抵达，还是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辗转唱到这里？我想了想，终是没有问。
古代将那些行走江湖的家庭性戏班称作“路歧人”，“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我眼前的这些孩子是当代的路歧人么？幸福常常是与选择相连的。南戏《错立身》中自愿加入草台班的显宦子弟是幸福的，刻下的“刀郎”投入且有滋有味地唱着，整个人儿显得自由舒展，应也是幸福的，是吗？
在敦煌的剩余两天，因忙于参观和应酬，我们没有再去那个夜市。
后来的日子里——在北京或他处，我又把《2002年的第一场雪》听了许多遍，多数是被动或被迫地听（因为那一阵子无论车站、机场、公园，似乎到处都在播放这支歌），直到最后听出了矫情和感觉到俗厌，仍是只记住开头两句的歌词；我也听了刀郎的其他歌曲，包括他演绎翻唱的那些与新疆有关或无关的老歌，都不太喜欢，至少是再没了那个夜晚的对心灵的撞击。终于我明白了，真正打动自己的是午夜的敦煌，是夜敦煌的意境，还有“敦煌的刀郎”，那个一脸阳光的安徽男孩，和他那些一道闯西域的同学。
怎么办呢？正如班机延误已成为老大难问题，“敦煌情结”也早已衍演为文人痼疾。如我已是第三次来敦煌了，可一踏上这块土地，深心处仍涌出莫名的悸动与感奋。
这是敦煌啊！
驱车离开机场，夜风从大戈壁吹来，凉凉的令人惬意，再远一些便是黑沉沉的三危山。老罗说，本来是要安排我们住在研究院招待所的，条件不太好，又有一个北京来的学术考察团在，就定在市区的飞天宾馆。说话间到了，侯黎明、楼婕夫妇赶到宾馆来会面。他们都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工作，又是事业有成的画家。楼婕曾因“中国文化年”的“敦煌艺术展”与我一起去过法国的蓝色海岸，一路上听她讲了许多敦煌前辈和同事的故事——朴素、动人的敦煌细事，这也是吸引我再次前来的原因之一。他们次日一大早就要开车送孩子去兰州读书（研究院的许多子女在兰州读书），让我好不感动。主人相邀去宵夜，我们坚决地予以谢绝，与老罗排了一下次日的行程，便催促他们回去休息。
可我却了无困意，同来的旅伴亦如此，于是就一起来到街上。汉唐时的敦煌郡什么样已不得而知了，若非一间间专卖壁画仿作和工艺品的店铺，刻下的敦煌则与一般内地城市没有太多两样。我们走进不远处灯火通明的文化夜市，寻了几张竹椅坐下，模样俊俏的老板娘利落地端来几色酒菜，一杯冰啤下肚，唇天齿地，魏耶晋耶，真有那么一点儿洗涤俗念，物我两忘。
夜已然深了。
我略略有些醉意，复觉并非酒，而是一种淳烈的文化氛围、一种自内向外的情感涌流使然。恰此时，耳畔传来一阵乐音，苍凉旷远，缠绵低回，又有那么多内蕴的热情——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往年都来得晚一些……
我听不真切后面的歌词，却分明能感受到其旋律的优美和情感的挚切，与远山的夜岚、敦煌的秋韵，也与远行人的意绪相契合。觅着歌声望去，这才注意到偌大的夜市里有几位斜挎吉他的男孩女孩，各拉着一个小小音箱，游动在餐位间请大家点歌。同事李彩云说这是近年来红遍域内的一支歌，说唱歌的那个男孩也很像原唱者刀郎。但见他短小精悍的身材，随着旋律略有些摇晃，唱得恭顺，唱得投入，唱得娴熟且自信。
遥听得一曲终了，我们招手示意，像刀郎的歌手过来，脸上带着甜甜的笑，真是个阳光男孩。同伴们忙着点歌和侃价，议定10元钱两首，另外赠送一首。“刀郎”便一首首唱起来，年长者喜欢怀旧情调，青年人偏爱时尚谣辞，有的点了王洛宾的歌，还有的点了前苏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偏说是与此时此地的意境相通。这位“刀郎”还真有点能耐，“文武昆乱不挡”，将每首歌都唱得像模像样。我又点了那支《2002年的第一场雪》，第二遍倾听，以前所未有的专注来听，记住的虽还是前两句歌词，但心已经深深被感动，觉得这是他唱得最好的歌，觉得歌中的乌鲁木齐好像近在咫尺，而那2002年的雪花儿也好似正在我们头顶和周遭洒落。
夜气氤氲，秋意温润，大家都有些迷醉，有些忘情。彩云自告奋勇地唱起了歌，学法文的她唱的好像是一首欧洲民歌，轻快中夹缠着伤感。这时候的“刀郎”又成了听众中的一个，文静地在一边站立着，脸上流显出真诚的赞许和钦羡。已记不真是在何时回到的宾馆，但我记得回去时我们特特坐了三轮车，在几条主要街道上兜了一圈，为的是要看夜敦煌，看那敦煌的星星，北京没有那样亮的星星。
次日到莫高窟，这里是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宝库，更是现当代几代杰出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每一任院长都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都把身家性命一股脑儿给了敦煌。我还知道，更多的敦煌人各有着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也是一部大书。研究院刚刚举办过一个大型研讨会，老罗一边陪我们参观院史展，一边讲着几代敦煌人的故事，好多是与通行说法不太一样的版本，却让我们更觉得感动。在四十年代研究所的小院，张大千居住过的土屋前有一株梨树，果实累累，我问是否大千先生手植，告说是后来住的人所栽。而就在这次纪念性学术活动期间，张大千是否破坏敦煌文物又被旧话重提，主宾都有些不愉快。有关敦煌的话题，从那位集功罪于一身的王道士开始，件件桩桩，实在是太复杂、太沉重了。
前两次来莫高窟，都是东出敦煌，沿公路直南而行，经石窟北区、研究院办公区，到达宕泉河左侧的展区。这次我希望到窟顶看看，也见识一下旧时由敦煌县城来莫高窟的路。老罗要了一部大切诺吉，从南端蜿蜒向上，见平展展一片沙漠，有一座残塔和几堆瓦砾。罗说现在已经在莫高窟的上面了，当年人们从敦煌来进香，这座塔便是路标，而那条老路，已然被流沙湮没了。不远处葱郁郁一片，则是敦煌研究院建造的防沙林带，愣是在茫茫沙海中拓垦出一条绿洲，遮阻住随风涌来的沙流。如果说在这茫茫沙海中，莫高窟的残留和藏经洞的发现都有几分侥幸，则先辈艺术家和工匠的开凿雕绘，后人充满敬畏虔恪的守护，实在是皆出于呕心沥血的经营。
这天的夜晚我们又到了那个夜市，昨夜的那位老板娘似乎有所期待，热络地招呼我们过去，刚刚落座，一个胖乎乎的圆脸姑娘就过来卖唱。听女孩说自己是安徽人，大家便请她唱黄梅戏，几曲下来，还真是有板有眼。当天夜市的人不太多，散淡地望去，见靠里边一侧的暗影里，模糊便似昨夜的“刀郎”，有些落寞地闲站着，眼睛也往这边瞟呢。我扬了扬手臂，“刀郎”急急凑过来，人也顿觉精神了许多。但此时的我们并不想听歌，请他坐下来，他却羞涩地表示不妥，这使我蓦地想起京剧《法门寺》里自称站惯了的贾桂，不觉有些心痛，遂坚邀他就座，这才勉强落座。从聊天中我们知道了这个大男孩十九岁，家在安徽省南部的一个村子（他说了家乡的县名，有点儿生疏，给我忘了。），考入一个艺术学校学戏曲，而夜市中的这几位男孩女孩，都是他们一个班或同一年级的同学……
“冬天你们也在这儿吗？”
“在广州，夏天才来这里。”
“住在哪儿？”
“大家一起租了个房子，满好的，可以做饭。”散乱地聊了一会儿，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说：“我还是给各位老师唱个歌吧。”
“刀郎”又唱了起来，我则失去了听的兴致，杂念如麻，在脑海里乱转：我想起敦煌壁画节度使张议朝出巡图仪仗中的乐伎，想起宋元两朝携家带口、冲州撞府的戏班子，想起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的歌女》，甚至想起吉普赛人的大篷车……曾在中国戏曲学院教过书的我充满怜惜地逐一打量这几个男孩女孩，有点儿像看着自己的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学生。不知候鸟般随季节迁徙的他们，是由南方直接乘车抵达，还是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辗转唱到这里？我想了想，终是没有问。
古代将那些行走江湖的家庭性戏班称作“路歧人”，“路歧歧路两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我眼前的这些孩子是当代的路歧人么？幸福常常是与选择相连的。南戏《错立身》中自愿加入草台班的显宦子弟是幸福的，刻下的“刀郎”投入且有滋有味地唱着，整个人儿显得自由舒展，应也是幸福的，是吗？
在敦煌的剩余两天，因忙于参观和应酬，我们没有再去那个夜市。
后来的日子里——在北京或他处，我又把《2002年的第一场雪》听了许多遍，多数是被动或被迫地听（因为那一阵子无论车站、机场、公园，似乎到处都在播放这支歌），直到最后听出了矫情和感觉到俗厌，仍是只记住开头两句的歌词；我也听了刀郎的其他歌曲，包括他演绎翻唱的那些与新疆有关或无关的老歌，都不太喜欢，至少是再没了那个夜晚的对心灵的撞击。终于我明白了，真正打动自己的是午夜的敦煌，是夜敦煌的意境，还有“敦煌的刀郎”，那个一脸阳光的安徽男孩，和他那些一道闯西域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