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科学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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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企业总能找到趋利避害的途径,把增加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头上,价格改革就背离了它的初衷
  
  “我们打表的,不讲价,讲价坐黑车去。”4月26日早上,记者打车去新大都饭店,故意跟出车司机讨价还价,被他严辞拒绝。这位新出车不久的师傅还不知道,记者此行就是去参加北京市发改委召集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在政府定价这件事儿上,也可以讨价还价了!
  
  0.4元叶落知秋
  
  一场以上涨4毛钱为主题的听证会,被如此广泛地关注,是因为出租车价格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这一步虽小,却是一系列公共产品价格改革的开端。从去年秋天开始酝酿的“资源价格闯关”终于影响到了寻常百姓家,从这一天起,成品油涨价就不仅仅是“有车阶级”的闹心事儿。
  被称为最后一次“价格闯关”的资源价格改革发端于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开始了对价格双轨制的一次新的冲击。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提出了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煤炭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路线图,希望促使扭曲的资源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现行《价格法》规定:“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资源产品就属于由政府主导制定价格的“极少数商品和服务”。在国家发改委的那次研讨会上,一些资深经济学家把投资冲动难以遏制、环境污染、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等当前经济运行最集中的问题都归咎于资源价格太低,纵容了高能耗、低技术企业。专家们建议把环境成本纳入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体制问题重重,改革不能延迟,令人们担心的是,资源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必然增加购买支出,以煤炭业为例,如果每吨煤增加100元环境补偿费,以2005年原煤产量21亿吨计,购煤支出整体上要增加2000亿元。水、煤、电、油、气,这些产品都将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增加的支出,最后由谁来分担?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研讨会上强调,“任何一次大的价格变化,都是不同行业、不同市场主体和不同人群利益此长彼消的过程。”资源性产品价格作为基础价格,涉及面尤为广泛。正确的改革路径、方法、步骤和时机决定了这次“价格闯关”的成败。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东琪认为,涨价本身不是目的,更不能因为资源价格改革增加人民生活负担。资源价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推动增长方式转变,挤压扭曲价格形成的利润,迫使一向由低价资源供养的企业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创新要效益。如果企业总能找到趋利避害的途径,把增加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头上,价格改革就背离了它的初衷。
  
  寻找科学定价机制
  
  4月中旬以来,国家发改委连续出台了《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在资源价格改革逐渐推开之际,连续出台规范政府制定价格行为的行政规定,目的何在?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政府定价问题专家刘树杰的解释是,这说明决策层认识到,稳妥有效地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必须先找到科学的定价机制。
  发改委出台的系列文件从严格成本核算和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公正性和透明度两个方面规范政府的定价行为。确保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会在即将展开的公共产品价格改革中受到损害。《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严格限定了政府定价的程序,要求所有定价方案必须采取统一形式,应当载明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幅度;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经过成本监审的,附成本监审报告,制定价格后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经过专家论证的,附专家论证意见纪要;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经过听证的,附听证会纪要。
  政府定价不能独断,一般要经过成本监审、专家论证或听证会程序,是新修订的规则中的一大亮点,是对近年价格改革实践中,公共产品定价事先召开听证会,让社会公众与闻其事这一惯例的认可。
  
  听证会寓言
  
  价格听证会制度是一种模拟市场的定价形式,通过随机抽取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代表,模拟出一个市场,进行自由竞价,作为定价的依据。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介绍,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是必须由政府主导定价的领域,政府也愿意采取模拟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决策。
  姚洋认为,像水、煤气、公共交通这类公共产品和出租车这样虽不属于公共服务产品范围,但是有很强的外部性,会对城市交通和普通居民出行产生很大影响的行业,应该采取政府定价。但政府定价绝不意味着政府随心所欲定价,召开价格听证会模拟市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在刚刚实现完全政府定价向模拟市场定价转型的中国,听证会制度起到的作用并不只限于通过消费者和经营者博弈,产生合理的价格。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将这个新制度与旧的定价制度作一番比较。北京市的这次出租车价格听证会突然让人们意识到,北京保持6万辆出租车总量和12元、16元每公里的价格水平,究竟是怎么确定下来的,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在舆论压力面前,出租车公司发现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以取消“油补”为目的的调价申请,竟然产生这样的效果,真可谓始料未及。
  听证会举行的同一天,自谓是北京十家出租车公司联盟牵头人的北京市中实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张宝恒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也没有违法啊!我们是依法成立,正当经营的企业,凭什么取缔我们,你们这样对我们还尊重不尊重,我们招谁惹谁了?”
  如果不是价格听证会,消费者可能永远不知道出租车公司的利润为什么那么“低”?永远不知道“管理及营业费用”的构成可以这样多姿多彩。如果涨价仍然采取“内定”模式,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疑问就会一个接一个飞出来:北京应该有多少辆出租车,这需不需要听证?能不能增发个体出租车牌照,为什么不能?“黑车”、“白车”之间的界限怎么确定,谁来确定?
  
  完善定价机制尚有空间
  
  从当前的实践看,听证会制度仍有改进的空间。作为对市场定价机制的模仿,听证会主持者应该具备市场经济基础知识,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价发言权一般是加权平均,交易各方按实际出席人数有一定的权重关系,比如,一百个出租车公司老板与一位乘客一起参加听证会,取得100比1的投票结果,也只相当于1比1。不能参照政治学标准,闹出人数简单相加的笑话。
  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听证会的程序问题。为了真实模拟现实市场,选择各交易方应当采取随机方式,不能在听证会前给代表预设立场。在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第一个表示反对意见的北京市交通大学法学院教师郑翔女士,就是一个完全随机产生的代表。郑翔告诉记者,她偶然接听到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电话,被确定为参加听证会的市民代表。市工会推荐的出租司机代表胡永薪,则在数月前就与北京市发改委和市交委的调研组有过接触,胡永薪向记者表示,调研组向他介绍,政府将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并且提高二环内停车场地收费价格的配套措施也将很快出台,能够保证出租车载客率,他对政策吃得比较透,所以倾向于支持调价。
  此外,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提出,听证会纪要对形成最终政策具有何种约束力,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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