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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读,并没有讲义利对立,而且朱熹讲“仁义未尝不利”,与张栻讲“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如出一辙。然而,朱熹又讲“君子未尝不欲利”,较张栻对于利有更多的肯定。尤其是,张栻把义利之辨与王道联系起来,而朱熹则更在意“君子未尝不欲利”“仁义未尝不利”与孟子所言在学理上的融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