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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一濑敬一郎，生于1948年，日本著名律师，先后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
2014年1月16日，日本东京都港区律师事务所里，头发花白的一濑敬一郎端坐在办公桌后。背后的铁架子上摆满了书，旁边一面墙几乎被一个个硕大的纸箱占满了，箱子上工整地写着：98.11崇山村追悼会、96.11常德宁波、02.5重庆……那是一濑先生近20年赴中国调查以及打官司的各种材料。
从1995年第一次到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罪证，到2004年接受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委托，一濑先生先后100多次到中国与受害者见面，只为还原历史真相，帮受害者找回公平正义。
“我是倭寇”
一濑先生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一濑的老家是在日本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小时候，他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父亲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这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子弹打的。”他又问：“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人？”父亲对这个问题总是避而不答。
读高中时，一濑常常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而父亲总是表情木讷地离开房间。“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坏事。”后来，一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只身来到东京，并参加了反战集会。
父亲退休后也来到东京，和一濑一起居住。一濑已不再向父亲追问那些往事。“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儿子，我开始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罪责。”
一濑先生说完这个故事，一直低着头。这是记者第一次听他说起家事。
记者和一濑先生已认识多年。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宣讲团，前往美国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宣讲日军暴行，记者是唯一的随团记者。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秘书长，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都由他操办。可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王选出手相救。而他总是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由于交流最多的是华人，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打倒倭寇。在旧金山遇到《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时，他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记者：“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记者忙给张纯如解释，之后，张纯如很郑重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心中有一种颤抖，甚至是恐惧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契机使得您开始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
一濑：1995年8月，我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中日研讨会，遇到了来自浙江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申张正义，于是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这年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二战时被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是顺应了这个趋势。
环球人物杂志：当您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感受到了什么？
一濑：第一次崇山村之行，印象很深，受到了极大的心灵冲击。我们先是感觉到村民们敌视甚至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他们变得友好起来，争先恐后地控诉，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日军当年在这个村撒了细菌，后来又烧杀掠夺，404人遇难、23家绝户，占到全村的1/3。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的残暴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甚至是恐惧。
离开崇山村时，我们就想：这场侵略战争，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决定帮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后来，我们在吉林、浙江和湖南等地进行了10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证人资料。1997年8月，我们组织中国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
环球人物杂志：索赔诉讼的结果如何？
一濑：对于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为，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放弃赔偿，也就是说，战争赔偿问题在那时已经解决。因此，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均承认日本实施细菌战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是不认定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而我们认为，日中联合声明中言及“放弃战争赔款”的内容，只是中国政府放弃了赔款要求，而中国人作为个人并没有放弃索赔权。
一审二审败诉后，我们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称，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条约》中，战胜国也都已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也继承了《旧金山条约》的精神，因此在2007年5月做出了“中国原告败诉”的判决。其实，中国政府当时因为受到英美等国的排挤，并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因此，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终审判决是错误的。 虽然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经过长达10年的诉讼后，最终被判“败诉”，但日本法院并没有否认日军的犯罪事实，反而让这些事实更明了。日本最高法院不会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判决，但我们今后一定会要求它做出纠正，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和您的同事为什么又承担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的索赔诉讼？
一濑：说起来也是很偶然。2001年，我们在调查细菌战时发现，重庆也被投放过细菌弹，就专程去调查，在那里遇到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2004年，一些大轰炸受害者要来日本诉讼，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于是我们接受了委托，从2004年12月开始收集证据和调查，并于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刚开始时，原告是40人，后来又增加了3次，最终达到188人。这个诉讼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今年4月到6月，法院将举行庭审。
太太是他的助手
环球人物杂志：调查取证时，有没有遇到困难？
一濑：困难还真不少。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各地政府还是很支持，一些学者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地档案馆调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语言的障碍，后来，我们干脆聘请专业翻译人员和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律师团的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这么多年来，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一濑：确实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人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能向他们要钱呢？所以，无论到中国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掏腰包。差旅费大概超过了2000万日元（约合120万元人民币），其实最花钱的是翻译费，大量的中国原始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要译成日文。
后来，王选女士看我们这么掏钱，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中国发动企业家捐款，解决原告们来日本诉讼出庭的基本费用。我们在日本也成立了非营利组织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资金情况有所好转。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环球人物杂志：花费这么多钱，您的太太和家人没意见吗？
一濑：我很欣慰的是，太太三和很支持我。她是广岛人，了解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所以对于战争的苦难很有同情心。她不仅支持我，还成了我的助手。
日本年轻人容易被诱导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民众目前对于历史问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一濑：日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都已经垂垂老矣，活着的越来越少。这些人在中国、在东南亚做了不少坏事，他们心中没有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另外在冲绳的日本人，他们经受过战争的苦难，现在事实上还被美军占领着，因此他们不想再有战争。虽然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不希望日本再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他们厌战和反战的决心显然比不上他们的祖辈父辈。加上缺乏很好的历史教育，因此年轻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比较浅薄，容易被政府诱导。
安倍首相不久前参拜了靖国神社，这很明显说明了一点：安倍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意识。也就是说，日本战前的价值观、天皇中心思想、日本传统的对他国的统治意识，都浮现了出来。而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让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这一战前意识复苏的具体表现。如果日本的年轻人受这种意识的影响，并因此支持安倍的强军路线，那我们不得不替日本的未来担心。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处理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濑：日本人常常说一句话：自己做的事自己处理。对历史问题也一样，必须进行真诚地反省和谢罪。这是进行战后历史问题处理的根本，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做。在过去这些年里，日本政府也做过一些口头道歉，包括“村山谈话”，但都是轻描淡写，并没有彻底地、真诚地反省。同时在教科书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教唆年轻一代遗忘历史。
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是我们作为律师参与战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诉讼、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日本人了解这一些罪恶事实，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国家和国民反省。其实，我们帮助中国人，也是在帮助日本人。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日两国关系就改善不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最终让最高法院收回他们的错误判决，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赔偿中国受害者，构建中日两国和两国国民和解与互信的基础。
采访结束后，一濑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名为《律师之魂》的书送给记者。“这是我们的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写的书。无论是731部队细菌战诉讼，还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都是他担任律师团团长。他帮中国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癌症晚期，还坚持在法庭为中国人辩护。这本书本来不该由我签名，但是，土屋先生已经在2009年走了。”一濑先生一边说，一边签好了名，还特地在边上补了一行小字：为了中日友好和友谊。
一濑敬一郎，生于1948年，日本著名律师，先后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官司。
2014年1月16日，日本东京都港区律师事务所里，头发花白的一濑敬一郎端坐在办公桌后。背后的铁架子上摆满了书，旁边一面墙几乎被一个个硕大的纸箱占满了，箱子上工整地写着：98.11崇山村追悼会、96.11常德宁波、02.5重庆……那是一濑先生近20年赴中国调查以及打官司的各种材料。
从1995年第一次到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罪证，到2004年接受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委托，一濑先生先后100多次到中国与受害者见面，只为还原历史真相，帮受害者找回公平正义。
“我是倭寇”
一濑先生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一濑的老家是在日本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小时候，他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父亲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这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子弹打的。”他又问：“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人？”父亲对这个问题总是避而不答。
读高中时，一濑常常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而父亲总是表情木讷地离开房间。“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坏事。”后来，一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只身来到东京，并参加了反战集会。
父亲退休后也来到东京，和一濑一起居住。一濑已不再向父亲追问那些往事。“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儿子，我开始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罪责。”
一濑先生说完这个故事，一直低着头。这是记者第一次听他说起家事。
记者和一濑先生已认识多年。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宣讲团，前往美国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宣讲日军暴行，记者是唯一的随团记者。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秘书长，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都由他操办。可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王选出手相救。而他总是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由于交流最多的是华人，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打倒倭寇。在旧金山遇到《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时，他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记者：“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记者忙给张纯如解释，之后，张纯如很郑重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心中有一种颤抖，甚至是恐惧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契机使得您开始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
一濑：1995年8月，我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中日研讨会，遇到了来自浙江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但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申张正义，于是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这年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二战时被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是顺应了这个趋势。
环球人物杂志：当您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感受到了什么？
一濑：第一次崇山村之行，印象很深，受到了极大的心灵冲击。我们先是感觉到村民们敌视甚至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他们变得友好起来，争先恐后地控诉，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日军当年在这个村撒了细菌，后来又烧杀掠夺，404人遇难、23家绝户，占到全村的1/3。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的残暴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甚至是恐惧。
离开崇山村时，我们就想：这场侵略战争，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决定帮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后来，我们在吉林、浙江和湖南等地进行了10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证人资料。1997年8月，我们组织中国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
环球人物杂志：索赔诉讼的结果如何？
一濑：对于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为，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放弃赔偿，也就是说，战争赔偿问题在那时已经解决。因此，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均承认日本实施细菌战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是不认定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而我们认为，日中联合声明中言及“放弃战争赔款”的内容，只是中国政府放弃了赔款要求，而中国人作为个人并没有放弃索赔权。
一审二审败诉后，我们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称，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条约》中，战胜国也都已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也继承了《旧金山条约》的精神，因此在2007年5月做出了“中国原告败诉”的判决。其实，中国政府当时因为受到英美等国的排挤，并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因此，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终审判决是错误的。 虽然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经过长达10年的诉讼后，最终被判“败诉”，但日本法院并没有否认日军的犯罪事实，反而让这些事实更明了。日本最高法院不会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判决，但我们今后一定会要求它做出纠正，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环球人物杂志：您和您的同事为什么又承担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的索赔诉讼？
一濑：说起来也是很偶然。2001年，我们在调查细菌战时发现，重庆也被投放过细菌弹，就专程去调查，在那里遇到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2004年，一些大轰炸受害者要来日本诉讼，希望我们能够帮忙。于是我们接受了委托，从2004年12月开始收集证据和调查，并于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刚开始时，原告是40人，后来又增加了3次，最终达到188人。这个诉讼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今年4月到6月，法院将举行庭审。
太太是他的助手
环球人物杂志：调查取证时，有没有遇到困难？
一濑：困难还真不少。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各地政府还是很支持，一些学者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地档案馆调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语言的障碍，后来，我们干脆聘请专业翻译人员和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律师团的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这么多年来，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一濑：确实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人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能向他们要钱呢？所以，无论到中国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掏腰包。差旅费大概超过了2000万日元（约合120万元人民币），其实最花钱的是翻译费，大量的中国原始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要译成日文。
后来，王选女士看我们这么掏钱，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中国发动企业家捐款，解决原告们来日本诉讼出庭的基本费用。我们在日本也成立了非营利组织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资金情况有所好转。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环球人物杂志：花费这么多钱，您的太太和家人没意见吗？
一濑：我很欣慰的是，太太三和很支持我。她是广岛人，了解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所以对于战争的苦难很有同情心。她不仅支持我，还成了我的助手。
日本年轻人容易被诱导
环球人物杂志：日本民众目前对于历史问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一濑：日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都已经垂垂老矣，活着的越来越少。这些人在中国、在东南亚做了不少坏事，他们心中没有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另外在冲绳的日本人，他们经受过战争的苦难，现在事实上还被美军占领着，因此他们不想再有战争。虽然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不希望日本再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他们厌战和反战的决心显然比不上他们的祖辈父辈。加上缺乏很好的历史教育，因此年轻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比较浅薄，容易被政府诱导。
安倍首相不久前参拜了靖国神社，这很明显说明了一点：安倍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意识。也就是说，日本战前的价值观、天皇中心思想、日本传统的对他国的统治意识，都浮现了出来。而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让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这一战前意识复苏的具体表现。如果日本的年轻人受这种意识的影响，并因此支持安倍的强军路线，那我们不得不替日本的未来担心。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处理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濑：日本人常常说一句话：自己做的事自己处理。对历史问题也一样，必须进行真诚地反省和谢罪。这是进行战后历史问题处理的根本，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做。在过去这些年里，日本政府也做过一些口头道歉，包括“村山谈话”，但都是轻描淡写，并没有彻底地、真诚地反省。同时在教科书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教唆年轻一代遗忘历史。
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是我们作为律师参与战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诉讼、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日本人了解这一些罪恶事实，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国家和国民反省。其实，我们帮助中国人，也是在帮助日本人。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日两国关系就改善不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最终让最高法院收回他们的错误判决，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赔偿中国受害者，构建中日两国和两国国民和解与互信的基础。
采访结束后，一濑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名为《律师之魂》的书送给记者。“这是我们的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写的书。无论是731部队细菌战诉讼，还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都是他担任律师团团长。他帮中国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癌症晚期，还坚持在法庭为中国人辩护。这本书本来不该由我签名，但是，土屋先生已经在2009年走了。”一濑先生一边说，一边签好了名，还特地在边上补了一行小字：为了中日友好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