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比往年都阴冷。回老家的第三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我们南方的小年。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小年对于父亲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可是在那时，我脑子里对于小年的记忆，除了能吃上一顿美美的猪肉，就只是和父亲一起去上坟山了。
　　吃猪肉自然是欢天喜地。小年这天，母亲总要淘上比平日多一倍的米，盛饭时母亲也总是把一碗饭堆到足够高，有时还要操起锅铲在碗里压一压。这对于几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大米饭的我来说，已经足够奢侈。母亲炒出来的肉黑里透红，浓浓的酱香漫过来，让贫油惯了的鼻子一时激动得无法自已。
　　可是要吃上这頓美美的猪肉，必得付出一番奔走的辛劳。那就是和父亲一起去上坟山。
　　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显得极其武断和独裁，不容任何商量的余地。
　　头晚上一场大雪让那一年的小年猝不及防。母亲给我在破棉袄上又套了件夹袄，虽然远远看起来有些像大冬瓜，但确实添了些暖，自也不懂得去计较美丑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抽着旱烟，偶尔抬起头看向屋檐上的天空。铅灰色的天空，看不见一片云彩，只有阴冷的风时不时卷过，吹得大门上去岁的春联啪啪作响，像是传说中先生用很沉的戒尺体罚淘气的学生时，打在手掌上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自然觉得无聊而且可恶。然而对于父亲来说，却像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催逼得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下了决心似的，伸出烟袋杆在椅子靠背上狠狠敲了几下，接着发出了低沉却浑厚的声音“走吧”，仅仅两个字，像是命令，也像是自我催促。
　　听见这两个字，母亲立时紧张起来。她系着围裙，在灶台边已经忙了多时了。父亲的一声指令，就像是冲锋号，母亲立马加快了节奏，快速地将灶台上早就准备好的祭品一件件放进竹篮里。她动作娴熟，神情却极虔诚。父亲并不上前帮忙，只是默默地在后面站着，脸上也是极虔诚的姿态。等母亲将篮子摆满了，父亲才伸手去接。
　　突然，父亲皱起眉头来，依旧是沉闷的调子，“怎么没有肉？”
　　母亲扭过脸去，也沉着嗓子说：“上礼拜送去食品站，他们总共就给留了一副下水……”
　　父亲抬高了嗓门：“没肉，怎么敬祖宗？”
　　母亲默不作声，只是抬起袖子擦了擦眼睛。
　　父亲把篮子重重地搁到地上，篮子里那些小碗中的祭品被挤到了一边，半瓶白酒在瓶子里激烈地晃荡。我看见那些祭品，有半张扑克牌那么大的一块煎烤的豆腐，有条手指那么长的小干鱼，还有一小碗煮烂的黄豆。他们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我不禁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突然走到屋角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陶罐前。母亲立马转过身来注视着父亲。
　　只见父亲怒气冲冲地揭开黑罐子上的顶盖，把手伸进罐子，等手再出来时，就像变戏法，竟然捏着一小块猪肉。涂过盐的猪肉白里透红，颜色很好看。猪肉在父亲的手上，拼命摇晃，像是随时要挣脱出来。母亲的眼睛跟着猪肉一起摇晃，摇着摇着，泪花儿闪了出来。
　　父亲并不为母亲的眼泪心软，相反他更加理直气壮地质问母亲：“这是什么？这不是肉吗？”
　　母亲一时语塞，哽咽了半天才说了一句：“娃们过年没新衣服穿，总得吃块肉！”
　　听了母亲的话，父亲一时竟然也沉默了。
　　但这沉默也只停留了几秒钟。很快，父亲就又恢复了他的决断。他将手上的肉重重地扔到刀板上，举起一把菜刀，狠狠地向那块肉剁去。
　　母亲压抑的哭声渐渐升腾起来，像寂寥的炊烟袅袅地穿过屋檐，向阴冷的天空飘去。
　　去坟山的路上，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步伐比往日还要快，我不得不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
　　到了太爷的坟前，父亲放下篮子，开始拔坟头的荒草。摆祭品时，父亲最先恭恭敬敬地捧出那一小碗炒熟的猪肉，端端正正地放在坟前，然后围着那碗猪肉摆豆腐、小鱼和黄豆。在给那只古旧的瓷杯里倒满酒后，父亲点燃了一小挂鞭炮。
　　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在山谷间激烈回荡。
　　回来的路上，父亲让我在前面走，他默默地跟在后面。
　　到了家开始吃小年饭，父亲依旧没有说话，只是赌气似地大口扒拉着白饭。
　　母亲努力笑着，夹了一小块煎得焦黄的豆腐放到我碗里，说：“这豆腐和肉一样，好吃！”
　　我嚼着豆腐，咸咸的泪水流进嘴里，忘记了肉的滋味。
　　窗外，暗黑的天空中突然闪过一大片亮光，伴随着急厉的爆裂声，谁家新年的烟火提前燃放了。
　　冷江：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北京市丰台区作协理事， 2018“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十佳新锐作家”。发表长篇小说《绸岭之北》，出版小小说集《永远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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