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增强活力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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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之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部署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任务时,又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概念。它与中国化、大众化相并列,构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新概念的涵义和价值,既有利于党在自身建设中提升对指导思想的认识,又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力。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概念,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特征的认识由来已久。最早涉及这个认识的是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宣传中就指出:社会主义与其他思想一样,“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①这里所说的“因时、因所、因事”,说的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特征问题。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围绕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展开思想斗争的一段历史。就是在这段历史中,全党终于认清了教条主义的表现和本质,树立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当时树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来看,认识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而突出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问题。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里就有充分体现。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因此,必须“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值得指出的是,刘少奇阐述了一个极为明确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过时。他说: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理论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②这些思想很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特征的问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问题有过深刻的认识。他始终强调,任何思想“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③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说:“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④1959年2月,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时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⑤他甚至还说过“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认为“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⑥这里,毛泽东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显示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特征的认识。
  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他领导党和人民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从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开始的。邓小平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强调必须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决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⑦毛泽东“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⑧这样认识毛泽东思想显然涉及时代性特征问题。邓小平明确地说,我们“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⑩“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11}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率领党和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实践中,对于时代新形势有着深切的领悟,更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2}“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意义”,{13}“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14}“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5}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变动前所未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变动的新战略思想,如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坚持以人为本,实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等。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认识的生动体现。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要不断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时代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道路。”{16}“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17}“历史表明,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潮头。”{18}
  综上所述,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特征的认识,在历届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概念具有扎实的思想基础。然而,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还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明确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这是党在新时期理论创新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过程,也是党实现思想飞跃的认识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过程中面临着三个难题:一是如何使经典书本上的原理转变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二是如何使诞生于欧洲氛围的理论转变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武器,三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者的书斋生活转变为面向大众的社会传播。党在解决这三个难题的实践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就是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突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认识的进一步升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离不开时代化。如果说“中国化”强调的是以国情为特点的地域指向,“大众化”强调的是以对象为特点的范围指向,那么,“时代化”强调的则是以变动为特点的时间指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建设工程,三者之间既有各自的任务和目标,又相辅相成地紧密联系。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特征,到明确揭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进一步把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崭新概念,更加突出了从时代出发促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念,有助于不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力。
  
  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是党永恒的价值诉求,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是党先进性的角色定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提出,赋予党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政党的面目亮相历史舞台的,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是它的永恒价值诉求。无论是在阶级战争、民族战争,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都是以其思想政治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先进性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
  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始终顺应时代的潮流,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19}这段党的先进性价值诉求的论述,透现的就是一种时代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先进政党,它不以执政为目的,也不以阶段目标的实现而满足。神圣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跨越一个个阶段、经历不同的时代、承受各种不断变化的考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形势向前推进中不落伍的政党,才能永不停滞脚步。由此而言,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体认时代的要求,是党的历史传统和宝贵经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党中央领导人都对及时捕捉形势变化的讯息、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明确的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随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而推移转变,“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思想落后于实际,就“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20}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21}江泽民提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转变成为一个掌握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封闭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成为一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就把党的时代观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相联系,要求全党转变和调整思维方式,适应新形势下党的执政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深刻阐述党和国家发展中的巨大转变,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全体人民,从时代发展的要求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先进性的支撑功能在于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胡锦涛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22}“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同步伐。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23}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的先进性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系。它告诉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党的先进性是具有逻辑关联的同一个命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党才能扮演好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角色。
  
  不断适应社会变化是党的永恒任务,立足国情,顺应时代的要求,是政党生命延续的保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才能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顺世界潮流者昌,逆世界潮流者亡,这是确凿无疑的真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曾推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和政党团体蜂拥而立,它们中有的风云一时却未久便偃旗息鼓,有的昙花一现即瞬间消失,有的执掌政权多年最后毁于一旦。从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它们兴衰沉浮的命运总是与能否适应时代的潮流相联系。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立足国情,适应社会的变化,顺应时代的要求,才能确保政党生命的永续。
  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它永远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成就和胜利,不断与时俱进地迈出新的步伐,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适应社会变化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它所记录的辉煌,显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变化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卓越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曲折、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等不平凡的社会变迁,其间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体现了党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能力。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创新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标志着中华民族走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24}“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25}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适应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出发,密切关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将国家建设的战略置于世界大局和时代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提出,是改革开放在新的世界形势下继续向前推进的必然要求。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代环境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世界发展之迅速、情况变化之复杂、局势演变之多端,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超出了人们习惯之想象。我们必须应对世界无核问题争端的复杂局势,必须应对恐怖主义和“藏独”、“疆独”分裂势力的严峻挑战,必须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辐射冲击,必须应对“轮胎特保案”等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关卡,必须解决环境污染和资源瓶颈等方面的棘手难题,等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好国内发展的问题,还要以解决好中国问题为前提,面向世界,提高应对世界局势变化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在当今形势下思考问题必须具有世界胸怀、全球观念、时代意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影响中国,我们不是关起门来搞改革,开放必然面向外部世界。从这个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大众化,还需要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对于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政党有没有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与思想理论能不能与时俱进有着内在的关联。如果思想僵化、理论停滞、政策刻板、行动落后,政党的生命必然窒息,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不可或缺的任务了。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努力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证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党中央对这些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加以定位的。这里,马克思主义前面的两个限定词,“中国”指的是地域,而“当代”显然指的是时代。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改革开放这一创新实践中,不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且还必须体现时代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生动体现。
  根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位一体,构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按照这样的要求加强建设,才能真正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
  
  注释:
  ①《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7页。
  ③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47页。
  ⑤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91页。
  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18、179页。
  ⑩{11}{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91、242页。
  {12}{1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1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6}{2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42、361页。
  {1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3页。
  {18}{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2、521页。
  {19}{2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第1版。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295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作者齐卫平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作者张悦系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袁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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