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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放映员,好多影迷会联想到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场景:“在一间幽暗的小屋里,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放映员紧盯着前方的屏幕,他手里摇着胶片转盘,时不时换上另一卷胶片……”这是胶片时代老放映员们的真实工作写照。但在2008年之后,大部分影院逐渐完成了技术上的更新换代,到2011年底,数字放映设备已经覆盖我国超过95%的影院,老影院统统给设备“换血”,新影院不再设置胶片放映厅。
随着电影胶片退出历史舞台,两鬓斑白的老放映员们也退役了,影院的放映工作属于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人。按照现在技术的发展,未来需要的放映员会更少,或许有一天,象征放映的“小黑屋”会像胶片一样成为“电影记忆”。
电影接近尾声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几十位村民热情不减,直到片尾字幕结束才陆续离开。四川放映员杜胜超和妻子收拾好设备,骑行5公里,回到镇上已是晚上10点半,他们开始生火,做晚饭。这是2017年10月国庆期间,四川盐亭县乡村放映员杜胜超在假期里,下村放映的第三场电影。不过,对他来说,这也只是一个平常的放映日。他说:“一年365天,只要没下雨,每天都这样。”
第二天,四川气温骤然下降。乡间,已有人将厚厚的外套裹在身上。
下午5点钟,杜胜超从盐亭县高灯镇街上的出租房里出来,把一件件放映设备往三轮车上装。20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前往当天的电影放映地。
挂着五星红旗的红色三轮车发出巨大轰鸣,在山间的水泥路上奔驰,不断上坡,下坡。骑行8公里之后,杜胜超到达当天的放映地高灯镇玉屏村,放映场地选在村委会办公室外的院子里。
按惯例,先放一部农村环保公益短片,接着开始放电影。这天,杜胜超为村民放映的,是一部反腐题材电影《决不饶恕》。虽然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这样的电影还是比较受欢迎,观看过程中,不时有人结合电影内容,发表自己对当前政府反腐工作的看法。
电影结束时,已经快晚上10点。坐在三轮车上,冷风扑面而来,已然有冬天的感觉。杜胜超说,昨晚下雨,路上更冷。干这个工作,他还是喜欢夏天。
还有两年,杜胜超就该退休了。在进入电影放映行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1982年,他刚进入乡电影队时,每天拎着电影胶片箱,徒步下村,很多时候一个人放完电影已是半夜,再提着手电筒,翻山越岭往家走。后来,政府给他们配了自行车,可很多没公路的村子,还得步行。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通了公路。再后来,他换了一辆嘉陵摩托,下村是方便了,可路况不好,时不时会在路上摔一跤。
虽然条件艰苦,但那时,农村人看电影的热情高涨,每次放映,方圆几公里的人都会来观看,坝子里、窗台上、甚至周围的树上都是人。电影散场时,看电影的村民手持火把、电筒、马灯四散开去,在田间小路上,排成一条条火龙,绵延上一两百米,场面非常壮观。
丁立营是山东聊城冠县辛集镇丁刘八寨人,一名专职电影放映员。有着41年电影放映经历的丁立营说,相比放映员这个文绉绉的称呼,他更愿意乡亲们招呼他“演电影的”。
丁立营有一辆机动三轮车,他的放映设备,几乎承载着他生活的全部乐趣。当然,如果每次观看露天电影的人超过200人次,丁立营的幸福指数会再度提高。
这一辈子究竟放了多少场电影?丁立营摇摇头说了两个字:没数。而后,思考几分钟后,他又说自己放过的电影胶片,估计可绕地球4周有余。
10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公社放映员进村放电影,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对那一张雪白的幕布、一台神秘的机器、一束直射幕布的光以及放映机前“无所不能”的放映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一年,10岁的孩子心里萌生出两个理想,一个是开拖拉机,一个就是放电影。
而这,也正是丁立营从事电影放映41年,始终没有改行的主要原因。
如今,丁立营负责镇里26个村子的电影放映任务,也就是说,每个月他至少要放26场露天电影,而且,要自带板凳,自己一次次装卸重达150斤的放映设备。
即便如此,丁立营依然感觉,时下自己的工作条件,比起过去改善了不少。
他清楚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刚从事电影放映的他和同伴,要赶着驴车去往指定村子放电影,这其中最远的村子,在10公里之外。
不仅如此,以前要放映一场电影,放映员有时需要在胶片机旁边坐上一个多小时,随时关注胶片是否会断开,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有四年服役经历,但丁立营因为长期坐着无靠背的椅子,身形早已不再挺拔,而是习惯性地弯腰驼背。
丁立营和老伴李淑银都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进村放电影时的盛况。那个时候,电影发电机的声响很是夸张,常常是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听到它的轰鸣。成群结队的村民开始涌进演电影的村子,“最多的时候有八九百人,屏幕前后都挤满了人,擠都挤不动”,提及当年,丁立营的眼里满是兴奋。
虽然丁立营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电影,但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那就是电视和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大家对露天电影的热情大不如从前。
也正因为如此,丁立营每天下午5点钟就出门,去放电影的村子一遍遍串胡同,并用喇叭通知大家,“演电影的来了”。他说,以往是大家挤着来看电影,现在是他请大家来看电影。很显然,如今的那块白色幕布再也无法吸引上千人到场,但每次200余人来“捧场”也让丁立营略感欣慰。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电越来越普及,加之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乡村露天电影逐渐被冷落。乡村放映员们一度闲了下来。虽然电影在城市复苏,但农村电影依然没有起色。在乡村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已经很难再要求看一场电影了。
逢年过节,才在各个乡电影院放一次电影。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开始由政府采购,送电影下乡,露天电影逐渐回到乡村。
2009年,杜胜超参加了四川绵阳市数字电影放映员培训,正式告别那台使用了多年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政府向他们配备了数字电影放映机和三轮放映车,硬件得到极大提升。
早些年,每次只能在电影公司领两三部影片,在各个村轮流放一遍之后,再回去换别的。现在,“放映信息管理”系统装在一部专门的华为手机上,里面随时存放着几十部电影,一段时间更换一次。有时他直接打开系统和村民、村干部商量看什么电影。“可供选择的片子很多。”他说。现在,他每年要在每个村放映9场电影,全镇24个村,一年下来要放映216场。如今,他熟悉的乡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漂亮的水泥公路从镇上延伸到每一个村组,他几乎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到达全镇范围内任意一个放映点。
露天电影带给70后80后太多美好的回忆。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中青年大多都记得,放电影的日子,没等太阳落山,村里的孩子们奉大人的“旨意”抢着占座位,有的甚至搬几块砖放置在有利位置,以“宣示主权”。
那个年代,电影就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是农村人最喜爱的娱乐项目之一。而丁立营自己则享受着其中的欢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观看影片,频繁到可以背下多数台词和剧中所有演员的名字。
随着数字影片的到来,一些国外优秀影片陆续上映。在丁立营的记忆中,电影名字最长的有八个字,最少的只有一个字。
如今,丁立营固定去县里下载需要放映的影片,考虑观影群众的需求,他会给县里提些建议,比如,增加地方戏曲电影或一些保健常识。而这也是不少观众前来捧场的原因。
每当重要节假日,村里外出进城工作的咸海英带着几位城里的朋友专门回到老家,他们想捉捉金蝉,看看露天电影,以重温儿时的回忆。
随着电影胶片退出历史舞台,两鬓斑白的老放映员们也退役了,影院的放映工作属于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人。按照现在技术的发展,未来需要的放映员会更少,或许有一天,象征放映的“小黑屋”会像胶片一样成为“电影记忆”。
送到家门口的坝坝电影
电影接近尾声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几十位村民热情不减,直到片尾字幕结束才陆续离开。四川放映员杜胜超和妻子收拾好设备,骑行5公里,回到镇上已是晚上10点半,他们开始生火,做晚饭。这是2017年10月国庆期间,四川盐亭县乡村放映员杜胜超在假期里,下村放映的第三场电影。不过,对他来说,这也只是一个平常的放映日。他说:“一年365天,只要没下雨,每天都这样。”
第二天,四川气温骤然下降。乡间,已有人将厚厚的外套裹在身上。
下午5点钟,杜胜超从盐亭县高灯镇街上的出租房里出来,把一件件放映设备往三轮车上装。20分钟之后,一切准备就绪,前往当天的电影放映地。
挂着五星红旗的红色三轮车发出巨大轰鸣,在山间的水泥路上奔驰,不断上坡,下坡。骑行8公里之后,杜胜超到达当天的放映地高灯镇玉屏村,放映场地选在村委会办公室外的院子里。
按惯例,先放一部农村环保公益短片,接着开始放电影。这天,杜胜超为村民放映的,是一部反腐题材电影《决不饶恕》。虽然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这样的电影还是比较受欢迎,观看过程中,不时有人结合电影内容,发表自己对当前政府反腐工作的看法。
电影结束时,已经快晚上10点。坐在三轮车上,冷风扑面而来,已然有冬天的感觉。杜胜超说,昨晚下雨,路上更冷。干这个工作,他还是喜欢夏天。
还有两年,杜胜超就该退休了。在进入电影放映行业的时候,他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1982年,他刚进入乡电影队时,每天拎着电影胶片箱,徒步下村,很多时候一个人放完电影已是半夜,再提着手电筒,翻山越岭往家走。后来,政府给他们配了自行车,可很多没公路的村子,还得步行。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通了公路。再后来,他换了一辆嘉陵摩托,下村是方便了,可路况不好,时不时会在路上摔一跤。
虽然条件艰苦,但那时,农村人看电影的热情高涨,每次放映,方圆几公里的人都会来观看,坝子里、窗台上、甚至周围的树上都是人。电影散场时,看电影的村民手持火把、电筒、马灯四散开去,在田间小路上,排成一条条火龙,绵延上一两百米,场面非常壮观。
曾经一场电影吸引上千人
丁立营是山东聊城冠县辛集镇丁刘八寨人,一名专职电影放映员。有着41年电影放映经历的丁立营说,相比放映员这个文绉绉的称呼,他更愿意乡亲们招呼他“演电影的”。
丁立营有一辆机动三轮车,他的放映设备,几乎承载着他生活的全部乐趣。当然,如果每次观看露天电影的人超过200人次,丁立营的幸福指数会再度提高。
这一辈子究竟放了多少场电影?丁立营摇摇头说了两个字:没数。而后,思考几分钟后,他又说自己放过的电影胶片,估计可绕地球4周有余。
10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公社放映员进村放电影,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对那一张雪白的幕布、一台神秘的机器、一束直射幕布的光以及放映机前“无所不能”的放映员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一年,10岁的孩子心里萌生出两个理想,一个是开拖拉机,一个就是放电影。
而这,也正是丁立营从事电影放映41年,始终没有改行的主要原因。
如今,丁立营负责镇里26个村子的电影放映任务,也就是说,每个月他至少要放26场露天电影,而且,要自带板凳,自己一次次装卸重达150斤的放映设备。
即便如此,丁立营依然感觉,时下自己的工作条件,比起过去改善了不少。
他清楚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刚从事电影放映的他和同伴,要赶着驴车去往指定村子放电影,这其中最远的村子,在10公里之外。
不仅如此,以前要放映一场电影,放映员有时需要在胶片机旁边坐上一个多小时,随时关注胶片是否会断开,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有四年服役经历,但丁立营因为长期坐着无靠背的椅子,身形早已不再挺拔,而是习惯性地弯腰驼背。
丁立营和老伴李淑银都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进村放电影时的盛况。那个时候,电影发电机的声响很是夸张,常常是几公里之外,就可以听到它的轰鸣。成群结队的村民开始涌进演电影的村子,“最多的时候有八九百人,屏幕前后都挤满了人,擠都挤不动”,提及当年,丁立营的眼里满是兴奋。
虽然丁立营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电影,但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那就是电视和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大家对露天电影的热情大不如从前。
也正因为如此,丁立营每天下午5点钟就出门,去放电影的村子一遍遍串胡同,并用喇叭通知大家,“演电影的来了”。他说,以往是大家挤着来看电影,现在是他请大家来看电影。很显然,如今的那块白色幕布再也无法吸引上千人到场,但每次200余人来“捧场”也让丁立营略感欣慰。
放映人眼中的时代巨变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电越来越普及,加之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乡村露天电影逐渐被冷落。乡村放映员们一度闲了下来。虽然电影在城市复苏,但农村电影依然没有起色。在乡村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已经很难再要求看一场电影了。
逢年过节,才在各个乡电影院放一次电影。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开始由政府采购,送电影下乡,露天电影逐渐回到乡村。
2009年,杜胜超参加了四川绵阳市数字电影放映员培训,正式告别那台使用了多年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政府向他们配备了数字电影放映机和三轮放映车,硬件得到极大提升。
早些年,每次只能在电影公司领两三部影片,在各个村轮流放一遍之后,再回去换别的。现在,“放映信息管理”系统装在一部专门的华为手机上,里面随时存放着几十部电影,一段时间更换一次。有时他直接打开系统和村民、村干部商量看什么电影。“可供选择的片子很多。”他说。现在,他每年要在每个村放映9场电影,全镇24个村,一年下来要放映216场。如今,他熟悉的乡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漂亮的水泥公路从镇上延伸到每一个村组,他几乎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到达全镇范围内任意一个放映点。
露天电影带给70后80后太多美好的回忆。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中青年大多都记得,放电影的日子,没等太阳落山,村里的孩子们奉大人的“旨意”抢着占座位,有的甚至搬几块砖放置在有利位置,以“宣示主权”。
那个年代,电影就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是农村人最喜爱的娱乐项目之一。而丁立营自己则享受着其中的欢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观看影片,频繁到可以背下多数台词和剧中所有演员的名字。
随着数字影片的到来,一些国外优秀影片陆续上映。在丁立营的记忆中,电影名字最长的有八个字,最少的只有一个字。
如今,丁立营固定去县里下载需要放映的影片,考虑观影群众的需求,他会给县里提些建议,比如,增加地方戏曲电影或一些保健常识。而这也是不少观众前来捧场的原因。
每当重要节假日,村里外出进城工作的咸海英带着几位城里的朋友专门回到老家,他们想捉捉金蝉,看看露天电影,以重温儿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