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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9年，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一书拉开了广西边境地区族群关系研究的序幕，为当时中国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本土人类学研究添砖加瓦。结合该书写作历史背景，追溯作者写作思想与研究思路，书中的研究选点、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新概念运用均是本书的闪亮之处。
关键词：互动与认同;防城港;族群关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67-07
收稿日期：2019-06-30
作者简介：黄浩洋，男，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族群研究，作为人类学各个问题展开之起始，是人类学、民族学永恒的话题，长此以往、经久不衰。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为族群认同下了关键的定义，为族群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开山”，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人类学者，到了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开展，由此展开了中国本土人类学界对中国内部族群关系的广泛关注。2017年纪念挪威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学术会议上，李远龙作为巴斯著作《族群与边界》中国最早的译介者，与世界上30位人类学杰出学者共同受邀参会。
1999年，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一书结合当时人类学前沿思想，拉开了广西边境地区族群关系研究的序幕。该书围绕防城港市各族群的族群关系，对当时族群研究理论进行了实证与反思，为跨境多民族地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借鉴。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被选入當年的《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之后作为人类学、民族学重要成果被选入《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2000》《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3》《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等权威年鉴，同时书中的重要成果被《族群与族群文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下）》《小荷尖尖》等专业论文集收录。近20年来该书更是频繁出现在诸多学者的著作引用中，直至今日共有35本各类学术著作、年鉴、论文集引用该书相关观点。该书站在前人研究成果之高峰，登高望远，并为后人相关研究牵线搭桥、开山铺路。重温该书，依旧能在其中见真知。
一、调查地点：防城港市
（一）人类学作业的重要手段：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直以来是人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人类学研究者从过去的整理、分析他人收集资料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开始转变为亲自投向田野调查收集一手资料的人类学者。可以说，田野调查方法使人类学研究从幼稚走向成熟，为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基础，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所在。
（二）田野调查的关键环节：地点选择
调查地点的选择是田野调查的关键环节，所选地点能否恰当地反映所调查的对象将影响整个研究的开展。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人类学根据学科研究目的对此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要求。人类学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民族志田野工作首要而基本的理想便是，清楚而明了地勾画出所研究社会的结构，把所有文化现象中的定律、规则从不相干的事物中梳理出来。”[1]人类学的调查需要直面调查对象，实际深入到调查对象的生活中，细致、深入、持久地体验被调查者的生活情境，以生动具体的切身感受来完成调查研究。因此，在对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一是要选择具有特殊性的地区，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选择这一地点能很好的佐证所调查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人类学研究多是以定性调查为主，重在细致的“参与观察”，人类学者需要在一地点开展长期的研究工作，因此地点不宜过多，应是少而精。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2]
相比之下，社会学与人类学虽然同属于社会科学，同样注重实地研究，但因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地点的选择上也有所差异。与人类学的以定性调查为主的实地调查不同，社会学更多地是采用以定量调查为主的以发放问卷为形式的操作方法，重点从社会整体层面上进行把握，通过对问题的量化分析，研究社会整体趋势，因此在地点选择上要尽可能多地覆盖所研究地区，同时考虑所选地点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具有代表性，以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3]。因此，在不同研究目的的驱动下，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田野调查地点上的选择是有差异的。
（三）族群多元分布的地点：防城港市
作者选择防城港市作为其书研究的调查地点可谓恰到好处。防城港市立市于1993年，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是西南出海大通道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自古便是各族迁徙集聚的重要节点，族群众多、族群结构复杂，族群间的交流与互动长期共存。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冲突摩擦在所难免，但正是这长期整合交融最终形成共存的过程，推动了防城港今日的族群共荣。回顾今日防城港市发展，各个族群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族群代表着不同人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对于防城港市族群认同的变迁研究，将有助于了解防城港市的社会结构，进而促进社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促进防城港市未来进一步的发展[4]。 防城港市的地理条件对于族群研究更具有先天的条件。防城港拥有“上山、下海、又出国”的地理优势，自古便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如此的地理条件不但造就了民族的多样性，更产生了诸多分支族群，是防城港族群研究的重要特点。
1. 可“上山”。防城港市北接十万大山脉，依托着十万大山瑶族、壮族的不少支系得以生存和繁衍，并且由于地形的限制，从而形成独具自身特性的族群认同，如山子瑶、山瑶，壮族的部分分支族群，他们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同族有着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甚至语言方面等的差异，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族群认同。
2. 可“下海”。防城港市南临北部湾，沿海的环境聚居着半海半鱼。依海而居的“水上人家”，俗称“疍民”。作为汉族分支族群之一，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独立于其他分支族群，虽人口稀少，但在防城港市族群关系长久以来的形成过程中也有着一席之地。
3. 可“出国”。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与越南广宁省接壤，京族作为古时从越南涂山迁徙而来的跨境民族，世代定居在防城港市巫头、山心、万尾三岛，由于此地是京族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同时也是全中国唯一的京族聚居地，因此也称“京族三岛”。京族作为防城港市最具特色的族群，为防城港的族群研究锦上添花。
选择防城港市作为调查地点，作为认同与互动研究的选点上未免显得单一，未能反映各族群在城与城之间、省与省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交融互动。同时，防城港市作为我国西南门户，与越南接壤，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族群的认同与互动起着深远的影响，书中未作重点描述。但是从临海、平原到山地、丘陵，将各族群栖息地，以立体阶梯式分布呈现于防城港版图之上，直观地反映各族群之间交往的地理条件，不失为该书的一大闪光点。
二、理论方法：族群
（一）“族群”与“民族”的差异
“民族”与“族群”两个关于群体的汉语概念，常常被人们不加区分的盲目混用，然而两个概念在不同的认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重要意义。学者考证“民族”这个词语的使用，“早在《南齐书》和唐代《太白阴经》中即出现‘民族’一词，前者指当时中原的汉人，后者指‘社稷’与‘民众’” [5]。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流入，“民族”的内涵更加多元，“近代汉语里有关‘民族’的各种提法和相关概念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而是自国外引进，由于引进时国人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所以在这些词汇的用法上显然具有某种‘多元’的性质”[6]。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他对“民族”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7]，被中国学界长期沿用。
“族群”概念较晚出现于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传入中国，不同于“民族”涵盖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多元含义的概念，“族群”更侧重反映血缘与文化傳统。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托马斯·H·埃里克森认为：“族群是经由它与其它族群的关系而确定的，并通过它的边界而明显化，但边界本身即是一种社会产物，其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而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8]弗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将族群界定为：“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2.共享在各种文化形式下的外显统一性中所实现的基本的文化价值观;3.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领域;4.拥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建立与其他同一层次下的类别相区分的范畴。”[8]
（二）以“族群”为核心的研究
使用“族群”而非“民族”概念来反映群体关系，这样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为本土人类学研究另辟了蹊径。“民族”偏向历史与政治的研究范畴，“族群”则是偏向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基于防城港市特殊的地理，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不同于他者著作是站在大的民族的视角来探讨族群关系，而是选择族群来加以探讨。族群这一概念的外延可大可小，不仅可以用来代表大的民族，还可以用来指称主体民族之下的分支族群。在防城港市的实际族群的互动中，其实质不单单是民族间的互动更多地是各个分支族群间的互动。这一研究范式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回应，如周建新于2002年出版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同年周大鸣出版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便是站在族群的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的丰硕成果。李远龙一书出版10年后，2008年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2010年陈心林《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族群性研究 武水流域一个土家族社区的实证研究》、2012年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等专著更是对于族群与族群关系经典论述的回应，使其在新时代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防城港市族群研究
率先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来研究群体，以此为切入点对防城港各族群展开共时性研究，认识到各族群交往互动之下更有下属支系族群内部与外部的认同与互动。防城港市汉、壮、瑶三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下有着众多分支族群，壮族有偏人、土人、村人以及高栏人，瑶族细分为大板瑶、细板瑶、山子瑶、花头瑶和山瑶，汉族细分为白话汉人（广府人）、涯话汉人（客家人）、雷州话汉人（雷州人）、廉州话汉人（廉州人）、山瑶话汉人以及疍民等。族群间的认同与互动，不仅在人口较多的民族之间，而且在人口较少的具体族群之内，族群互动与变迁更为具体更为清晰。
为了凸显这一特点，作者将族群认同分为各族群的自我认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污名认同以及其他认同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各有侧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1. 对自身的认同。各族群的自我认同作为全书的重点内容，书中选择了被社会科学界所认同的5条指标，即共同的族群起源、同属一文化或具有相同的习俗、共同的宗教、同一种族或体质特征、使用相同的语言。然而标准虽相似，但面对具体情形仍能发现不少新鲜点，从不同的角度对调查对象进行细致的观察，对所发现的新颖点进行仔细分析与收集，使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与他者呈现云泥之别。 第一，族源认同变迁。共同的起源或者对祖先的共同的历史记忆长久以往便是族群识别上的重要依据，作者将其放在族群自我认同评判标准的第一位。族源认同既是各族群成员对其发祥地的地域认同，也是成员对共同祖先记忆的寻根，该书作者对防城市各族群自我认同进行纵向历时性分析，发现其族源认同所呈现的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动的，如书中指出“解放以前，甚至溯源至明清或更为久远之时，偏处一隅的边陲小姓为求得依附，假托中原望族之后，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保佑子孙后代不受大姓欺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各民族地位得到提高，历史上的弱势族群开始重新认定自身的族源认同。
第二，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9]。在共同语言这一重要的界定要素上，关注重点并非只是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而是细化到各个分支族群所使用的分支语言或是土著语。在这一方面防城港市多族群混杂，不同的族群虽同属一个民族，如汉族或瑶族，所属用的语言在大的分类上也属于汉语或瑶语，但却属于不同的语支，在发音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虽然族群间的互动过程中为方便交流而使用某一种强势语言，但其本族群依旧不曾放弃自己的语言。语言依旧保持着它的独立性，不仅在于语言本身变化的不易，更在于当地人对语言作为区别于其他族群以及维系自己族群的重要认同。
第三，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宗教[9]。在共同的宗教这个点上，将关注的重点分为官方的、主流的、文本的宗教与民间的、非主流的、草根的宗教来展开探讨。通过对瑶族、壮族各分支族群以及京族的实地调查，发现各族群相对于对正式宗教，各族群百姓对共同宗教的认同更倾向于打上“草根文化”的民间宗教。
第四，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9]。在生活习俗上，提出不同的民族风俗各异，即便是同一民族的不同亚群体也完全不相同。以汉族中广府人、涯人，壮族中土人、偏人、髙栏人，瑶族中大板瑶、细板瑶、山子瑶、花头瑶、山瑶为分析样本，其大相径庭的饮食、服饰、住房等生活习俗可以证明同一民族的亚群体之间在共同习俗上有着各自的认同。
第五，化抽象为具体的共同性格量化分析。对共同性格的研究中，作者设计了一份问卷，对广府人、客家人、山瑶话汉人、山子瑶、大板瑶、细板瑶、花头瑶、土人、偏人、髙栏人、村人各族群，从“诚实”“好客”“勤劳”“热情大方”四个方面来对族群性格中的优点进行评述，以及从“粗鲁”“依赖”“懒惰”“自私”四个方面对族群性格中的缺点进行评述。将抽象的性格、心理方面的要素具体到准确的数据上，使读者拨云见日、一目了然。
2. 相互间的认同。族群认同的另一重要方面便是族群相互间的认同。对于这一问题，该书关注与族群长期互动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形成的相互认同，这一认同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产习俗等。通过对服饰、饮食、宗教信仰三个方面的分析，证实了族群认同不仅是各族为凸显自身独特性的标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的形成几个族群共同的认同。
3. 不平等下的认同：污名认同。通过访谈的方式询问不同族群的被访者对与有关自身或者他人的污名的看法。产生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同样存在于防城港市的族群关系中。通过向对一方取一个歧视性、蔑视性的名称而获取一种满足感的调研发现，防城港市各族群污名认同经历了不认同到部分认同到不认同三个阶段，之后定形并慢慢淡化。
通览全书，以“族群”视角进行共时性研究，不仅从外部探讨族群认同与互动关系，而且注重分析大族群下属支系族群之间的此类关系，同时从正面探讨族群关系对各族群内部的影响，并再从反面探讨族群之间的关系影响族群内部的认同，论述全面，自圆其说，一定程度为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作为舶来品“族群”概念是否适用中国民族社会，提出了佐证。
三、观察视角：认同与互动
《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在对防城港的族群构成与分布这一问题上，选择从整体上把握各族群在纵向历史进程中相互间的认同与互动关系的历时性研究，进而得出当下各族群的构成与分布的历史演进过程。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时间线条清晰，内容具体清楚，使读者能直观地明白防城港市的族群发展。
在对族群接触与地位的变迁这一问题，该书分为五个节点进行讨论，分别是外族迁入之前、外族初始定居之时、外族扎根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今。各阶段特点如下。
（一）原初的族群
明朝以前，防城港地区的各族群都是各自为阵，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同时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经济文化的差异，加之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信息的闭塞，各族群间画地为界互动甚少。这一状况使得各族群的自我认同相对稳定且独立，因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各族群之间着有较大的区分性。这一阶段的族群关系地位用一言以蔽之，即“唯一的主人”[4]。
（二）互动初始的族群
明清以降，随着各外来群体逐步移居防城港地区，过去稳定的族群边界开始受到冲击。由于外來族群与当地族群相比较人数上仍是少数，力量较弱小，尚不对当地原住族群构成威胁，因此多分布居住在原有族群划界的边界地带或是交叉地带。这对原有的族群关系带来两个影响：一是模糊了原住族群的原始边界，同时作为中间纽带沟通各民族，创造互动的条件;二是强化了原住族群的“主人”意识，强化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有意识地区分“我族”与“他族”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族群认同并未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用一个词语将这一时段的族群地位关系加以概括，即“先入为主”[4]。
（三）新中国成立前的族群
降至民国时期，随着汉族各族群经济实力的崛起，原有的族群关系被打破，汉族各部一改原来“客居”外来的弱势地位，逐渐占据主流领导地位;壮族各支系由于安土重迁，思想相对传统保守，地位将至其次;而瑶族各族群不好争斗经济生活原始守旧，与濒海临水以海为生的京族处于底层备受欺凌。族群间社会地位的变化除了各族群自身原因，还与当时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行同化的错误的民族政策有关。随着地位的变化，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之后便是各族群内部族群认同的改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污名问题在这一阶段较为凸显，同时出现不少处在弱势地位的族群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为保全自身不受欺凌，隐藏自身真实族源，而虚构与中原大族有联系的族群历史与起源。将这一时期总结为“友好往来与矛盾冲突”的时期[4]。 （四）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族群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族群地位发生了改变，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得到改善。然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仍是影响族群关系的主要因素，原来的一些弱势族群还难以在短时间内使原有的族群认同发生实质变化。但政治上赋予的各族群地位上的平等，为各族群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的族群地位关系正含苞待放。因此将这一时段称之为“冲突后的和谐”[4] 。
（五）改革开放后的族群
改革开以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完善，各项扶贫措施的顺利实施，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村通”工程的完成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的需求，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促进了现代科学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缩小了少数民族各部与汉族族群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族群关系趋于平等，污名认同也渐渐淡化。同时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与机会不同于过去，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呈现前所未有的频繁。随着各族群对现代文化逐渐接受和吸收，各族群的族群认同也随着文化的交融而发生着改变，各族群逐渐减少相互之间的“我族”与“他族”差异的区别认同，而转向对地区、对政策、对国家的共同认同。将此时期各族群地位关系总结为“共同的主人”[4]。
（六）族群认同新视角
该书回顾防城港市族群关系变迁的历史，着眼于族群间相互区别的认同形式逐渐淡化的现状，率先提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站在整体层面上的概念，这些新的关注点不拘泥于传统族群研究视角常被人诟病的偏重于族群文化的局限，而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008年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2011年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2年《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 云南沦源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等专著以李远龙所提出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为核心开展研究并对这一概念进行总结提升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概而言之，该书对防城港市各族群的族群关系与地位的历时性的描写，条理清晰，充分反映族群关系之变迁。对于学术界不乏仁智之见族群认同问题，率先提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可惜对此未作详细论述。但书中对于防城港市汉、壮、瑶、京四个族群的下属分支族群的划分被后人视为经典而沿用。
四、概念使用：刻板印象
该书最后的一个主体章节，是对族群互动问题的探讨，论述内容相对较少，但选择族群的刻板印象这个特殊的现象着手，试图解释从经济、婚姻、社交、文化涵化、心理认可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得来的族群互动现状，同时采用问卷的形式，使抽象的调查问题通过科学的问题设计呈现在具体数据之中，弥补本章内容较少的缺陷。
（一）概念来源
“刻板印象”作为西方心理学术语，最早于1824年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指的是形式化的行为。发展至20世纪早期，对这一术语的使用转变为指代刚性的、重复的、经常合拍的行为模式。现代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发展为表示“副本、复制”[10]。在1977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中将“刻板印象”解释为“社会洞察力的一种基本形式，代表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特征的一种预想和过分简单化的观念”。而在199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将其定义为：一个群体及群体成员对另一个群体及群体成员的简单化看法和固定印象。这种看法和固定印象往往不是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也不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只凭一时偏见或道听途说而形成的。这种定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对社会群体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方式;第二，在同一社会文化或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第三，它多与事实不符甚至有时是错误的[10]。
（二）在人类学中的运用
选用“刻板印象”这个在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争论不止的概念作为引线分析族群互动关系，受启发于台湾人类学者谢世忠《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一文，将“成见”“偏见”归属于“刻板印象”外延涵蓋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会因为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特征 [4]。将其运用在族群互动过程中，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颇具新意与突破。把族群认同的刻板印象分为两部分：族群内部的自我印象及族群间的外显印象[4]。从正面印象与负面印象两个方面来论述族群内部的自我印象以及族群间的外显印象，体现出各族群间对己方对他者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反映出族群互动关键领域上族群抉择方向上的心理成因。学术成果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可，2005年韦复生《旅游跨文化交流行为的分析方法》成功借鉴了族群认同中的刻板印象这一概念对旅游跨文化行为交流进行研究分析。2007年张丽剑《“民家情”：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2011年叶英《散居归侨地域认同研究》接连对李远龙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并继承发展。
结语
20年前，在当时较为简陋的研究条件下，此书作者毅然来到祖国边陲开展田野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部16万字的作品，使《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成为一部人类学佳作。20年后重新研读此书，依旧从中发现众多闪亮之处。全书前因后果交代清晰，衔接紧密、自圆其说。本文虽挑选出本书选点、选题、视角、切入点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提出浅薄看法，但书中的闪亮点并不仅局限于此，如对族群特点的细致刻画、对族群共同族源的深入溯源、对族群共同习俗来源的故事性描写等，更多的妙处还待后来读者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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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远龙.广西防城港市的族群认同（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10] 连淑芳. 内隐社会认知：刻板印象的理论和实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
责任编辑：韦梦琦
关键词：互动与认同;防城港;族群关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67-07
收稿日期：2019-06-30
作者简介：黄浩洋，男，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族群研究，作为人类学各个问题展开之起始，是人类学、民族学永恒的话题，长此以往、经久不衰。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为族群认同下了关键的定义，为族群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开山”，与此同时，中国人类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人类学者，到了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开展，由此展开了中国本土人类学界对中国内部族群关系的广泛关注。2017年纪念挪威人类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斯学术会议上，李远龙作为巴斯著作《族群与边界》中国最早的译介者，与世界上30位人类学杰出学者共同受邀参会。
1999年，李远龙《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一书结合当时人类学前沿思想，拉开了广西边境地区族群关系研究的序幕。该书围绕防城港市各族群的族群关系，对当时族群研究理论进行了实证与反思，为跨境多民族地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借鉴。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被选入當年的《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之后作为人类学、民族学重要成果被选入《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2000》《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03》《中国民族学30年：1978—2008》等权威年鉴，同时书中的重要成果被《族群与族群文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下）》《小荷尖尖》等专业论文集收录。近20年来该书更是频繁出现在诸多学者的著作引用中，直至今日共有35本各类学术著作、年鉴、论文集引用该书相关观点。该书站在前人研究成果之高峰，登高望远，并为后人相关研究牵线搭桥、开山铺路。重温该书，依旧能在其中见真知。
一、调查地点：防城港市
（一）人类学作业的重要手段：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直以来是人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人类学研究者从过去的整理、分析他人收集资料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开始转变为亲自投向田野调查收集一手资料的人类学者。可以说，田野调查方法使人类学研究从幼稚走向成熟，为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基础，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所在。
（二）田野调查的关键环节：地点选择
调查地点的选择是田野调查的关键环节，所选地点能否恰当地反映所调查的对象将影响整个研究的开展。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人类学根据学科研究目的对此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要求。人类学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民族志田野工作首要而基本的理想便是，清楚而明了地勾画出所研究社会的结构，把所有文化现象中的定律、规则从不相干的事物中梳理出来。”[1]人类学的调查需要直面调查对象，实际深入到调查对象的生活中，细致、深入、持久地体验被调查者的生活情境，以生动具体的切身感受来完成调查研究。因此，在对调查地点的选择上，一是要选择具有特殊性的地区，该地的社会或文化较为特殊，与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选择这一地点能很好的佐证所调查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二是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人类学研究多是以定性调查为主，重在细致的“参与观察”，人类学者需要在一地点开展长期的研究工作，因此地点不宜过多，应是少而精。对于这一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与社会学家不同，人类学家通常不借助于预先制订好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只能趋向于发现他们想要发现的东西。相反，人类学家坚持尽可能开放思想，并因而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事。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家从不运用问题调查表，有时也用它。一般说来，它们被用作补充方法来说明别的方法取得的资料。”[2]
相比之下，社会学与人类学虽然同属于社会科学，同样注重实地研究，但因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地点的选择上也有所差异。与人类学的以定性调查为主的实地调查不同，社会学更多地是采用以定量调查为主的以发放问卷为形式的操作方法，重点从社会整体层面上进行把握，通过对问题的量化分析，研究社会整体趋势，因此在地点选择上要尽可能多地覆盖所研究地区，同时考虑所选地点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具有代表性，以保证数据的“信度”和“效度”[3]。因此，在不同研究目的的驱动下，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田野调查地点上的选择是有差异的。
（三）族群多元分布的地点：防城港市
作者选择防城港市作为其书研究的调查地点可谓恰到好处。防城港市立市于1993年，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接壤，是西南出海大通道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自古便是各族迁徙集聚的重要节点，族群众多、族群结构复杂，族群间的交流与互动长期共存。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生活习惯和文化认同的差异，冲突摩擦在所难免，但正是这长期整合交融最终形成共存的过程，推动了防城港今日的族群共荣。回顾今日防城港市发展，各个族群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族群代表着不同人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对于防城港市族群认同的变迁研究，将有助于了解防城港市的社会结构，进而促进社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促进防城港市未来进一步的发展[4]。 防城港市的地理条件对于族群研究更具有先天的条件。防城港拥有“上山、下海、又出国”的地理优势，自古便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如此的地理条件不但造就了民族的多样性，更产生了诸多分支族群，是防城港族群研究的重要特点。
1. 可“上山”。防城港市北接十万大山脉，依托着十万大山瑶族、壮族的不少支系得以生存和繁衍，并且由于地形的限制，从而形成独具自身特性的族群认同，如山子瑶、山瑶，壮族的部分分支族群，他们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同族有着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甚至语言方面等的差异，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族群认同。
2. 可“下海”。防城港市南临北部湾，沿海的环境聚居着半海半鱼。依海而居的“水上人家”，俗称“疍民”。作为汉族分支族群之一，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独立于其他分支族群，虽人口稀少，但在防城港市族群关系长久以来的形成过程中也有着一席之地。
3. 可“出国”。防城港市下辖的东兴市与越南广宁省接壤，京族作为古时从越南涂山迁徙而来的跨境民族，世代定居在防城港市巫头、山心、万尾三岛，由于此地是京族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同时也是全中国唯一的京族聚居地，因此也称“京族三岛”。京族作为防城港市最具特色的族群，为防城港的族群研究锦上添花。
选择防城港市作为调查地点，作为认同与互动研究的选点上未免显得单一，未能反映各族群在城与城之间、省与省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交融互动。同时，防城港市作为我国西南门户，与越南接壤，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对族群的认同与互动起着深远的影响，书中未作重点描述。但是从临海、平原到山地、丘陵，将各族群栖息地，以立体阶梯式分布呈现于防城港版图之上，直观地反映各族群之间交往的地理条件，不失为该书的一大闪光点。
二、理论方法：族群
（一）“族群”与“民族”的差异
“民族”与“族群”两个关于群体的汉语概念，常常被人们不加区分的盲目混用，然而两个概念在不同的认同层面上具有不同的重要意义。学者考证“民族”这个词语的使用，“早在《南齐书》和唐代《太白阴经》中即出现‘民族’一词，前者指当时中原的汉人，后者指‘社稷’与‘民众’” [5]。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流入，“民族”的内涵更加多元，“近代汉语里有关‘民族’的各种提法和相关概念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而是自国外引进，由于引进时国人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所以在这些词汇的用法上显然具有某种‘多元’的性质”[6]。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他对“民族”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7]，被中国学界长期沿用。
“族群”概念较晚出现于西方世界，改革开放后传入中国，不同于“民族”涵盖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多元含义的概念，“族群”更侧重反映血缘与文化傳统。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托马斯·H·埃里克森认为：“族群是经由它与其它族群的关系而确定的，并通过它的边界而明显化，但边界本身即是一种社会产物，其强调的方面各有不同而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8]弗雷德里克·巴斯在《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将族群界定为：“1.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2.共享在各种文化形式下的外显统一性中所实现的基本的文化价值观;3.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领域;4.拥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建立与其他同一层次下的类别相区分的范畴。”[8]
（二）以“族群”为核心的研究
使用“族群”而非“民族”概念来反映群体关系，这样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为本土人类学研究另辟了蹊径。“民族”偏向历史与政治的研究范畴，“族群”则是偏向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基于防城港市特殊的地理，对族群关系的研究，不同于他者著作是站在大的民族的视角来探讨族群关系，而是选择族群来加以探讨。族群这一概念的外延可大可小，不仅可以用来代表大的民族，还可以用来指称主体民族之下的分支族群。在防城港市的实际族群的互动中，其实质不单单是民族间的互动更多地是各个分支族群间的互动。这一研究范式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回应，如周建新于2002年出版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同年周大鸣出版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便是站在族群的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的丰硕成果。李远龙一书出版10年后，2008年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2010年陈心林《南部方言区土家族族群性研究 武水流域一个土家族社区的实证研究》、2012年段颖《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等专著更是对于族群与族群关系经典论述的回应，使其在新时代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防城港市族群研究
率先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来研究群体，以此为切入点对防城港各族群展开共时性研究，认识到各族群交往互动之下更有下属支系族群内部与外部的认同与互动。防城港市汉、壮、瑶三个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下有着众多分支族群，壮族有偏人、土人、村人以及高栏人，瑶族细分为大板瑶、细板瑶、山子瑶、花头瑶和山瑶，汉族细分为白话汉人（广府人）、涯话汉人（客家人）、雷州话汉人（雷州人）、廉州话汉人（廉州人）、山瑶话汉人以及疍民等。族群间的认同与互动，不仅在人口较多的民族之间，而且在人口较少的具体族群之内，族群互动与变迁更为具体更为清晰。
为了凸显这一特点，作者将族群认同分为各族群的自我认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污名认同以及其他认同四个部分。四个部分各有侧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1. 对自身的认同。各族群的自我认同作为全书的重点内容，书中选择了被社会科学界所认同的5条指标，即共同的族群起源、同属一文化或具有相同的习俗、共同的宗教、同一种族或体质特征、使用相同的语言。然而标准虽相似，但面对具体情形仍能发现不少新鲜点，从不同的角度对调查对象进行细致的观察，对所发现的新颖点进行仔细分析与收集，使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与他者呈现云泥之别。 第一，族源认同变迁。共同的起源或者对祖先的共同的历史记忆长久以往便是族群识别上的重要依据，作者将其放在族群自我认同评判标准的第一位。族源认同既是各族群成员对其发祥地的地域认同，也是成员对共同祖先记忆的寻根，该书作者对防城市各族群自我认同进行纵向历时性分析，发现其族源认同所呈现的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动的，如书中指出“解放以前，甚至溯源至明清或更为久远之时，偏处一隅的边陲小姓为求得依附，假托中原望族之后，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保佑子孙后代不受大姓欺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各民族地位得到提高，历史上的弱势族群开始重新认定自身的族源认同。
第二，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9]。在共同语言这一重要的界定要素上，关注重点并非只是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而是细化到各个分支族群所使用的分支语言或是土著语。在这一方面防城港市多族群混杂，不同的族群虽同属一个民族，如汉族或瑶族，所属用的语言在大的分类上也属于汉语或瑶语，但却属于不同的语支，在发音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虽然族群间的互动过程中为方便交流而使用某一种强势语言，但其本族群依旧不曾放弃自己的语言。语言依旧保持着它的独立性，不仅在于语言本身变化的不易，更在于当地人对语言作为区别于其他族群以及维系自己族群的重要认同。
第三，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宗教[9]。在共同的宗教这个点上，将关注的重点分为官方的、主流的、文本的宗教与民间的、非主流的、草根的宗教来展开探讨。通过对瑶族、壮族各分支族群以及京族的实地调查，发现各族群相对于对正式宗教，各族群百姓对共同宗教的认同更倾向于打上“草根文化”的民间宗教。
第四，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9]。在生活习俗上，提出不同的民族风俗各异，即便是同一民族的不同亚群体也完全不相同。以汉族中广府人、涯人，壮族中土人、偏人、髙栏人，瑶族中大板瑶、细板瑶、山子瑶、花头瑶、山瑶为分析样本，其大相径庭的饮食、服饰、住房等生活习俗可以证明同一民族的亚群体之间在共同习俗上有着各自的认同。
第五，化抽象为具体的共同性格量化分析。对共同性格的研究中，作者设计了一份问卷，对广府人、客家人、山瑶话汉人、山子瑶、大板瑶、细板瑶、花头瑶、土人、偏人、髙栏人、村人各族群，从“诚实”“好客”“勤劳”“热情大方”四个方面来对族群性格中的优点进行评述，以及从“粗鲁”“依赖”“懒惰”“自私”四个方面对族群性格中的缺点进行评述。将抽象的性格、心理方面的要素具体到准确的数据上，使读者拨云见日、一目了然。
2. 相互间的认同。族群认同的另一重要方面便是族群相互间的认同。对于这一问题，该书关注与族群长期互动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形成的相互认同，这一认同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产习俗等。通过对服饰、饮食、宗教信仰三个方面的分析，证实了族群认同不仅是各族为凸显自身独特性的标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的形成几个族群共同的认同。
3. 不平等下的认同：污名认同。通过访谈的方式询问不同族群的被访者对与有关自身或者他人的污名的看法。产生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同样存在于防城港市的族群关系中。通过向对一方取一个歧视性、蔑视性的名称而获取一种满足感的调研发现，防城港市各族群污名认同经历了不认同到部分认同到不认同三个阶段，之后定形并慢慢淡化。
通览全书，以“族群”视角进行共时性研究，不仅从外部探讨族群认同与互动关系，而且注重分析大族群下属支系族群之间的此类关系，同时从正面探讨族群关系对各族群内部的影响，并再从反面探讨族群之间的关系影响族群内部的认同，论述全面，自圆其说，一定程度为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作为舶来品“族群”概念是否适用中国民族社会，提出了佐证。
三、观察视角：认同与互动
《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在对防城港的族群构成与分布这一问题上，选择从整体上把握各族群在纵向历史进程中相互间的认同与互动关系的历时性研究，进而得出当下各族群的构成与分布的历史演进过程。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时间线条清晰，内容具体清楚，使读者能直观地明白防城港市的族群发展。
在对族群接触与地位的变迁这一问题，该书分为五个节点进行讨论，分别是外族迁入之前、外族初始定居之时、外族扎根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今。各阶段特点如下。
（一）原初的族群
明朝以前，防城港地区的各族群都是各自为阵，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同时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经济文化的差异，加之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信息的闭塞，各族群间画地为界互动甚少。这一状况使得各族群的自我认同相对稳定且独立，因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各族群之间着有较大的区分性。这一阶段的族群关系地位用一言以蔽之，即“唯一的主人”[4]。
（二）互动初始的族群
明清以降，随着各外来群体逐步移居防城港地区，过去稳定的族群边界开始受到冲击。由于外來族群与当地族群相比较人数上仍是少数，力量较弱小，尚不对当地原住族群构成威胁，因此多分布居住在原有族群划界的边界地带或是交叉地带。这对原有的族群关系带来两个影响：一是模糊了原住族群的原始边界，同时作为中间纽带沟通各民族，创造互动的条件;二是强化了原住族群的“主人”意识，强化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有意识地区分“我族”与“他族”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族群认同并未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用一个词语将这一时段的族群地位关系加以概括，即“先入为主”[4]。
（三）新中国成立前的族群
降至民国时期，随着汉族各族群经济实力的崛起，原有的族群关系被打破，汉族各部一改原来“客居”外来的弱势地位，逐渐占据主流领导地位;壮族各支系由于安土重迁，思想相对传统保守，地位将至其次;而瑶族各族群不好争斗经济生活原始守旧，与濒海临水以海为生的京族处于底层备受欺凌。族群间社会地位的变化除了各族群自身原因，还与当时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行同化的错误的民族政策有关。随着地位的变化，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之后便是各族群内部族群认同的改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污名问题在这一阶段较为凸显，同时出现不少处在弱势地位的族群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为保全自身不受欺凌，隐藏自身真实族源，而虚构与中原大族有联系的族群历史与起源。将这一时期总结为“友好往来与矛盾冲突”的时期[4]。 （四）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族群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随着民族政策的调整，族群地位发生了改变，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得到改善。然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仍是影响族群关系的主要因素，原来的一些弱势族群还难以在短时间内使原有的族群认同发生实质变化。但政治上赋予的各族群地位上的平等，为各族群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的族群地位关系正含苞待放。因此将这一时段称之为“冲突后的和谐”[4] 。
（五）改革开放后的族群
改革开以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完善，各项扶贫措施的顺利实施，少数民族地区各族群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村村通”工程的完成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公路、电力、生活和饮用水、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的需求，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生活质量，促进了现代科学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缩小了少数民族各部与汉族族群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族群关系趋于平等，污名认同也渐渐淡化。同时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与机会不同于过去，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呈现前所未有的频繁。随着各族群对现代文化逐渐接受和吸收，各族群的族群认同也随着文化的交融而发生着改变，各族群逐渐减少相互之间的“我族”与“他族”差异的区别认同，而转向对地区、对政策、对国家的共同认同。将此时期各族群地位关系总结为“共同的主人”[4]。
（六）族群认同新视角
该书回顾防城港市族群关系变迁的历史，着眼于族群间相互区别的认同形式逐渐淡化的现状，率先提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站在整体层面上的概念，这些新的关注点不拘泥于传统族群研究视角常被人诟病的偏重于族群文化的局限，而是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人类学族群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008年周建新《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2011年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2年《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 云南沦源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等专著以李远龙所提出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为核心开展研究并对这一概念进行总结提升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概而言之，该书对防城港市各族群的族群关系与地位的历时性的描写，条理清晰，充分反映族群关系之变迁。对于学术界不乏仁智之见族群认同问题，率先提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可惜对此未作详细论述。但书中对于防城港市汉、壮、瑶、京四个族群的下属分支族群的划分被后人视为经典而沿用。
四、概念使用：刻板印象
该书最后的一个主体章节，是对族群互动问题的探讨，论述内容相对较少，但选择族群的刻板印象这个特殊的现象着手，试图解释从经济、婚姻、社交、文化涵化、心理认可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得来的族群互动现状，同时采用问卷的形式，使抽象的调查问题通过科学的问题设计呈现在具体数据之中，弥补本章内容较少的缺陷。
（一）概念来源
“刻板印象”作为西方心理学术语，最早于1824年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指的是形式化的行为。发展至20世纪早期，对这一术语的使用转变为指代刚性的、重复的、经常合拍的行为模式。现代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发展为表示“副本、复制”[10]。在1977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中将“刻板印象”解释为“社会洞察力的一种基本形式，代表一个人或一种情形的特征的一种预想和过分简单化的观念”。而在1994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将其定义为：一个群体及群体成员对另一个群体及群体成员的简单化看法和固定印象。这种看法和固定印象往往不是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也不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只凭一时偏见或道听途说而形成的。这种定型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对社会群体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类方式;第二，在同一社会文化或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第三，它多与事实不符甚至有时是错误的[10]。
（二）在人类学中的运用
选用“刻板印象”这个在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争论不止的概念作为引线分析族群互动关系，受启发于台湾人类学者谢世忠《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一文，将“成见”“偏见”归属于“刻板印象”外延涵蓋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会因为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特征 [4]。将其运用在族群互动过程中，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颇具新意与突破。把族群认同的刻板印象分为两部分：族群内部的自我印象及族群间的外显印象[4]。从正面印象与负面印象两个方面来论述族群内部的自我印象以及族群间的外显印象，体现出各族群间对己方对他者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反映出族群互动关键领域上族群抉择方向上的心理成因。学术成果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可，2005年韦复生《旅游跨文化交流行为的分析方法》成功借鉴了族群认同中的刻板印象这一概念对旅游跨文化行为交流进行研究分析。2007年张丽剑《“民家情”：散杂居背景下的族群认同》、2011年叶英《散居归侨地域认同研究》接连对李远龙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并继承发展。
结语
20年前，在当时较为简陋的研究条件下，此书作者毅然来到祖国边陲开展田野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部16万字的作品，使《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成为一部人类学佳作。20年后重新研读此书，依旧从中发现众多闪亮之处。全书前因后果交代清晰，衔接紧密、自圆其说。本文虽挑选出本书选点、选题、视角、切入点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提出浅薄看法，但书中的闪亮点并不仅局限于此，如对族群特点的细致刻画、对族群共同族源的深入溯源、对族群共同习俗来源的故事性描写等，更多的妙处还待后来读者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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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