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黄庭坚辞赋是宋赋体系中的一部分，具备宋赋以文入赋、注重说理、好议论的特点，但是却突破了宋赋枯淡少情趣的特点。相反，他的赋给人清新自然、理趣充沛、含蓄委婉、高雅深刻的感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辞赋“尚雅”意识的增强；二是重情与人生的深刻之思；三是对赋体“丽以则”的追求。
关键词：黄庭坚 辞赋 独特性
一、尚雅意识的增强
宋代的文化已逐渐走向一条尚雅为主的道路，张海鸥说：“盛宋中，黄庭坚的诗雅化倾向最严重”。[4]其实，黄庭坚的辞赋更是如此，雅是其最大特点。何为“雅”？宋人的“雅”怎样理解呢？
首先，“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毛诗序》）；“文章尔雅。”（《史记·三王世家》）。索隐：“皆训正也。雅为言正也。”（《风俗通·声音》）；“雅者，古正也。”（《白虎通·礼乐》）。由此可见，“雅”的含义是中正，美好之意。其次，《文心雕龙·体性》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这里说文学作品的典雅，是指从经书中熔化得来，与儒家著作并行的。再者，司空图论诗《二十四品》中有“典雅”一则：“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是指诗中所反映出的文人的书卷气息，士大夫式的审美情趣，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
宋人崇尚的“雅”，来自传统儒家的雅正，这表现在宋代文人的好学求知上，正如马积高认为的宋赋有意识学习汉赋，又自为新变。宋代文人普遍具有淡泊自适的生活态度，悲损自达的处事风格，与司空图的《二十四品》论诗意境相似。黄庭坚的辞赋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并在赋中把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发挥到了极致。他对宋赋“雅”的开拓主要体现在三点：雅的题材的密集，内容上追求一种高尚的人格和高雅的人生趣味，手法上化俗为雅。
黄庭坚辞赋在选题上倾向于雅，他作赋约30篇，或表现闲适生活，如《煎茶赋》；或表现对艺术的看法，如《东坡居士墨戏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刘仲明墨竹赋》；或托物喻志，如《白山茶赋》、《苦笋赋》、《对青竹赋》；或探讨如何立身处世，如《寄老庵赋》、《休亭赋》、《别友赋》。或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如《江西道院赋》。此外，他还有骚体赋《龙眠操》、濂溪诗》、《明月篇》、《悲秋》等，大部分表现对高洁人品的向往，最得《离骚》神韵。
在这些赋中，最能代表黄庭坚雅趣的是《煎茶赋》。赋开头形象地描写了煎茶的工艺，如 “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接着是对茶的品鉴，“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苦口利病，解醪涤昏，未尝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勋者也。余尝为嗣真瀹茗，因录其涤烦破睡之功，为之甲乙。建溪如割，双井如挞，日铸如，其余苦则辛螫，甘则底滞。呕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议。或曰无甚高论，敢问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他这里说到品茶之味，强调茶的“涤烦破睡之功”，彰显了自我高雅而独到的审美趣味。接着便是制茶的配料，如“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垩。去藙而用盐，去橘而用姜。不夺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勃贺、靡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这些类似于茶的文献资料的性质，体现出黄庭坚学识的广博。最有意思的是，黄庭坚在这篇赋中发表了如何用人的观点，即“盖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仅此一句议论，却点亮全篇，以见他对时政的看法，理趣盎然。最后说：“宾至则煎，去则就榻，不游轩石之华胥，則化庄周之蝴蝶。”这些可谓是黄庭坚淡泊而闲适的人生写照，他将茶的淡雅与人生的淡泊结合在一起，以见他的雅意。
黄庭坚的《刘仲明墨竹赋》与此赋有异曲同工之妙。赋写刘忠明画竹时高潮娴熟的技艺，重在表现他画竹时的专注凝神以及对文学艺术的高度理解力，比如对“化形”和“写意”的认识，赋写道：“人或能曲尽其形，至于其理，非高逸人才不能辨意其中。”这虽沿用苏轼观点，但有所发挥。这篇赋也用了大量的典故，非读书人不能明会。如“佝偻”、“庖丁”、“印印泥”、“鹤鸣九皋”等。《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也与以上二赋同类，刘壎评黄氏《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说“深得庄、列旨趣”。[5]黄庭坚的赋体雅之独特还在一种雅逸之趣。
除了文人的高雅的审美之趣和淡泊的生活态度之外，黄庭坚还注重对高洁人格的赞美。如其咏物的《白山茶赋》赞美白山茶与众不同，“不岁寒然后知松栢之后凋也，丽紫妖红，争春而取宠，然后知白山茶之韵胜也。”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品性，其实是表达自己对于高洁人格的坚守，白山茶的神韵与作者自身的境界合二为一。“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这大概有一种隐逸的味道，黄庭坚赋写白山茶一如陶渊明诗写菊，具有淡然而高洁、不与世俗相争的隐逸品质。
黄庭坚的骚体赋也表现了他对高洁志向的追求。如《濂溪》：“溪毛秀兮水清，可饭羹兮濯缨。弦琴兮觞酒，写溪声兮延五老以为寿。蝉蜕尘埃兮玉雪自清听潺湲兮鉴澄明，非青蘋白鸥兮谁与同乐。”他以濂溪自清来喻自己的清白高尚，用词表意都有《离骚》和《渔夫》的神韵。《文章精义》说：“学楚辞者多矣，若黄鲁直，最得奇妙。”刘埙《隐居通议》也说：“近世骚学殆绝，……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体甚深，其所作亦甚似。”的确如此。
二、重情与人生的深刻之思
“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黄庭坚的辞赋“为情而造文”，不论是骚体赋还是文赋，都深情款款，有回归传统赋体的意识。同时，宋人的理智和冷静在他的赋中也变得柔情温暖。重情弥补了宋赋缺乏“形象”的不足，使所作之赋饶有兴味。
骚体历来最适合抒情，黄庭坚的骚体之作如《毁璧》为悼亡妹而作，情感充沛。由序文可知，其妹黄氏二十有五而卒，时其四子尚幼，因初不愿嫁洪氏，得罪其姑，不能进入洪氏祖坟，落得“焚而投诸江”的下场。十四年后，黄母始知，痛苦不堪。庭坚为其赋曰：“毁璧兮陨珠，执手者兮问过。爱憎兮万世一轨，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为祸。”所谓“毁璧、陨珠”，透露出对爱妹早逝的无限惋惜。“淑善兮清明，阳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脱其撄，爱骨人兮冥冥。” “归来兮逍遥，西山浪波何时平。山涔涔兮猿鹤同舍，瀑垂天兮雷霆在下。”对妹妹生前的怀念，难舍之情溢于言表。其妹永远不会有归期，他的思念自然不会有尽头，痛彻心扉是自然的。这篇赋可以与欧阳修的《哭女师》相媲美，欧阳修为其8岁早逝爱女所作，情词悲切，读之让人泪下，黄庭坚不在其下，因其妹逝后仍得不到安息，痛苦更为绵长。 刘埙最欣赏黄庭坚这篇赋，称其：“公作此词，清峭而意悲怆，每读令人情思黯然。”朱熹则在《楚辞后语》[7]中说：“庭坚以能诗而大名，而尤以楚辞自喜。然有意于太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独此篇为女弟子所作，盖归来失爱于姑，死而犹不免于水火，故其词极悲哀，而不暇为作也，乃贤于他语云。”朱熹本不太欣赏黄辞赋，他认为因其雕琢太甚，而独赞赏此赋，可见此赋艺术和情感上的震撼力。
黄庭坚在《放目亭赋》中写道：“放心者逐指而丧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这篇赋只有几十字，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黄庭坚一生受党派之争影响很大，虽然他置身事外，努力保持高洁的品性，但却未躲过劫难。这篇赋作于元符元年（1098），即他由黔州贬所移至戎州之后，当时他心灰意冷，把居所命名为“死灰”和“任运堂”，以表示自己安分守命，无所事事了。他在这篇赋中所说的“防口”就是指从此不再参与社会政治，谨言慎行，以免遭致祸患上身。“放目”则指登高眺远，怡情自然，转而提高自身的内在修养。事实证明他采取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明智可取的。
这种力量源自对于人生体验的内省意识，这并不意味着退缩，而表明他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更深。因此，他认为辞赋不应有失中正，认为苏轼的好骂不足取。他在《胡宗元诗集序》里说：“士有抱青云之器，而沉陆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谓其不怨邪，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可见他为人的温文尔雅，处事大度，并不在言语上斤斤计较，图一时之快。
处事谨言慎行才能无悔于心，黄庭坚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以史为鉴，感悟生活。其《木质彬彬》作于熙宁元年在叶县时，赋中先对木质发感慨，“见其髠箝之人也，皦皦自鲜，行于众污之前；嶢嶢不让，立乎众埤之上。积小不当，是以亡其大当。”他说木质彬彬者彰显自己的才华，不知收敛，势必造成大祸。所谓“易其言则害智，用其智则害明。为君子则奈何，独见晓于冥冥”。那么，君子的行径是心知肚明而采取迂回方式对待的。“吾尝观于若人矣，巧于辨人，拙于自辨。好动乎天机，不周乎时变。”这明显是对三国时杨修等人的好显露自己才华的批判，并以此为戒。《苦笋赋》中苦笋虽苦但食之有味，“僰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惬当，小苦而及成味。温润稹密。多啗而不疾人。盖苦而有味。”黄庭坚由此发表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盖上士不谈而喻，中士进则若信，退则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顽不可镌。李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众人皆醉，何必我清醒？做一个糊涂的人何尝不是一种智慧？黄庭坚的感慨，并不是故作旷达，在当时的党争中，他选择了明哲保身，又努力保持高洁的品质，他在《寄老庵赋》中赞美其岳父“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所说“穷于外者反于家，困乎智者归愚。伊未尝一用其智，对万世而德不孤。若人者在斯乎！”可见其努力保持品性的一面。
三、对“丽以则”的追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赋体有“诗赋欲丽”之说，“丽”呈现出的语言华美是评价赋的标准之一。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可见“丽”是要有度的，在要求辞藻华美的同时也要求内容雅正，反对过度的藻饰。
黄庭坚辞赋对宋赋的又一开拓是追求赋体辞藻的华丽。如前文所说，“文赋尚理而失于辞。”马积高也在《赋史》中评述：“到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兴起之后，赋的散文化和语言平易化的倾向就更加突出了……赋到宋元已经是押韵之文了。”可见宋赋逐渐打破传统的赋“丽”，走了一条平易流畅的道路。这本是对唐代律赋的矫正，无可厚非，但矫正太过则有违赋体的雅正。黄庭坚在这一点上是有顾忌的。他创“江西诗派”，工于诗法，形成了生新悍廉的“山谷体”。在辞赋的创作中亦是如此，好用生新瘦硬的语言、生僻的典故，以之造就辞赋的丽色，这不仅是宋代文化雅化的需要，也是辞赋之美的需要。
但黄庭坚辞赋用典是隐秘而巧妙的，如《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中有“失来无向”一语，不知作何解，宋人张基邦《墨庄漫录》[10]卷二解释：“山谷先生作《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云：‘惊夫子是独立而失来无向，乃作女萝施于木末，婆娑成阴，与世晏息。’而常以‘失来无乡’问人，少有能说者。后因观《韩非子》，有云：‘失来有乡，则积铁以备一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无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山谷用事僻远，此点化格也。不知者岂知其工云。”可谓知言。黄庭坚用典如“水中着盐”，无迹可寻，这源于他“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手法，他博学且善于融通，书到用时信手拈来。他曾说：“作赋须要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又说：“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可见他为赋的尊体意识和点化功力。“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黄庭坚赋体在辞藻和法度之间达到了平衡，赋之丽多为清丽，如《白山茶赋》、《对清竹赋》、《煎茶赋》等，不仅题材清新，用语、句式、情趣都是淡雅式的。
上文提到黄庭坚以为写文章“好骂是不足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了辞赋的美刺功能，而是采取了“主文而谲谏”以到达“婉而多讽”的效果，如《煎茶赋》中谈及煎茶的原料时产生感慨：“盖大将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世之略。”根据《山谷年谱》[8]，此赋作于元符二年，即黄庭坚贬至黔州时所作，以当时的心境来看，此赋有讽刺时政的意味，但在煎茶这种淡泊高雅的小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并无刻意之作，讽刺也有淡雅的色彩，耐人寻味。因此可以说黄赋实乃“诗人之赋”。
刘勋《隐居通议》[9]卷四说“古赋”：“坐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至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孟坚《两都》、左太傅《三都》，皆伟瞻巨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所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这里的“风骨”可以理解为风格、风貌，“苍劲”是指赋的老成有力。不过，“风骨”理解为文学作品的“风韵”、“骨气”更合适，马积高《赋史》评黄庭坚赋说：“故为硬瘦。”黄庭坚论文强调“气骨”，所以作赋也多为横空盘硬语。”黄庭坚辞赋以硬语出气势，一反六朝诸赋的绮靡卑弱之格，这正是刘对其欣赏之处。“义理深长”的特点是指黄庭坚赋重于说理，只是与典型宋赋说理不同，多有生活的气息，意味深长。
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就有“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特点。这是一篇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作品。赋序云：“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赋中有语：“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行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邪！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则民肃，我平易则民亲。”此赋涉及到政治，是黄赋中少有的篇什，言语朴实，说理直接透彻，不愧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在下矣。”同时，刘勋最推崇黄庭坚的《毁壁》，因其悲情直继《楚辞》，风骨义味宛然而出。
刘勋历览各代名作，认为黄庭坚辞赋是其理想中古赋的一个典型，这里“古赋”并不以时代为标准，邓国光对这里的“古赋”作过辨义，指出此处“古”不与年代有关，而是借以标示一种端正文风，“古”是“高古”之意，如同韩愈所倡导的古文。
刘勋好黄庭坚辞赋，朋友傅幼安作赋效仿黄庭坚，因此选录最多；又常和傅幼安诵读黄庭坚赋，以之为人生乐事。他曾说，“愚亦喜山谷诸赋，诵之甚习，每与此先生文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因振袂同声朗诵激发，觉沆沆生齿间。”刘勋的眼光是敏锐而独到的，黄庭坚辞赋没有汉大赋的铺陈和辞藻，又不同于六朝及唐代的靡丽，他根植于宋赋的土壤，在说理中意味深长，在抒情中风骨凌然，辞藻清丽，风格典雅，可见其对赋“丽以则”的追求。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
关键词：黄庭坚 辞赋 独特性
一、尚雅意识的增强
宋代的文化已逐渐走向一条尚雅为主的道路，张海鸥说：“盛宋中，黄庭坚的诗雅化倾向最严重”。[4]其实，黄庭坚的辞赋更是如此，雅是其最大特点。何为“雅”？宋人的“雅”怎样理解呢？
首先，“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毛诗序》）；“文章尔雅。”（《史记·三王世家》）。索隐：“皆训正也。雅为言正也。”（《风俗通·声音》）；“雅者，古正也。”（《白虎通·礼乐》）。由此可见，“雅”的含义是中正，美好之意。其次，《文心雕龙·体性》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这里说文学作品的典雅，是指从经书中熔化得来，与儒家著作并行的。再者，司空图论诗《二十四品》中有“典雅”一则：“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是指诗中所反映出的文人的书卷气息，士大夫式的审美情趣，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
宋人崇尚的“雅”，来自传统儒家的雅正，这表现在宋代文人的好学求知上，正如马积高认为的宋赋有意识学习汉赋，又自为新变。宋代文人普遍具有淡泊自适的生活态度，悲损自达的处事风格，与司空图的《二十四品》论诗意境相似。黄庭坚的辞赋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并在赋中把文人士大夫的高雅情趣发挥到了极致。他对宋赋“雅”的开拓主要体现在三点：雅的题材的密集，内容上追求一种高尚的人格和高雅的人生趣味，手法上化俗为雅。
黄庭坚辞赋在选题上倾向于雅，他作赋约30篇，或表现闲适生活，如《煎茶赋》；或表现对艺术的看法，如《东坡居士墨戏赋》、《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刘仲明墨竹赋》；或托物喻志，如《白山茶赋》、《苦笋赋》、《对青竹赋》；或探讨如何立身处世，如《寄老庵赋》、《休亭赋》、《别友赋》。或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如《江西道院赋》。此外，他还有骚体赋《龙眠操》、濂溪诗》、《明月篇》、《悲秋》等，大部分表现对高洁人品的向往，最得《离骚》神韵。
在这些赋中，最能代表黄庭坚雅趣的是《煎茶赋》。赋开头形象地描写了煎茶的工艺，如 “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云。”接着是对茶的品鉴，“宾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浑。苦口利病，解醪涤昏，未尝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勋者也。余尝为嗣真瀹茗，因录其涤烦破睡之功，为之甲乙。建溪如割，双井如挞，日铸如，其余苦则辛螫，甘则底滞。呕酸寒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议。或曰无甚高论，敢问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他这里说到品茶之味，强调茶的“涤烦破睡之功”，彰显了自我高雅而独到的审美趣味。接着便是制茶的配料，如“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垩。去藙而用盐，去橘而用姜。不夺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勃贺、靡芜、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前四后四，各用其一。少则美，多则恶，发挥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这些类似于茶的文献资料的性质，体现出黄庭坚学识的广博。最有意思的是，黄庭坚在这篇赋中发表了如何用人的观点，即“盖大匠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仅此一句议论，却点亮全篇，以见他对时政的看法，理趣盎然。最后说：“宾至则煎，去则就榻，不游轩石之华胥，則化庄周之蝴蝶。”这些可谓是黄庭坚淡泊而闲适的人生写照，他将茶的淡雅与人生的淡泊结合在一起，以见他的雅意。
黄庭坚的《刘仲明墨竹赋》与此赋有异曲同工之妙。赋写刘忠明画竹时高潮娴熟的技艺，重在表现他画竹时的专注凝神以及对文学艺术的高度理解力，比如对“化形”和“写意”的认识，赋写道：“人或能曲尽其形，至于其理，非高逸人才不能辨意其中。”这虽沿用苏轼观点，但有所发挥。这篇赋也用了大量的典故，非读书人不能明会。如“佝偻”、“庖丁”、“印印泥”、“鹤鸣九皋”等。《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也与以上二赋同类，刘壎评黄氏《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说“深得庄、列旨趣”。[5]黄庭坚的赋体雅之独特还在一种雅逸之趣。
除了文人的高雅的审美之趣和淡泊的生活态度之外，黄庭坚还注重对高洁人格的赞美。如其咏物的《白山茶赋》赞美白山茶与众不同，“不岁寒然后知松栢之后凋也，丽紫妖红，争春而取宠，然后知白山茶之韵胜也。”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品性，其实是表达自己对于高洁人格的坚守，白山茶的神韵与作者自身的境界合二为一。“盖将与日月争光，何苦与洛阳争价”，这大概有一种隐逸的味道，黄庭坚赋写白山茶一如陶渊明诗写菊，具有淡然而高洁、不与世俗相争的隐逸品质。
黄庭坚的骚体赋也表现了他对高洁志向的追求。如《濂溪》：“溪毛秀兮水清，可饭羹兮濯缨。弦琴兮觞酒，写溪声兮延五老以为寿。蝉蜕尘埃兮玉雪自清听潺湲兮鉴澄明，非青蘋白鸥兮谁与同乐。”他以濂溪自清来喻自己的清白高尚，用词表意都有《离骚》和《渔夫》的神韵。《文章精义》说：“学楚辞者多矣，若黄鲁直，最得奇妙。”刘埙《隐居通议》也说：“近世骚学殆绝，……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体甚深，其所作亦甚似。”的确如此。
二、重情与人生的深刻之思
“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黄庭坚的辞赋“为情而造文”，不论是骚体赋还是文赋，都深情款款，有回归传统赋体的意识。同时，宋人的理智和冷静在他的赋中也变得柔情温暖。重情弥补了宋赋缺乏“形象”的不足，使所作之赋饶有兴味。
骚体历来最适合抒情，黄庭坚的骚体之作如《毁璧》为悼亡妹而作，情感充沛。由序文可知，其妹黄氏二十有五而卒，时其四子尚幼，因初不愿嫁洪氏，得罪其姑，不能进入洪氏祖坟，落得“焚而投诸江”的下场。十四年后，黄母始知，痛苦不堪。庭坚为其赋曰：“毁璧兮陨珠，执手者兮问过。爱憎兮万世一轨，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为祸。”所谓“毁璧、陨珠”，透露出对爱妹早逝的无限惋惜。“淑善兮清明，阳春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脱其撄，爱骨人兮冥冥。” “归来兮逍遥，西山浪波何时平。山涔涔兮猿鹤同舍，瀑垂天兮雷霆在下。”对妹妹生前的怀念，难舍之情溢于言表。其妹永远不会有归期，他的思念自然不会有尽头，痛彻心扉是自然的。这篇赋可以与欧阳修的《哭女师》相媲美，欧阳修为其8岁早逝爱女所作，情词悲切，读之让人泪下，黄庭坚不在其下，因其妹逝后仍得不到安息，痛苦更为绵长。 刘埙最欣赏黄庭坚这篇赋，称其：“公作此词，清峭而意悲怆，每读令人情思黯然。”朱熹则在《楚辞后语》[7]中说：“庭坚以能诗而大名，而尤以楚辞自喜。然有意于太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独此篇为女弟子所作，盖归来失爱于姑，死而犹不免于水火，故其词极悲哀，而不暇为作也，乃贤于他语云。”朱熹本不太欣赏黄辞赋，他认为因其雕琢太甚，而独赞赏此赋，可见此赋艺术和情感上的震撼力。
黄庭坚在《放目亭赋》中写道：“放心者逐指而丧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这篇赋只有几十字，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黄庭坚一生受党派之争影响很大，虽然他置身事外，努力保持高洁的品性，但却未躲过劫难。这篇赋作于元符元年（1098），即他由黔州贬所移至戎州之后，当时他心灰意冷，把居所命名为“死灰”和“任运堂”，以表示自己安分守命，无所事事了。他在这篇赋中所说的“防口”就是指从此不再参与社会政治，谨言慎行，以免遭致祸患上身。“放目”则指登高眺远，怡情自然，转而提高自身的内在修养。事实证明他采取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明智可取的。
这种力量源自对于人生体验的内省意识，这并不意味着退缩，而表明他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更深。因此，他认为辞赋不应有失中正，认为苏轼的好骂不足取。他在《胡宗元诗集序》里说：“士有抱青云之器，而沉陆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谓其不怨邪，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可见他为人的温文尔雅，处事大度，并不在言语上斤斤计较，图一时之快。
处事谨言慎行才能无悔于心，黄庭坚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清醒的认识，而且以史为鉴，感悟生活。其《木质彬彬》作于熙宁元年在叶县时，赋中先对木质发感慨，“见其髠箝之人也，皦皦自鲜，行于众污之前；嶢嶢不让，立乎众埤之上。积小不当，是以亡其大当。”他说木质彬彬者彰显自己的才华，不知收敛，势必造成大祸。所谓“易其言则害智，用其智则害明。为君子则奈何，独见晓于冥冥”。那么，君子的行径是心知肚明而采取迂回方式对待的。“吾尝观于若人矣，巧于辨人，拙于自辨。好动乎天机，不周乎时变。”这明显是对三国时杨修等人的好显露自己才华的批判，并以此为戒。《苦笋赋》中苦笋虽苦但食之有味，“僰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惬当，小苦而及成味。温润稹密。多啗而不疾人。盖苦而有味。”黄庭坚由此发表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盖上士不谈而喻，中士进则若信，退则眩焉。下士信耳。而不信目。其顽不可镌。李太白曰。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众人皆醉，何必我清醒？做一个糊涂的人何尝不是一种智慧？黄庭坚的感慨，并不是故作旷达，在当时的党争中，他选择了明哲保身，又努力保持高洁的品质，他在《寄老庵赋》中赞美其岳父“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所说“穷于外者反于家，困乎智者归愚。伊未尝一用其智，对万世而德不孤。若人者在斯乎！”可见其努力保持品性的一面。
三、对“丽以则”的追求
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赋体有“诗赋欲丽”之说，“丽”呈现出的语言华美是评价赋的标准之一。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可见“丽”是要有度的，在要求辞藻华美的同时也要求内容雅正，反对过度的藻饰。
黄庭坚辞赋对宋赋的又一开拓是追求赋体辞藻的华丽。如前文所说，“文赋尚理而失于辞。”马积高也在《赋史》中评述：“到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兴起之后，赋的散文化和语言平易化的倾向就更加突出了……赋到宋元已经是押韵之文了。”可见宋赋逐渐打破传统的赋“丽”，走了一条平易流畅的道路。这本是对唐代律赋的矫正，无可厚非，但矫正太过则有违赋体的雅正。黄庭坚在这一点上是有顾忌的。他创“江西诗派”，工于诗法，形成了生新悍廉的“山谷体”。在辞赋的创作中亦是如此，好用生新瘦硬的语言、生僻的典故，以之造就辞赋的丽色，这不仅是宋代文化雅化的需要，也是辞赋之美的需要。
但黄庭坚辞赋用典是隐秘而巧妙的，如《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中有“失来无向”一语，不知作何解，宋人张基邦《墨庄漫录》[10]卷二解释：“山谷先生作《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云：‘惊夫子是独立而失来无向，乃作女萝施于木末，婆娑成阴，与世晏息。’而常以‘失来无乡’问人，少有能说者。后因观《韩非子》，有云：‘失来有乡，则积铁以备一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无伤，故彼以尽备之不伤，此以尽敌之无奸也。’山谷用事僻远，此点化格也。不知者岂知其工云。”可谓知言。黄庭坚用典如“水中着盐”，无迹可寻，这源于他“点铁成金”的诗歌创作手法，他博学且善于融通，书到用时信手拈来。他曾说：“作赋须要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又说：“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可见他为赋的尊体意识和点化功力。“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黄庭坚赋体在辞藻和法度之间达到了平衡，赋之丽多为清丽，如《白山茶赋》、《对清竹赋》、《煎茶赋》等，不仅题材清新，用语、句式、情趣都是淡雅式的。
上文提到黄庭坚以为写文章“好骂是不足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漠视了辞赋的美刺功能，而是采取了“主文而谲谏”以到达“婉而多讽”的效果，如《煎茶赋》中谈及煎茶的原料时产生感慨：“盖大将无可弃之材，太平非一世之略。”根据《山谷年谱》[8]，此赋作于元符二年，即黄庭坚贬至黔州时所作，以当时的心境来看，此赋有讽刺时政的意味，但在煎茶这种淡泊高雅的小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并无刻意之作，讽刺也有淡雅的色彩，耐人寻味。因此可以说黄赋实乃“诗人之赋”。
刘勋《隐居通议》[9]卷四说“古赋”：“坐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至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孟坚《两都》、左太傅《三都》，皆伟瞻巨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所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这里的“风骨”可以理解为风格、风貌，“苍劲”是指赋的老成有力。不过，“风骨”理解为文学作品的“风韵”、“骨气”更合适，马积高《赋史》评黄庭坚赋说：“故为硬瘦。”黄庭坚论文强调“气骨”，所以作赋也多为横空盘硬语。”黄庭坚辞赋以硬语出气势，一反六朝诸赋的绮靡卑弱之格，这正是刘对其欣赏之处。“义理深长”的特点是指黄庭坚赋重于说理，只是与典型宋赋说理不同，多有生活的气息，意味深长。
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就有“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特点。这是一篇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作品。赋序云：“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赋中有语：“吾闻风行于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行于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岂可多为令而病民，慢自设险而病民？诈邪！九转丹砂铸铁成金，两汉循吏铸顽成仁。我简静则民肃，我平易则民亲。”此赋涉及到政治，是黄赋中少有的篇什，言语朴实，说理直接透彻，不愧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在下矣。”同时，刘勋最推崇黄庭坚的《毁壁》，因其悲情直继《楚辞》，风骨义味宛然而出。
刘勋历览各代名作，认为黄庭坚辞赋是其理想中古赋的一个典型，这里“古赋”并不以时代为标准，邓国光对这里的“古赋”作过辨义，指出此处“古”不与年代有关，而是借以标示一种端正文风，“古”是“高古”之意，如同韩愈所倡导的古文。
刘勋好黄庭坚辞赋，朋友傅幼安作赋效仿黄庭坚，因此选录最多；又常和傅幼安诵读黄庭坚赋，以之为人生乐事。他曾说，“愚亦喜山谷诸赋，诵之甚习，每与此先生文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因振袂同声朗诵激发，觉沆沆生齿间。”刘勋的眼光是敏锐而独到的，黄庭坚辞赋没有汉大赋的铺陈和辞藻，又不同于六朝及唐代的靡丽，他根植于宋赋的土壤，在说理中意味深长，在抒情中风骨凌然，辞藻清丽，风格典雅，可见其对赋“丽以则”的追求。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