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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海鹏
二战期间，约有四十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战俘营曾发生过两千多起越狱事件。但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亚利桑那州那一次集体越狱事件相比。这场计划周密、大胆并富于戏剧性的越狱，动机竟然是战俘们太过无聊，而萌发出玩越狱游戏的念头。
印第安人保留地
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四十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美国第84安全部队位于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凤凰城）以东六英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里是设置在美国本土的五百多个关押德国俘虏的战俘营之一。
1944年1月，第一批德国人抵达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战俘营中的六个集中营。这里以前驻扎过国民警卫队、萧条时期的美国公民保护队（也叫公民预备役组织），并隔离过黑人步兵团。现在这里关押着三百多名来自德国海军和商船的船长和船员。
据官方记载，二战期间战俘营曾发生过两千多起越狱事件。越狱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通过攀爬围墙跑出去，有的剪断铁丝网或在它下面挖隧道，有的把自己藏在卡车或吉普里面运出去，有的穿着守卫的制服直接走出战俘营大门，还有的利用狱中劳动时间跑路——或者是为了想办法回到德国（虽然最后没有人做到），或者仅仅是为了享受几小时、几天或几周的自由。但是，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1A区集中营的那一次大胆的、充满闹剧的集体越狱事件相比。它引发了亚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惊动了当地的执法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印第安人的侦察者。
发生在1944年圣诞夜前夕的这次越狱行动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尾，当中没有发生枪击，无人受伤，也没有带来严厉的惩罚。
根据约翰·哈蒙德·摩尔对这次逃跑的记录《浮士德球地道》，战俘营当局正是因为将最不合作的战俘集中关押在了第一战俘营而惹下了事端。这都是些喜欢惹麻烦的人、曾经的越狱者，以及存在其它问题的囚犯：1A区的船长和船员，1B区的士官。
只有宪兵司令塞西尔·巴歇尔上校发现这个安排中的一个问题。巴歇尔指出，在1A区战俘营存在一个警戒塔无法监视的盲点。“这群德国人是一群很高素质的人，非常的聪明。”后来他这样说，“不应该把他们当中最聪明的放到第一集中营。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发现这个盲点了。”
地道
1A区的战俘们整天无所事事。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员被雇用做一份每天八十美分的工作，比如在狱中小卖部摘棉线团。《日内瓦公约》免除了军官和军士在狱中的劳动，允许他们睡懒觉并让他们有的是时间思考如何冲出围墙。
在北非海岸指挥炮兵部队时被俘虏的Wolfgang Clarus上尉回忆道：“我们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围墙，努力想象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任何事情，并最终意识到只有三种可能性：穿过它，从它上空飞过，或在它下面挖地道。”
表面上，德国人看来终于适应了他们的战俘生活。关押了最棘手的纳粹潜艇船长和船员的1A区集中营尤其如此。战俘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修建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坛。事实上，当1944年末美国人还在为德国人的转变感到高兴时，战俘们已经在谋划通过地道逃亡了。
挖地道行动开始于1944年9月的某一天，由一个包括四名潜艇船长的小组指挥。“这是一次挑战和冒险，”他们中的一个，曾受到希特勒亲自嘉奖的德国海军上尉Fritz Guggenberger后来回忆道，“连续几周，我们都很少考虑其它事情，所有的精力全集中在挖地道上面，吃饭、谈话时都是关于地道的话题，就连做梦也会梦到‘地道’。”
地道开口正好处在巴歇尔曾警告过的那两个最近的警戒塔之间的盲点处，距离一个澡堂仅3.5英尺（约１米），而这个澡堂是最接近外围围墙的建筑。地道挖掘者们挖出一个入口并放置了一个大煤箱来进行掩护。他们装作去澡堂淋浴或洗衣服，然后从1.8米深的竖直通道下到地道里去。夜间，他们三人一组分三轮下去挖掘，每轮90分钟，一个人用煤铲和鹤嘴锄挖土，第二个把土装进桶里递到上面，第三个人就负责把拉土和把风。另有第四组负责第二天把那些挖出来的土撒到各处。他们把土带到盥洗室冲走，或者藏在阁楼上，或者装在身上有洞的口袋里任由它们露到新修的花坛里。
为了处理挖出来的土，Fritz Guggenberger上尉想出一个主意。“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集中营中拥有一个运动场地吗？”他问道，“我认为他们肯定会鼓励我们运动的。”是的，修建一个排球场，而修建球场的地面正好因为凹凸不平而需要平整。他们从看守那儿获得耙子，每天都要平整几次球场的地面。集中营里变得整洁起来，美国人将这些行为归结为典型的德国式的有组织和高效率。战俘们把从地道中挖出的土撒到球场上，守卫们认为那是一些陈土，而没想到会是来自地下的新土。
地道每天前进大约0.9米。1944年11月末，一个巡视组来此检查，其中的一位上校宣称：这个战俘营根本不用担心囚犯们会掘地而逃。他说，这里的土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当时，他正好站在隐藏的地道入口附近，囚犯们听到他的话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地道挖掘者每晚都坚持苦干，一直到12月初。他们要挖穿两道围墙和一条围绕战俘营的巡逻道，恰好在公路那边的矮树丛里有根路灯杆。通过在纸上的三角计算，他们算出从澡堂到灯杆的地道的长度需要达到54米。最后的15米是最难挖的，因为地道挖到了4.2米深，到了排水沟下面并与路基相邻。挖掘者从澡堂插座上引过来一条电线，接上的裸露的灯泡。电线有些地方的绝缘层因老化而坏掉，而地道的直径不足1米，他们一旦不小心碰到漏电的地方就会被电得死去活来。
到12月20日，地道正好54米长了。在另一端的竖直出口处，他们将一根末端绑有碎布的木棍穿出地面。这个露出地表的标记正好在路灯杆的附近。战俘们用两个很浅的装有土和草的木箱子伪装了出口。
其他准备
早在2月的时候，Quaet-Faslem上尉就曾藏在一辆装满夹板的卡车里从战俘营里逃了出去。在被抓到之前，他已经穿过边界线并进入墨西哥境内大约50公里。那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储存足够的食物至关重要。
虽然德国战俘们不喜欢美式白面包——“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使劲一挤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用自己从早餐的包装盒中留下来的蜡纸把面包屑包得紧紧的。把面包屑和牛奶或水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一种乏味的软团，但是它确实也很有营养并且更容易携带。”Kraus上尉说。
逃亡者们也需要一些证件。美国摄影师曾为囚犯们照了快照，以方便这样他们寄回远在德国的家来证明美国是怎样优待战俘，而这些照片同样也很适合用来伪造护照和其他证件。这些伪造的证件被印上类似官方机构的印记，从而可以让他们以外国海员的身份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墨西哥湾。
通过仿造纳粹党员的用品卖给看守，囚犯们获得了流通的美国货币。他们制造沙模并融化牙膏管来制造德国的铁十字勋章、鹰章，以及其它的徽章。然后他们涂上黑皮鞋的上光剂再将它们人为磨损得像被佩戴过的真品一样。
有三个德国人则筹谋另外一项新奇的计划。Wilhelm Günther上尉、Wolfgang Clarus和Friedrich Utzolino少尉都不打算徒步200多公里走到墨西哥边境去。在看过亚利桑那州的地图后，他们发现他们只须向西步行大约50公里就能碰到一条河，希拉河，而它正好向西南流入边境附近的科罗拉多河。他们打算沿河而下，而这需要一艘船。
三重唱——他们的战俘伙伴们送给他们“三个疯狂的舵手”的称号——开始建造一只能容下他们三人和设备的足够大的平底船。他们用一堆废弃的木材他们制造出了一个木制机构的支架。船外壳所需的帆布和柏油则从战俘营获取——他们谎称营房的屋顶需要维修而囚犯们很乐意做这些工作。三个舵手负责设计施工，这样那些帆布就很容易地被拆分每一块都不超过50厘米的小块——要从地道顺利通过所能允许的最大宽度——被带出来。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守卫们认为这只是又一件打发时间的工作而已。
逃跑
1944年12月23日，星期六，相邻的1B区集中营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聚会。军士们喝了被禁的杜松子酒，竖起一面德国国旗，唱起纳粹的进行曲。他们看起来是在庆祝希特勒在比利时苟延残喘的进攻：阿登战役。
在这些娱乐场景的背后，逃亡开始通过澡堂进行。逃亡者们分十组进行，每组两三个人，一些人运送装满备用衣物的袋子、盛有面包碎屑和其他食物的包裹、医药用品、地图、假证件以及香烟。晚上九点之前不久，第一小组——Quaet-Faslem和Guggenberger——下到了入口的梯子上并开始穿越地道，用肘、胸膛和膝盖把他们的包裹顶在前面前进。
54米长的旅程大约用了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Guggenberger爬上出口处的梯子并小心地掀起盖子。外面下着小雨，他和他的伙伴进入到一块矮树丛里面，不幸地跌进一个齐腰深的冰冷的水坑中。到凌晨2：30，所有的二十五个囚犯——十二名军官和十三名船员已经爬出地道，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围墙外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后面的伙伴则及时关闭了地道的两端。
他们的大致计划是向南前进并只在黄昏以后行动，并避免乘坐火车和汽车。许多人带上了他们在墨西哥的同胞或支持者的名字和住址，他们可能会帮助他们返回德国，尽管所有人都清楚实际上他们真能回到祖国的几率非常小。但至少现在，在圣诞节前夕的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自由了——并踏上了摆脱了牢狱生活的冒险之路。那天夜里，其中一组发现一小块干燥的地方，并在一处舒服的干草堆中进行了休息，他们用烤面包屑和灌装牛奶庆祝圣诞夜前夕，并倾听附近的一个家庭唱圣诞颂歌。另一组偶然发现了一间荒废的小屋并临时住在了里面：他们中的一个带着口琴，静静地吹起了“平安夜”。
追捕和逃亡
再回到印第安人保留地。美国当局第一次有机会发现出事是在周日4点清点人数的时候。留在1A区的德国军官们要求由一位美国长官而不是军士来进行清点，“作为德国军官，我们享有受尊重和平等对待的权利，并且只有这样才是适当的，”其中一个傲慢地坚持道。他们大大拖延了清点人数的时间。
当巴歇尔上校确定有一大群囚犯逃出时已经是早上7点了。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了逃跑者的名字和特征。当他还在打电话的时候，另一个电话响了。原来是凤凰城的治安官报告说他拘留了一名逃跑的战俘。Herbert Fuchs，这个二十二岁的德国潜艇船员，很快就厌烦了多雨、寒冷和饥饿，搭便车到了治安官的办公室。其后不久，滕比的一名妇女打电话过来说两名逃犯敲了她家的门并自首。接着滕比的一个男人也报告说两个饥寒交迫的战俘自首了。
平安夜前夕，滕比火车站也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另一个逃犯也已经被捕。这个逃犯叫Helmut Gugger，是个被征兵进德国海军的瑞士人。在美国人的武力说服下，Gugger吐露了地道的存在。
6名逃跑者已经被捕，还有19人在逃。当局发起了被称为“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的行动。士兵、FBI探员、治安官、警察、边防巡逻和海关探员都加入到对这19名德国人的搜捕中。农场主和印第安侦察员，也被捕获一名逃犯奖励25美元的报酬所吸引，带着登有嫌犯照片的报纸剪纸四处留意。
尽管 FBI局长埃德加·胡佛再三向公众警告这些德国逃犯可能带来危险。而事实上，并没有一起关于逃跑的战俘搞破坏和袭击美国公民的记录。仅有的几起犯罪行为都是典型的偷盗：为了逃跑而偷汽车或衣服。
亚利桑那州的居民们很快就忽略了这次逃狱可能造成的危险，而是更多地集中到了被抓逃犯身上发现的供应品上，包括实行定量配给或很难得到的物品：比如一盒盒的香烟，一袋袋的巧克力、咖啡、食糖，甚至重达十磅肥猪肉。菲尼克斯城的居民愤怒地写信给亚利桑那州政府：“我们这些纳税人连续几周都不能吃到咸肉，这无所谓。但当我们为了配合战时物资需要努力工作完回家时，却在报纸上看到战俘们在享受那么奢侈的物品，仿佛他们逃过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圣诞节过后，19名囚犯中大部分人都在夜间徒步向南方前进。
1945年1月1日，两个逃跑的军官认为他们走不了多远了。Kraus船长和他之前的二副Helmut Drescher少尉，已经在一夜之间走了16公里。但是现在Drescher却肿了脚，只能用一根木棍当拐杖蹒跚而行。早晨，他们敲开了一栋孤立的低矮平房的大门。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着两个更小的孩子开了门，Kraus解释了他和Drescher的身份，并说他们想向当地的警察自首。男孩说，他的父母不在家但不久就会回来了。
这两个德国人煮好咖啡，和孩子们分享了他们剩下的巧克力，然后给孩子们讲在他们潜艇上的故事。早晨大约十一点时，当他们的父母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情景。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登有逃跑者照片的报纸，拿起一支铅笔，看着Kraus 和 Drescher，在他们每个人的照片上面都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就在同一天，一个印第安人在离墨西哥边界不到5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两个正在睡觉的囚犯。
四天后，追逐悬赏的印第安人又在同一区域捉到了另外两个逃犯，而来自佛罗伦萨战俘营的陆军巡逻队也抓到了另外三个。
1月6号最先爬出地道的两名船长——Quaet-Faslem 和 Guggenberger——被一群印第安侦察员叫醒。“Quaet-Faslem船长，”其中的一个问道，“你睡得可好？”Quaet-Faslem惊讶地看到，这正是十一个月前在墨西哥抓住他的那个印第安人。加上两天后的1月8日抓获的另两名德国人，现在只有六个战俘——两个三人小组——仍未被捕获。
其中一组是“三个疯狂的舵手”，Clarus、Günther和 Utzolino。他们在获得自由的第一天就利用了船帆布避免了雨淋。但是当他们四天后抵达希拉河边开始组装他们的船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帆布已经在雨中缩水了。当他们缩短了木制撑杆来适应缩水了的帆布后，他们发现，在他们地图上看起来如此宽阔和吸引人的希拉河，其中的泥沙竟多过了水。当他们把传动装置放下水的时候，船马上就沉到了泥水底下。“我们应该知道希拉河在某种意义上都不算一条河，”Clarus后来说，“当然，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人都清楚这点。”
接下来的两天夜间，他们成功地在河里漂浮了很小一段距离。最后，三重唱放弃了这个曾让他们充满信心并在战俘营里准备了几周的计划。他们毁掉了支架然后开始步行前进。
大约一周以后，他们中的一个在一条灌溉渠边洗自己的内衣裤时，被牧人发现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最后三个逃犯仍下落不明。这个小组包括Jürgen Wattenberg上尉和他在U-162上的两名船员，Walter Kozur和Johann Kremer。Wattenberg在战俘营中是一个资格较老的军官，他向当局提交了很多关于对营地食物、娱乐和其他事情的不满，从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很快成为这群人惹麻烦的人里面的首领。印第安保留地的指挥官提到他是会称他为“这个营地里面的头号纳粹分子。”
逃出之后，Wattenberg并没有立即向南方进发。他们三个人一直躲在战俘营北面山上的一个斜坡上的浅洞里，而这些山几乎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就能看到。Kozur和Kremer甚至在一天晚上冒险到了菲尼克斯城，玩了一次保龄球并喝了许多啤酒。
Kremer还实施了整个逃跑行动中最怪诞的恶作剧。每隔几天，他就去和来自印第安保留地里面的外派劳动的囚犯汇合。他和一个朋友交换位置，那个朋友在晚上睡在山洞里而他则跟外派囚犯一起返回营地。他在战俘营里收集信息和食物。然后他要么设法跟随外派囚犯离开营地，要么把信息和食物让别人送出去而自己则留在营地。
在1月23日，他们逃跑一个月后，一次突击检查暴露了Kremer在营区的存在。第二天傍晚，不知情的Kozur离开了栖身的山洞，他找到朋友们用来为他们隐藏食物的一辆废弃汽车。那里并没有什么食物，相反的，他发现了三个美国大兵用来复枪瞄准着他的头。
现在，只有Wattenberg仍在逃。
四天后的1月27日，Wattenberg吃完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块食物，刮了脸，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步行来到菲尼克斯城。他用口袋里最后的75美分在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饭店大厅的椅子上睡了一会。他在夜里走到了大街上，向一个街道清洁工的领班问路。那个领班觉得这个口音很可疑，于是通知了一个警察。那天早上九点的时候，Wattenberg也被送回了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次重大的逃跑事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尽管在安全上存在漏洞，但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军官和守卫被起诉到军事法庭。
许多年以后，Clarus谈起那个地道时说：“构思、挖掘、逃出去、回来，诉说我们的冒险活动，发现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历时一年多并且成为我们最大的娱乐和消遣。它让我们在德国惨败和我们担心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战期间，约有四十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战俘营曾发生过两千多起越狱事件。但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亚利桑那州那一次集体越狱事件相比。这场计划周密、大胆并富于戏剧性的越狱，动机竟然是战俘们太过无聊，而萌发出玩越狱游戏的念头。
印第安人保留地
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四十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美国第84安全部队位于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凤凰城）以东六英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里是设置在美国本土的五百多个关押德国俘虏的战俘营之一。
1944年1月，第一批德国人抵达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战俘营中的六个集中营。这里以前驻扎过国民警卫队、萧条时期的美国公民保护队（也叫公民预备役组织），并隔离过黑人步兵团。现在这里关押着三百多名来自德国海军和商船的船长和船员。
据官方记载，二战期间战俘营曾发生过两千多起越狱事件。越狱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通过攀爬围墙跑出去，有的剪断铁丝网或在它下面挖隧道，有的把自己藏在卡车或吉普里面运出去，有的穿着守卫的制服直接走出战俘营大门，还有的利用狱中劳动时间跑路——或者是为了想办法回到德国（虽然最后没有人做到），或者仅仅是为了享受几小时、几天或几周的自由。但是，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1A区集中营的那一次大胆的、充满闹剧的集体越狱事件相比。它引发了亚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惊动了当地的执法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印第安人的侦察者。
发生在1944年圣诞夜前夕的这次越狱行动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尾，当中没有发生枪击，无人受伤，也没有带来严厉的惩罚。
根据约翰·哈蒙德·摩尔对这次逃跑的记录《浮士德球地道》，战俘营当局正是因为将最不合作的战俘集中关押在了第一战俘营而惹下了事端。这都是些喜欢惹麻烦的人、曾经的越狱者，以及存在其它问题的囚犯：1A区的船长和船员，1B区的士官。
只有宪兵司令塞西尔·巴歇尔上校发现这个安排中的一个问题。巴歇尔指出，在1A区战俘营存在一个警戒塔无法监视的盲点。“这群德国人是一群很高素质的人，非常的聪明。”后来他这样说，“不应该把他们当中最聪明的放到第一集中营。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发现这个盲点了。”
地道
1A区的战俘们整天无所事事。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员被雇用做一份每天八十美分的工作，比如在狱中小卖部摘棉线团。《日内瓦公约》免除了军官和军士在狱中的劳动，允许他们睡懒觉并让他们有的是时间思考如何冲出围墙。
在北非海岸指挥炮兵部队时被俘虏的Wolfgang Clarus上尉回忆道：“我们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围墙，努力想象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任何事情，并最终意识到只有三种可能性：穿过它，从它上空飞过，或在它下面挖地道。”
表面上，德国人看来终于适应了他们的战俘生活。关押了最棘手的纳粹潜艇船长和船员的1A区集中营尤其如此。战俘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修建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坛。事实上，当1944年末美国人还在为德国人的转变感到高兴时，战俘们已经在谋划通过地道逃亡了。
挖地道行动开始于1944年9月的某一天，由一个包括四名潜艇船长的小组指挥。“这是一次挑战和冒险，”他们中的一个，曾受到希特勒亲自嘉奖的德国海军上尉Fritz Guggenberger后来回忆道，“连续几周，我们都很少考虑其它事情，所有的精力全集中在挖地道上面，吃饭、谈话时都是关于地道的话题，就连做梦也会梦到‘地道’。”
地道开口正好处在巴歇尔曾警告过的那两个最近的警戒塔之间的盲点处，距离一个澡堂仅3.5英尺（约１米），而这个澡堂是最接近外围围墙的建筑。地道挖掘者们挖出一个入口并放置了一个大煤箱来进行掩护。他们装作去澡堂淋浴或洗衣服，然后从1.8米深的竖直通道下到地道里去。夜间，他们三人一组分三轮下去挖掘，每轮90分钟，一个人用煤铲和鹤嘴锄挖土，第二个把土装进桶里递到上面，第三个人就负责把拉土和把风。另有第四组负责第二天把那些挖出来的土撒到各处。他们把土带到盥洗室冲走，或者藏在阁楼上，或者装在身上有洞的口袋里任由它们露到新修的花坛里。
为了处理挖出来的土，Fritz Guggenberger上尉想出一个主意。“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集中营中拥有一个运动场地吗？”他问道，“我认为他们肯定会鼓励我们运动的。”是的，修建一个排球场，而修建球场的地面正好因为凹凸不平而需要平整。他们从看守那儿获得耙子，每天都要平整几次球场的地面。集中营里变得整洁起来，美国人将这些行为归结为典型的德国式的有组织和高效率。战俘们把从地道中挖出的土撒到球场上，守卫们认为那是一些陈土，而没想到会是来自地下的新土。
地道每天前进大约0.9米。1944年11月末，一个巡视组来此检查，其中的一位上校宣称：这个战俘营根本不用担心囚犯们会掘地而逃。他说，这里的土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当时，他正好站在隐藏的地道入口附近，囚犯们听到他的话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地道挖掘者每晚都坚持苦干，一直到12月初。他们要挖穿两道围墙和一条围绕战俘营的巡逻道，恰好在公路那边的矮树丛里有根路灯杆。通过在纸上的三角计算，他们算出从澡堂到灯杆的地道的长度需要达到54米。最后的15米是最难挖的，因为地道挖到了4.2米深，到了排水沟下面并与路基相邻。挖掘者从澡堂插座上引过来一条电线，接上的裸露的灯泡。电线有些地方的绝缘层因老化而坏掉，而地道的直径不足1米，他们一旦不小心碰到漏电的地方就会被电得死去活来。
到12月20日，地道正好54米长了。在另一端的竖直出口处，他们将一根末端绑有碎布的木棍穿出地面。这个露出地表的标记正好在路灯杆的附近。战俘们用两个很浅的装有土和草的木箱子伪装了出口。
其他准备
早在2月的时候，Quaet-Faslem上尉就曾藏在一辆装满夹板的卡车里从战俘营里逃了出去。在被抓到之前，他已经穿过边界线并进入墨西哥境内大约50公里。那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储存足够的食物至关重要。
虽然德国战俘们不喜欢美式白面包——“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使劲一挤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用自己从早餐的包装盒中留下来的蜡纸把面包屑包得紧紧的。把面包屑和牛奶或水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一种乏味的软团，但是它确实也很有营养并且更容易携带。”Kraus上尉说。
逃亡者们也需要一些证件。美国摄影师曾为囚犯们照了快照，以方便这样他们寄回远在德国的家来证明美国是怎样优待战俘，而这些照片同样也很适合用来伪造护照和其他证件。这些伪造的证件被印上类似官方机构的印记，从而可以让他们以外国海员的身份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墨西哥湾。
通过仿造纳粹党员的用品卖给看守，囚犯们获得了流通的美国货币。他们制造沙模并融化牙膏管来制造德国的铁十字勋章、鹰章，以及其它的徽章。然后他们涂上黑皮鞋的上光剂再将它们人为磨损得像被佩戴过的真品一样。
有三个德国人则筹谋另外一项新奇的计划。Wilhelm Günther上尉、Wolfgang Clarus和Friedrich Utzolino少尉都不打算徒步200多公里走到墨西哥边境去。在看过亚利桑那州的地图后，他们发现他们只须向西步行大约50公里就能碰到一条河，希拉河，而它正好向西南流入边境附近的科罗拉多河。他们打算沿河而下，而这需要一艘船。
三重唱——他们的战俘伙伴们送给他们“三个疯狂的舵手”的称号——开始建造一只能容下他们三人和设备的足够大的平底船。他们用一堆废弃的木材他们制造出了一个木制机构的支架。船外壳所需的帆布和柏油则从战俘营获取——他们谎称营房的屋顶需要维修而囚犯们很乐意做这些工作。三个舵手负责设计施工，这样那些帆布就很容易地被拆分每一块都不超过50厘米的小块——要从地道顺利通过所能允许的最大宽度——被带出来。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守卫们认为这只是又一件打发时间的工作而已。
逃跑
1944年12月23日，星期六，相邻的1B区集中营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聚会。军士们喝了被禁的杜松子酒，竖起一面德国国旗，唱起纳粹的进行曲。他们看起来是在庆祝希特勒在比利时苟延残喘的进攻：阿登战役。
在这些娱乐场景的背后，逃亡开始通过澡堂进行。逃亡者们分十组进行，每组两三个人，一些人运送装满备用衣物的袋子、盛有面包碎屑和其他食物的包裹、医药用品、地图、假证件以及香烟。晚上九点之前不久，第一小组——Quaet-Faslem和Guggenberger——下到了入口的梯子上并开始穿越地道，用肘、胸膛和膝盖把他们的包裹顶在前面前进。
54米长的旅程大约用了将近四十分钟的时间。Guggenberger爬上出口处的梯子并小心地掀起盖子。外面下着小雨，他和他的伙伴进入到一块矮树丛里面，不幸地跌进一个齐腰深的冰冷的水坑中。到凌晨2：30，所有的二十五个囚犯——十二名军官和十三名船员已经爬出地道，在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围墙外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后面的伙伴则及时关闭了地道的两端。
他们的大致计划是向南前进并只在黄昏以后行动，并避免乘坐火车和汽车。许多人带上了他们在墨西哥的同胞或支持者的名字和住址，他们可能会帮助他们返回德国，尽管所有人都清楚实际上他们真能回到祖国的几率非常小。但至少现在，在圣诞节前夕的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自由了——并踏上了摆脱了牢狱生活的冒险之路。那天夜里，其中一组发现一小块干燥的地方，并在一处舒服的干草堆中进行了休息，他们用烤面包屑和灌装牛奶庆祝圣诞夜前夕，并倾听附近的一个家庭唱圣诞颂歌。另一组偶然发现了一间荒废的小屋并临时住在了里面：他们中的一个带着口琴，静静地吹起了“平安夜”。
追捕和逃亡
再回到印第安人保留地。美国当局第一次有机会发现出事是在周日4点清点人数的时候。留在1A区的德国军官们要求由一位美国长官而不是军士来进行清点，“作为德国军官，我们享有受尊重和平等对待的权利，并且只有这样才是适当的，”其中一个傲慢地坚持道。他们大大拖延了清点人数的时间。
当巴歇尔上校确定有一大群囚犯逃出时已经是早上7点了。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报告了逃跑者的名字和特征。当他还在打电话的时候，另一个电话响了。原来是凤凰城的治安官报告说他拘留了一名逃跑的战俘。Herbert Fuchs，这个二十二岁的德国潜艇船员，很快就厌烦了多雨、寒冷和饥饿，搭便车到了治安官的办公室。其后不久，滕比的一名妇女打电话过来说两名逃犯敲了她家的门并自首。接着滕比的一个男人也报告说两个饥寒交迫的战俘自首了。
平安夜前夕，滕比火车站也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另一个逃犯也已经被捕。这个逃犯叫Helmut Gugger，是个被征兵进德国海军的瑞士人。在美国人的武力说服下，Gugger吐露了地道的存在。
6名逃跑者已经被捕，还有19人在逃。当局发起了被称为“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的行动。士兵、FBI探员、治安官、警察、边防巡逻和海关探员都加入到对这19名德国人的搜捕中。农场主和印第安侦察员，也被捕获一名逃犯奖励25美元的报酬所吸引，带着登有嫌犯照片的报纸剪纸四处留意。
尽管 FBI局长埃德加·胡佛再三向公众警告这些德国逃犯可能带来危险。而事实上，并没有一起关于逃跑的战俘搞破坏和袭击美国公民的记录。仅有的几起犯罪行为都是典型的偷盗：为了逃跑而偷汽车或衣服。
亚利桑那州的居民们很快就忽略了这次逃狱可能造成的危险，而是更多地集中到了被抓逃犯身上发现的供应品上，包括实行定量配给或很难得到的物品：比如一盒盒的香烟，一袋袋的巧克力、咖啡、食糖，甚至重达十磅肥猪肉。菲尼克斯城的居民愤怒地写信给亚利桑那州政府：“我们这些纳税人连续几周都不能吃到咸肉，这无所谓。但当我们为了配合战时物资需要努力工作完回家时，却在报纸上看到战俘们在享受那么奢侈的物品，仿佛他们逃过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圣诞节过后，19名囚犯中大部分人都在夜间徒步向南方前进。
1945年1月1日，两个逃跑的军官认为他们走不了多远了。Kraus船长和他之前的二副Helmut Drescher少尉，已经在一夜之间走了16公里。但是现在Drescher却肿了脚，只能用一根木棍当拐杖蹒跚而行。早晨，他们敲开了一栋孤立的低矮平房的大门。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领着两个更小的孩子开了门，Kraus解释了他和Drescher的身份，并说他们想向当地的警察自首。男孩说，他的父母不在家但不久就会回来了。
这两个德国人煮好咖啡，和孩子们分享了他们剩下的巧克力，然后给孩子们讲在他们潜艇上的故事。早晨大约十一点时，当他们的父母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情景。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登有逃跑者照片的报纸，拿起一支铅笔，看着Kraus 和 Drescher，在他们每个人的照片上面都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就在同一天，一个印第安人在离墨西哥边界不到5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两个正在睡觉的囚犯。
四天后，追逐悬赏的印第安人又在同一区域捉到了另外两个逃犯，而来自佛罗伦萨战俘营的陆军巡逻队也抓到了另外三个。
1月6号最先爬出地道的两名船长——Quaet-Faslem 和 Guggenberger——被一群印第安侦察员叫醒。“Quaet-Faslem船长，”其中的一个问道，“你睡得可好？”Quaet-Faslem惊讶地看到，这正是十一个月前在墨西哥抓住他的那个印第安人。加上两天后的1月8日抓获的另两名德国人，现在只有六个战俘——两个三人小组——仍未被捕获。
其中一组是“三个疯狂的舵手”，Clarus、Günther和 Utzolino。他们在获得自由的第一天就利用了船帆布避免了雨淋。但是当他们四天后抵达希拉河边开始组装他们的船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帆布已经在雨中缩水了。当他们缩短了木制撑杆来适应缩水了的帆布后，他们发现，在他们地图上看起来如此宽阔和吸引人的希拉河，其中的泥沙竟多过了水。当他们把传动装置放下水的时候，船马上就沉到了泥水底下。“我们应该知道希拉河在某种意义上都不算一条河，”Clarus后来说，“当然，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人都清楚这点。”
接下来的两天夜间，他们成功地在河里漂浮了很小一段距离。最后，三重唱放弃了这个曾让他们充满信心并在战俘营里准备了几周的计划。他们毁掉了支架然后开始步行前进。
大约一周以后，他们中的一个在一条灌溉渠边洗自己的内衣裤时，被牧人发现了。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最后三个逃犯仍下落不明。这个小组包括Jürgen Wattenberg上尉和他在U-162上的两名船员，Walter Kozur和Johann Kremer。Wattenberg在战俘营中是一个资格较老的军官，他向当局提交了很多关于对营地食物、娱乐和其他事情的不满，从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并很快成为这群人惹麻烦的人里面的首领。印第安保留地的指挥官提到他是会称他为“这个营地里面的头号纳粹分子。”
逃出之后，Wattenberg并没有立即向南方进发。他们三个人一直躲在战俘营北面山上的一个斜坡上的浅洞里，而这些山几乎在印第安保留地内就能看到。Kozur和Kremer甚至在一天晚上冒险到了菲尼克斯城，玩了一次保龄球并喝了许多啤酒。
Kremer还实施了整个逃跑行动中最怪诞的恶作剧。每隔几天，他就去和来自印第安保留地里面的外派劳动的囚犯汇合。他和一个朋友交换位置，那个朋友在晚上睡在山洞里而他则跟外派囚犯一起返回营地。他在战俘营里收集信息和食物。然后他要么设法跟随外派囚犯离开营地，要么把信息和食物让别人送出去而自己则留在营地。
在1月23日，他们逃跑一个月后，一次突击检查暴露了Kremer在营区的存在。第二天傍晚，不知情的Kozur离开了栖身的山洞，他找到朋友们用来为他们隐藏食物的一辆废弃汽车。那里并没有什么食物，相反的，他发现了三个美国大兵用来复枪瞄准着他的头。
现在，只有Wattenberg仍在逃。
四天后的1月27日，Wattenberg吃完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块食物，刮了脸，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步行来到菲尼克斯城。他用口袋里最后的75美分在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饭店大厅的椅子上睡了一会。他在夜里走到了大街上，向一个街道清洁工的领班问路。那个领班觉得这个口音很可疑，于是通知了一个警察。那天早上九点的时候，Wattenberg也被送回了印第安人保留地。
这次重大的逃跑事件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惩罚。尽管在安全上存在漏洞，但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军官和守卫被起诉到军事法庭。
许多年以后，Clarus谈起那个地道时说：“构思、挖掘、逃出去、回来，诉说我们的冒险活动，发现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历时一年多并且成为我们最大的娱乐和消遣。它让我们在德国惨败和我们担心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