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分子曲解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捏造出莫须有的“住民自决论”来为其实现“台独”的诉求制造理论基础和舆论氛围。这一理论在发展变化之后,危害性更大,对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经由“台独”分子的共同努力,“住民自决论”完成了传播地域从海外到岛内,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一个完整理论的过渡。
　　
　　台湾“住民自决论”滋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
　　
　　1.“台湾意识”的异化是“住民自决论”滋生的心理催化剂。“台湾意识”作为中国意识的一个地方意识,和其他省市的地方意识一样,同属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但是,“台湾意识”与其它地方意识相比较还有着显著的特点。台湾特殊的历史造就了“台湾意识”的独特性,它一方面体现了台湾人民“出头天”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事件下,“台湾意识”又发生了某些的异化。而正是这些异化,成就了“住民自决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的400多年中,台湾先后有16次遭到列强的侵占,其中两次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可以说,台湾人民所受的苦难是大陆任何一个省份都无法比拟的。尤其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过着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但是这并没有泯灭台湾人民对日本的仇恨以及对祖国的眷恋。
　　但是,这种情况在台湾光复之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之后,发生了转变。台湾光复之后,几乎所有的台湾人“尽管不发以言,脸上却浮现着无法抑制的喜色。”台湾民众对于祖国的认同也直接体现在他们参与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各级“民意代表”选举的热情中。据统计,1946年初,进行选举登记时,有2393142人参加宣誓登记,占全省20岁以上成人的91.8%,而登记参选的竟有3万多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体察到台湾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国之情与强烈的参政意识,相反,却堵死了台湾民众参政的途径,当时中上级官吏基本上都是外省人士。不仅如此,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台湾还实行了独裁的高压统治,变本加厉的欺压台湾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同胞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追求民主,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出头天”。但他们真正成为命运的主人的愿望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实践,而反对暴政、要求自主自立的“二·二八起义”又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长期所受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使得许多台湾人民的内心积淀了一种忧伤、无奈的“悲情意识”。
　　台湾人民的这种“出头天”的思想奠定了早期“住民自决论”的社会心理基础。本来,这种“出头天”的思想是台湾民众的一种正当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个善良的愿望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了。他们刻意强调所谓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凸现台湾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台湾人400年悲情”“台湾人要出头天”“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国民党政权及过去的400年都是外来政权统治台湾”等等都是民进党经常呼喊的代表性口号。他们通过这些含混不清的政治口号,向民众描绘了诱人的政治前景,从而进一步向民众推销其通过“自决”的理念来达到其独立的诉求。
　　2.国民党当局统治政策的失误是“住民自决论”发展的直接诱因。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光复之初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台湾意识的异化,继任的国民党统治者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相反更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国民党来台后,先后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对台湾人民实行专制的高压统治。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台湾民众实行歧视政策,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上,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经济上的,都会向外省籍人士进行倾斜。由于国民党当局并不顾及台湾本省民众的感受以及切身利益,使得有的台湾民众甚至认为,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的生活,还不如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民众400余年的受欺压、受凌辱的伤疤也就更加疼痛了。他们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甚至后来演变成为省籍矛盾,从而加深了双方的隔阂。党外人士抓住这个契机,号召民众要争取民主的权益,反抗国民党的外来统治。他们把台湾民众对生活的切身感受提炼成为政治口号,而这些能够精确反映民众心理感受的口号经常会深深地打动悲伤、迷茫的台湾人民的心弦。
　　20世纪70、80年代是“住民自决论”在岛内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这个阶段“自决”论调的泛滥正是国民党在台50、60年代独裁统治的后续反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被压抑的感觉就要开始慢慢的被释放出来。“住民自决论”经过在海外的一个酝酿阶段之后,立即在台湾岛内流行开来。
　　3.台湾新兴本省籍中产阶级的壮大为“住民自决论”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伴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一个新兴的阶层——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了,并且人数不断增长,成为台湾社会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这部分人教育水平比较高,很多人都有着西方教育的背景,带来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一方面教育的经历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自决”的思想,另一方面,“自决”也最能保障他们的利益。相对于其它劳动阶层,台湾中产阶级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这就使得激进的暴力革命在这个群体中基本上没有市场。虽然他们也强烈地希望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使其和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相匹配,但是在手段上,他们更倾向于温和的“自决”手段。
　　如前所述,民进党是当代“住民自决论”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新兴的本省籍中产阶级又是民进党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作为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个有力代表,民进党确实相当能够反映部分中产阶层的集体利益、愿望和要求,而中产阶层也确实在过去的几次选举里,曾经不吝于义助过民进党,帮助他开辟累积过很多的政治资源”。新兴中产阶级和民进党的密切关系,也从侧面证明了“住民自决论”在这个群体之中是有着相当的市场的。
　　
　　“住民自决论”的分离主义本质
　　
　　台湾“住民自决论”极力主张政治民主化,但是这种政治民主化的正当要求掩盖了“住民自决论”主张中潜伏着的分离主义倾向,人们往往容易接受可以认同的一面,而不容易辩识其本质。“住民自决论”被台独分子巧妙地进行了加工,善良的民众常常被阴险的政客用这些花言巧语的政治口号所欺骗,他们哪里知道,所谓的“住民自决论”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的信念,而是分离国家的代名词。
　　“住民自决论”,其实质就是遵循着先“民主”后“台独”的道路,即主张先争取“民主”后实现独立,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为手段,通过促成现行统治体制内的改革,逐步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彭明敏早在1971年就指出:“为了我们的基本权利,决定我们自身的命运,不论名为‘自立’、‘自救’、‘独立’、‘解放’或‘自决’,在行动上其本质是一致的。”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充分、明确的阐述了他的“自决”真谛:“我的看法是民主与自决为同义语,也就是说人民有权利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政府形态;他们有权利选择在某一政府的统治下生活。一个能充分代表民意的国会,本身就是具备了自决的目的。以台湾为例,如果全民选举国会议员,台湾的前途就可以让国会去讨论决定”。
　　和彭明敏一样,民进党也是牢牢的抓住“民主”当作“自决”的保护伞。民进党一再宣称,“自决和独立没有等号的关系”,他们所提倡的“自决”就是对民主的诉求,是实现民主的手段。但是,正常的逻辑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它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目的。虽然民进党下台后实力大减,但它仍然是岛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秉承了20多年的“自决”理念,却只是宣称是民主的实践手段,那么以“自决”为手段的民主将要走向哪里,对这个问题民进党却遮遮掩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人相信民进党能够号召岛内众多民众。因为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政党是没有感召力的。
　　
　　“住民自决论”的深远危害不容小视
　　
　　对岛内的危害。参与炮制这一理论的很多都是法律专家,其中还不乏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学家,还有为数不少的大学教授也参与其中。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得这一理论更加的完备、更有狡辩性,因而传播的范围和时间也就更加的广泛和长久。从最初曲解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到因地制宜的根据台湾本土的形势自成一个新的理论;从早年民间人士的政治理想到今天成为“台独”分子的政治理念;从街头地下的宣传到今天“立法院”的座上宾,“住民自决论”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从侧面证明了“住民自决论”经过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独”分子的加工及提炼,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蛊惑性,因而在台湾民众中有着相当的市场。
　　而另一方面,普通的台湾民众不是什么法律专家,也不会像某些“台独”分子那样,虽然不是法律专家,但是为了“台独”的诉求会整日对“住民自决论”冥思苦想。多数的民众每日为了生计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或许也不想去仔细思考“民主”遮掩下的“住民自决论”的实质与险恶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台独”分子一如既往地高举“民主”的大旗呼喊“自决”的权利,岛内许多民众就会继续认为他们是在实践“民主”的真谛。
　　对两岸关系的危害。主张“自决”的人对于发展两岸关系一般都是持消极态度,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方式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蓬勃发展的两岸经贸关系,民进党在台上时绞尽脑汁出台了多项限制措施。民进党下台后,对于两岸正常的交流与往来,也是横加阻挠。至于政治层面的影响,“住民自决”一旦要在台湾全岛实施,就意味着台湾要从“实质独立”转向“法理独立”。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一发动就会造成巨大危害。搞“住民自决”不但会引起岛内动乱,破坏台胞安定富裕的生活,还将引起台海危机。又因为台湾、台湾海峡的特殊敏感地位,“台独”玩火也必会引起亚太局势的动荡,破坏该地区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形势。由此看来,台湾“住民自决论”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地区和平的一剂毒药。因此,对于台湾“住民自决论”,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责编 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