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对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来说，还有什么品质比善良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男人比有责任感的男人更吸引我呢？尽管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过爱，可是我却时时刻刻感觉到，我们是那么的幸福。因为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我是老了，还是丑了、病了，还是残了，抑或一穷二白身无分文了，他都会守在我身边，不弃不离——这，也许就是人生所能寻觅到的最好的爱吧！
　　
　　 A
　　
　　我和我的小老公是3年前认识的，那会儿他还在监狱服刑。2002年的5·1节，和我相熟的一位监狱领导邀我去他们那参观。在窗明几净的监舍，一个装满纸玫瑰的玻璃瓶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说，这些精致的花朵都是一个叫杨义霖的男人亲手扎制的。
　　当得知杨义霖是因流氓罪入狱的，我十分惊讶，一个会扎制如此美丽玫瑰花的男人怎会做出那等丑事？
　　在我固执地追问下，那位监狱领导叹了口气，向我介绍道——
　　这个叫杨义霖的犯人打小就没了双亲，一直靠左邻右舍的接济生活，长大后又因书念得少，只有依靠几亩田土勤扒苦作，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也一直没讨到老婆。
　　1999年秋，杨义霖23岁那年，村里的麦场上突然来了个蓬头垢面，衣着褴褛的女子。许多人围着看热闹，杨义霖也挤在其中。说也奇怪，那女子看到杨义霖，木讷痴呆的一张脸突然活泛起来，不仅向他伸出手，而且嘴里还大声地叫着：“哥！哥！”……在场的人哈哈大笑，有人说：“杨义霖，老天爷看你可怜，从天上给你扔下个媳妇。快把你的新娘子领回家吧！”杨义霖的脸立时窘得发烫，赶紧撒腿跑开了。
　　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善良的他心里一直在想：真不知那疯女子现在饿成了啥样？她会不会冻饿而死？会不会遇到坏人？……左思右想，他终于揣起两个饭团子出了门。因为怕那女子纠缠，他打算趁她不注意时把饭扔下就走。可在原来的地方找了一圈，却没见着人。就在他返身准备离去时，突然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循着声音绕到麦秸垛后面一看，疯女人正躺在一堆干草上，大张着嘴，脸色发青。看到这，杨义霖想也没想，背起她就去了村里的诊所。谁知请神容易送神难。疯女子病好了之后，却怎么也不肯走了。杨义霖只要一流露出撵她走的神情，那女子就抱着他的腿流泪，要不然就跪下来给他磕头。看来她认定了他这个哥，无奈，杨义霖只好留疯女子在他家住了下来。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疯女子每次梳头洗脸洗澡都喊杨义霖过来帮忙。第一次帮疯女人洗身子时，从没接触过异性的他窘得手直哆嗦。可洗完澡后的疯女子让杨义霖大吃一惊：原来她的皮肤那么白皙，原来她的五官那么妩媚，从一盆清水里出来的她，居然非常漂亮！
　　自从有了这个疯女子，杨义霖单调孤寂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每天在田地劳作时，他都想着家里的她；别人给点什么好吃的，他也揣回家留给她；他还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拿出来，动手改了给她穿……由于他的悉心照料，疯女子更离不开他了。有次杨义霖在麦场上和人掰手腕，疯女子以为别人欺负他，拎了一把菜刀就朝那男人冲了过去！
　　两颗心就这样越走越近了，时间也不知不觉到了隆冬。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半夜醒来的疯女子嚷着“冷……冷！……”钻进了杨义霖的被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艳遇，正值盛年的杨义霖热血沸腾，不顾一切地抱紧了疯女子……
　　2000年1月1日，杨义霖牵着疯女人的手走进乡政府，准备与疯女人登记结婚了。为了郑重其事，他给疯女人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杨雅欣。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半个小时后，一辆警车将他带到了派出所，理由是涉嫌猥亵精神病人。当年2月，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判处杨义霖有期徒刑3年……
　　“看到那些玫瑰花了吧，那都是他给那个疯媳妇扎的。”那位监狱领导说。
　　听着这话，我心里一动，世上还有这么痴情的男人！
　　
　　 B
　　
　　


　　在认识杨义霖之前，我有过伤痛的爱恋。分手的原因很简单，也很俗气：我大学期间的男友在临近毕业的当口，遇到了一位能帮他“搞定一切”的女人，于是，所有的山盟海誓转眼间变得不值一提。
　　也许是因为失恋的刺激，参加工作后的我日夜奔波劳碌，发誓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番事业。5年过后，年仅25岁的我就成为了公司的董事长助理，27岁，我毅然离开原单位，历尽千辛万苦创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作为一个成功女人，我身边不乏各种各样的追求者，然而他们都没能最终走近我。曾经的感情经历确立了我的择偶观：我要找的不是权势、金钱或者虚无的浪漫，而是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可惜，在这个物欲蓬勃的年代，这样的男人实在稀少。渐渐地，我也就安于独身，再没了结婚的打算。
　　可是听说了杨义霖的事后，我的心底竟莫名其妙地泛起涟漪……
　　从监狱回来的第2天晚上，我鬼使神差地给杨义霖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的遭际表示理解和同情，并鼓励他不要灰心，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杨义霖在回信中对我的关心表示意外和感激，并告诉我这是他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就这样，我们渐渐地成了朋友。
　　2002年9月，我去监狱探望杨义霖。他问我能否帮他带件东西给雅欣，我隐约猜到是什么，接过一看，果然就是那些纸玫瑰。杨义霖告诉我，雅欣最喜欢花，他本来答应领结婚证那天带她到县上去买几朵玫瑰的。这些花，是他找牢里的兄弟讨了香烟盒纸扎的，一共是100朵，象征着一生平安。他把家里的详细地址说了好几遍，生怕我记错了地方。看着那些花，我的眼睛湿润了。这100朵纸玫瑰，不要说让一个粗手大脚的男人一朵朵去扎，光是讨来那些香烟纸，就得忍受多少人的脸色啊！
　　可是，当我开车来到了杨义霖家时，并没见到杨雅欣。村人告诉我，自从杨义霖被带走后，也就再没有看到过杨雅欣。我担心杨义霖伤心，便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C
　　
　　我第二次去看望杨义霖时，离他出狱只有3个月了。我问他出来后的打算，他乐呵呵地说：“我先要大吃一顿；然后是把房子的窗户换一下，雅欣老嫌那房子太黑。”我有点着急，故意说：“你还找她干吗，你们又不能结婚，你不怕再进监狱啊！”他也急了：“我又没说当丈夫，当哥哥总可以吧？！”
　　话说到此，我只好和盘托出了雅欣失踪的事。杨义霖听后，没吱声，半晌才自言自语地道：“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能找到她！”
　　从监狱回来的当晚，我失眠了。眼前全是杨义霖倔强坚定的神情。如此深情大义的男人，不也正是我要寻找的吗？……不论以后我们怎样，无论有没有缘分，我总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吧。我想到了杨雅欣，对了，若是帮他把雅欣找到，不也算是迎接他出狱的最好的礼物吗！
　　就这样，我开始寻找杨雅欣。我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到处托人，终于了解到，在杨义霖被带走后，杨雅欣曾由当地派出所送到当地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但由于费用的原因，医院懈怠了看护，杨雅欣就又走失了。1年前，有人曾在邢台一带看到过她，再后来就又不知去向了。从这些情况看，雅欣有可能还在河北。我兴奋起来，连夜请人帮着绘制了雅欣的画像，又在电台及报纸上发布了寻人启事。同时印制了几千张小传单，重点在以邢台为中心的周边县市散发。
　　然而令我沮丧的是，两个多月过去了，依然没有雅欣的消息。就在我几乎绝望时，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对方称只要给他20000元钱，就告诉我杨雅欣的下落。助手提醒我，这很有可能是诈骗。但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病急乱投医吧，死马当做活马医，19号下午，我将20000元钱打到了指定账户。然而，令我气愤的是，当天晚上对方又再次来电话，称既然我如此有钱，就应该出手更大方些，又提出要增加10000块钱线索费。我按捺住火气，说：“行，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人在你手里呢？你让杨雅欣给我说句话。”对方犹豫了一下说：“那只能明天了……我从住的地方搭车过来要1个多小时呢！”
　　这句话泄露了天机。挂线之后，我立即报警，经过调查，对方的号码果然是来自公共汽车站。第二天，在站台守候了6个多小时后，警方将一个衣着褴褛的流浪汉捕获。20分钟后，我见到了杨雅欣。令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雅欣居然怀有了身孕。经审讯，流浪汉承认，是他奸污了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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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救回来后的雅欣，患了严重的妇科病。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雅欣虽然顺利地做了引产手术，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她就像一架快散架的机器，已经被摇得七零八落了。
　　2003年1月，出狱后的杨义霖在医院和雅欣相见了。但雅欣只是盯着他傻笑，什么也不说——毕竟过了3年时间，她已经不认得他了。看到雅欣的样子，杨义霖很有些失落，但他依然强装笑脸，替她细心地梳头擦脸，俨然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后来，杨义霖就一直陪在雅欣身边，将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稳定的雅欣出院了。但就在义霖准备接她回家时，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警方不同意他带走雅欣，理由是虽然他愿以哥哥的身份照料她，但是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谁又能保证“悲剧”不会重演呢？
　　警方的话显然也不无道理，因为从法律上来说，雅欣是受害人，而杨义霖则是“肇事者”。
　　只是，如果杨义霖撒手不管，谁又会自愿照料一个疯子呢？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时，一天深夜，义霖拨通了我的电话。他说：“刘总，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激不尽！但是，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一次？”我立刻意识到他要说什么，赶紧说：“不是我不帮你，我确实有自己的难处……以我的身份和社交圈子，收留一个疯女人在家里，有诸多的不便。哪知义霖说，我不是要你收留她，我是想请你收留我！”
　　义霖着急地说：“我什么活都能干，擦地板、洗马桶、收发信件、烧锅炉……什么都行。只要你给我条路！”
　　“你真的这么爱雅欣吗？”良久，我问。
　　义霖沉默了一会，说：“我不懂你们城里人所说的爱指什么，但我知道一夜夫妻百日恩，既然老天爷安排我遇上了她，就算是个错误，我也要对她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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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杨义霖成了我的公司的一名勤杂工。平时他吃住都在公司，但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雅欣，双休日更是呆到深夜才回来。
　　像是一种默契，只要工作不太忙，我都会在楼下等他，开车送他去出租屋。出于对义霖的敬佩，我自己花钱请了一个保姆负责照看雅欣。不长的时间，雅欣白了，也胖了，性情也温顺了许多。每次看到我们来，她都会很开心，一会儿去抢义霖手里的水果，一会儿又来瞅我的衣服围巾，像个地地道道的孩子。这样的场面总会令我有种错觉，仿佛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3口之家。
　　然而，这样的幸福没能维持多久，2003年6月，雅欣的病情出现了反复，肾蛋白指标急剧上升，并伴有严重的尿血症状。因肾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让此时的雅欣完全失明了。但懵懂的她不晓得发生了啥事，只会蜷缩在病床一角，惊恐地说：“黑……黑，我怕黑！”于是，义霖和我就日夜轮换着拉紧她的手，给她壮胆。
　　有次在看望雅欣后回来的车上，义霖说：“刘总，你说人要是不死该多好啊！”我心里一紧，脱口而出：“如果真的那样，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结婚？”
　　“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会一辈子养着她！”义霖说着，又流下泪来。
　　我说不出话，只默默地给递他一张湿纸巾……
　　
　　2004年2月，在病房呆了近一年的雅欣，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死前那一刻，她仿佛明白了什么，努力睁着空洞的双眼，摸索着用左手拉住我，右手拉住义霖，然后将我俩的手合到一起，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你们，好……好！”之后就像放了心似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出其不意的一幕使我和义霖都有些措手不及，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是千般滋味。而义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一切都像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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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欣慰的是，我和义霖的事情公开后，并没预料中的风言风语。人们都说义霖得到我是好人有好报，而我找到义霖则是找到了一个“最安全的港湾”。
　　如今的义霖依然是我公司一名勤杂工，依然每天拖地倒茶帮人买报纸。不同的是，现在他每个月领到属于自己的800元钱月薪后，会先交500给我，余下的才是自己的零花钱和午餐费。我曾试图劝他不要这样做，可是这个温顺的小男人在这点上却固执得很：“老公养老婆，天经地义！”有记者问我们，你们之间差距那么大，沟通起来没有障碍吗？平素不善言谈的丈夫，当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差距指什么，我只知道我俩都是一样的好人！”听他说这话让我想起《简·爱》中的那句经典：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还有人问我：“那时候他对杨雅欣那么好，你就从来没吃过醋？”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看的只是一件事，你可能会吃醋，可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一颗心，就不会了。”
　　
　　编辑/沈瑞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