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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西方社会业已步入消费时代。经典艺术不断受到解构，传统价值观不断受到后现代艺术的挑衅，艺术的定义与意义的一元性遭到破坏；复制使得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受到消减，艺术品与消费品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消费功能远远超过艺术本身；艺术失去了唯一性，在意义上却衍生出多元性。大众又是怎样对待本土艺术的呢？以毛泽东塑像为例，消费时代的“毛泽东塑像”的社会功能正在演变。
从图像与符号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像拥有三个符号系统。在“第一系统”中，毛泽东的视觉形象代表了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决策者，解放中国的伟大领袖，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领袖。它所指一个本意上的领袖与偶像。而这个形象在“文革”中进一步符号化，化身为救世主、神圣的信仰，它与文革美术“红、光、亮”、“毛泽东放光芒”和“毛泽东挥手向前进”等视觉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第二系统”。而“第三系统”便是机器复制，具有实用性的、消费时代的毛泽东像，它是毛泽东像本意的缺失，也意味着“第二系统”的削弱，神像时代的终结。它与“文化衫”、“挂件”、“日用品”、“平面招贴”联系在一起，成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消费物。在不断复制的消费时代，毛泽东图像所象征的意义正在逐渐消解，直到本意的完全抽空，完全成为一个商业符号。
90年代，兴起过一阵毛泽东热，民间流传着一段话：“当时两个东西最时髦，一个是美女，一个是毛泽东像。”民间狂热追逐毛泽东纪念章、雕像、文革图片、毛泽东语录、文革歌曲、样板戏，以及印有毛泽东肖像或“为人民服务”的衣物、背包、帽子。还有把毛泽东像、周恩来像放到出租车里，这个时候政治形象实际上是被消费了。 官方也应纪念毛泽东诞辰大量发行图文刊物与音像制品。直至今天，这股毛泽东热仍有余温。
消费时代的毛泽东塑像分以下两类：一、装饰的摆设、护身符；二、神像、权力的消费品。前一类为大众所有。民间流传的毛泽东像基本是文革时期的小型塑像或者复制品，现存较多的白瓷或彩釉的胸像、坐像、立像，并广泛流传于古玩旧货市场，一般价格低廉，制作较为粗糙，性质几乎等同于古玩。另有一些作坊、工厂制作的不同材质的毛泽东像，大致属于琉璃、塑料、金银制品等不同等次的工艺品、挂件、装饰品或者具有实用功能的用品。这两类民间的毛泽东像作为不同层次的消费品大量留存民间。价值小到几元，高达数万。上海老凤祥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铸造了110尊纯金像，玉石底座，水晶密封罩，高10.1厘米，暗寓共和国诞生日，售价高达20.03万元。这类毛泽东塑像成为普通意义的商品或吉祥物、护身符。后一类神像、行政性质的消费品则是公共领域的权力产物，改革开放后的毛泽东城市雕塑已不再是主流，但仍有少部分毛泽东像成为城市中的神像和权力的消费品。2006年11月19日长沙某广场树立起一座高7.1米，通身镀金的毛泽东像，并将广场命名为金像广场；2008年10月23日重庆市医科大学树立起全国最高的毛泽东像，高达26.6米，加上基座总高为37.4米，材质为不锈钢。“镀金毛泽东像”由湖南某公司斥资，周身镀24K纯金，耗资之大可以想象，巨型毛泽东像树立在大学校园，只为激励学子与爱国教育，可见用心良苦。“镀金”与“巨型”毛泽东像都已超越了毛泽东像的本意。
新时代的毛泽东塑像反映的是一个消费时代的社会问题，重塑毛泽东像并不源于公共艺术的繁荣，相反，公共性的缺失与消费增长带来的市场需求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消费是重塑毛泽东像的实质，同时使重塑毛泽东像这一现象带有了消费时代的特点，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复制与同质化，“镀金”与“巨型”毛泽东像都是对以往毛泽东塑像的复制，除了在尺寸和材质上有所改变，实质上它们都是文革的样板，缺乏创造性，也与公共性相去甚远。其二，非艺术化，此类毛泽东塑像，即有别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塑像创作，也不属于当代艺术范畴。若作为公共艺术而言，显然缺乏公共性与艺术性：缺乏与当下公共空间的联系，脱离公众生活；复制文革样式缺乏艺术创造性，同样也不同于当代艺术中“挪用”、“复制”的观念艺术。其三，执政者的“形象工程”，毛泽东塑像成为政府官员、获利者实现政绩的一枚奖牌，大型商业街与校园中的毛泽东塑像是城市雕塑的一种“异化”，执政者通过塑毛泽东像完成政绩或赢得广告效益。其四，消费与利益，执政者与操作者达成利益上的契约，将毛泽东像作为商品消费，从中谋取最大化的利益。毛泽东塑像根据利益需求而改变尺寸、材质。作为公共艺术的毛泽东塑像本应代表特定城市或文化的表情符号，与场所功能与价值取向相符。然而，一部分落入消费陷阱的“毛泽东塑像”失去了艺术性，也与公共性背道而驰。
近百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价值体系的蜕变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稳定的文化样式系统，而西方观念的冲击加速了视觉思维结构的断裂。此类毛泽东塑像便出于对过去的图像与文化碎片的功利主义需求，当下的消费主义即是根据特定的个性需求来选择文化样式和图像，从而呈现出一种无系统的、混乱的视觉现状。
（责任编辑 谭有进）
从图像与符号学的角度看，毛泽东像拥有三个符号系统。在“第一系统”中，毛泽东的视觉形象代表了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决策者，解放中国的伟大领袖，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领袖。它所指一个本意上的领袖与偶像。而这个形象在“文革”中进一步符号化，化身为救世主、神圣的信仰，它与文革美术“红、光、亮”、“毛泽东放光芒”和“毛泽东挥手向前进”等视觉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第二系统”。而“第三系统”便是机器复制，具有实用性的、消费时代的毛泽东像，它是毛泽东像本意的缺失，也意味着“第二系统”的削弱，神像时代的终结。它与“文化衫”、“挂件”、“日用品”、“平面招贴”联系在一起，成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消费物。在不断复制的消费时代，毛泽东图像所象征的意义正在逐渐消解，直到本意的完全抽空，完全成为一个商业符号。
90年代，兴起过一阵毛泽东热，民间流传着一段话：“当时两个东西最时髦，一个是美女，一个是毛泽东像。”民间狂热追逐毛泽东纪念章、雕像、文革图片、毛泽东语录、文革歌曲、样板戏，以及印有毛泽东肖像或“为人民服务”的衣物、背包、帽子。还有把毛泽东像、周恩来像放到出租车里，这个时候政治形象实际上是被消费了。 官方也应纪念毛泽东诞辰大量发行图文刊物与音像制品。直至今天，这股毛泽东热仍有余温。
消费时代的毛泽东塑像分以下两类：一、装饰的摆设、护身符；二、神像、权力的消费品。前一类为大众所有。民间流传的毛泽东像基本是文革时期的小型塑像或者复制品，现存较多的白瓷或彩釉的胸像、坐像、立像，并广泛流传于古玩旧货市场，一般价格低廉，制作较为粗糙，性质几乎等同于古玩。另有一些作坊、工厂制作的不同材质的毛泽东像，大致属于琉璃、塑料、金银制品等不同等次的工艺品、挂件、装饰品或者具有实用功能的用品。这两类民间的毛泽东像作为不同层次的消费品大量留存民间。价值小到几元，高达数万。上海老凤祥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铸造了110尊纯金像，玉石底座，水晶密封罩，高10.1厘米，暗寓共和国诞生日，售价高达20.03万元。这类毛泽东塑像成为普通意义的商品或吉祥物、护身符。后一类神像、行政性质的消费品则是公共领域的权力产物，改革开放后的毛泽东城市雕塑已不再是主流，但仍有少部分毛泽东像成为城市中的神像和权力的消费品。2006年11月19日长沙某广场树立起一座高7.1米，通身镀金的毛泽东像，并将广场命名为金像广场；2008年10月23日重庆市医科大学树立起全国最高的毛泽东像，高达26.6米，加上基座总高为37.4米，材质为不锈钢。“镀金毛泽东像”由湖南某公司斥资，周身镀24K纯金，耗资之大可以想象，巨型毛泽东像树立在大学校园，只为激励学子与爱国教育，可见用心良苦。“镀金”与“巨型”毛泽东像都已超越了毛泽东像的本意。
新时代的毛泽东塑像反映的是一个消费时代的社会问题，重塑毛泽东像并不源于公共艺术的繁荣，相反，公共性的缺失与消费增长带来的市场需求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消费是重塑毛泽东像的实质，同时使重塑毛泽东像这一现象带有了消费时代的特点，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一，复制与同质化，“镀金”与“巨型”毛泽东像都是对以往毛泽东塑像的复制，除了在尺寸和材质上有所改变，实质上它们都是文革的样板，缺乏创造性，也与公共性相去甚远。其二，非艺术化，此类毛泽东塑像，即有别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塑像创作，也不属于当代艺术范畴。若作为公共艺术而言，显然缺乏公共性与艺术性：缺乏与当下公共空间的联系，脱离公众生活；复制文革样式缺乏艺术创造性，同样也不同于当代艺术中“挪用”、“复制”的观念艺术。其三，执政者的“形象工程”，毛泽东塑像成为政府官员、获利者实现政绩的一枚奖牌，大型商业街与校园中的毛泽东塑像是城市雕塑的一种“异化”，执政者通过塑毛泽东像完成政绩或赢得广告效益。其四，消费与利益，执政者与操作者达成利益上的契约，将毛泽东像作为商品消费，从中谋取最大化的利益。毛泽东塑像根据利益需求而改变尺寸、材质。作为公共艺术的毛泽东塑像本应代表特定城市或文化的表情符号，与场所功能与价值取向相符。然而，一部分落入消费陷阱的“毛泽东塑像”失去了艺术性，也与公共性背道而驰。
近百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价值体系的蜕变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种稳定的文化样式系统，而西方观念的冲击加速了视觉思维结构的断裂。此类毛泽东塑像便出于对过去的图像与文化碎片的功利主义需求，当下的消费主义即是根据特定的个性需求来选择文化样式和图像，从而呈现出一种无系统的、混乱的视觉现状。
（责任编辑 谭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