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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辞书的框架
1、理念演绎辞书
“理念演绎辞书”是张志毅先生(2007)一篇文章的题目。他在文章中说：“编著一部辞书，如同建造一个建筑物。施工者和水泥、钢筋、砖瓦等材料，对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设计师。辞书的高低悬殊，一方面在于编写者和语料库，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在于设计师的理念。”张先生认为：理念的不断更新，推动了辞书的不断发展。比如东汉末年，许慎(58－147)有了六书文字观，才编出《说文解字》。再比如，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词汇学、现代语义学，促使现代大师产生了新理念——词汇系统、语义系统的新观点，才编出了不同于旧传统的新辞书。在中国，由于有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崭新思想(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里做了详尽阐释)，才演绎出《现汉》。概言之：如果没有新的理念，是编不出来新辞书的；有了什么样的新理念，就能编出什么样的新辞书。所以，辞书编者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及时更新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2、体例是辞书的宪法，词目是辞书的骨架，释义是辞书的灵魂，例句是辞书的血肉
这些话是徐祖友先生告诉我的，这诗一般的语句把辞书的框架概括得清清楚楚。下面分别展开谈。
体例又称凡例，是辞书的总纲。一部辞书的编写宗旨是什么，读者对象是哪些人，收多少字、多少词，条目怎么排列，怎样注音，释义中各种符号的意义是什么，标不标词类，使用哪种检索方式，有哪些附录，都要在此罗列说明。体例应产生于编写之前而不是编写之后，它是在编写细则的基础之上概括而成的。编写的时候要以它为依据，统稿的时候还要以它为依据，这就是具有权威性的“宪法”，一部辞书的特点和创新都在这里边了。有的辞书自始至终也没有编写细则，体例是照抄别人或模仿别人的，肯定编不好。
一部辞书是由一个一个词条有序排列组成的，词条又包括词目、释义和例句几部分。
所谓词目(被释词)是骨架，是说立目是辞书编写的首要条件，没有释义的对象，释文和例句就无的放矢，成了无本之木。辞书收词是不是有章法，决定了收词能不能做到合理平衡。收词要建立词的分类意识，语文、哲社、科技条目要分类。语文条即解释普通语词的条目，是语文辞书的主体部分，通常占到80％或者以上；哲社条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条目，通常占到10％左右；科技条的收词数量一般在全书的10％～20％之间。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再分若干细类，如此就可以根据辞书规模来决定收词层次，不至于畸轻畸重。另外还要建立词的系统意识，对义词、配套词、同系词之类的概念多少要知道一点儿，如此就可以保证收词的整齐，不至于缺胳膊短腿。有的辞书收词很随意，拿过别人现成的辞书，直接在上面画钩挑选，怎么能好得了呢?人的骨头架子没长好，再好的衣裳穿起来也不是样儿，辞书的收词同理。
释义是辞书的灵魂，现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一部辞书有别于其他同类辞书的关键就是其释义不同——不是表达的词义不同，而是表达的方式和所用的词语不同。词义是客观的，理解是共同的，否则无法交流；表达可以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方式的选择和处理则含有编者的主观成分。如果不在释义上下功夫，总想照抄或一味模仿别人的释义，那就失去了编写的意义，遑论创新。
例旬是辞书的血肉，是说辞书光有释义还不够，配上适当的例词、例句才算完足。另有一句话叫作“没有例句的词典形同一具骷髅”，也是这个意思。例句是释义的补充，一些释义没有说透的，尤其是词语的搭配及其用法，可以通过例句体现出来；广义的例句也包括书证，书证可以交代词语的出处，是释义的佐证。全书中例句配多少，怎么配也蛮有学问，要做研究。太少了作用不大，太多了重复冗赘。还是拿人的身体来打比方，太瘦了叫“皮包骨”，太胖了叫“臃肿”，胖得匀称才称为“丰满”。
3、要编成《大现汉》。不要编成“胖现汉”
《现汉》是1978年12月正式出版的，计划接下去就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不料担任主编的丁声树先生1979年10月突然中风，卧病不起，一拖就是几年。80年代中期，吕叔湘先生决定将这个项目启动起来，先补编几万词条做准备(后来编成《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在词典室全体会上，吕先生说，将来一定“要编成《大现汉》，而不要编成‘胖现汉’”。什么意思呢?假如还是依循《现汉》的宗旨，照搬《现汉》的体例，只是增加条目，那么即便编成后比《现汉》的条目多了很多，字数涨了很多，好像大了，但是仍然不能称之为《大现汉》，或者说不是他心目中的《大现汉》，充其量是个“胖现汉”而已。吕先生认为，《大现汉》比《现汉》在整体思路上要有大的提高，包括收词、释义、举例各个方面都要有大的变化，在详解、深化上下足功夫。我想，这关于“变大”、“变胖”的点拨可能不仅对于《现汉》和《大现汉》本身，对于其他辞书的扩编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辞书的资料
1、拿资料说话
没有资料就编辞书，要想编好，要想创新，那是不太可能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还不是“巧妇”呢!当初《现汉》之所以编得有质量，100万张第一手资料卡片是重要保障，那都是一张一张地勾乙、抄写得来的，很值得自豪。现在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有了“谷歌”、“百度”，是不是就算是有了资料，甚至是充分的资料呢，似乎不尽然。缺乏资料固然难以为“炊”，而海量资料也让我们无从下手。在原始语料(生语料)方面，各家也许没有多少差别；在加工语料(熟语料)方面，各家的差距就大不同了。资料的多少讲的是基础，资料的把握才表现出水平。自己不在第一手资料上花力气，光靠别人的现成资料吃饭，从别人的辞书中讨生活，充其量是个“模仿秀”，还不一定模仿得好。
2、长木匠。短铁匠
“长木匠，短铁匠”这句话，是我当年在黑龙江兵团连队里听说的，距今有40年光景了。它的意思是：木匠估摸着留材料，习惯上留多一点儿，假如长了，那锯掉就是；要是铁匠留材料，总是留少一点儿，万一短了，烧热了叮当几锤下去，因为金属有延展性，就够长了。由此联系到辞书编写中的材料剪裁问题，编词条时遇到可编可不编的，有人认为先编上，多编好，将来不用再删，免得漏掉；有人认为大可不必，编得多了，将来不用就是浪费，留下词目备考足矣。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词表，有了词表就不会首鼠两端，就不至于来回拉锯。另外，编写者的各司其职也是提高效率、保证进度的重要因素，凡不在自己编写范围之内的条目，不必顺手“代庖”，重复劳动越少越好。我的体会是，编词条时多当“铁匠”比较省心省力，选例句时当一当“木匠”似无妨。
3、小心没大差
“小心没大差”是句北方的俗话，说只要打起精神，处处小心，就不会出大毛病，犯大错误。我在词典室资料组工作的时候，几位老师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因为资料工作头绪多，事情琐碎，他们老是检讨自己，生怕出了纰漏。 资料工作如此，编辑工作亦然。李荣先生(1989)回忆丁声树先生时写道：“丁先生一生谨慎，常常引用薛宝钗的名言：‘小心没有过逾的。’”为什么谨慎呢?丁声树先生(2004)自己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作为《现汉》的主编，丁先生编词条改词条，一定要查证资料后才动手，是小心；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问，多问几个人，问个底儿掉，是小心；在校对过程中仍不忘挑错，还是小心。丁先生的风格就是当年词典室的风格，就是《现汉》的风格，这与“无知又大胆，快来编词典”的态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4、校到底，改到底
书稿编好了交给出版社，要做到“齐清定”，即稿子要齐，要誊清，要定稿，意思是不能再改了。这是规矩，辞书自然不能例外。可是辞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图书，它的内容多，结构复杂，交稿后改来改去是常事，看到了毛病还不改，那是编者自己有毛病。当初词典室校对《现汉》，全体编辑都参加，资料员也参加，二十几人的队伍很是壮观。虽然说稿子已经反复看过了，但总还有提高、完善的空间，所谓“校到底，改到底”的说法就是那段时间流行开来的。这里需要申明一点，在校对中发现疏漏是大家的责任，而改不改、怎么改是主编的权力。越到最后的关头改动越得谨慎，只能通过主编的一支笔，万万不可各行其是，擅改妄改。
5、不过(录)不错，一过(录)就错
辞书的稿子从初稿到定稿，改了又改，交稿之前要誊清一遍，专业术语叫作过录。过录实在不容易，字要写得整齐清楚不说，还必须得熟悉稿子，熟悉体例，不然很难从勾来画去的笔迹里面看明白。千小心，万小心，结果仍然会出现差错。当年发现过录中出了错，词典室的几位老师摇着头苦笑，自嘲说：“过错，过错，不过不错，一过就错。”由此看来，稿子过录后一定要再校对一下，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谁也不是神仙。领导者一要重视过录工作，二要理解过录工作。发现有谁誊错了、漏了，提醒一下，改过来就是，不必横加指责。当然，参加过录的同志也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不能听不得批评意见，踏实认真、一丝不苟是对过录工作的基本要求。
五、辞书的编写
1、初稿当成定稿编
编写时初稿如何，直接关乎最后的质量。这一点经常参与统稿“收摊”的人感受特别深。按理说，从初稿到定稿要过好几关，反复看又反复改，有什么不合适的早就看出来了改过来了。事实上不尽然。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从资料上说，编初稿需要查得多、查得细，根据资料立义项，写释文，加例句，审稿时如果没有疑问，通常不再翻查全部资料；从时间上说，审稿的人少，一个人审几个人的稿子，来不及每一条都用编初稿同样的时间，通常是重点条目或有疑问条目花的时间多一点儿。初稿的总体面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辞书最终的面貌。就像房屋的基础不好，再用心装修也找补不回来，除非另起炉灶。因此一旦开编，就要求初稿的编写者像最后定稿一样周到严谨，遇到的问题不等、不靠、不留，都要处理干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话叫“决不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这一站晚点”，讲的就是各负其责，恪尽职守。自然了，要把初稿就当定稿编，首先得把定稿是个什么样子确定下来，假如没有若干样条，没有试编阶段的磨合，落实起来就困难了。
2、好不好看语文条，对不对看哲社条，新不新看科技条
一部语文辞书出版之后，读者买了，查了，最关心的是它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自己不懂的问题；专家买了，读了，还会注意到它质量高下如何，有没有创新。怎样评价一部语文辞书的内容呢?我的体会是：好不好看语文条，对不对看哲社条，新不新看科技条。
先说语文条。一般说来，编语文条的人大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参考书也比较多，又是母语，有语感，只要下功夫认真去编，还不至于满篇皆错，大多是水平高一点儿还是低一点儿的差别。所以，语文条常见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盲目模仿，创新不够，特色不突出，流于平庸。
再说哲社条。辞书本身没有阶级性，而编辞书的人是有立场的，有些条目事关重大，写哪些内容，怎样表述，得有权威的依据，仅凭个人的理解就容易出偏差。有的敏感条目，假如有一条处理不妥，都可能遭到“一票否决”，已经出版了的辞书就要下架，这是有先例的。所以，哲社条永远要把释义的对与不对放在首位，编写者务须注意学习，绷紧神经。
最后说科技条。有人问语文辞书不收科技条成不成，当然不成。“猪马牛羊”、“梅兰竹菊”都属于自然科学，想躲也躲不开。这尚在其次，主要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大量科技新概念不断涌人社会生活，如果我们反应迟钝，编出的辞书必然被时代所抛弃。一部语文辞书推出来，近年新出现的科技新词没有收或收得很少，年轻人一翻，一定会说“out”了。再加上资料陈旧，数据没有更新，刚印出来也会给人以“旧书”的感觉。
3、专家看着不错。外行看着能懂
《现汉》1978年正式出版之后，词典室科技组有李伯纯、陆卓元、吕天琛先生和我四个人，三个老师带一个学生。每每议论起如何将科技条目进一步语文化，老师们就说，要让“专家看着不错，外行看着能懂”。后来这句话成了语文词典中科技条目编写的座右铭，并写进了《科技词条的处理》(吕天琛等1981)这篇文章里：“《现汉》百科条目的注释，坚持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条目注释得对不对，在于它的科学性；注释得好不好，一般地说，与它是否通俗有很大关系……只有在科学性和通俗性上都下功夫，才能注出‘专家看着不错(没有错误)，外行(读者)看着能懂’的好文字。”
这个标准说起来简单，真要做到不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没有“吃得进去，吐得出来”的功夫恐怕不成。
4、吃得进去。吐得出来
“吃得进去，吐得出来”是个比喻说法。“吃得进去”指能够把科技术语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的资料看懂了，弄通了，消化了，成为自己的知识；“吐得出来”指能够把理解了的科技知识再用自己浅显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讲给别人听。带有一点“翻译”的意思，属于二度创作。所以，科技条目的编者最好从科技专业毕业的、有相当文字功底的人中产生，要求是“双枪将”，能够“左右开弓”才行。有的语文辞书的科技条是由语文老师代劳的，即便有成熟的辞书做参考，改写时也难免把概念搞错闹笑话，或者删节失当，该说的没说，可以不说的反而不惜笔墨。有的语文辞书的科技条是由科技人员包干的，结果释义倒是准确了，但是科技味道太重，不懂的人看了还是不懂，失去了释疑解惑的功效，还显得与语文条的注释风格极不协调。
5、帽子就这么几号，总有戴得不合适的
这是对词类标注之难有感而发的。1998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语文辞书的词类标注问题。有一些词的词类归属几部辞书处理得不一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在发言中说：“汉语词语太丰富了，几十万、上百万都打不住，情况千差万别，而词类就分 十二类，词多类少，归类肯定有归得特别合适的，有比较合适的，有不怎么合适的。就好比军帽，一共就这么几号，几百万官兵，总有戴得不合适的。”话未落地，大家都笑了，几位老先生还表扬了我，认为言之有理，表示赞同。后来《小现汉》和《现汉》修订标注词类，真遇到了一些“难剃的头”，有的可此可彼(并非兼类词)，但归在哪里也不特别妥实。既然这属于语言本身的不整齐，就无须强求一律，只要“同类情况同样处理”便罢。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都“戴合适”，但求“戴不合适”的越少越好。记得还有一句与此相类的俗话，叫“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汉语词汇缺乏词形标记，标注词类是个老课题，又有新探索，如何是好，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6、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句俗话，说的是人的记忆力再好，事情一多也记不住，要是写在纸上备忘，那就保险了。辞书编写头绪纷繁，过程又长，大事小情的往往要靠记录，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是也。单说编写和修改条目，就需要把之所以这么编、这么改的道理以及参考了哪些书都写在条目的后边，别人审读时一目了然，免得费时费力，一有不同意见，马上可以讨论。假如过后自己也忘了当初的考虑，那正好对自己是个提醒。《现汉》科技条目的每一条底稿上，所附列的备注都尽量详细，包括参考书目、资料摘抄、咨询电话记录、审读意见以及对审读意见的吸收等等。当年丁先生对这种做法就非常满意，他在科技组办公室里说过：“当时费点儿事，以后不费事，谁能记住那么多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7、宜粗不宜细
辞书的注释当然越准确越好，准确就要说得细，但有时细了反倒影响了准确。在特定的精确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之间寻求平衡点是一项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释义需要粗一些，概括一些。比如说“雨伞”的注释，只说伞面用油纸做成那是老皇历了，加上塑料布也不够，还有尼龙绸等等，介绍得越多可能越包不住，还不如把尼龙绸等等统称为纺织品，一言以蔽之。李荣先生(1989)回忆说：丁先生编词典，造句用字，十分拘泥，但也有不拘泥的时候，遇到进退两难的条目，丁先生也不死抠，并不较真儿。
8、两头堵
《现汉》中有些一个义项的释义分为前后两段，中间用分号隔开。这两段或者分别是被释词的近义词，或者一段是被释词的近义词，另一段是解释性的文字，或者两段都是解释性的文字。无论是两个词还是两段话，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去说的，互为补充，俗称“两头堵”，实际上就是互补参用释义的方法。最近张博先生(2010)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将这种并列的释义词称为“并用释词”，也说了这类情况。
我们就举她文章中的几个例子：
弛<书>放①松；解除：一张一～｜～禁。[A项(放松)、B项(解除)独立释义]
仇敌 (名)仇人；敌人：视为～。[A项(仇人)、B项(敌人)参半释义]
擦洗 (动)擦拭，洗涤：～餐桌｜这个手表该～～了。[A项(擦洗)、B项(洗涤)参半释义]
采掘 (动)挖取；开采(矿物)：～金矿｜加快～速度。[A项(放松)、B项(解除)主辅释义]
以上都可以看作“两头堵”的实例，从中不难体会“两头堵”是一种很不错甚至很有点儿巧妙的注释方法。
9、做减法
辞书最终定稿之前，还有若干遗留问题未得解决，这是正常现象。本来应该立即解决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当时解决不了，实在不得已，只好“做减法”。“做减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编写过程中不可乱用，在成书之前不可不用。比如有些敏感条目、敏感例句，把握不了的要果断割爱；再比如有些专项检查，虽说越细越好，一旦时间不允许了，也只能择其要者，及时撤出。“做加法”是为了增添光彩，“做减法”是为了减少硬伤。“趋利避害”乃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趋利”几乎是人的本能，不想它都难，“避害”有时常被忽略，尤其在头脑发热的时候。
六、辞书的修订
1、一部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修订的开始之时
1996年，陈原先生在《现汉》第3版出版后说过：“一部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修订的开始之时，”赵振铎先生(2001)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字典的修订工作，好比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通车，养护工作马上开始。”辞书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复杂繁难的系统工程，无论大型辞书还是中型辞书，甚至是小型辞书，尽管编者、出版者倾尽心力，也难保证万无一失。因此，及时修订乃是保证辞书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事实上，有的辞书经多次修订后才正式出版，出手不凡，成为精品，例如新《辞海》(前有“试行本”、“试排本”、“未定稿”)和《现汉》(前有“试印本”、“试用本”)。有的辞书出版后不断修订，在原有的高水平上继续提高，从而确立了精品地位，例如《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至今已修订了11次)。如果辞书质量很好，是不是就可以不修订呢?也不行。20世纪50年代，《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先后出版，这两部小字典各具特色，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但后来《同音字典》再也没有修订，于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92年深秋，罗竹风先生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经强调，“学会的生命力在于学术活动”，借用这个格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辞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修订”，不修订就意味着边缘化，就预示着安乐死。
2、横着编竖着修
“横着编竖着修”，是议论《现汉》应该如何修订的时候我说的，见于我的同事曹兰萍先生(2009)的一篇论文(她把我称为前辈，实不敢当)。下面就直接引用其中的几段好了：
《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前辈的经验有句话叫做“横着编竖着修”，就是说，条目的编写，一般是按照音序，从A、B、C……X、Y、Z顺序编写，比如，“水害”、“水灾”、“水荒”都在“shuǐ，下排列，可以照顾同音序下的系列相关词的完整性。这就是“横着编”的优势。“竖着修”是指跨音序对系列相关词汇的收词、释义、行文格式等方面的检查平衡工作。比如，S母下收了“水灾”，那么，H母下也应收“旱灾”，“水灾”和“旱灾”在释义格式上既需要统一，也要有区别，通过“竖着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横着编竖着修”对科技条的收词和释义尤为重要，特别是跨学科的条目。比如，“虫灾”、“蝗灾”涉及动物和植物，“风灾”、“雹灾”涉及农业和气象，“洪灾”、“沙灾”涉及地质和水文，有的还涉及社会问题，如“水荒”、“粮荒”等。
当然，横和竖是相对的，“横着编竖着修”中，也包含着“竖着编横着修”。“横”中有“竖”；“竖”中有“横”；“编”中有“修”；“修”中有“编”。横竖相间，编修结合，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编修程序的一个特点。
严格地说，仅仅依靠一横一竖或一竖一横的做法还嫌不够。辞书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知识高度密集，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修订时需要着眼于某个专题、某个类别，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专项检查，才能确保质量合格乃至上乘。犹 如织布，经线、纬线交织越多，布就越结实。
3、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
“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是曹先擢先生说到《现汉》5版修订时对我讲的。辞书出版了就要修订，不修订就不能改正原来的疏失，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就会失去读者，失去市场，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修订要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或是查缺补漏，或是局部更新，不必机械地规定修订幅度的大小。辞书修订分为“增删改”三个方面，通常总是增的多，删的少，篇幅、定价自然逐渐提高。一部辞书的篇幅、定价都有一个上限，在不允许继续提高的情况下，增加新条目(占地方)，就要删去旧条目(让地方)，如果原有条目仍有保留价值，到底该增还是该删就得做出决断。增得不好也许无大碍，聊备一格而已，删得不好就很扎眼，肯定会引起非议。从这个角度说，辞书修订时“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
因此，在一部辞书因不断修订而篇幅不断增加的时候，应该及早考虑该辞书的内容分化，也即开发新的系列产品，承担原有辞书的部分功能。例如《现汉》目前的规模已然达到中型辞书的上限，开发其系列产品刻不容缓。它的系列可以有收录哲社、科技条目的《现代汉语百科词典》，收录新词语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录各版陆续删去条目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本)等等。这些词典齐备了，《现汉》今后修订的“增删改”将会更加从容自如，特色鲜明。
七、辞书的规范
1、守得住就守，实在守不住再退
辞书的编写与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和科技名词一系列规范的贯彻和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规范化的辞书是全面体现各项规范的最好载体，也是推行各项规范的必要途径。如果一些辞书，特别是社会上通行的若干权威辞书，在执行规范上不尽一致，互有参差，则会使读者产生困惑，甚至无所适从，客观上给规范化造成障碍。第二，规范化的辞书是检验各项规范是否完善的良好手段。如果辞书努力贯彻规范而不能一以贯之，就说明这项规范尚不周延，就有必要修订，否则势必会影响到规范本身的权威性。第三，规范化的辞书对于各项规范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各项规范的延伸和丰富。
一般来说，规范制定与语言发展的实际相比，总是滞后的，也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凡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规定了的，编写辞书时一定要执行(个别地方可以适当变通)。当年编《现汉》就有人问过丁先生，比如现在“西苑”都读xīyuán了，没人读xīyuàn，是不是能给“苑”加一个yuán的音呀，要不干脆就读yuán得了。丁先生不赞成，他说：“咱们是守得住就守，实在守不住再退。”的确，在执行语言文字规范和科技名词规范方面，假如辞书的编者自己先乱了阵脚，进退失据，那说不定会产生“蝴蝶效应”，社会上的使用将出现很大的混乱，收拾起来不知要费多大的气力。
2、不做“语言警察”，要做“语言导游”
语言文字规范的各项规定，制定的基础在于社会上语言应用的实际，它必然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一经公布，就要求坚决贯彻，不能含糊，尤其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这是语言文字规范制定的刚性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在规定公布之后，不规范的用法不可能戛然而止，一扫而光。相当多的人要改变自己原来习惯了的写法、读法等等，肯定有一个重新学习、逐步熟悉的过程。规范化的辞书大都保留着不久以前仍在使用的旧词语、旧读音，并在注释中分别加以不同的标志和说明，显然有助于读者区别什么是规范的，什么是不规范的，从而完成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渡。这是语言文字规范执行的柔性原则。
王铁琨先生(2008)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说：“过去语委给人的印象是老给人挑毛病，人家烦。现在语委注重抓中国语言资源建设，抓有声数据库，定期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引导社会语言使用逐步规范，这样便从‘语言警察’变为‘语言导游，，由单纯的管理变为面向群众提供‘语言服务’。”这段话虽然讲的是语委的工作，但对辞书编写也很有启发：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上，我们的辞书同样不能板着面孔做“语言警察”，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要和颜悦色地做“语言导游”，说明不同情况，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写或怎么读怎么用。
(责任编辑 王慧敏)
1、理念演绎辞书
“理念演绎辞书”是张志毅先生(2007)一篇文章的题目。他在文章中说：“编著一部辞书，如同建造一个建筑物。施工者和水泥、钢筋、砖瓦等材料，对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关键是设计师。辞书的高低悬殊，一方面在于编写者和语料库，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在于设计师的理念。”张先生认为：理念的不断更新，推动了辞书的不断发展。比如东汉末年，许慎(58－147)有了六书文字观，才编出《说文解字》。再比如，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词汇学、现代语义学，促使现代大师产生了新理念——词汇系统、语义系统的新观点，才编出了不同于旧传统的新辞书。在中国，由于有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崭新思想(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里做了详尽阐释)，才演绎出《现汉》。概言之：如果没有新的理念，是编不出来新辞书的；有了什么样的新理念，就能编出什么样的新辞书。所以，辞书编者一定要加强理论学习，及时更新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2、体例是辞书的宪法，词目是辞书的骨架，释义是辞书的灵魂，例句是辞书的血肉
这些话是徐祖友先生告诉我的，这诗一般的语句把辞书的框架概括得清清楚楚。下面分别展开谈。
体例又称凡例，是辞书的总纲。一部辞书的编写宗旨是什么，读者对象是哪些人，收多少字、多少词，条目怎么排列，怎样注音，释义中各种符号的意义是什么，标不标词类，使用哪种检索方式，有哪些附录，都要在此罗列说明。体例应产生于编写之前而不是编写之后，它是在编写细则的基础之上概括而成的。编写的时候要以它为依据，统稿的时候还要以它为依据，这就是具有权威性的“宪法”，一部辞书的特点和创新都在这里边了。有的辞书自始至终也没有编写细则，体例是照抄别人或模仿别人的，肯定编不好。
一部辞书是由一个一个词条有序排列组成的，词条又包括词目、释义和例句几部分。
所谓词目(被释词)是骨架，是说立目是辞书编写的首要条件，没有释义的对象，释文和例句就无的放矢，成了无本之木。辞书收词是不是有章法，决定了收词能不能做到合理平衡。收词要建立词的分类意识，语文、哲社、科技条目要分类。语文条即解释普通语词的条目，是语文辞书的主体部分，通常占到80％或者以上；哲社条是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条目，通常占到10％左右；科技条的收词数量一般在全书的10％～20％之间。大类下再分若干小类，小类下再分若干细类，如此就可以根据辞书规模来决定收词层次，不至于畸轻畸重。另外还要建立词的系统意识，对义词、配套词、同系词之类的概念多少要知道一点儿，如此就可以保证收词的整齐，不至于缺胳膊短腿。有的辞书收词很随意，拿过别人现成的辞书，直接在上面画钩挑选，怎么能好得了呢?人的骨头架子没长好，再好的衣裳穿起来也不是样儿，辞书的收词同理。
释义是辞书的灵魂，现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一部辞书有别于其他同类辞书的关键就是其释义不同——不是表达的词义不同，而是表达的方式和所用的词语不同。词义是客观的，理解是共同的，否则无法交流；表达可以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方式的选择和处理则含有编者的主观成分。如果不在释义上下功夫，总想照抄或一味模仿别人的释义，那就失去了编写的意义，遑论创新。
例旬是辞书的血肉，是说辞书光有释义还不够，配上适当的例词、例句才算完足。另有一句话叫作“没有例句的词典形同一具骷髅”，也是这个意思。例句是释义的补充，一些释义没有说透的，尤其是词语的搭配及其用法，可以通过例句体现出来；广义的例句也包括书证，书证可以交代词语的出处，是释义的佐证。全书中例句配多少，怎么配也蛮有学问，要做研究。太少了作用不大，太多了重复冗赘。还是拿人的身体来打比方，太瘦了叫“皮包骨”，太胖了叫“臃肿”，胖得匀称才称为“丰满”。
3、要编成《大现汉》。不要编成“胖现汉”
《现汉》是1978年12月正式出版的，计划接下去就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不料担任主编的丁声树先生1979年10月突然中风，卧病不起，一拖就是几年。80年代中期，吕叔湘先生决定将这个项目启动起来，先补编几万词条做准备(后来编成《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在词典室全体会上，吕先生说，将来一定“要编成《大现汉》，而不要编成‘胖现汉’”。什么意思呢?假如还是依循《现汉》的宗旨，照搬《现汉》的体例，只是增加条目，那么即便编成后比《现汉》的条目多了很多，字数涨了很多，好像大了，但是仍然不能称之为《大现汉》，或者说不是他心目中的《大现汉》，充其量是个“胖现汉”而已。吕先生认为，《大现汉》比《现汉》在整体思路上要有大的提高，包括收词、释义、举例各个方面都要有大的变化，在详解、深化上下足功夫。我想，这关于“变大”、“变胖”的点拨可能不仅对于《现汉》和《大现汉》本身，对于其他辞书的扩编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辞书的资料
1、拿资料说话
没有资料就编辞书，要想编好，要想创新，那是不太可能的。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还不是“巧妇”呢!当初《现汉》之所以编得有质量，100万张第一手资料卡片是重要保障，那都是一张一张地勾乙、抄写得来的，很值得自豪。现在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有了“谷歌”、“百度”，是不是就算是有了资料，甚至是充分的资料呢，似乎不尽然。缺乏资料固然难以为“炊”，而海量资料也让我们无从下手。在原始语料(生语料)方面，各家也许没有多少差别；在加工语料(熟语料)方面，各家的差距就大不同了。资料的多少讲的是基础，资料的把握才表现出水平。自己不在第一手资料上花力气，光靠别人的现成资料吃饭，从别人的辞书中讨生活，充其量是个“模仿秀”，还不一定模仿得好。
2、长木匠。短铁匠
“长木匠，短铁匠”这句话，是我当年在黑龙江兵团连队里听说的，距今有40年光景了。它的意思是：木匠估摸着留材料，习惯上留多一点儿，假如长了，那锯掉就是；要是铁匠留材料，总是留少一点儿，万一短了，烧热了叮当几锤下去，因为金属有延展性，就够长了。由此联系到辞书编写中的材料剪裁问题，编词条时遇到可编可不编的，有人认为先编上，多编好，将来不用再删，免得漏掉；有人认为大可不必，编得多了，将来不用就是浪费，留下词目备考足矣。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词表，有了词表就不会首鼠两端，就不至于来回拉锯。另外，编写者的各司其职也是提高效率、保证进度的重要因素，凡不在自己编写范围之内的条目，不必顺手“代庖”，重复劳动越少越好。我的体会是，编词条时多当“铁匠”比较省心省力，选例句时当一当“木匠”似无妨。
3、小心没大差
“小心没大差”是句北方的俗话，说只要打起精神，处处小心，就不会出大毛病，犯大错误。我在词典室资料组工作的时候，几位老师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因为资料工作头绪多，事情琐碎，他们老是检讨自己，生怕出了纰漏。 资料工作如此，编辑工作亦然。李荣先生(1989)回忆丁声树先生时写道：“丁先生一生谨慎，常常引用薛宝钗的名言：‘小心没有过逾的。’”为什么谨慎呢?丁声树先生(2004)自己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作为《现汉》的主编，丁先生编词条改词条，一定要查证资料后才动手，是小心；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问，多问几个人，问个底儿掉，是小心；在校对过程中仍不忘挑错，还是小心。丁先生的风格就是当年词典室的风格，就是《现汉》的风格，这与“无知又大胆，快来编词典”的态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4、校到底，改到底
书稿编好了交给出版社，要做到“齐清定”，即稿子要齐，要誊清，要定稿，意思是不能再改了。这是规矩，辞书自然不能例外。可是辞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图书，它的内容多，结构复杂，交稿后改来改去是常事，看到了毛病还不改，那是编者自己有毛病。当初词典室校对《现汉》，全体编辑都参加，资料员也参加，二十几人的队伍很是壮观。虽然说稿子已经反复看过了，但总还有提高、完善的空间，所谓“校到底，改到底”的说法就是那段时间流行开来的。这里需要申明一点，在校对中发现疏漏是大家的责任，而改不改、怎么改是主编的权力。越到最后的关头改动越得谨慎，只能通过主编的一支笔，万万不可各行其是，擅改妄改。
5、不过(录)不错，一过(录)就错
辞书的稿子从初稿到定稿，改了又改，交稿之前要誊清一遍，专业术语叫作过录。过录实在不容易，字要写得整齐清楚不说，还必须得熟悉稿子，熟悉体例，不然很难从勾来画去的笔迹里面看明白。千小心，万小心，结果仍然会出现差错。当年发现过录中出了错，词典室的几位老师摇着头苦笑，自嘲说：“过错，过错，不过不错，一过就错。”由此看来，稿子过录后一定要再校对一下，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谁也不是神仙。领导者一要重视过录工作，二要理解过录工作。发现有谁誊错了、漏了，提醒一下，改过来就是，不必横加指责。当然，参加过录的同志也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不能听不得批评意见，踏实认真、一丝不苟是对过录工作的基本要求。
五、辞书的编写
1、初稿当成定稿编
编写时初稿如何，直接关乎最后的质量。这一点经常参与统稿“收摊”的人感受特别深。按理说，从初稿到定稿要过好几关，反复看又反复改，有什么不合适的早就看出来了改过来了。事实上不尽然。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从资料上说，编初稿需要查得多、查得细，根据资料立义项，写释文，加例句，审稿时如果没有疑问，通常不再翻查全部资料；从时间上说，审稿的人少，一个人审几个人的稿子，来不及每一条都用编初稿同样的时间，通常是重点条目或有疑问条目花的时间多一点儿。初稿的总体面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辞书最终的面貌。就像房屋的基础不好，再用心装修也找补不回来，除非另起炉灶。因此一旦开编，就要求初稿的编写者像最后定稿一样周到严谨，遇到的问题不等、不靠、不留，都要处理干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话叫“决不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这一站晚点”，讲的就是各负其责，恪尽职守。自然了，要把初稿就当定稿编，首先得把定稿是个什么样子确定下来，假如没有若干样条，没有试编阶段的磨合，落实起来就困难了。
2、好不好看语文条，对不对看哲社条，新不新看科技条
一部语文辞书出版之后，读者买了，查了，最关心的是它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自己不懂的问题；专家买了，读了，还会注意到它质量高下如何，有没有创新。怎样评价一部语文辞书的内容呢?我的体会是：好不好看语文条，对不对看哲社条，新不新看科技条。
先说语文条。一般说来，编语文条的人大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参考书也比较多，又是母语，有语感，只要下功夫认真去编，还不至于满篇皆错，大多是水平高一点儿还是低一点儿的差别。所以，语文条常见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盲目模仿，创新不够，特色不突出，流于平庸。
再说哲社条。辞书本身没有阶级性，而编辞书的人是有立场的，有些条目事关重大，写哪些内容，怎样表述，得有权威的依据，仅凭个人的理解就容易出偏差。有的敏感条目，假如有一条处理不妥，都可能遭到“一票否决”，已经出版了的辞书就要下架，这是有先例的。所以，哲社条永远要把释义的对与不对放在首位，编写者务须注意学习，绷紧神经。
最后说科技条。有人问语文辞书不收科技条成不成，当然不成。“猪马牛羊”、“梅兰竹菊”都属于自然科学，想躲也躲不开。这尚在其次，主要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大量科技新概念不断涌人社会生活，如果我们反应迟钝，编出的辞书必然被时代所抛弃。一部语文辞书推出来，近年新出现的科技新词没有收或收得很少，年轻人一翻，一定会说“out”了。再加上资料陈旧，数据没有更新，刚印出来也会给人以“旧书”的感觉。
3、专家看着不错。外行看着能懂
《现汉》1978年正式出版之后，词典室科技组有李伯纯、陆卓元、吕天琛先生和我四个人，三个老师带一个学生。每每议论起如何将科技条目进一步语文化，老师们就说，要让“专家看着不错，外行看着能懂”。后来这句话成了语文词典中科技条目编写的座右铭，并写进了《科技词条的处理》(吕天琛等1981)这篇文章里：“《现汉》百科条目的注释，坚持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条目注释得对不对，在于它的科学性；注释得好不好，一般地说，与它是否通俗有很大关系……只有在科学性和通俗性上都下功夫，才能注出‘专家看着不错(没有错误)，外行(读者)看着能懂’的好文字。”
这个标准说起来简单，真要做到不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没有“吃得进去，吐得出来”的功夫恐怕不成。
4、吃得进去。吐得出来
“吃得进去，吐得出来”是个比喻说法。“吃得进去”指能够把科技术语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的资料看懂了，弄通了，消化了，成为自己的知识；“吐得出来”指能够把理解了的科技知识再用自己浅显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讲给别人听。带有一点“翻译”的意思，属于二度创作。所以，科技条目的编者最好从科技专业毕业的、有相当文字功底的人中产生，要求是“双枪将”，能够“左右开弓”才行。有的语文辞书的科技条是由语文老师代劳的，即便有成熟的辞书做参考，改写时也难免把概念搞错闹笑话，或者删节失当，该说的没说，可以不说的反而不惜笔墨。有的语文辞书的科技条是由科技人员包干的，结果释义倒是准确了，但是科技味道太重，不懂的人看了还是不懂，失去了释疑解惑的功效，还显得与语文条的注释风格极不协调。
5、帽子就这么几号，总有戴得不合适的
这是对词类标注之难有感而发的。1998年10月，中国辞书学会第一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语文辞书的词类标注问题。有一些词的词类归属几部辞书处理得不一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在发言中说：“汉语词语太丰富了，几十万、上百万都打不住，情况千差万别，而词类就分 十二类，词多类少，归类肯定有归得特别合适的，有比较合适的，有不怎么合适的。就好比军帽，一共就这么几号，几百万官兵，总有戴得不合适的。”话未落地，大家都笑了，几位老先生还表扬了我，认为言之有理，表示赞同。后来《小现汉》和《现汉》修订标注词类，真遇到了一些“难剃的头”，有的可此可彼(并非兼类词)，但归在哪里也不特别妥实。既然这属于语言本身的不整齐，就无须强求一律，只要“同类情况同样处理”便罢。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都“戴合适”，但求“戴不合适”的越少越好。记得还有一句与此相类的俗话，叫“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汉语词汇缺乏词形标记，标注词类是个老课题，又有新探索，如何是好，尚待继续深入研究。
6、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句俗话，说的是人的记忆力再好，事情一多也记不住，要是写在纸上备忘，那就保险了。辞书编写头绪纷繁，过程又长，大事小情的往往要靠记录，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是也。单说编写和修改条目，就需要把之所以这么编、这么改的道理以及参考了哪些书都写在条目的后边，别人审读时一目了然，免得费时费力，一有不同意见，马上可以讨论。假如过后自己也忘了当初的考虑，那正好对自己是个提醒。《现汉》科技条目的每一条底稿上，所附列的备注都尽量详细，包括参考书目、资料摘抄、咨询电话记录、审读意见以及对审读意见的吸收等等。当年丁先生对这种做法就非常满意，他在科技组办公室里说过：“当时费点儿事，以后不费事，谁能记住那么多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7、宜粗不宜细
辞书的注释当然越准确越好，准确就要说得细，但有时细了反倒影响了准确。在特定的精确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之间寻求平衡点是一项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释义需要粗一些，概括一些。比如说“雨伞”的注释，只说伞面用油纸做成那是老皇历了，加上塑料布也不够，还有尼龙绸等等，介绍得越多可能越包不住，还不如把尼龙绸等等统称为纺织品，一言以蔽之。李荣先生(1989)回忆说：丁先生编词典，造句用字，十分拘泥，但也有不拘泥的时候，遇到进退两难的条目，丁先生也不死抠，并不较真儿。
8、两头堵
《现汉》中有些一个义项的释义分为前后两段，中间用分号隔开。这两段或者分别是被释词的近义词，或者一段是被释词的近义词，另一段是解释性的文字，或者两段都是解释性的文字。无论是两个词还是两段话，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去说的，互为补充，俗称“两头堵”，实际上就是互补参用释义的方法。最近张博先生(2010)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将这种并列的释义词称为“并用释词”，也说了这类情况。
我们就举她文章中的几个例子：
弛<书>放①松；解除：一张一～｜～禁。[A项(放松)、B项(解除)独立释义]
仇敌 (名)仇人；敌人：视为～。[A项(仇人)、B项(敌人)参半释义]
擦洗 (动)擦拭，洗涤：～餐桌｜这个手表该～～了。[A项(擦洗)、B项(洗涤)参半释义]
采掘 (动)挖取；开采(矿物)：～金矿｜加快～速度。[A项(放松)、B项(解除)主辅释义]
以上都可以看作“两头堵”的实例，从中不难体会“两头堵”是一种很不错甚至很有点儿巧妙的注释方法。
9、做减法
辞书最终定稿之前，还有若干遗留问题未得解决，这是正常现象。本来应该立即解决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当时解决不了，实在不得已，只好“做减法”。“做减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编写过程中不可乱用，在成书之前不可不用。比如有些敏感条目、敏感例句，把握不了的要果断割爱；再比如有些专项检查，虽说越细越好，一旦时间不允许了，也只能择其要者，及时撤出。“做加法”是为了增添光彩，“做减法”是为了减少硬伤。“趋利避害”乃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趋利”几乎是人的本能，不想它都难，“避害”有时常被忽略，尤其在头脑发热的时候。
六、辞书的修订
1、一部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修订的开始之时
1996年，陈原先生在《现汉》第3版出版后说过：“一部辞书的出版之日，就是它修订的开始之时，”赵振铎先生(2001)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字典的修订工作，好比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通车，养护工作马上开始。”辞书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复杂繁难的系统工程，无论大型辞书还是中型辞书，甚至是小型辞书，尽管编者、出版者倾尽心力，也难保证万无一失。因此，及时修订乃是保证辞书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事实上，有的辞书经多次修订后才正式出版，出手不凡，成为精品，例如新《辞海》(前有“试行本”、“试排本”、“未定稿”)和《现汉》(前有“试印本”、“试用本”)。有的辞书出版后不断修订，在原有的高水平上继续提高，从而确立了精品地位，例如《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至今已修订了11次)。如果辞书质量很好，是不是就可以不修订呢?也不行。20世纪50年代，《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先后出版，这两部小字典各具特色，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但后来《同音字典》再也没有修订，于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992年深秋，罗竹风先生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上曾经强调，“学会的生命力在于学术活动”，借用这个格式，我们可以这样说，“辞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修订”，不修订就意味着边缘化，就预示着安乐死。
2、横着编竖着修
“横着编竖着修”，是议论《现汉》应该如何修订的时候我说的，见于我的同事曹兰萍先生(2009)的一篇论文(她把我称为前辈，实不敢当)。下面就直接引用其中的几段好了：
《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过程中，前辈的经验有句话叫做“横着编竖着修”，就是说，条目的编写，一般是按照音序，从A、B、C……X、Y、Z顺序编写，比如，“水害”、“水灾”、“水荒”都在“shuǐ，下排列，可以照顾同音序下的系列相关词的完整性。这就是“横着编”的优势。“竖着修”是指跨音序对系列相关词汇的收词、释义、行文格式等方面的检查平衡工作。比如，S母下收了“水灾”，那么，H母下也应收“旱灾”，“水灾”和“旱灾”在释义格式上既需要统一，也要有区别，通过“竖着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横着编竖着修”对科技条的收词和释义尤为重要，特别是跨学科的条目。比如，“虫灾”、“蝗灾”涉及动物和植物，“风灾”、“雹灾”涉及农业和气象，“洪灾”、“沙灾”涉及地质和水文，有的还涉及社会问题，如“水荒”、“粮荒”等。
当然，横和竖是相对的，“横着编竖着修”中，也包含着“竖着编横着修”。“横”中有“竖”；“竖”中有“横”；“编”中有“修”；“修”中有“编”。横竖相间，编修结合，这是《现代汉语词典》编修程序的一个特点。
严格地说，仅仅依靠一横一竖或一竖一横的做法还嫌不够。辞书里面的内容相当丰富，知识高度密集，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修订时需要着眼于某个专题、某个类别，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专项检查，才能确保质量合格乃至上乘。犹 如织布，经线、纬线交织越多，布就越结实。
3、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
“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是曹先擢先生说到《现汉》5版修订时对我讲的。辞书出版了就要修订，不修订就不能改正原来的疏失，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就会失去读者，失去市场，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修订要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或是查缺补漏，或是局部更新，不必机械地规定修订幅度的大小。辞书修订分为“增删改”三个方面，通常总是增的多，删的少，篇幅、定价自然逐渐提高。一部辞书的篇幅、定价都有一个上限，在不允许继续提高的情况下，增加新条目(占地方)，就要删去旧条目(让地方)，如果原有条目仍有保留价值，到底该增还是该删就得做出决断。增得不好也许无大碍，聊备一格而已，删得不好就很扎眼，肯定会引起非议。从这个角度说，辞书修订时“会删比会增还要学问”。
因此，在一部辞书因不断修订而篇幅不断增加的时候，应该及早考虑该辞书的内容分化，也即开发新的系列产品，承担原有辞书的部分功能。例如《现汉》目前的规模已然达到中型辞书的上限，开发其系列产品刻不容缓。它的系列可以有收录哲社、科技条目的《现代汉语百科词典》，收录新词语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录各版陆续删去条目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本)等等。这些词典齐备了，《现汉》今后修订的“增删改”将会更加从容自如，特色鲜明。
七、辞书的规范
1、守得住就守，实在守不住再退
辞书的编写与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和科技名词一系列规范的贯彻和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规范化的辞书是全面体现各项规范的最好载体，也是推行各项规范的必要途径。如果一些辞书，特别是社会上通行的若干权威辞书，在执行规范上不尽一致，互有参差，则会使读者产生困惑，甚至无所适从，客观上给规范化造成障碍。第二，规范化的辞书是检验各项规范是否完善的良好手段。如果辞书努力贯彻规范而不能一以贯之，就说明这项规范尚不周延，就有必要修订，否则势必会影响到规范本身的权威性。第三，规范化的辞书对于各项规范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各项规范的延伸和丰富。
一般来说，规范制定与语言发展的实际相比，总是滞后的，也会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凡是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规定了的，编写辞书时一定要执行(个别地方可以适当变通)。当年编《现汉》就有人问过丁先生，比如现在“西苑”都读xīyuán了，没人读xīyuàn，是不是能给“苑”加一个yuán的音呀，要不干脆就读yuán得了。丁先生不赞成，他说：“咱们是守得住就守，实在守不住再退。”的确，在执行语言文字规范和科技名词规范方面，假如辞书的编者自己先乱了阵脚，进退失据，那说不定会产生“蝴蝶效应”，社会上的使用将出现很大的混乱，收拾起来不知要费多大的气力。
2、不做“语言警察”，要做“语言导游”
语言文字规范的各项规定，制定的基础在于社会上语言应用的实际，它必然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一经公布，就要求坚决贯彻，不能含糊，尤其要体现在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上，这是语言文字规范制定的刚性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在规定公布之后，不规范的用法不可能戛然而止，一扫而光。相当多的人要改变自己原来习惯了的写法、读法等等，肯定有一个重新学习、逐步熟悉的过程。规范化的辞书大都保留着不久以前仍在使用的旧词语、旧读音，并在注释中分别加以不同的标志和说明，显然有助于读者区别什么是规范的，什么是不规范的，从而完成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渡。这是语言文字规范执行的柔性原则。
王铁琨先生(2008)在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会议上说：“过去语委给人的印象是老给人挑毛病，人家烦。现在语委注重抓中国语言资源建设，抓有声数据库，定期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引导社会语言使用逐步规范，这样便从‘语言警察’变为‘语言导游，，由单纯的管理变为面向群众提供‘语言服务’。”这段话虽然讲的是语委的工作，但对辞书编写也很有启发：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上，我们的辞书同样不能板着面孔做“语言警察”，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要和颜悦色地做“语言导游”，说明不同情况，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写或怎么读怎么用。
(责任编辑 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