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扩大内需的政策指导下,去年我国新增贷款创下了95000多亿元的历史新高。其中,各级地方政府各自建立的融资平台的贷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其所带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也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出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作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也是信贷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他们是如何防范政府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新的一年里,在有“针对性、灵活性”的政策指导下,预计新增贷款规模如何?将投往何处? 3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杨凯生行长就上述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访。
政府融资风险要具体分析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的银行信贷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杨凯生:去年的融资是比较多的,95000多亿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有人说是天量,对这个数字十分担忧。
我觉得这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由于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举措所带来的结果。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许多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出口下降、职工就业等都受到了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的、非常态的措施。这也就是总理所说的“出拳重,出手快”的含义。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指引下,银行的信贷增量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政府融资平台产生金融风险的担心,您怎么看?
杨凯生: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但又不能过度的投到生产性企业中去,因此,就想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搞一些事关民生的工程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就组建了一些政府的融资平台,来保证有些项目能够及时的筹集到资金,及时的开工,从而拉动其它方面的配套生产、拉动百姓的就业。我认为,在过去的一两年内,这种做法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防范政府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呢?
杨凯生:一定要对政府融资平台做具体的风险分析。所谓具体的风险,首先就是要说清楚什么是政府融资平台。不能简单的把各级政府控股的,无论是全资的,还是参股控股的公司,都笼而统之、简单化的称作为政府融资平台。有些公司已经存在了七八年,它有正常的实收资本,有正常的经营投资活动,和这次的金融危机根本就没有关系。比如,有的公司确实就是搞投资管理的,它是控股公司;有的还甚至是高速公路公司等等。把这一类公司和去年、前年这种特殊历史阶段临时组建起来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融资的政府融资平台混淆在一起,我认为是不太确切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担心的,会出问题的,主要是后者。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它主要是投资项目。
有的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比较规范,有筹集到实收的资本。它拥有一些资源,在融资过程当中一个项目的投资,其资本金和银行的贷款是同步到位。而且办理了充足的、有效的抵押等等。
但还有一些政府融资平台,资金实力较差、实收资本不到位、建设项目上的资本金投入,以及银行的贷款也不能够同步进入。如果银行给这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话,风险确实比较大。所以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风险不能笼而统之的说,要具体分析。
“六坚持三严控”贷款投向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一年,工行的信贷量是多少?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
杨凯生:我们去年新增贷款10300个亿,是工商银行历史上投放最多的一年。往年也就是三、四千或四、五千亿元。去年的增幅是24.27%。但是这个增幅,无论是和全社会的平均的贷款增长幅度,还是和可比银行的贷款增长幅度相比,都是最低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既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需要,又注意了防范风险、结构调整、有保有控等方面的要求。
说到投向,各方面都有。我们去年个人的经营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个人消费贷款都创造了历史上增长的最高纪录。我们并不是完全都放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注意了结构的把握。比如,去年的整个贷款增长幅度是24.27%,但是我们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是31%。这就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平台的贷款了。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那么今年的贷款规模目标是多少?会不会继续增加?政府融资会占多大比例?
杨凯生:我想我们今年的贷款数肯定比去年有所减少,但是仍然会是个较大的数字。
今年,我们在贷款投向上有“六个坚持三个严控”。也就是:坚持有保有控,一是重点支持在建、续建以及已签约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二是重点支持国家十大振兴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重点支持小企业发展和贸易融资需求,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全行贷款增幅、贷款增量高于去年水平;四是重点支持居民合理消费需求;五是重点支持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六是重点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
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项目的贷款、严格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的贷款。
“工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可控”
《中国经济周刊》:工商银行是如何控制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
杨凯生:对待政府融资平台类的贷款,我们历来强调:
第一,不能搞所谓的打包贷款、批发贷款,而是一直强调对具体的项目。要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项目,要对项目将来的还本付息能力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贷款给他。如果贷给了某个融资平台100个亿或者80个亿,必须区分哪部分用来搞城市建设,哪部分准备搞自来水厂等等。我们搞的是具体的项目贷款,工商银行这几年是一直坚持这样做的。
我们还强调,对任何项目来讲,银行的贷款进入的前提是:融资平台的项目资本金要同步到位。这么做风险就可较好控制。事实上,去年我们自己组织了20多个检查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我们的所谓的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风险可控。我想下一步我们仍然会坚持这个做法。在放贷的时候,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上;在要他们控制风险的时候,也不是简单化的一刀切,然后就全面收紧,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今年“两会”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提出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作为中国资产规模最大、也是信贷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他们是如何防范政府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新的一年里,在有“针对性、灵活性”的政策指导下,预计新增贷款规模如何?将投往何处? 3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杨凯生行长就上述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访。
政府融资风险要具体分析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的银行信贷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杨凯生:去年的融资是比较多的,95000多亿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有人说是天量,对这个数字十分担忧。
我觉得这是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下,由于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举措所带来的结果。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许多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出口下降、职工就业等都受到了冲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的、非常态的措施。这也就是总理所说的“出拳重,出手快”的含义。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指引下,银行的信贷增量创造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政府融资平台产生金融风险的担心,您怎么看?
杨凯生: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但又不能过度的投到生产性企业中去,因此,就想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搞一些事关民生的工程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就组建了一些政府的融资平台,来保证有些项目能够及时的筹集到资金,及时的开工,从而拉动其它方面的配套生产、拉动百姓的就业。我认为,在过去的一两年内,这种做法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防范政府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呢?
杨凯生:一定要对政府融资平台做具体的风险分析。所谓具体的风险,首先就是要说清楚什么是政府融资平台。不能简单的把各级政府控股的,无论是全资的,还是参股控股的公司,都笼而统之、简单化的称作为政府融资平台。有些公司已经存在了七八年,它有正常的实收资本,有正常的经营投资活动,和这次的金融危机根本就没有关系。比如,有的公司确实就是搞投资管理的,它是控股公司;有的还甚至是高速公路公司等等。把这一类公司和去年、前年这种特殊历史阶段临时组建起来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融资的政府融资平台混淆在一起,我认为是不太确切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担心的,会出问题的,主要是后者。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它主要是投资项目。
有的地方政府组建的融资平台比较规范,有筹集到实收的资本。它拥有一些资源,在融资过程当中一个项目的投资,其资本金和银行的贷款是同步到位。而且办理了充足的、有效的抵押等等。
但还有一些政府融资平台,资金实力较差、实收资本不到位、建设项目上的资本金投入,以及银行的贷款也不能够同步进入。如果银行给这种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话,风险确实比较大。所以对政府融资平台的金融风险不能笼而统之的说,要具体分析。
“六坚持三严控”贷款投向
《中国经济周刊》:去年一年,工行的信贷量是多少?主要投向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
杨凯生:我们去年新增贷款10300个亿,是工商银行历史上投放最多的一年。往年也就是三、四千或四、五千亿元。去年的增幅是24.27%。但是这个增幅,无论是和全社会的平均的贷款增长幅度,还是和可比银行的贷款增长幅度相比,都是最低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既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需要,又注意了防范风险、结构调整、有保有控等方面的要求。
说到投向,各方面都有。我们去年个人的经营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个人消费贷款都创造了历史上增长的最高纪录。我们并不是完全都放在基本建设方面,还注意了结构的把握。比如,去年的整个贷款增长幅度是24.27%,但是我们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是31%。这就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平台的贷款了。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那么今年的贷款规模目标是多少?会不会继续增加?政府融资会占多大比例?
杨凯生:我想我们今年的贷款数肯定比去年有所减少,但是仍然会是个较大的数字。
今年,我们在贷款投向上有“六个坚持三个严控”。也就是:坚持有保有控,一是重点支持在建、续建以及已签约重大项目建设,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二是重点支持国家十大振兴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重点支持小企业发展和贸易融资需求,确保小企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全行贷款增幅、贷款增量高于去年水平;四是重点支持居民合理消费需求;五是重点支持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六是重点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
同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项目的贷款、严格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的贷款。
“工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可控”
《中国经济周刊》:工商银行是如何控制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
杨凯生:对待政府融资平台类的贷款,我们历来强调:
第一,不能搞所谓的打包贷款、批发贷款,而是一直强调对具体的项目。要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项目,要对项目将来的还本付息能力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贷款给他。如果贷给了某个融资平台100个亿或者80个亿,必须区分哪部分用来搞城市建设,哪部分准备搞自来水厂等等。我们搞的是具体的项目贷款,工商银行这几年是一直坚持这样做的。
我们还强调,对任何项目来讲,银行的贷款进入的前提是:融资平台的项目资本金要同步到位。这么做风险就可较好控制。事实上,去年我们自己组织了20多个检查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我们的所谓的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风险可控。我想下一步我们仍然会坚持这个做法。在放贷的时候,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而上;在要他们控制风险的时候,也不是简单化的一刀切,然后就全面收紧,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