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以为不平等终会消失。”罗尔夫·吕德斯在回忆自己担任智利财政部长的岁月时如是说。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吕德斯是众所周知的“芝加哥男孩”的一员。他对智利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负有责任，也是人们在各种抗议和暴乱中怒斥的对象。我去了圣地亚哥，与富人和穷人交谈，也对“芝加哥男孩”做了访谈。智利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曾是其他新兴经济体争相效仿的对象。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短暂的“智利奇迹”|

　　“芝加哥男孩”是一群赴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志在学成归国教书，提高教学质量，并鼓励同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是一个执政了近17年的智利独裁者。他于1973年掌权后，迅速提拔了一群经济学家为部级官员，这些官员都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经济学教育。他们编制了一本被称作“砖块”（因其厚如砖块而得名）的经济计划书，此书全面汇集了市场导向政策，阐释了智利经济运行的理想模式。
　　“砖块”认为智利最大的问题在于臃肿庞杂的国家机构。在此书指导下，公共部门被适当缩减。1973—1980年，国有控股公司从300家减少到了24家。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的预算也被大幅削减。智利在改革初期便经历了重大挫败——刚推行了自由化改革的金融部门因遭受1982年经济危机的冲击而瘫痪。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国家日趋繁荣。1985年至1997年间，智利年均经济增长率达7%。这一时期，智利的投资和出口率在南美各国中居于首位。米尔顿·弗里德曼将此称作“智利奇迹”，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吕德斯等智利籍交换生。
　　不平等现象也随之迅速加剧——但支撑经济学家实施计划的两大信念，使不平等问题退居次要地位。

　　其一是相信经济增长能够消除贫困，这被认为是比不平等更为重要的问题。现在，我在圣地亚哥所听到的相关数据和表述，表明芝加哥男孩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1987年，记录在案的贫困人口（这意味着他们买不起食物）占智利总人口的17%。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6%。圣贝尔纳多的洛斯布兰科市场是贫困地区的一个低端市场，我在那里碰见了一群50多岁的中年人。他们回忆起年轻时所经历的饥寒交迫，认为智利的经济扩张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其二是相信教育改革将消除不平等。“砖块”计划书有一章节专门讨论了机会平等问题，阐释了自由化将如何起作用：私有化意味着更多的大学，新的贷款制度将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人获得学位。潜在人才平均分布在全国各地，教育将成为一种促进平等的力量，并推动智利日益繁荣，逐渐消除贫困。
　　理论上，这一计划似乎是全面且具有连贯性的。然而，部分圣地亚哥人却陈述了他们艰难度日的事实，使这些观点和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 可见的隐性贫困 |

　　“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梅丽莎带我参观了她和丈夫口中的“家”——一座位于圣地亚哥南部郊区的自建营房，“就这样，人们还认为我们是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我在圣地亚哥遇到的这些人都有工作，他们中有园丁、护理助理或是手机店里的销售员。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使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勉强维持在贫困线之上。然而，这些人却住在废弃垃圾场的临时住所里，他们的“家”由薄薄的刨花板搭成，十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公共浴室——由四块波纹铁板围成且没有屋顶。
　　圣地亚哥式的不平等创造了官方统计数据识别不出的隐性贫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高物价引起的：与梅丽莎夫妇情况相似的家庭，大都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用民间贷款的钱在当地小商店购买商品，信贷利息就高达生活必需品花销的20%。另一个原因是“拒绝供应”：圣地亚哥的连锁药店认为没有必要在城市的贫困地区开分店。在雷科莱塔——一个没有连锁药店的贫困地区，我遇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基于这一现状，他不得不开设国营“人民药房”。

| 教育改革之殇 |

　　教育改革不但没有减少不平等，扭曲的教育市场反而巩固了不平等。私有化确实增加了大学的数量：20世纪70年代，智利有8所大学，全部由政府拨款;现在有150多所大学，其中2/3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大学。智利政府仅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用于高等教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教育投入占GDP比例最低的国家。然而，圣地亚哥看起来像是一座知识之城，大学遍布大街小巷，林立于汽车展销厅之间。
　　理论上，竞争有助于降低学费并提升教学质量，但智利的情况截然相反。大学课程人均费用约占人均收入的41%，这一比例在OECD居于首位。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大学会削减包括生活辅导在内的所有高经费项目。有数据显示，智利大学的辍学率高达50%，居世界首位。梅丽莎夫妇都后悔上过大学，他们认为这既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毫无益处，还要因此背负需数年才能还清的债务。

　　病态竞争也损害了高中教育。随着教育领域的私有化，考试分数也成为了学校资产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学校毫不留情地淘汰表现不佳的学生，而不是去帮助他们。这是一座需要投入金钱才能获得良好学业的城市，由此产生的阶层分化令人震惊：当你向南走，远离绿树成荫的拉斯孔德斯区——梅丽莎工作的地方，走向他们的临时住处所在地，你会发现沿途学校的教学质量随着民众收入的下降而变低。一位家长对此感叹道：“最后变成了一场教育战争。”
　　这也对城市结构造成了潜在的破坏。不成文却人尽皆知的收入差异，在圣地亚哥划出了生活空间和活动内容的“区隔带”。巴克达诺广场（俗称“意大利广场”）——2019年暴乱的事发地，就是一条贫富分界线，富人从不越界进入城市南区。此外，城市里还有高级公园和低级公园，分别分布在高收入区和低收入区。你能进入哪个公园，完全取决于你的收入。这也许就是最终极的私有化——城市公共设施的私有化，也是唯一非芝加哥男孩所愿的私有化。
　　[编译自英国《卫报》]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