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高玉长期从事跨文学研究，主要做出了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构建古今中西互相重叠的“大文学”体系，这消除了不同类型文学之间的隔膜和对立;二是从文化和思想的高度来强调文学的语言本体，这体现了人类追求共同的艺术精神。在此过程中，高玉始终提倡学术学理化，维护学术的品位性，捍卫学术的神圣性，这既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历史传统，助力中国学术赶到世界队伍。这样一来，高玉及其跨文学研究具备了原创性和世界性意义，从而促进文学价值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高玉;跨文学研究;“大文学”体系;语言本体;学术品格
评价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和评价作家面临同样的难题，因为没有统一标准。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概括学者做出了什么样的原创性成果。高玉做出的最佳原创性成果是跨文学研究，他出版了三卷本《跨文学研究论集》，涉及的内容包括语言、批评、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教材、读书，不一而足。高玉还出版了《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艺术起源怀疑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等著作，将跨文学研究推向更加辽阔的空间和视野。其跨文学研究的主旨和价值是：构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整体观，在个人的层面上努力实现贯通古今中西文学的愿景。在中国，研究古今文学演进的人不少，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人也不少，而研究古今中西文学整体变革的人很少。高玉是极富智慧和耐心的学院批评家和理论批评家，把跨文学研究视作“文学创作”，取材广泛，立意新颖，境界高昂，主题集中，“形散而神不散”，取得了相互交融的原创性成果。
一、构建“大文学”体系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构建“大文学”体系，提倡“大文学”教育①。这种想法的操作性比较棘手，所以少数践行者显得如此难能可贵。托·斯·艾略特提倡文学研究要做到“有机的整体”“有意义的体系”，批评家必须做一番自觉的努力，才能取得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当时我想到文学，想到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正像现在一样，并不把它当作某些个人写下的作品的总和来看，而是把它当作‘有机的整体’，当作个别文学作品、个别作家的作品与之紧密联系而且必须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的那种体系来看。”②高玉也许是受到托·斯·艾略特影响或者不谋而合。托·斯·艾略特强调“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有序整合，视其为“有机的整体”“有意义的体系”，其实是在维护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高玉强调“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整体观，使用一个炼字“跨”来高度概括“大文学”体系，彰显的是自由、宽容和开放的文学视野。高玉心胸开阔、眼光老到，洞悉到了文学传承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源流。
高玉具博古通今、承西启中的敏锐意识和精深品格，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态是温和端庄、宽宏豁达的，从大格局和大方向来看问题、立观点，充分考虑文学的纵向和横向发展皆有影响、传承、交错、重叠、同构的共性特征，从来不把不同时空的文学类型割裂开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高玉的文学研究是智慧文学性的，因为他明白“千古事”的道理，他熟悉“寸心知”的道义。孔子、老子、庄子、刘禹锡、周敦颐、培根、蒙田、爱默生皆是智慧文学的代表作家。高玉讲道，“中国文学”在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古今”是时间坐标，“中西”是空间坐标，它们从衍变的角度来说是重叠的：“所以，具体对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来说，‘古今’和‘中西’在内容上不是并列的，某种程度上说是重叠的。”③高玉使用“重叠”一词来形容和概括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堪称灵通、高妙和美善之至，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置于整体结构和融合性质，蕴藏着兼容并包的思想。“重叠”一词回溯到了文学批评的源头，高玉学习了托·斯·艾略特的文学批评，托·斯·艾略特声明，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可以更好地观照和理解过去，一个国家的有活力的文学传统总是与几个其他国家有活力的文学传统在相互影响之中改变着：“在所有的文学革命中，新与旧都会重叠。”④高玉秉持的是“大文学”体系的理念和态度，这意味着它是公平公正的文学批评的理念和态度，绝不会因为一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给予过高的评价，也绝不会因为一部自己国家的作品就贬低外国作品的评价。
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追求不同文学的交互重叠，本质上也是一种“构建”世界文学的意识。他在著文中反复提及这种想法，单是概括性的结论就比比皆是。“其实，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一个整体，即‘中国文学’。”⑤ “所以，外国文学经翻译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学性，具有中国文学的功能。”⑥ “由是观之，翻译文学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外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学。”⑦高玉善于使用这些总结性词语“其实”“所以”“由是观之”，一方面是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快捷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以最简约的方式来重新给予“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命名和立意，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内涵和关联。在高玉构建的“大文学”体系内，“中国文学”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⑧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⑨在阐释层面上的发展和革新，从而解决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过渡与衔接问题;“外国文学”除了主动强势的一面，也有被动弱势的一面，“中国文学”根据自身需求出发来选择和学习“外国文学”，把它变成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而大大缓解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冲突和对立;“翻译文学”属于“二度创作”，在内容上呈现出“外国文学”的风景，但在形式上更靠近“中国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架构起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的橋梁和载体。归结到一点，高玉试图消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隔膜。这是一种健康的文学批评，随着“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之间密切交流，它们相互借鉴和彼此纠正已经成为可能。这是从世界文学的母胎中催生出来的巨大能量，且将越来越多地激发出来，也有理论和现实的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和公共的财产，文学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⑩歌德读到《风月好逑传》时发表谈话，中国文学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比德国文学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德国文学应当跳出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圈子，积极主动融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11}高玉正是歌德歌颂和呼唤的“每个人”，他对人类一切文学采取历史的眼光加以观察和判断，只要碰到优秀和正气的作品，就对它们进行评价和推介，为构建具有世界文学本质的“大文学”体系添砖加瓦。 高玉频繁使用“放宽”“扩大”“修正”“重建”“重审”“重谈”“过渡”“衔接”“转型”“发展”一类的动词，来强化构建“大文学”体系。这类动词皆具外放、开拓、革新、变通的特点，体现出他热烈而崇高的废名心理以及重新命名的胆识。这就给试图结束分歧、划定范畴、做出限定的文学观念提供了尤其珍贵的参考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是‘转型’的关系而不是‘断裂’的关系。”{12}“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容和同情的文学观念来评价各种文学现象，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文学价值，从而促进文学价值多元化发展。”{13}高玉努力驾驭的不仅是这类动词本身，而且是它们背后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可见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亟须抛弃固有看法，另一方面可见他渴望构建“大文学”体系的真诚态度，甚至透露出些许的精神绝望。他把文学批评的理性书写转化成文学作品的感性思想，具有“呐喊”韵味，想法新奇，写法激奋。福柯认为，动词具备十分确定的基本功能：“动词起断言作用。”{14}高玉在批评文章的标题和正文中大量使用独一无二的动词，结成巨大的语言链条，就是要传达出存在动词里面的深刻命题：“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种“大文学”体系。在当今的大学内，学科壁垒森严，专业围墙耸立，再加上性別歧视和种族对立，高玉构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有机结合的“大文学”体系，直面窘境在所难免。
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意在发扬光大具有世界文学历史意识的优良传统。高玉是一位很敏感和有智慧的学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辞——“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是十分精彩的评价，而中国文学批评是写不出来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视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把莫言置于世界文学历史发展和当代格局中进行定位的，比如把他和拉伯雷、斯威夫特以及马尔克斯进行比较，把他和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地位的，而中国文学批评则是把他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和当今的中国作家进行比较而定位的。”{15}高玉长期以来领悟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将任何作家和作品放置全世界范围的文学及其历史的影响，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看成一个同时的整体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整体局面。这种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具有永久性，也有现时性，更有永久性和现时性的联姻。米兰·昆德拉说过，优秀的文学批评常常拿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来作为思索和分析：“这种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无情时钟充耳不闻，对于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都准备讨论;这种文学批评试图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鲜之处，并把它载入历史的记忆之中。”{16}从中我们可见高玉对米兰·昆德拉的学习和借鉴，只不过高玉评价和研究的是具体而现实的作家莫言、马尔克斯、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米兰·昆德拉概括的是抽象的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文学体现出保存和传播的功能，把历史意识的永久性带到了每一个现时性之中，经典作品被认可为规范和典范而代代相传，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统一体。“正是历史意识的展开，才使由其规范性统一要求的直接性所构成的世界文学之富有生气的统一体，转变成了历史上的文学史课题。”{17}我们由此可以放胆对号入座：一年前的作品等同莫言，30年前的作品等同马尔克斯，300年前的作品等同拉伯雷和斯威夫特。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验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批评理论：只有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为整体，放置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内，才能对《诗经》《骆驼祥子》《神曲》《战争与和平》，李白、鲁迅、莎士比亚、卡夫卡做出准确判断。
二、立足语言的本体论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这是必然事件，而非偶然概率。高玉从一开始就以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意识和世界观，它们是一体的，语言因此才得以超越民族隔阖，创造融通环境，使世界文学的演进方向和价值意义得以显现。高玉独具慧眼地发现，中国几千年来皆讲求语言的从属论，这是导致语言和文学，也包括语言和哲学、历史，互相隔离的根本原因：“不论是交际工具论还是思维工具论，都是语言从属论。只要是从属论，就不可能从语言本体论来研究文化和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中缺乏深刻的语言研究的根本原因。”{18}马林诺夫斯基早就讲到，语言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社会风俗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每个人语言知识的成熟等于他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9}高玉认为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本体论切入和上升，其意义是重大的，真正开启了从语言的角度对文学和文化进行深层研究的途径与方向，对这一语言的本体论造成冲击的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但在时间上已是很晚的20世纪50年代了。
高玉认识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的新关系，确实犀利，但他观感西方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尚存阙疑。其实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开启“解释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尤其是作为书面表达的文字语言，就是立足语言的本体论，人类所有民族并不会因为语言差异而受到交流障碍，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是相同的。“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20}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认知能力惊人，哪怕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他道出了语言和思想、思维是平等关系，是同一化的趋势。伽达默尔谈到亚里士多德这一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灵魂”观点，从中受到了较为丰富的启发：“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解释》中看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萌芽，即并非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我把复杂语言加以简单化，而是完全由语言去切人思维。”{21}伽达默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领悟一则道理：文学的本质不是语言的翻译，即把复杂语言变成简单语言，或把简单语言变成复杂语言，而是由语言去切入人类相同的思维，以及文化、思想、精神、意识和世界观。这也是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理论依据，它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露出端倪。当然，这也恰恰证明：其一，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是大有天地的，站得住脚的;其二，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大学问。 高玉通过大量古今中外的事例，详细论述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观点。“五四”时期的“国语”也即现代汉语，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和作为文言的古代语言没有区别，“但‘国语’更为本质的特征是它的新的思想和思维特征”，“它更多地来源于西方的语言和话语方式”。西方的语言使“国语”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改变了中国的整体文化状况，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实际上，这里既有中国古今语言的翻译和转换，新的“国语”改变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精神，也有中西语言的翻译和转换，中国汉语改变了外国文学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意蕴。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时皆力求真实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本意，翻译要完整传达原文的所有功能，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任何翻译都有歧变和易辙，都能改变文学的性质和意义。高玉解释其中的奥妙：“语言决不只是一种符号，同时具有文化性，具有思想性或者说‘意识形态’性，语言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22}这就不难理解，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鲁宾孙飘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名著，不懂外语充满讹误，却广泛受到欢迎。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恪守西方文学规范，追求真实准确风格，却几近无人问津。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老舍把翻译称作二次创作，认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會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翻译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表现自己的风味和文学味道。老舍认为林纾的翻译，有很强的中国文化性和自己的思想性，读来使人欣喜。老舍心直口快发表看法，褒贬和臧否十分明显：“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纾，但于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过去，我们有些译文，使我感到外国大作家的创作不过是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而已。这个影响不好。”{23}老舍所谓“好办法”寓指林纾的翻译，“译得有风格”;“影响不好”寓指周氏兄弟的翻译，“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这完全说得通。高玉的跨文学研究证明，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但通常也是困难的，而文化可以缓解困窘。语言翻译并不容易找到一对一的对等词语，译者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词语的对等译法。足资借鉴的策略是，译者努力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全面熟悉，并且能够利用该文化中其他方面的知识，必将突破语言最接近的一对一的翻译局限，语言翻译在对某些重要方面的描述将会更加巧妙和透彻，对人类语言和文化的总体认知和融合将会更加完善和可靠。在翻译的观点上，罗宾斯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翻译，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意指‘文化语境的融通’（unification）。”{24}高玉也是持这种观点。
从而，在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这个领域，只要涉及到语言的翻译和转换，语言本身是没有高低、优劣、好坏之分的，语言只是工具和载体，差别在于语言创造和表达的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意识和世界观。钱玄同说过不同语言可以互相补助，即语言的翻译和转换：“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25}也就是说，“国语”没有强于文言，文言没有胜过外语，外语没有超越“国语”，它们皆是通过符号形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优秀的学者深谙此道，自由穿梭在不同时空的语言世界，他可以把某一时代的作家和另一时代的作家，某一国家的作家和另一国家的作家，或某一语言的作家和另一语言的作家相提并论。高玉列举翻译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哀希腊》开头一节的译者，苏曼殊、梁启超、马君武、胡适、闻一多、穆旦、卞之琳、杨德豫，同一首歌，八个译本，语言只是工具和表象，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才是深层变化的本质和性质。高玉总结道：“西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形态最后与西方文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了，完全由译者的文学、文化语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决定。”{26}他没有像老舍那样对不同的译者和译法进行褒贬和臧否，他立足语言的本体论从事跨文学研究，深深地懂得好的译者始终在做这样的努力，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无独有偶，茅盾针对《简爱》的两个译本谈翻译方法，同样怀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评价译者，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茅盾认为，伍光建“缩小”“删削”的翻译方法，便饷一般的读者;李霁野完善的全译本直译本，以备“文艺学徒”的研究;两种译本却是平分秋色，双喜临门。“勃朗特的《简爱》虽不是怎样了不起的杰作，可是居然有那么两种好译本，实是可喜的事。”{27}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继承和借鉴茅盾谈翻译的观念。茅盾谈翻译的方法有许多种，语言的组织排列也不一定和原文相像，但是句调的精神必须转移到译文中：“我以为句调的翻译只可于可能的范围内求其相似，而一定不能勉强求其处处相似，不过句调的精神却一毫不得放过。”{28}高玉关于翻译的观念也是这样的：“翻译文学作为中介既体现为一种形态，又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方式。”{29}翻译所包含的这两种外在体现和内在意义，经过译者转移和利用，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文字语言，另一种精神的具体象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学到另一种文学，其实就是语言和文学背后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的潜移。茅盾也把这精神称之为“力”，它是翻译的生命和第一应当要传达的东西：“在文艺作品的翻译时，如果能够达到第一目的——传达了原作的‘力’，则信与达自在其中。”{30}本来，由于语言的差异，严格的信与达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变成可能，而只要精神之“力”得到传达和转化，信与达也就成为明晰的存在。黑格尔一语中的指出语言的艺术本质是表现精神：“这是绝对真实的精神的艺术，把精神作为精神来表现的艺术。”{31}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承继黑格尔的语言论，没有任何本质差别，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因而皆是完全正确的。伍尔夫曾经强调掌握多门语言的重要性：“我们至少得学会熟练地说三国语言。”{32}掌握多门语言对于交流和说话也许十分管用，但是倘若放在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来看，语言多多益善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鲁迅就对在中国“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掌握了四国语言的译员进行批判，原因竟是翻译外国文学还得由不专攻外语的人完成：“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33}鲁迅其实在说，哪怕掌握再多、再熟悉的语言，不懂得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不管用。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可见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可见其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三、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
高玉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学人”“学者”，或者带有趣味性质的“一介书生”，这皆无新意。不过高玉描述了学人应当承担的忠诚和信念，堪称道义文章：“作为一介书生或者说学人，我们所能说和所能做的只是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提倡学术学理化，我们应该时刻告诫自己坚守学术本身的品格。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维护学术的品位性，捍卫学术的神圣性。”{34}高玉高度赞扬王瑶坚守学术品格：“这种坚守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能的，表现了他的学术道德、学术精神和人格品质。”{35}熊十力谈到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的绝高境界，守清净之心，明修学之要：“惟舍染趣净，方是一切学术中究竟之学。”{36}可见，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这既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历史传统。高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跨文学研究为建树，希望学术研究能够前行;他对古今中西的文化财产积极开拓创新，赋予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以创造性。
高玉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占主要地位的学院批评，必须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不受任何干扰研究学术，从艺术上和真理的意义上研究文学，站在学理立场和公正客观角度来评价文学。高玉不吝倡导和呐喊，就是看到学人自己和学院批评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推卸责任，而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学院批评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摆脱传媒影响的问题，而是重建学术道德、学术伦理，重塑学术精神的问题。”{37}高玉直指核心问题，文学批评想要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必须重建学术道德，重塑学术精神。高玉呼吁“重建”“重塑”，无疑是学术大厦坍塌、腐烂了，必得重新树立形象。这里看似有学人的问题，也有学术的问题，但两者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王阳明早就概括了学术研究：“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38}王阳明对学术研究的敏感性在于，他既定义了学术研究的本质，也洞见了学术研究的弊病。高玉倡导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不一定是从阳明先生而来，更可能是出于学术常识和良知，但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何谓“今古圣贤之学术”？就是高玉所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何谓“天下之所公共”？就是高玉所言“中西维度”。常识和良知决定了任何学人在学术研究的具体所指方面可能有差异，但在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学术精神上绝对是共通的。梁启超也持相同观点。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团体科学社做讲演，指出中国人把学术看得太低、太粗、太呆、太窄，导致中国学术界“内容贫乏”“涂径榛塞”。梁启超进而开出方子，那就是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努力服科学精神这剂良药：“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39}梁启超声明，中国人做学术、传科学是大有可为的，病根在于缺乏王阳明所言“天下之所公共”，高玉所言“中西维度”，也就是跨文化的“天下”“世界”意识。
看来，高玉倡导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万分有必要。这个“痼疾”过去就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不会短时间内“药到病除”。我认为，“学术天下”意指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意境闳阔，心境高善。从浅层次看，“学术天下”针对当今学术研究沦为“三人”“私有”“舆庵地”等物质和利益的小圈子、小团体的恶劣现象，进行重申学术的历史感、神圣感、使命感。托·斯·艾略特也反对少数人占有学术：“被少数人独占的学术研究是徒劳无益的，除非在广大的、没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知识的人们当中能够传播，对这项学术研究的内容的崇敬，以及传播对该内容与我们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认识。”{40}从深层次看，“学术天下”就是要打通古今中西，以内在的平衡和稳定来消除外在的紧张和冲突。在高玉看来，打通中西更有挑战性和紧迫性，中西作为学术意识也将变得越来越鲜明：“因此，我们强调中与西作为学术意识的重要性。”{41}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主张，要建设新文化，就不要怕“欧化”：“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42}这其实就是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人类的文艺、科学和学术遗产不分国界，皆可“拿来”为我所用。周作人的主张得到了吴稚晖和钱玄同高度赞同。吴稚晖评议“乃是人类进化”{43}。钱玄同不断宣传周作人的主张，并提炼出“欧化即世界”的观点：“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44}这样一来，从王阳明指出学术“非吾三人者所私有”和托·斯·艾略特“被少数人独占”到钱玄同宣传学术“非欧人所私有”，从梁启超讲演“东西”到周作人主张“欧化”，我们可见高玉批判学术“私人化”{45}以及呼吁“中西”的学术源流。学术研究立足于“天下”“人类”“世界”的意识，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的精神，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遒劲，也越来越漫长，越来越修远。
高玉能够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得益于他具有学术研究的“常识”意识，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跨文学研究的实践。高玉运用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期待视野来从事跨文学研究，把所有文学视作平等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设定了等级、秩序和层次。对于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写实文学、政治抒情文学、进步文学，对于娱乐消遣性的通俗文学、探索性的先锋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传统旧文学，它们不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是文体意义上的区别，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重建文学生态体系。针对不同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找出它们各自的特性。“我们的批评劳动不是去评定地位高低，而是去离析出这种特性。”{46}新世纪文学的特性是“新现代性”，呈现极其鲜明的“中国因素”和“本土经验”。新派武侠小说的特性是“文化生活”，在叙事技巧和故事情节设置上考虑当代读者的需求。“80后”文学的特性是“叛逆”，追求自由、真诚、率性、自我和放纵个性。高玉离析出的是一种文学的特性，也是一种文化的特性，一种传统的特性，正是这些缤纷多元的特性保证了文学之间的重叠和融通。这些特性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并不冲突，恰恰相反，它们皆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高玉写下了评论沈从文的经典段落：“‘湘西世界’，这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也是他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说是沈从文整个文学活动的最大成就。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无数人被这个世界感染，从这里得到享受和慰藉。”{47}这是高玉对沈从文研究的个人化的感悟，不仅准确离析出了沈从文的文学特性，而且巧妙构建起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生动调动起了读者的精神意识。高玉从文学理论的四个构成要素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贯通古今中西的卓越功能，这就可以滤去沈从文的文体的庞杂性和身份的复杂性，清晰确立了沈从文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体现了学者的责任和担当。张君劢早就指出，中国学术要撇开表面功夫，迅速赶到世界文化队里去：“中国唯有在这个方针之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砭思想懒惰的病痛。”{48}我认为高玉始终执事这样的信念，不断扬鞭自奋蹄，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值得年轻学者学习、借鉴、反思，当然也可以批判。
注释：
{1}高玉：《提倡“大文学”教育》，《人民日报》2015 年11 月6 日。
②[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李赋宁等译：《批评的功能》，《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③高玉：《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④[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杨自伍等译：《美国的文学和美国的语言》，《批评批评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⑤高玉：《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⑥{22}{26}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第60页、第88页。
⑦高玉：《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⑧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⑩[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7-28页。
{11}[德]艾克曼著，洪天富译：《歌德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2}高玉：《“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09页。
{13}高玉：《放宽文学评价尺度，扩大文学研究范围》，《跨文学研究论集二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14}[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6页。
{15}高玉：《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余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16}[捷克]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7}[德]伽达默尔著，王才勇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18}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9}[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解释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21}[德]伽达默尔著，邓安庆等译：《逻辑学抑或修辞学
——再论解释学的早期历史》，《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23}老舍：《谈翻译》，《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24}[英]R·H·罗宾斯著，申小龙等译：《普通语言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25}钱玄同：《致钜猷》，《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27}茅盾：《〈简爱〉的两个版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28}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29}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30}茅盾：《谈谈翻译——〈文凭〉译后记》，《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3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3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黄梅、刘炳善译：《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教子书〉》，《伍尔夫读书笔记》，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33}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34}高玉：《学术“情理化”批判》，《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35}高玉：《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6}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37}高玉：《论学院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38}王阳明：《答徐成之二壬午》，《王阳明全集》（第1卷），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页。
{39}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40}[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杨自伍等译：《古典文学和文学家》，《批评批评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41}高玉：《论“中与西”的现代学术意识性》，《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42}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43}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44}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1925年第23期。
{45}高玉：《重建学术公共话语——谈当代中国学术话语规范》，《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46}[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王恩衷等译：《安德鲁·马韦尔》，《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47}高玉：《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53页。
{48}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卷），再生社1935年版，第127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关键词：高玉;跨文学研究;“大文学”体系;语言本体;学术品格
评价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和评价作家面临同样的难题，因为没有统一标准。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概括学者做出了什么样的原创性成果。高玉做出的最佳原创性成果是跨文学研究，他出版了三卷本《跨文学研究论集》，涉及的内容包括语言、批评、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教材、读书，不一而足。高玉还出版了《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艺术起源怀疑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等著作，将跨文学研究推向更加辽阔的空间和视野。其跨文学研究的主旨和价值是：构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整体观，在个人的层面上努力实现贯通古今中西文学的愿景。在中国，研究古今文学演进的人不少，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人也不少，而研究古今中西文学整体变革的人很少。高玉是极富智慧和耐心的学院批评家和理论批评家，把跨文学研究视作“文学创作”，取材广泛，立意新颖，境界高昂，主题集中，“形散而神不散”，取得了相互交融的原创性成果。
一、构建“大文学”体系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构建“大文学”体系，提倡“大文学”教育①。这种想法的操作性比较棘手，所以少数践行者显得如此难能可贵。托·斯·艾略特提倡文学研究要做到“有机的整体”“有意义的体系”，批评家必须做一番自觉的努力，才能取得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当时我想到文学，想到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正像现在一样，并不把它当作某些个人写下的作品的总和来看，而是把它当作‘有机的整体’，当作个别文学作品、个别作家的作品与之紧密联系而且必须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的那种体系来看。”②高玉也许是受到托·斯·艾略特影响或者不谋而合。托·斯·艾略特强调“世界文学”“欧洲文学”“某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有序整合，视其为“有机的整体”“有意义的体系”，其实是在维护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高玉强调“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整体观，使用一个炼字“跨”来高度概括“大文学”体系，彰显的是自由、宽容和开放的文学视野。高玉心胸开阔、眼光老到，洞悉到了文学传承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源流。
高玉具博古通今、承西启中的敏锐意识和精深品格，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态是温和端庄、宽宏豁达的，从大格局和大方向来看问题、立观点，充分考虑文学的纵向和横向发展皆有影响、传承、交错、重叠、同构的共性特征，从来不把不同时空的文学类型割裂开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高玉的文学研究是智慧文学性的，因为他明白“千古事”的道理，他熟悉“寸心知”的道义。孔子、老子、庄子、刘禹锡、周敦颐、培根、蒙田、爱默生皆是智慧文学的代表作家。高玉讲道，“中国文学”在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古今”是时间坐标，“中西”是空间坐标，它们从衍变的角度来说是重叠的：“所以，具体对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研究来说，‘古今’和‘中西’在内容上不是并列的，某种程度上说是重叠的。”③高玉使用“重叠”一词来形容和概括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堪称灵通、高妙和美善之至，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置于整体结构和融合性质，蕴藏着兼容并包的思想。“重叠”一词回溯到了文学批评的源头，高玉学习了托·斯·艾略特的文学批评，托·斯·艾略特声明，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可以更好地观照和理解过去，一个国家的有活力的文学传统总是与几个其他国家有活力的文学传统在相互影响之中改变着：“在所有的文学革命中，新与旧都会重叠。”④高玉秉持的是“大文学”体系的理念和态度，这意味着它是公平公正的文学批评的理念和态度，绝不会因为一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给予过高的评价，也绝不会因为一部自己国家的作品就贬低外国作品的评价。
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追求不同文学的交互重叠，本质上也是一种“构建”世界文学的意识。他在著文中反复提及这种想法，单是概括性的结论就比比皆是。“其实，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一个整体，即‘中国文学’。”⑤ “所以，外国文学经翻译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学性，具有中国文学的功能。”⑥ “由是观之，翻译文学具有‘二重性’，它既是外国文学，也是中国文学。”⑦高玉善于使用这些总结性词语“其实”“所以”“由是观之”，一方面是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是快捷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以最简约的方式来重新给予“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命名和立意，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内涵和关联。在高玉构建的“大文学”体系内，“中国文学”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⑧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⑨在阐释层面上的发展和革新，从而解决了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过渡与衔接问题;“外国文学”除了主动强势的一面，也有被动弱势的一面，“中国文学”根据自身需求出发来选择和学习“外国文学”，把它变成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从而大大缓解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冲突和对立;“翻译文学”属于“二度创作”，在内容上呈现出“外国文学”的风景，但在形式上更靠近“中国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架构起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的橋梁和载体。归结到一点，高玉试图消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隔膜。这是一种健康的文学批评，随着“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之间密切交流，它们相互借鉴和彼此纠正已经成为可能。这是从世界文学的母胎中催生出来的巨大能量，且将越来越多地激发出来，也有理论和现实的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和公共的财产，文学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⑩歌德读到《风月好逑传》时发表谈话，中国文学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比德国文学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德国文学应当跳出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圈子，积极主动融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11}高玉正是歌德歌颂和呼唤的“每个人”，他对人类一切文学采取历史的眼光加以观察和判断，只要碰到优秀和正气的作品，就对它们进行评价和推介，为构建具有世界文学本质的“大文学”体系添砖加瓦。 高玉频繁使用“放宽”“扩大”“修正”“重建”“重审”“重谈”“过渡”“衔接”“转型”“发展”一类的动词，来强化构建“大文学”体系。这类动词皆具外放、开拓、革新、变通的特点，体现出他热烈而崇高的废名心理以及重新命名的胆识。这就给试图结束分歧、划定范畴、做出限定的文学观念提供了尤其珍贵的参考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是‘转型’的关系而不是‘断裂’的关系。”{12}“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宽容和同情的文学观念来评价各种文学现象，应该充分尊重每一种文学价值，从而促进文学价值多元化发展。”{13}高玉努力驾驭的不仅是这类动词本身，而且是它们背后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可见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亟须抛弃固有看法，另一方面可见他渴望构建“大文学”体系的真诚态度，甚至透露出些许的精神绝望。他把文学批评的理性书写转化成文学作品的感性思想，具有“呐喊”韵味，想法新奇，写法激奋。福柯认为，动词具备十分确定的基本功能：“动词起断言作用。”{14}高玉在批评文章的标题和正文中大量使用独一无二的动词，结成巨大的语言链条，就是要传达出存在动词里面的深刻命题：“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种“大文学”体系。在当今的大学内，学科壁垒森严，专业围墙耸立，再加上性別歧视和种族对立，高玉构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有机结合的“大文学”体系，直面窘境在所难免。
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意在发扬光大具有世界文学历史意识的优良传统。高玉是一位很敏感和有智慧的学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写给莫言的授奖辞——“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是十分精彩的评价，而中国文学批评是写不出来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视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是把莫言置于世界文学历史发展和当代格局中进行定位的，比如把他和拉伯雷、斯威夫特以及马尔克斯进行比较，把他和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其地位的，而中国文学批评则是把他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和当今的中国作家进行比较而定位的。”{15}高玉长期以来领悟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将任何作家和作品放置全世界范围的文学及其历史的影响，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看成一个同时的整体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整体局面。这种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具有永久性，也有现时性，更有永久性和现时性的联姻。米兰·昆德拉说过，优秀的文学批评常常拿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来作为思索和分析：“这种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无情时钟充耳不闻，对于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都准备讨论;这种文学批评试图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鲜之处，并把它载入历史的记忆之中。”{16}从中我们可见高玉对米兰·昆德拉的学习和借鉴，只不过高玉评价和研究的是具体而现实的作家莫言、马尔克斯、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米兰·昆德拉概括的是抽象的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文学体现出保存和传播的功能，把历史意识的永久性带到了每一个现时性之中，经典作品被认可为规范和典范而代代相传，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统一体。“正是历史意识的展开，才使由其规范性统一要求的直接性所构成的世界文学之富有生气的统一体，转变成了历史上的文学史课题。”{17}我们由此可以放胆对号入座：一年前的作品等同莫言，30年前的作品等同马尔克斯，300年前的作品等同拉伯雷和斯威夫特。高玉构建“大文学”体系，验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批评理论：只有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为整体，放置世界文学的历史意识内，才能对《诗经》《骆驼祥子》《神曲》《战争与和平》，李白、鲁迅、莎士比亚、卡夫卡做出准确判断。
二、立足语言的本体论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这是必然事件，而非偶然概率。高玉从一开始就以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工具符号，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意识和世界观，它们是一体的，语言因此才得以超越民族隔阖，创造融通环境，使世界文学的演进方向和价值意义得以显现。高玉独具慧眼地发现，中国几千年来皆讲求语言的从属论，这是导致语言和文学，也包括语言和哲学、历史，互相隔离的根本原因：“不论是交际工具论还是思维工具论，都是语言从属论。只要是从属论，就不可能从语言本体论来研究文化和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中缺乏深刻的语言研究的根本原因。”{18}马林诺夫斯基早就讲到，语言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社会风俗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每个人语言知识的成熟等于他在社会中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语言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19}高玉认为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本体论切入和上升，其意义是重大的，真正开启了从语言的角度对文学和文化进行深层研究的途径与方向，对这一语言的本体论造成冲击的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但在时间上已是很晚的20世纪50年代了。
高玉认识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的新关系，确实犀利，但他观感西方的语言和文学的关系，尚存阙疑。其实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开启“解释学”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尤其是作为书面表达的文字语言，就是立足语言的本体论，人类所有民族并不会因为语言差异而受到交流障碍，他们的思想和思维是相同的。“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民族并没有共同的文字，所有的民族也没有相同的口语。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而且由这种内心经验所表现的类似的对象也是相同的。”{20}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认知能力惊人，哪怕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他道出了语言和思想、思维是平等关系，是同一化的趋势。伽达默尔谈到亚里士多德这一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灵魂”观点，从中受到了较为丰富的启发：“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解释》中看到了这样一种思想的萌芽，即并非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我把复杂语言加以简单化，而是完全由语言去切人思维。”{21}伽达默尔从亚里士多德那里领悟一则道理：文学的本质不是语言的翻译，即把复杂语言变成简单语言，或把简单语言变成复杂语言，而是由语言去切入人类相同的思维，以及文化、思想、精神、意识和世界观。这也是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理论依据，它早在古希腊时期已然露出端倪。当然，这也恰恰证明：其一，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是大有天地的，站得住脚的;其二，语言和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大学问。 高玉通过大量古今中外的事例，详细论述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的观点。“五四”时期的“国语”也即现代汉语，在语言作为工具的层面上和作为文言的古代语言没有区别，“但‘国语’更为本质的特征是它的新的思想和思维特征”，“它更多地来源于西方的语言和话语方式”。西方的语言使“国语”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改变了中国的整体文化状况，导致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实际上，这里既有中国古今语言的翻译和转换，新的“国语”改变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精神，也有中西语言的翻译和转换，中国汉语改变了外国文学的历史文化和审美意蕴。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时皆力求真实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本意，翻译要完整传达原文的所有功能，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任何翻译都有歧变和易辙，都能改变文学的性质和意义。高玉解释其中的奥妙：“语言决不只是一种符号，同时具有文化性，具有思想性或者说‘意识形态’性，语言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22}这就不难理解，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鲁宾孙飘流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名著，不懂外语充满讹误，却广泛受到欢迎。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恪守西方文学规范，追求真实准确风格，却几近无人问津。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老舍把翻译称作二次创作，认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创作是不會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翻译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表现自己的风味和文学味道。老舍认为林纾的翻译，有很强的中国文化性和自己的思想性，读来使人欣喜。老舍心直口快发表看法，褒贬和臧否十分明显：“我不希望人人效法林纾，但于尽量忠于原文的原则下，能够译得有风格，还是好办法。过去，我们有些译文，使我感到外国大作家的创作不过是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而已。这个影响不好。”{23}老舍所谓“好办法”寓指林纾的翻译，“译得有风格”;“影响不好”寓指周氏兄弟的翻译，“把语言罗里罗嗦地堆砌起来”;这完全说得通。高玉的跨文学研究证明，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总是可能的，但通常也是困难的，而文化可以缓解困窘。语言翻译并不容易找到一对一的对等词语，译者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词语的对等译法。足资借鉴的策略是，译者努力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全面熟悉，并且能够利用该文化中其他方面的知识，必将突破语言最接近的一对一的翻译局限，语言翻译在对某些重要方面的描述将会更加巧妙和透彻，对人类语言和文化的总体认知和融合将会更加完善和可靠。在翻译的观点上，罗宾斯赞同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翻译，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意指‘文化语境的融通’（unification）。”{24}高玉也是持这种观点。
从而，在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这个领域，只要涉及到语言的翻译和转换，语言本身是没有高低、优劣、好坏之分的，语言只是工具和载体，差别在于语言创造和表达的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意识和世界观。钱玄同说过不同语言可以互相补助，即语言的翻译和转换：“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来补助;有中国话不够用的，便用外国话来补助。”{25}也就是说，“国语”没有强于文言，文言没有胜过外语，外语没有超越“国语”，它们皆是通过符号形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优秀的学者深谙此道，自由穿梭在不同时空的语言世界，他可以把某一时代的作家和另一时代的作家，某一国家的作家和另一国家的作家，或某一语言的作家和另一语言的作家相提并论。高玉列举翻译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哀希腊》开头一节的译者，苏曼殊、梁启超、马君武、胡适、闻一多、穆旦、卞之琳、杨德豫，同一首歌，八个译本，语言只是工具和表象，文化、思想、精神、思维才是深层变化的本质和性质。高玉总结道：“西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形态最后与西方文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了，完全由译者的文学、文化语境以及生活方式等决定。”{26}他没有像老舍那样对不同的译者和译法进行褒贬和臧否，他立足语言的本体论从事跨文学研究，深深地懂得好的译者始终在做这样的努力，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无独有偶，茅盾针对《简爱》的两个译本谈翻译方法，同样怀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评价译者，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茅盾认为，伍光建“缩小”“删削”的翻译方法，便饷一般的读者;李霁野完善的全译本直译本，以备“文艺学徒”的研究;两种译本却是平分秋色，双喜临门。“勃朗特的《简爱》虽不是怎样了不起的杰作，可是居然有那么两种好译本，实是可喜的事。”{27}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继承和借鉴茅盾谈翻译的观念。茅盾谈翻译的方法有许多种，语言的组织排列也不一定和原文相像，但是句调的精神必须转移到译文中：“我以为句调的翻译只可于可能的范围内求其相似，而一定不能勉强求其处处相似，不过句调的精神却一毫不得放过。”{28}高玉关于翻译的观念也是这样的：“翻译文学作为中介既体现为一种形态，又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方式。”{29}翻译所包含的这两种外在体现和内在意义，经过译者转移和利用，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文字语言，另一种精神的具体象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学到另一种文学，其实就是语言和文学背后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思维方法的潜移。茅盾也把这精神称之为“力”，它是翻译的生命和第一应当要传达的东西：“在文艺作品的翻译时，如果能够达到第一目的——传达了原作的‘力’，则信与达自在其中。”{30}本来，由于语言的差异，严格的信与达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变成可能，而只要精神之“力”得到传达和转化，信与达也就成为明晰的存在。黑格尔一语中的指出语言的艺术本质是表现精神：“这是绝对真实的精神的艺术，把精神作为精神来表现的艺术。”{31}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承继黑格尔的语言论，没有任何本质差别，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因而皆是完全正确的。伍尔夫曾经强调掌握多门语言的重要性：“我们至少得学会熟练地说三国语言。”{32}掌握多门语言对于交流和说话也许十分管用，但是倘若放在立足语言的本体论来看，语言多多益善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鲁迅就对在中国“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掌握了四国语言的译员进行批判，原因竟是翻译外国文学还得由不专攻外语的人完成：“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33}鲁迅其实在说，哪怕掌握再多、再熟悉的语言，不懂得语言背后的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不管用。高玉的跨文学研究立足语言的本体论，可见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可见其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三、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
高玉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学人”“学者”，或者带有趣味性质的“一介书生”，这皆无新意。不过高玉描述了学人应当承担的忠诚和信念，堪称道义文章：“作为一介书生或者说学人，我们所能说和所能做的只是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提倡学术学理化，我们应该时刻告诫自己坚守学术本身的品格。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维护学术的品位性，捍卫学术的神圣性。”{34}高玉高度赞扬王瑶坚守学术品格：“这种坚守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能的，表现了他的学术道德、学术精神和人格品质。”{35}熊十力谈到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的绝高境界，守清净之心，明修学之要：“惟舍染趣净，方是一切学术中究竟之学。”{36}可见，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这既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历史传统。高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跨文学研究为建树，希望学术研究能够前行;他对古今中西的文化财产积极开拓创新，赋予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以创造性。
高玉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占主要地位的学院批评，必须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不受任何干扰研究学术，从艺术上和真理的意义上研究文学，站在学理立场和公正客观角度来评价文学。高玉不吝倡导和呐喊，就是看到学人自己和学院批评做得不好。“所以，我们不应该推卸责任，而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学院批评现在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摆脱传媒影响的问题，而是重建学术道德、学术伦理，重塑学术精神的问题。”{37}高玉直指核心问题，文学批评想要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必须重建学术道德，重塑学术精神。高玉呼吁“重建”“重塑”，无疑是学术大厦坍塌、腐烂了，必得重新树立形象。这里看似有学人的问题，也有学术的问题，但两者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王阳明早就概括了学术研究：“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38}王阳明对学术研究的敏感性在于，他既定义了学术研究的本质，也洞见了学术研究的弊病。高玉倡导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不一定是从阳明先生而来，更可能是出于学术常识和良知，但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何谓“今古圣贤之学术”？就是高玉所言“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何谓“天下之所公共”？就是高玉所言“中西维度”。常识和良知决定了任何学人在学术研究的具体所指方面可能有差异，但在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学术精神上绝对是共通的。梁启超也持相同观点。1922年8月20日，梁启超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团体科学社做讲演，指出中国人把学术看得太低、太粗、太呆、太窄，导致中国学术界“内容贫乏”“涂径榛塞”。梁启超进而开出方子，那就是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努力服科学精神这剂良药：“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39}梁启超声明，中国人做学术、传科学是大有可为的，病根在于缺乏王阳明所言“天下之所公共”，高玉所言“中西维度”，也就是跨文化的“天下”“世界”意识。
看来，高玉倡导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万分有必要。这个“痼疾”过去就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不会短时间内“药到病除”。我认为，“学术天下”意指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意境闳阔，心境高善。从浅层次看，“学术天下”针对当今学术研究沦为“三人”“私有”“舆庵地”等物质和利益的小圈子、小团体的恶劣现象，进行重申学术的历史感、神圣感、使命感。托·斯·艾略特也反对少数人占有学术：“被少数人独占的学术研究是徒劳无益的，除非在广大的、没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知识的人们当中能够传播，对这项学术研究的内容的崇敬，以及传播对该内容与我们之间的重要关系的认识。”{40}从深层次看，“学术天下”就是要打通古今中西，以内在的平衡和稳定来消除外在的紧张和冲突。在高玉看来，打通中西更有挑战性和紧迫性，中西作为学术意识也将变得越来越鲜明：“因此，我们强调中与西作为学术意识的重要性。”{41}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主张，要建设新文化，就不要怕“欧化”：“其实将他国的文艺学术运到本国，决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不过是经过了野蛮阶级蜕化出来的文明事物在欧洲先发现，所以便跳了一步，将他拿来，省却自己的许多力气。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42}这其实就是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人类的文艺、科学和学术遗产不分国界，皆可“拿来”为我所用。周作人的主张得到了吴稚晖和钱玄同高度赞同。吴稚晖评议“乃是人类进化”{43}。钱玄同不断宣传周作人的主张，并提炼出“欧化即世界”的观点：“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44}这样一来，从王阳明指出学术“非吾三人者所私有”和托·斯·艾略特“被少数人独占”到钱玄同宣传学术“非欧人所私有”，从梁启超讲演“东西”到周作人主张“欧化”，我们可见高玉批判学术“私人化”{45}以及呼吁“中西”的学术源流。学术研究立足于“天下”“人类”“世界”的意识，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的精神，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遒劲，也越来越漫长，越来越修远。
高玉能够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得益于他具有学术研究的“常识”意识，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跨文学研究的实践。高玉运用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期待视野来从事跨文学研究，把所有文学视作平等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设定了等级、秩序和层次。对于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社会写实文学、政治抒情文学、进步文学，对于娱乐消遣性的通俗文学、探索性的先锋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传统旧文学，它们不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是文体意义上的区别，坚守学人的学术品格，重建文学生态体系。针对不同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找出它们各自的特性。“我们的批评劳动不是去评定地位高低，而是去离析出这种特性。”{46}新世纪文学的特性是“新现代性”，呈现极其鲜明的“中国因素”和“本土经验”。新派武侠小说的特性是“文化生活”，在叙事技巧和故事情节设置上考虑当代读者的需求。“80后”文学的特性是“叛逆”，追求自由、真诚、率性、自我和放纵个性。高玉离析出的是一种文学的特性，也是一种文化的特性，一种传统的特性，正是这些缤纷多元的特性保证了文学之间的重叠和融通。这些特性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并不冲突，恰恰相反，它们皆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高玉写下了评论沈从文的经典段落：“‘湘西世界’，这是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也是他对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说是沈从文整个文学活动的最大成就。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可以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无数人被这个世界感染，从这里得到享受和慰藉。”{47}这是高玉对沈从文研究的个人化的感悟，不仅准确离析出了沈从文的文学特性，而且巧妙构建起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生动调动起了读者的精神意识。高玉从文学理论的四个构成要素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贯通古今中西的卓越功能，这就可以滤去沈从文的文体的庞杂性和身份的复杂性，清晰确立了沈从文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位置。 高玉的跨文学研究，体现了学者的责任和担当。张君劢早就指出，中国学术要撇开表面功夫，迅速赶到世界文化队里去：“中国唯有在这个方针之下，才能复兴中国的学术，才能针砭思想懒惰的病痛。”{48}我认为高玉始终执事这样的信念，不断扬鞭自奋蹄，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值得年轻学者学习、借鉴、反思，当然也可以批判。
注释：
{1}高玉：《提倡“大文学”教育》，《人民日报》2015 年11 月6 日。
②[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李赋宁等译：《批评的功能》，《传统与个人才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③高玉：《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中西维度》，《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④[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杨自伍等译：《美国的文学和美国的语言》，《批评批评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⑤高玉：《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⑥{22}{26}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第60页、第88页。
⑦高玉：《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⑧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⑩[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7-28页。
{11}[德]艾克曼著，洪天富译：《歌德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2}高玉：《“五四”新文学与古典传统及其评价》，《跨文学研究论集三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09页。
{13}高玉：《放宽文学评价尺度，扩大文学研究范围》，《跨文学研究论集二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14}[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6页。
{15}高玉：《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余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16}[捷克]米兰·昆德拉著，余中先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17}[德]伽达默尔著，王才勇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18}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19}[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主编：《解释篇》，《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21}[德]伽达默尔著，邓安庆等译：《逻辑学抑或修辞学
——再论解释学的早期历史》，《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23}老舍：《谈翻译》，《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24}[英]R·H·罗宾斯著，申小龙等译：《普通语言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25}钱玄同：《致钜猷》，《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27}茅盾：《〈简爱〉的两个版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28}茅盾：《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29}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30}茅盾：《谈谈翻译——〈文凭〉译后记》，《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3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3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32}[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黄梅、刘炳善译：《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教子书〉》，《伍尔夫读书笔记》，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33}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34}高玉：《学术“情理化”批判》，《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35}高玉：《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36}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37}高玉：《论学院批评的问题表现及其原因》，《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38}王阳明：《答徐成之二壬午》，《王阳明全集》（第1卷），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页。
{39}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40}[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杨自伍等译：《古典文学和文学家》，《批评批评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
{41}高玉：《论“中与西”的现代学术意识性》，《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42}周作人：《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43}吴敬恒：《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44}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1925年第23期。
{45}高玉：《重建学术公共话语——谈当代中国学术话语规范》，《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46}[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王恩衷等译：《安德鲁·马韦尔》，《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47}高玉：《论都市“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建构意义》，《跨文学研究论集初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53页。
{48}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卷），再生社1935年版，第127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