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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的喧嚣落幕，但关于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的话题并没有结束。带着一系列问题与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解读在这场“一波三折、几近夭折”的气候会议里，我们应该看到些什么和期望些什么。
《经济》：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在鏖战14天又加时36小时之后，终于达成了“一揽子协议”。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结果？“起死回生”的《京都议定书》和前途未卜的“巴厘路线图”能否挽救和扭转气候变化的大局？
周宏春：这次会议，从国家角度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当然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做法。首先需要确定，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不是说升高就升高，说降低就降低，而是有变化周期的。而现在的会议之下大家谈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其核心还是国家利益。
德班之后，加拿大环境部部长彼得·肯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退出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愿意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呢？现在加拿大食了这第一个“螃蟹”，会不会再有后来者便很难再说。
按照京都会议的承诺，加拿大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三百亿美元，通过CDM机制的形式，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现在正经历金融危机，许多麻烦和问题尚悬而未决。欧债阴霾不散欧元区前途未卜，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国债问题。气候变化谈判以后，其实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卓有成果的合作。早前几年，欧洲在中国注资立项了不少合作项目对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共同抵御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相比之下，美国则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也没提供资金援助，而是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承担自己责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和清洁发展机制下，基本欧盟每个国家都有对华援助。意大利曾援助一亿美元，于2000年起建立“中意环保合作项目”（SICP），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門进行推广与合作。中国与德国之间也存在不少这方面的合作，包括湿地保护等等。
但即使西方国家暂时面临困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坚持下，会议还是取得了“艰难的胜利”。我把它归结为五点：其一，保住了《京都议定书》，并同意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于2013年开始生效；其二，承认其背后“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三，延续了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定的“双轨机制”等成果，即便“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工作还未完成，但尚未崩坏已算“好签”；其四，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并成立基金管理框架。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创建这一基金,承诺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其五，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议题也在推进中。德班气候大会最大的成就即是将原来的减排机制延续了下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个大的方向是把握住了，至少这条路没有断了、岔了，假若没有第二承诺期的达成，那么此前各方所做的努力也都前功尽弃了。但对于签署了协议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决议将来是否能逐项履行、履行是否到位、会否还有变数，则要交给2012年卡塔尔气候大会和时间去自我佐证。
各国及各经济体态度迥异，焦点都集中在国家及地区利益上。其实日本从去年起就提出反对延长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欧盟态度较之前者积极，但有一些前提条件。在会上，欧盟提出为最终达成一个雄心勃勃、全面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德班大会与会各方必须确定相关行动路线图和实施期限。只有大会确定这一路线图，欧盟才有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与指标上分歧依然严重，激烈的利益之争与政治博弈横亘其中使得双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一致。您对全球气候共同治理这一命题的前景和展望如何？在气候治理上“南北差异”这个沟壑是否真的难以逾越？
周宏春：发达国家认为，其牺牲GDP与经济增长辛苦减掉的碳排放量最后还不如金砖国家每年增加的量多。发展中国家则称发达国家早于发展中国家两百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理应为碳排放承担“历史责任”。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但透过这层纱窗，其实背后就是国家利益之争。我们的立场是，始终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有差别。
全球变暖这个命题在西方一直存有争议。现在国外争议最大的就是原来参照的模型和计算出的数据是否可靠，并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与质问，“气候怀疑派”不断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个命题论述和挑战。我最近看到法国人写的《气候骗局》很有意思。其中一个说法是，宣传气候变暖的人担心不久的将来气候变冷，这种逻辑很滑稽。其实，近年来冬天的气温是上升还是下降，还真难说。在美国，这种质疑声很多，但目前国内这种论调还不多，发声的主要是郎咸平和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
有人认为，温室效应和气候升温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引起的。但在自然界中，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人类正常生产、生活所引起的排放在大气循环中占比不及2%，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洋上的水蒸气循环。但现在这些还处在争议中，减排依然是主流论调。
任何模型都需要调参，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模拟出来的。减排那么多温度到底能不能降下来，这个问题是迄今没有确凿数据可以计算和论证的。去年签的协议是升温不超过两摄氏度，中国同意了，但我们认为减排多少与升温多少并没有直接联系。
《经济》：本次德班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现场的一番慷慨陈词在获得了掌声与认同之时，中国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斡旋能否在明年的卡塔尔气候会议抑或之后的将来数次会议中为这场南北对峙的格局带来一丝转机？
周宏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额度、指标和时间表上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巨大，且将长期存在。此次德班会议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印度的推动也是功不可没。印度人口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都需要建设和投入，中国也一样，要获得发展就需要排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发展中国家尚还在启动阶段，还没有完成基本的工业化历史任务。
中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减排努力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的。解振华在德班的一席演讲话语朴实却中肯，一句句质问掷地有声。这都是非常实在的话语，充满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大国形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共同崛起、勇于发声、承担责任和积极推动，在可望的未来解决或者逐渐缩小分歧还是有希望的。
《经济》：中国目前履行碳减排义务的情况如何？我国当前节能减排推进低碳化发展道路的主要策略、举措和倚靠的相关技术有哪些？我国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是什么？
周宏春：中国目前的节能减排工作多为主动的战略调整，日本、美国和欧洲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机缘下由外力推动开始。“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节能指标是降低碳排放17%，这是一种主动为之，是我们主动地在进行节能减排、低碳转型。
低碳经济转型，其实也体现着一种经济结构调整。我们目前从发展策略上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定位都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主要思路和减排主力军。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提高能效、发展替代能源和CCS技术，成为当前减排的三种重要手段。研究表明，CCS技术可以将原本会被排放到大气中90%的CO2安全地捕获并埋存于地下，已被公认是大规模开发低碳能源和可持续使用化石燃料的关键，以及能源业前沿技术的创举。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策略和方向。我研究循环经济很多年，在碳排放上，碳也是可以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从CCS到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国际社会正对此技术进行着大量的研发工作。
CCUS技术是CCS技术新的发展趋势，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循环再利用，而不是简单地封存。与CCS相比，可以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能产生经济效益，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低碳经济学》里，我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及这种碳捕存技术和循环利用模式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
《经济》：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在鏖战14天又加时36小时之后，终于达成了“一揽子协议”。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结果？“起死回生”的《京都议定书》和前途未卜的“巴厘路线图”能否挽救和扭转气候变化的大局？
周宏春：这次会议，从国家角度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当然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做法。首先需要确定，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不是说升高就升高，说降低就降低，而是有变化周期的。而现在的会议之下大家谈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其核心还是国家利益。
德班之后，加拿大环境部部长彼得·肯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退出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愿意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呢？现在加拿大食了这第一个“螃蟹”，会不会再有后来者便很难再说。
按照京都会议的承诺，加拿大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三百亿美元，通过CDM机制的形式，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现在正经历金融危机，许多麻烦和问题尚悬而未决。欧债阴霾不散欧元区前途未卜，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国债问题。气候变化谈判以后，其实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卓有成果的合作。早前几年，欧洲在中国注资立项了不少合作项目对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共同抵御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相比之下，美国则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也没提供资金援助，而是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承担自己责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和清洁发展机制下，基本欧盟每个国家都有对华援助。意大利曾援助一亿美元，于2000年起建立“中意环保合作项目”（SICP），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門进行推广与合作。中国与德国之间也存在不少这方面的合作，包括湿地保护等等。
但即使西方国家暂时面临困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坚持下，会议还是取得了“艰难的胜利”。我把它归结为五点：其一，保住了《京都议定书》，并同意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于2013年开始生效；其二，承认其背后“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三，延续了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定的“双轨机制”等成果，即便“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工作还未完成，但尚未崩坏已算“好签”；其四，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并成立基金管理框架。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创建这一基金,承诺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其五，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议题也在推进中。德班气候大会最大的成就即是将原来的减排机制延续了下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个大的方向是把握住了，至少这条路没有断了、岔了，假若没有第二承诺期的达成，那么此前各方所做的努力也都前功尽弃了。但对于签署了协议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决议将来是否能逐项履行、履行是否到位、会否还有变数，则要交给2012年卡塔尔气候大会和时间去自我佐证。
各国及各经济体态度迥异，焦点都集中在国家及地区利益上。其实日本从去年起就提出反对延长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欧盟态度较之前者积极，但有一些前提条件。在会上，欧盟提出为最终达成一个雄心勃勃、全面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德班大会与会各方必须确定相关行动路线图和实施期限。只有大会确定这一路线图，欧盟才有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与指标上分歧依然严重，激烈的利益之争与政治博弈横亘其中使得双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一致。您对全球气候共同治理这一命题的前景和展望如何？在气候治理上“南北差异”这个沟壑是否真的难以逾越？
周宏春：发达国家认为，其牺牲GDP与经济增长辛苦减掉的碳排放量最后还不如金砖国家每年增加的量多。发展中国家则称发达国家早于发展中国家两百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理应为碳排放承担“历史责任”。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但透过这层纱窗，其实背后就是国家利益之争。我们的立场是，始终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有差别。
全球变暖这个命题在西方一直存有争议。现在国外争议最大的就是原来参照的模型和计算出的数据是否可靠，并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与质问，“气候怀疑派”不断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个命题论述和挑战。我最近看到法国人写的《气候骗局》很有意思。其中一个说法是，宣传气候变暖的人担心不久的将来气候变冷，这种逻辑很滑稽。其实，近年来冬天的气温是上升还是下降，还真难说。在美国，这种质疑声很多，但目前国内这种论调还不多，发声的主要是郎咸平和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
有人认为，温室效应和气候升温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引起的。但在自然界中，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人类正常生产、生活所引起的排放在大气循环中占比不及2%，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洋上的水蒸气循环。但现在这些还处在争议中，减排依然是主流论调。
任何模型都需要调参，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模拟出来的。减排那么多温度到底能不能降下来，这个问题是迄今没有确凿数据可以计算和论证的。去年签的协议是升温不超过两摄氏度，中国同意了，但我们认为减排多少与升温多少并没有直接联系。
《经济》：本次德班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现场的一番慷慨陈词在获得了掌声与认同之时，中国的鲜明立场和积极斡旋能否在明年的卡塔尔气候会议抑或之后的将来数次会议中为这场南北对峙的格局带来一丝转机？
周宏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额度、指标和时间表上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巨大，且将长期存在。此次德班会议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印度的推动也是功不可没。印度人口多、基础设施落后，这些都需要建设和投入，中国也一样，要获得发展就需要排放，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发展中国家尚还在启动阶段，还没有完成基本的工业化历史任务。
中国所作出的一系列减排努力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的。解振华在德班的一席演讲话语朴实却中肯，一句句质问掷地有声。这都是非常实在的话语，充满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大国形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共同崛起、勇于发声、承担责任和积极推动，在可望的未来解决或者逐渐缩小分歧还是有希望的。
《经济》：中国目前履行碳减排义务的情况如何？我国当前节能减排推进低碳化发展道路的主要策略、举措和倚靠的相关技术有哪些？我国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是什么？
周宏春：中国目前的节能减排工作多为主动的战略调整，日本、美国和欧洲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机缘下由外力推动开始。“十二五”规划确定的节能指标是降低碳排放17%，这是一种主动为之，是我们主动地在进行节能减排、低碳转型。
低碳经济转型，其实也体现着一种经济结构调整。我们目前从发展策略上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定位都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战略思维。
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捉与封存技术）是目前国际上研究主要思路和减排主力军。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提高能效、发展替代能源和CCS技术，成为当前减排的三种重要手段。研究表明，CCS技术可以将原本会被排放到大气中90%的CO2安全地捕获并埋存于地下，已被公认是大规模开发低碳能源和可持续使用化石燃料的关键，以及能源业前沿技术的创举。
但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好的策略和方向。我研究循环经济很多年，在碳排放上，碳也是可以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的。从CCS到CCUS（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国际社会正对此技术进行着大量的研发工作。
CCUS技术是CCS技术新的发展趋势，即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循环再利用，而不是简单地封存。与CCS相比，可以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能产生经济效益，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在我即将出版的新书《低碳经济学》里，我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及这种碳捕存技术和循环利用模式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