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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南部的河流，除了沁河、丹河、沾河之外，剩下的便都是漳河水系了。在漳河上游分浊漳和清漳两大主干，每个主干有若干分支，每个分支又有无数毛支。偌大的漳河水系，就像一张铺展开来的天网地络，经纬着上党大地的山岭沟壑，平畴绿野。
先以浊漳河来说吧，就有南源、北源和西源三个源头。南浊漳向北流，北浊漳向南流，西浊漳向东流，终于在上党盆地汇聚成一条大河。于是，受漳河的滋润，便有了盆地中央这座历史久远的城池潞洲。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这里便是其中的上党郡。
汇合后的浊漳河，飞流直下太行山，这时它才与漳河的另一条主干清漳河会合—关于清漳河，《水经注》上说它源出“上党沾县”，即今山西晋中昔阳县。清漳南下经和顺、左权、黎城，在河北涉县合漳镇与浊漳河会合，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衡漳”之地。自此，清、浊两漳合河后的漳河，水势倍增，就要流到河北临漳的古都邺城了。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邺下风流”的故事，就在这漳河岸畔展开……
一
久有探访古都邺城的愿望，今年初夏，我与考古工作者郭宏生相偕，沿漳河东下太行山，终于有邺城之行。
邺城，战国时曾为魏的国都，此地据河北之襟喉，贯通南北，交通便利，传统农业发达，自古为豪强独擅天雄之地。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北齐先后建都于此，使邺城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东汉末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收取邺城的袁氏府邸，并于建安九年（204年）在袁绍所建的邺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十八年，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为魏王，邺城宫室随之更加豪华。经过曹操多年的营缮，邺城形成了宏大的布局，宫苑、外朝、中朝依次排列，堂殿台阁，楼榭亭廊，鳞次栉比。曹操生前的最后十五六年，除出征、巡察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邺城度过的。公元220年，曹丕代汉，都城虽在洛阳，但洛阳、邺城、长安、谯、许昌共为五都，邺城为“北都”，仍为曹魏的王都之一。
西晋末年，邺城在战乱中遭到了破坏。其后石勒当了后赵皇帝，都城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也许是他出身在上党武乡的漳河岸边，与这条河十分亲近的缘故，便令人在邺城的漳河边大造五宫。但石勒没等到宫殿修成就死了，其后由他的暴戾的侄子石虎取得皇位，随之从襄国迁都邺城，更是大兴土木。据《水经注·浊漳水》载，石虎建的邺城“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其后冉魏、前燕、北齐等朝先后在此建都，直到580年，隋文帝杨坚进攻邺城，遭到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强拒。城破后，杨坚下令将城内居民强逼南迁到安阳，随后纵火焚城。从此繁华的邺都毁于一旦，“城郭为墟”。
今临漳县三台村一带，是邺都的故址所在。三台村，即是铜雀、金凤、冰井三台的故地。
往三台村走，远远望去，沉埋于平野黄沙里的邺城废墟上，高高隆起一个硕大的土包。村西南有文昌阁，为清顺治年间建筑，上嵌“金凤台”匾额一方。现金凤台的最高处，有两座陈列室，陈列着三台及古邺城的部分出土文物。从中间的过道往后走，北边是一漫土坡，杂草丛生，间或可见一些柱础、残石。据导游介绍，由此往北就是铜雀台和冰井台的故址了。而铜雀和冰井二台早已被漳河水吞噬，又经1400多年的风雨沧桑，化作了一片平沙，只有这座金凤台，荒僻孤冷地兀矗于大平原之上。
古时的邺城分南北两城，三台这里为北城。北城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东汉末，曹操破袁绍后以此为都，不仅筑金凤、铜雀、冰井三台，还建有宫殿、衙署、苑囿等。后赵武帝石虎在此广筑宫室，相传以纹石为墙，金作柱，银作槛，珠作帘，玉作壁，极尽豪华。并在铜雀台东北建起九座宫殿，名“九华宫”。
南城紧连北城，是东魏时开始修建的，东西六里，南北八里。有布局均衡的商业和手工业街巷，还有众多的佛教寺院。
而今，在邺南城的地面上已无任何踪迹可寻。
岁月吞噬了宫阙，湮灭了街衢、园林，这个曾经张扬着雄健和豪气的古都，已沉埋在漫漫荒野的垄亩之中。听不见鼓乐的和鸣，看不见蔽日的旌旗；待命出征的一排排马队，已化作郊野的一行行绿树，永远厮守和定格在田地里……
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唐代杜牧吟咏赤壁之战的诗句。诗中的“铜雀”即“三台”中的“铜雀台”，指代邺城，但那已是“折戟沉沙”后的邺城了。最兴盛时的邺城又是怎样呢？左思的《魏都赋》其中写“三台”云：“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高台于阴基，拟华山而削成……增构峨峨，清尘飘飘。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三台，尤其是铜雀台，在历史上是名声显赫的。史载，当年曹操建邺都，调集大批冀州民，到山西上党伐木采石。在布局和规划上，曹操也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志书上说当时的邺城“制度壮丽，见于文昌、听政等殿，金虎、铜雀之台，鸣鹤、楸梓之宫”（明嘉靖《彰德府志》）。三台均建在邺城的西城墙之上，从南至北依次为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三台下临城外滔滔漳河，风景秀美。曹操又修长明渠，伏穿铜雀台下，引漳水自城西入，在城内环流。其《登台赋》说的“引长明，灌街里”，即指这一城建引水工程。
铜雀台于建安十五年筑成，台高十丈，殿宇百余间，并置大铜雀于楼顶，舒翼若飞。曹植赋曰：“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曹丕有《铜雀台赋》：“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于容与，聊游目于西山……”到后赵石虎时，铜雀台在原高十丈的基础上又增两丈，筑五层楼于其上，共去地二十七丈，成为三台中的最高层楼。
铜雀台北面即邺城西墙北部有冰井台，因台上有藏冰洞而得名。冰井台比铜雀台晚四年建成。台高八丈，上有三个冰室，每室有深50米的井多口，用以贮藏冰块、粮食、食盐、煤炭等。后赵皇帝石虎每年以井藏冰，用以分赐群臣。
我们现在所在的金凤台遗址，在铜雀台之南，原名“金虎台”。后赵石虎为避其“虎”字，改名为金凤台，台顶置金凤凰。当时台上有殿宇130多间，并有浮桥式的阁道与铜雀、冰井两台相通，将三台连为一体。
三台是随着邺城的残破而逐渐毁的。唐代时，岑参曾来此凭吊，他的《登古邺城》一诗云：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去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说明唐时的邺城已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了。元许有壬的《三台赋》云：“客乃指顾而告曰：子亦见夫三台乎？冰井峙北，金凤居南，铜雀中而立。”可见当时三台的遗址尚存。但到明中叶以后，铜雀台和冰井台均被漳河洪水冲没，只有金凤残台独存至今。
从金凤台的高地向东、向南眺望，在这大片土地下面沉埋的，就是古老的邺城。据说不时有人在田地里拣到一些破碎的残瓦、陶片，还可拣到什么朝代的古币或箭镞……当地老百姓就有专于此业的。这些文明的碎片，依然闪烁着汉魏的雄威，是历史的不灭的魂魄，虽然它们悄无声息地像落叶一样散落在泥沙里。
古邺城旧地曾产有一种很有名的砚台——铜雀砚，因系铜雀台的铜雀瓦所制，故名。这种名砚的产生，当然是在铜雀台的毁之后—亦如40多年前金门前线两岸以大炮对话，金门岛匠人以炮弹片打制菜刀，而成为名牌产品一样。苏轼有诗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明人崔铣在《铜雀瓦砚铭》说，这种瓦砚之所以贮水数日不渗，“不费笔而发墨”，是因为铜雀瓦质地优良，细腻而坚硬如石。我在金凤台陈列室的玻璃橱柜里，就见到了这种硕大、敦厚的铜雀瓦。如今，连铜雀瓦都很难得到，真正的铜雀名砚怕是更得来不易了。
三
按史料记述，漳河是紧贴古邺城的西城墙，即沿着有名的三台北流而过的，三台中的两台也最终被漳河所吞噬。经过历代漳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如今漳河已在金凤台南边五六里开外的地方向东流淌。一水分南北，即大体把古邺城的北城和南城从中断开，而邺南城今已归河南安阳县地界。
从三台村南登上一道防洪长堤，眼前可见漳河如带，浩浩漫漫地在前方流淌，四野愈加开阔、空旷。古邺城就在这层土累叠的地层下面。
走在绿波荡漾的田中道上，似乎可想见当年一行人远去的背影，他们仗剑而行，笑语朗朗，一匹匹坐骑跟在身后——他们是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间出现了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集团。他们以慷慨雄健的诗风见称于世。唐代李白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盛赞了刚健清新的建安风骨；金元间元好问也有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诗中的“曹刘”，指的建安诗人曹植和刘桢。
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苏轼语），“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因此，许多文士就聚集在了邺下，他们公燕唱和，形成了一个蔚然壮观的建安文学群落。“三曹”、“七子”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里所评述的七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和刘桢。其中除孔融死得较早（建安十三年被杀）外，其余的都长期生活在邺城。另外，还有蔡琰，是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曹操后来将她赎回。
产生于汉末动乱年代，曹操的《薤里行》、《蒿里行》等写军阀混战的暴虐、争斗，反映兵戈交加下人民的苦痛，被后人誉为汉末的“史诗”。曹丕的诗清丽激越，曹植的诗文采华茂，刘桢的诗真骨凌霜，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直抒离乱中的听闻甚至就是自己的悲惨遭遇。但面对凋残破败的现实，建安诗人在伤时悯乱的感慨中，却昂扬着一种重整乾坤、再造山河的奋发精神。
曹操无疑是建安文人的领衔人物，但他戎马倥偬，顾不了这么多，建安诗人的实际领袖是曹丕。他和那些文士们“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灌溉，嘉木绕通川。
……
曹丕的这首《芙蓉池作》，是他和“七子”们夜游“西园”即铜雀园的酬唱之作。一行人乘着夜色，坐着车子，在流水环绕、林木蓊郁的园子里穿行，天上星月交辉，荷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曹植也有《公宴》诗，来奉和他的兄长：
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
后面还有“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句，就是后来王勃《滕王阁序》中“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出处。那时曹丕还未做皇帝，故称“公子”。他与文友们欢聚游宴，吟咏诗会，是经常的事，从而写出了不少名篇。
曹丕在邺下还有《于玄武陂作》一诗云：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这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玄武陂”，即玄武池，在今漳河南岸安阳县柏庄镇辛店一带。建安十三年，曹操下令在此开凿玄武池，引漳河水注入，用以训练水军，也是建安七子经常游宴的地方。如今水泊不存，不过是一片大洼地而已。还有该镇的招贤村，相传是曹操当年为招纳贤士在此设立的“招贤馆”，即类似今天的接待站。还有今河北磁县的进武堂城，传说为曹操当年讲武习兵的地方……总之，在邻近古邺都今河北临漳、磁县和河南安阳一带，流传着许多与曹操有关的地名传说。
民间故事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它有时会使历史的残缺珠润玉圆，有时又会使典籍的记载黯然失色。
四
对于邺城，我是先知道了“西门豹”这个人物，知道了“西门豹治邺”的历史故事，才知道漳河岸畔的这座古都邺城的。这都缘于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中有“河伯娶妇”这一课。
漳河大桥南边的安阳县丰乐村，曾有西门大夫祠。祠址在路边不远的一块土台上，现仅存一堵碑廊，两面镶嵌十余通碑碣。
这里原是有一座一进三院的大庙的，据说始建于东汉，为“豹神庙”。北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邺县令马益主持重建，改“豹神庙”为“西门大夫庙”。碑廊上的《西门大夫庙记》便为那时马益所立，由其兄马需撰文，楷书工整疏朗，秀劲挺拔，记述了魏文侯派西门豹出任邺令及治邺的事迹。此庙也同样毁于清代的漳河大水。
西门豹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他作为邺令，除迷信恶俗，又发民力开凿水渠十二道，引漳水灌田，民得饶足。史书上说，西门豹是个急性子，常“佩韦”以自警。佩韦，就是身上带一根皮绳子，皮绳性柔韧，性子急躁的人用来克制自己；而性子太慢的人则要“佩弦”，佩带刚硬的弦。所以《韩非子·观行》上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西门豹是急人民之所急的，《史记·滑稽列传》上说，西门豹当初发动人民修水利时，人民并不愿意干，“豹曰：……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他说等我死后，你们的子孙会知道我的话有道理。西门豹率民所凿的渠道，后人叫它“西门渠”。这项水利工程，从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存在。《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二年（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可见几百年过去，西门渠仍在发挥着效益。
看看我们现时一些“县令”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何谈百年大业，有的怕是一年半载也谈不到。其劳民伤财的程度却令西门氏所不敢想像。
到过邺城故址的人，都知道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你若坐京广路的火车，从北京南下，过邯郸，进入磁州境内，不时会有一座座小山包似的大土堆，在你的视野里闪过。这并非大自然造化隆起的土堆，而是一座座坟冢， 是有名的曹操七十二疑冢。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独揽朝权的曹操曹丞相，在洛阳宫中病逝，终年66岁。当其时，魏太子曹丕还在邺城坐镇，得到消息，匆匆赶来洛阳安排丧事。按照曹操的临终遗嘱，他死后要求归葬邺城。一个月后，由曹丕及群臣护棂，曹操的遗体从洛阳运抵邺城下葬。
这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大开，出葬的时间到了，只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中抬出了多具棺材，共有七十二具，曹操是下葬了，一个历史上的谜案也悬设下来。
真正的曹操陵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此后历代虽不断有人前来邺城探访，寻觅踪迹，但终无所获。正如后人的一首诗所云：
疑冢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
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磁县县志》上说：“曹操疑冢在漳河之北，形如小山，连绵不绝，凡七十有二，世传曹操置之。”这里分明是说，所谓曹操疑冢，是一代枭雄、诡谲而狡诈的曹操自己生前设下的。
宋朝时有个叫俞应符的人到邺城考察，曾有一个笨的设想，他说若将七十二个疑冢全部打开，其中必有一个是曹操的真墓，但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则认为，即使“尽发疑冢”，也不一定能找到曹操的真墓。事实也确实如此。所谓七十二疑冢，历代也多有被盗挖的事，却均非曹操之墓。1988年公布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曹操疑冢的调查表明，所谓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也就是说曹操设下的七十二疑冢，鹊巢鸠占，都被东魏、北齐等一干王公要人死后占去了，而曹操陵墓的确切之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仅是七十二疑冢，曹操临终前二年的《终令》和临终前的《遗令》，也叫古人和今人扑朔迷离。《终令》中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遗令》中又说他死后“……葬地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还说诸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置床帐，每月朔望向帐前作伎乐，也就是说要按时向他献歌献舞。这两篇属于临终遗言的文字，都提到了要葬他在西门豹祠西面的高地之上，并要求既不要封土，也不要栽树，不作任何标识。西门豹祠的西面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广袤原野，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又到何处去寻曹操的“西陵墓田”？
渔洋是一个村子，正在“西门豹祠西原上”，并为当年“西门渠”的渠首之处。渔洋村一带曾有殷商和汉魏文物出土。
我们先在村子里看了乡人龙振山老人创办的私家文物展览，一座小屋子里陈列着他几十年来收藏和捡拾的各个朝代的文物。老人告诉我们，就在渔洋村的“东北地”，曾发掘出后赵的一位叫鲁潜的官员的一块墓志铭，铭文中写到鲁墓在“故魏武帝（曹操）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不是连曹墓的具体方位也有了吗？可惜的是仅挖出了一块墓志铭，连鲁潜的墓也未找到，更不要说找曹操的墓了。渔洋村地处漳河边上，是历史上的“渔洋古渡”。想来历代漳河泛滥，频繁倒岸，到底这块墓志铭是从它处冲来的，还是鲁墓和曹墓（如果有的话）一古脑儿地都被漳河冲走，而只留下了这块墓志铭？又叫人难以揣度了。
北出渔洋村，我们去看漳河。村北既曾为渡口，果见有一道长堤迤逦东去，而漳河却北推到了离河堤两公里多远的地方。昔日的河滩早已变成了田地，小麦收罢，大片新种的玉米翻滚着绿波。我们在田垄小路上车行一段又步行一程，终于来到了漳河岸边。午后的天气，暑热难当。岸上有西瓜地，看瓜的老两口热情地让我们品瓜。我边吃瓜边看河，追昔念古，感思良多。今年北方多雨，漳河一改平日的清瘦和浑浊，水势倍增，浪卷千迭，浩荡东去。再流十多公里，它就又要流到沉埋在地下的古都邺城了。
站在渔洋渡，向东远望，我不由套改大诗人元好问的两句诗云：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邺城阅古今。
先以浊漳河来说吧，就有南源、北源和西源三个源头。南浊漳向北流，北浊漳向南流，西浊漳向东流，终于在上党盆地汇聚成一条大河。于是，受漳河的滋润，便有了盆地中央这座历史久远的城池潞洲。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这里便是其中的上党郡。
汇合后的浊漳河，飞流直下太行山，这时它才与漳河的另一条主干清漳河会合—关于清漳河，《水经注》上说它源出“上党沾县”，即今山西晋中昔阳县。清漳南下经和顺、左权、黎城，在河北涉县合漳镇与浊漳河会合，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衡漳”之地。自此，清、浊两漳合河后的漳河，水势倍增，就要流到河北临漳的古都邺城了。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邺下风流”的故事，就在这漳河岸畔展开……
一
久有探访古都邺城的愿望，今年初夏，我与考古工作者郭宏生相偕，沿漳河东下太行山，终于有邺城之行。
邺城，战国时曾为魏的国都，此地据河北之襟喉，贯通南北，交通便利，传统农业发达，自古为豪强独擅天雄之地。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北齐先后建都于此，使邺城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东汉末年，曹操打败袁绍之后，收取邺城的袁氏府邸，并于建安九年（204年）在袁绍所建的邺城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十八年，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为魏王，邺城宫室随之更加豪华。经过曹操多年的营缮，邺城形成了宏大的布局，宫苑、外朝、中朝依次排列，堂殿台阁，楼榭亭廊，鳞次栉比。曹操生前的最后十五六年，除出征、巡察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邺城度过的。公元220年，曹丕代汉，都城虽在洛阳，但洛阳、邺城、长安、谯、许昌共为五都，邺城为“北都”，仍为曹魏的王都之一。
西晋末年，邺城在战乱中遭到了破坏。其后石勒当了后赵皇帝，都城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也许是他出身在上党武乡的漳河岸边，与这条河十分亲近的缘故，便令人在邺城的漳河边大造五宫。但石勒没等到宫殿修成就死了，其后由他的暴戾的侄子石虎取得皇位，随之从襄国迁都邺城，更是大兴土木。据《水经注·浊漳水》载，石虎建的邺城“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其后冉魏、前燕、北齐等朝先后在此建都，直到580年，隋文帝杨坚进攻邺城，遭到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强拒。城破后，杨坚下令将城内居民强逼南迁到安阳，随后纵火焚城。从此繁华的邺都毁于一旦，“城郭为墟”。
今临漳县三台村一带，是邺都的故址所在。三台村，即是铜雀、金凤、冰井三台的故地。
往三台村走，远远望去，沉埋于平野黄沙里的邺城废墟上，高高隆起一个硕大的土包。村西南有文昌阁，为清顺治年间建筑，上嵌“金凤台”匾额一方。现金凤台的最高处，有两座陈列室，陈列着三台及古邺城的部分出土文物。从中间的过道往后走，北边是一漫土坡，杂草丛生，间或可见一些柱础、残石。据导游介绍，由此往北就是铜雀台和冰井台的故址了。而铜雀和冰井二台早已被漳河水吞噬，又经1400多年的风雨沧桑，化作了一片平沙，只有这座金凤台，荒僻孤冷地兀矗于大平原之上。
古时的邺城分南北两城，三台这里为北城。北城始筑于春秋齐桓公时。东汉末，曹操破袁绍后以此为都，不仅筑金凤、铜雀、冰井三台，还建有宫殿、衙署、苑囿等。后赵武帝石虎在此广筑宫室，相传以纹石为墙，金作柱，银作槛，珠作帘，玉作壁，极尽豪华。并在铜雀台东北建起九座宫殿，名“九华宫”。
南城紧连北城，是东魏时开始修建的，东西六里，南北八里。有布局均衡的商业和手工业街巷，还有众多的佛教寺院。
而今，在邺南城的地面上已无任何踪迹可寻。
岁月吞噬了宫阙，湮灭了街衢、园林，这个曾经张扬着雄健和豪气的古都，已沉埋在漫漫荒野的垄亩之中。听不见鼓乐的和鸣，看不见蔽日的旌旗；待命出征的一排排马队，已化作郊野的一行行绿树，永远厮守和定格在田地里……
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唐代杜牧吟咏赤壁之战的诗句。诗中的“铜雀”即“三台”中的“铜雀台”，指代邺城，但那已是“折戟沉沙”后的邺城了。最兴盛时的邺城又是怎样呢？左思的《魏都赋》其中写“三台”云：“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高台于阴基，拟华山而削成……增构峨峨，清尘飘飘。八极可围于寸眸，万物可齐于一朝。”
三台，尤其是铜雀台，在历史上是名声显赫的。史载，当年曹操建邺都，调集大批冀州民，到山西上党伐木采石。在布局和规划上，曹操也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的。志书上说当时的邺城“制度壮丽，见于文昌、听政等殿，金虎、铜雀之台，鸣鹤、楸梓之宫”（明嘉靖《彰德府志》）。三台均建在邺城的西城墙之上，从南至北依次为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三台下临城外滔滔漳河，风景秀美。曹操又修长明渠，伏穿铜雀台下，引漳水自城西入，在城内环流。其《登台赋》说的“引长明，灌街里”，即指这一城建引水工程。
铜雀台于建安十五年筑成，台高十丈，殿宇百余间，并置大铜雀于楼顶，舒翼若飞。曹植赋曰：“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曹丕有《铜雀台赋》：“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于容与，聊游目于西山……”到后赵石虎时，铜雀台在原高十丈的基础上又增两丈，筑五层楼于其上，共去地二十七丈，成为三台中的最高层楼。
铜雀台北面即邺城西墙北部有冰井台，因台上有藏冰洞而得名。冰井台比铜雀台晚四年建成。台高八丈，上有三个冰室，每室有深50米的井多口，用以贮藏冰块、粮食、食盐、煤炭等。后赵皇帝石虎每年以井藏冰，用以分赐群臣。
我们现在所在的金凤台遗址，在铜雀台之南，原名“金虎台”。后赵石虎为避其“虎”字，改名为金凤台，台顶置金凤凰。当时台上有殿宇130多间，并有浮桥式的阁道与铜雀、冰井两台相通，将三台连为一体。
三台是随着邺城的残破而逐渐毁的。唐代时，岑参曾来此凭吊，他的《登古邺城》一诗云：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去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说明唐时的邺城已是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城了。元许有壬的《三台赋》云：“客乃指顾而告曰：子亦见夫三台乎？冰井峙北，金凤居南，铜雀中而立。”可见当时三台的遗址尚存。但到明中叶以后，铜雀台和冰井台均被漳河洪水冲没，只有金凤残台独存至今。
从金凤台的高地向东、向南眺望，在这大片土地下面沉埋的，就是古老的邺城。据说不时有人在田地里拣到一些破碎的残瓦、陶片，还可拣到什么朝代的古币或箭镞……当地老百姓就有专于此业的。这些文明的碎片，依然闪烁着汉魏的雄威，是历史的不灭的魂魄，虽然它们悄无声息地像落叶一样散落在泥沙里。
古邺城旧地曾产有一种很有名的砚台——铜雀砚，因系铜雀台的铜雀瓦所制，故名。这种名砚的产生，当然是在铜雀台的毁之后—亦如40多年前金门前线两岸以大炮对话，金门岛匠人以炮弹片打制菜刀，而成为名牌产品一样。苏轼有诗曰：“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明人崔铣在《铜雀瓦砚铭》说，这种瓦砚之所以贮水数日不渗，“不费笔而发墨”，是因为铜雀瓦质地优良，细腻而坚硬如石。我在金凤台陈列室的玻璃橱柜里，就见到了这种硕大、敦厚的铜雀瓦。如今，连铜雀瓦都很难得到，真正的铜雀名砚怕是更得来不易了。
三
按史料记述，漳河是紧贴古邺城的西城墙，即沿着有名的三台北流而过的，三台中的两台也最终被漳河所吞噬。经过历代漳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如今漳河已在金凤台南边五六里开外的地方向东流淌。一水分南北，即大体把古邺城的北城和南城从中断开，而邺南城今已归河南安阳县地界。
从三台村南登上一道防洪长堤，眼前可见漳河如带，浩浩漫漫地在前方流淌，四野愈加开阔、空旷。古邺城就在这层土累叠的地层下面。
走在绿波荡漾的田中道上，似乎可想见当年一行人远去的背影，他们仗剑而行，笑语朗朗，一匹匹坐骑跟在身后——他们是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此间出现了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人集团。他们以慷慨雄健的诗风见称于世。唐代李白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盛赞了刚健清新的建安风骨；金元间元好问也有诗：“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诗中的“曹刘”，指的建安诗人曹植和刘桢。
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苏轼语），“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所提拔的人才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因此，许多文士就聚集在了邺下，他们公燕唱和，形成了一个蔚然壮观的建安文学群落。“三曹”、“七子”就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诗人。
“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是曹丕《典论·论文》里所评述的七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和刘桢。其中除孔融死得较早（建安十三年被杀）外，其余的都长期生活在邺城。另外，还有蔡琰，是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曹操后来将她赎回。
产生于汉末动乱年代，曹操的《薤里行》、《蒿里行》等写军阀混战的暴虐、争斗，反映兵戈交加下人民的苦痛，被后人誉为汉末的“史诗”。曹丕的诗清丽激越，曹植的诗文采华茂，刘桢的诗真骨凌霜，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直抒离乱中的听闻甚至就是自己的悲惨遭遇。但面对凋残破败的现实，建安诗人在伤时悯乱的感慨中，却昂扬着一种重整乾坤、再造山河的奋发精神。
曹操无疑是建安文人的领衔人物，但他戎马倥偬，顾不了这么多，建安诗人的实际领袖是曹丕。他和那些文士们“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灌溉，嘉木绕通川。
……
曹丕的这首《芙蓉池作》，是他和“七子”们夜游“西园”即铜雀园的酬唱之作。一行人乘着夜色，坐着车子，在流水环绕、林木蓊郁的园子里穿行，天上星月交辉，荷池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曹植也有《公宴》诗，来奉和他的兄长：
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
后面还有“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句，就是后来王勃《滕王阁序》中“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出处。那时曹丕还未做皇帝，故称“公子”。他与文友们欢聚游宴，吟咏诗会，是经常的事，从而写出了不少名篇。
曹丕在邺下还有《于玄武陂作》一诗云：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这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玄武陂”，即玄武池，在今漳河南岸安阳县柏庄镇辛店一带。建安十三年，曹操下令在此开凿玄武池，引漳河水注入，用以训练水军，也是建安七子经常游宴的地方。如今水泊不存，不过是一片大洼地而已。还有该镇的招贤村，相传是曹操当年为招纳贤士在此设立的“招贤馆”，即类似今天的接待站。还有今河北磁县的进武堂城，传说为曹操当年讲武习兵的地方……总之，在邻近古邺都今河北临漳、磁县和河南安阳一带，流传着许多与曹操有关的地名传说。
民间故事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它有时会使历史的残缺珠润玉圆，有时又会使典籍的记载黯然失色。
四
对于邺城，我是先知道了“西门豹”这个人物，知道了“西门豹治邺”的历史故事，才知道漳河岸畔的这座古都邺城的。这都缘于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中有“河伯娶妇”这一课。
漳河大桥南边的安阳县丰乐村，曾有西门大夫祠。祠址在路边不远的一块土台上，现仅存一堵碑廊，两面镶嵌十余通碑碣。
这里原是有一座一进三院的大庙的，据说始建于东汉，为“豹神庙”。北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邺县令马益主持重建，改“豹神庙”为“西门大夫庙”。碑廊上的《西门大夫庙记》便为那时马益所立，由其兄马需撰文，楷书工整疏朗，秀劲挺拔，记述了魏文侯派西门豹出任邺令及治邺的事迹。此庙也同样毁于清代的漳河大水。
西门豹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他作为邺令，除迷信恶俗，又发民力开凿水渠十二道，引漳水灌田，民得饶足。史书上说，西门豹是个急性子，常“佩韦”以自警。佩韦，就是身上带一根皮绳子，皮绳性柔韧，性子急躁的人用来克制自己；而性子太慢的人则要“佩弦”，佩带刚硬的弦。所以《韩非子·观行》上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西门豹是急人民之所急的，《史记·滑稽列传》上说，西门豹当初发动人民修水利时，人民并不愿意干，“豹曰：……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他说等我死后，你们的子孙会知道我的话有道理。西门豹率民所凿的渠道，后人叫它“西门渠”。这项水利工程，从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时期，仍然存在。《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二年（115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可见几百年过去，西门渠仍在发挥着效益。
看看我们现时一些“县令”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何谈百年大业，有的怕是一年半载也谈不到。其劳民伤财的程度却令西门氏所不敢想像。
到过邺城故址的人，都知道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说法。你若坐京广路的火车，从北京南下，过邯郸，进入磁州境内，不时会有一座座小山包似的大土堆，在你的视野里闪过。这并非大自然造化隆起的土堆，而是一座座坟冢， 是有名的曹操七十二疑冢。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独揽朝权的曹操曹丞相，在洛阳宫中病逝，终年66岁。当其时，魏太子曹丕还在邺城坐镇，得到消息，匆匆赶来洛阳安排丧事。按照曹操的临终遗嘱，他死后要求归葬邺城。一个月后，由曹丕及群臣护棂，曹操的遗体从洛阳运抵邺城下葬。
这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大开，出葬的时间到了，只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中抬出了多具棺材，共有七十二具，曹操是下葬了，一个历史上的谜案也悬设下来。
真正的曹操陵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此后历代虽不断有人前来邺城探访，寻觅踪迹，但终无所获。正如后人的一首诗所云：
疑冢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
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磁县县志》上说：“曹操疑冢在漳河之北，形如小山，连绵不绝，凡七十有二，世传曹操置之。”这里分明是说，所谓曹操疑冢，是一代枭雄、诡谲而狡诈的曹操自己生前设下的。
宋朝时有个叫俞应符的人到邺城考察，曾有一个笨的设想，他说若将七十二个疑冢全部打开，其中必有一个是曹操的真墓，但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则认为，即使“尽发疑冢”，也不一定能找到曹操的真墓。事实也确实如此。所谓七十二疑冢，历代也多有被盗挖的事，却均非曹操之墓。1988年公布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曹操疑冢的调查表明，所谓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也就是说曹操设下的七十二疑冢，鹊巢鸠占，都被东魏、北齐等一干王公要人死后占去了，而曹操陵墓的确切之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仅是七十二疑冢，曹操临终前二年的《终令》和临终前的《遗令》，也叫古人和今人扑朔迷离。《终令》中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遗令》中又说他死后“……葬地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还说诸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台上置床帐，每月朔望向帐前作伎乐，也就是说要按时向他献歌献舞。这两篇属于临终遗言的文字，都提到了要葬他在西门豹祠西面的高地之上，并要求既不要封土，也不要栽树，不作任何标识。西门豹祠的西面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广袤原野，但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又到何处去寻曹操的“西陵墓田”？
渔洋是一个村子，正在“西门豹祠西原上”，并为当年“西门渠”的渠首之处。渔洋村一带曾有殷商和汉魏文物出土。
我们先在村子里看了乡人龙振山老人创办的私家文物展览，一座小屋子里陈列着他几十年来收藏和捡拾的各个朝代的文物。老人告诉我们，就在渔洋村的“东北地”，曾发掘出后赵的一位叫鲁潜的官员的一块墓志铭，铭文中写到鲁墓在“故魏武帝（曹操）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不是连曹墓的具体方位也有了吗？可惜的是仅挖出了一块墓志铭，连鲁潜的墓也未找到，更不要说找曹操的墓了。渔洋村地处漳河边上，是历史上的“渔洋古渡”。想来历代漳河泛滥，频繁倒岸，到底这块墓志铭是从它处冲来的，还是鲁墓和曹墓（如果有的话）一古脑儿地都被漳河冲走，而只留下了这块墓志铭？又叫人难以揣度了。
北出渔洋村，我们去看漳河。村北既曾为渡口，果见有一道长堤迤逦东去，而漳河却北推到了离河堤两公里多远的地方。昔日的河滩早已变成了田地，小麦收罢，大片新种的玉米翻滚着绿波。我们在田垄小路上车行一段又步行一程，终于来到了漳河岸边。午后的天气，暑热难当。岸上有西瓜地，看瓜的老两口热情地让我们品瓜。我边吃瓜边看河，追昔念古，感思良多。今年北方多雨，漳河一改平日的清瘦和浑浊，水势倍增，浪卷千迭，浩荡东去。再流十多公里，它就又要流到沉埋在地下的古都邺城了。
站在渔洋渡，向东远望，我不由套改大诗人元好问的两句诗云：
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邺城阅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