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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花4年时间等我中计的男孩，会真心爱我吗？
1997年，我20岁，正是少年得志的年龄，我常对镜端详——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小美人！况且小小年纪就已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骑着白马走进我的梦里呢？
5月，我应邀回南京参加一个领奖活动，认识了负责接待工作的阿明。
也许是情窦初开的缘故，那段时间，我见到男孩总会在脑子里联想他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可阿明是例外，他太一般了，长相一般、个子一般，干的是公务员，连说话也是平淡如水的，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大我10岁的“老光棍”。一个年过而立还没有婚姻的男人，要么是事业繁忙无暇顾及家庭，要么就是太缺乏魅力没有能力获得爱情。在我心里，阿明当然是属于后者。想着自己喜欢的“如果你不能给我爱情的甜蜜，那么就给我死亡的痛苦吧”诗句，阿明实在是二者皆不可为，于是，我除了在第一次见面礼节性地与阿明打了个招呼外便再没有和他说过第二句话。
1998年春节后，我因为航班延误，比规定返回国家队报到的时间迟到了两个小时。蔡振华总教练毫不留情地对我作出了停赛的严重处罚，并将我遣返回南京体育学院。孤零零地回到南京，我心如死灰，也许，我会被国家队封杀、彻底断送掉自己的运动生涯。
每天在体育学院里耷拉着脑袋走来走去，满耳朵都是关于我的种种传闻，一天一篇检讨传真给蔡总、24小时接受来自北京的电话查房……可怕的是，随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关于我的不利报道更是如雪上加霜使得我手脚冰凉，众口铄金，我开始绝望了。
就在我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的时候，阿明不知怎么弄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打电话给我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你心里憋得难受，想哭就在电话里哭吧！我听着。”于是，在听筒里传出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的音乐声里，我把委屈全都爆发出来，我站在训练馆里号啕大哭，整整不歇气地流了10分钟眼泪后，才说出了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句话：“为什么逗我哭？讨厌！”然后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他会马上再打过来，没想到他居然就这样不打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诉苦的人，我舍不得放过，只好老着脸皮给他打过去，没想到他居然关机了。生平第一次被别人忽略，我顿时恨得牙痒痒的。
到了晚上9点，刚刚接受了查房，电话来了：是阿明！他扔出的又是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如果你再挂我的电话，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你联系了。”要挟我？我顿时火大了，可始终没舍得挂断，他是惟一一个那么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朋友，没有了他，我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人可以让我去倒苦水了。
于是，在我的“忍气吞声”下，我们成了朋友，随后的一切都证明了我当时没有挂电话的决定是多么正确。他是个很独特的男孩，和我以前所有的朋友都截然不同。以前的朋友从来不说我有任何错误，哪怕我被国家队遣送回来，他们的安慰语也是“国家队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之类的话，可阿明不那样，他告诉我：“尽管金子放在什么地方都发光，可戴在国王头上的皇冠和放在暴发户家里的元宝是完全不同的，国家队是惟一能使你成为皇冠的地方。”
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托人帮我打听了蔡总的口风，我上次迟到是因为航班延误，蔡总这样处罚我只是为了杀杀我的锐气，让我不要忘乎所以。所以，只要我在南京能老老实实训练、认认真真写检讨，回国家队的日子指日可待。这话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我的心态很快调整了过来，一扫以前垂头丧气的样子，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体育学院的教练看我时的眼神里鼓励与赞许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开始拍起了我的肩膀：“打得不错！继续努力！”
1998年5月，蔡总突然通知我直接去山东潍坊参加国家队集训。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是阿明，我很清楚地听到他在电话里舒了一口长气。他告诉我，他哪有本事去套蔡总的口风啊，那些所谓蔡总的口风都是他自己推测杜撰的，这些天来，他每天都祈祷着他的推测能够成真。原来，当我放下负担的时候他已经将这副沉重的负担完全扛到了他自己的肩上，患难之交，我想我这辈子都永远不会忘记阿明的。
登上飞往山东的航班前，阿明送我一枚小小的碧玉挂件，他说这是他专门托人带去普陀山“开光”过的，很有灵气，让我一定戴在身上。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开光之类的东西，可当他帮我把挂件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运动员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与阿明通电话便成了我训练后放松的一种习惯。我们通话的时候他总是很认真地倾听，偶尔冒出的几个字确有锦上添花的功效。和他聊天，除开把闷在肚子里的不快全部发泄出去之外，还能从他不多的话语中获得一种额外的鼓励和快乐。我们聊的话题多半是国家队和省队有什么不同、球技进步了没有之类的话题。他从来不说他想我，每句话询问的都是有关我的衣食住行、身体状况，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关爱，一切从平淡而出，像一杯淡淡的清茶，然而细品之后却有馥郁的芬芳与无穷的回味。
30天后，集训结束，我回到了北京。阿明偶尔会去北京看我。国家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有哪个女队员的男朋友来了，全队所有的队友都会倾巢而出好好大吃一顿，顺便对那个男孩评头品足一番。阿明是例外，我没把我和他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在我心里，他和以往来北京看我的任何男性朋友都不一样，我可以让他请客，可绝对容忍不了任何人说他不好，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他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
来了北京几次以后，阿明由于工作越来越忙，很少有机会再来北京了。寂寞和思念开始吞噬我的心，我开始忍不住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尽管心底对他的思念无以复加，可任性的我在电话里却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一遍又一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没良心，不知道来北京看我。他从来不反击，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小声道一声“晚安”。第二天，琢磨着我的气已经消了，他的电话便及时打过来，给我讲上几个他连夜搞到的笑话，逗得我乐了后才会告诉我他也很想来北京看我。最后的结尾便是“金枫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以前到处被人当“英雄”看待，走到哪里都有鲜花掌声环绕，我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坏毛病。偶尔打电话给阿明的时候他正在工作，我会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聊天，这样的要求没有一次得逞的，他从不迁就、容忍和助长我的坏习气，总是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应该学会多为别人着想。有一次被他教训火了，我硬邦邦地说：“别的男孩只要我打电话过去，就会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陪我聊天，就你这么 唆。”阿明突然怪怪地反问道：“那么你喜欢那些把你的电话当圣旨的男孩吗？”我顿时语塞。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早已喜欢上了阿明，而阿明吸引我的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决不无条件地服从我、宠着我，我已被这个惟一敢与我针锋相对的男孩的独特个性吸引，并在一次又一次剑拔弩张的“正面冲突”中增强着我们的感情，这种“战友情”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跑来跑去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两年，我觉得越来越离不开阿明了，为了他，我不停地改变着自己。以往我的火爆脾气经常使我和教练拧得解不开，可只要他一来北京，我马上对教练的吩咐言听计从，训练时拼命扣杀赢得教练的赞许，然后恩准我请假出去见阿明。
阿明的工作性质决定他经常需要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礼品，我惟一能帮他弄到的就是国家乒乓球队所有教练员、运动员签名的球拍。有时他晚上打电话来说需要签名球拍，我会连夜去敲队友的门集齐所有的签名，第二天一大早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去。
阿明每次来北京也从来不忘记给我带礼物，而且每次都能让我大感意外。芦蒿、桂花鸭是给我解乡愁顺便解馋的;一把电动三面牙刷是心疼我练球太辛苦可以不动手就刷牙的;偶尔他会送我香水，但却绝对不是什么名牌，是他去少数民族聚居地费尽周折搞到的当地土法制造的纯天然鲜花香露……
我每次出国比赛的时候也记着他，作为男人，少不了几套洋服，boss、登喜路是我送他最多的名牌。就这样，我由原来那个被大家形容为“和小燕子一样刁蛮任性”的女孩慢慢学会了去体贴人、去为人着想。而随着我的变化，阿明也很少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针对我了。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气我了，他的回答很巧妙：“以前气你是因为你总在气别人，所以偶尔有个人气气你对你有好处。如今你学会为别人着想了，也就该有人为你着想了……”
2000年奥运会，我获得女双银牌，2001年世乒赛，我获得混双和团体两块金牌。阿明说要和我出去旅游好好庆贺。我们商量许久以后决定去西双版纳。可当我们对着地图策划好了所有的行程后，我被召回南京备战九运会，旅游计划就此无疾而终。我觉得对不起阿明，向他道歉，他却轻轻一笑：“你终于学会说‘对不起’了？那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
“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很喜欢你，但当时的你真的是目空一切，我根本没机会接近你。可越傲气的人越不会接纳一个整天对她唯唯诺诺的朋友，因此，我棋走险着，压抑住对你的好感，以一种冰冷冷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说真话，第一次被你挂断电话后我关机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那天我真的是度日如年，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怎么能熬到晚上9点再给你打电话的。可随后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明晰地显示我选择的方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也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啦！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撑到了今天。你说出的‘对不起’是三个字，我也想回报你三个字，那就是……”
看着阿明诡计得逞的笑容，本应该恨得牙痒痒的我却偏偏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我突发奇想：如果现在出现一个高大英俊、家财万贯的男孩来和阿明一起追我的话，我一定还是会选择阿明的。因为，舍得花上4年的时间设置一个“爱情陷阱”等我中计的男孩，难道还会不真心爱我吗？
(《知音》2001年第10期 胡世民 梁伟伯 冯建成荐)
1997年，我20岁，正是少年得志的年龄，我常对镜端详——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小美人！况且小小年纪就已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骑着白马走进我的梦里呢？
5月，我应邀回南京参加一个领奖活动，认识了负责接待工作的阿明。
也许是情窦初开的缘故，那段时间，我见到男孩总会在脑子里联想他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可阿明是例外，他太一般了，长相一般、个子一般，干的是公务员，连说话也是平淡如水的，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大我10岁的“老光棍”。一个年过而立还没有婚姻的男人，要么是事业繁忙无暇顾及家庭，要么就是太缺乏魅力没有能力获得爱情。在我心里，阿明当然是属于后者。想着自己喜欢的“如果你不能给我爱情的甜蜜，那么就给我死亡的痛苦吧”诗句，阿明实在是二者皆不可为，于是，我除了在第一次见面礼节性地与阿明打了个招呼外便再没有和他说过第二句话。
1998年春节后，我因为航班延误，比规定返回国家队报到的时间迟到了两个小时。蔡振华总教练毫不留情地对我作出了停赛的严重处罚，并将我遣返回南京体育学院。孤零零地回到南京，我心如死灰，也许，我会被国家队封杀、彻底断送掉自己的运动生涯。
每天在体育学院里耷拉着脑袋走来走去，满耳朵都是关于我的种种传闻，一天一篇检讨传真给蔡总、24小时接受来自北京的电话查房……可怕的是，随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关于我的不利报道更是如雪上加霜使得我手脚冰凉，众口铄金，我开始绝望了。
就在我想哭都找不到地方的时候，阿明不知怎么弄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打电话给我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你心里憋得难受，想哭就在电话里哭吧！我听着。”于是，在听筒里传出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的音乐声里，我把委屈全都爆发出来，我站在训练馆里号啕大哭，整整不歇气地流了10分钟眼泪后，才说出了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句话：“为什么逗我哭？讨厌！”然后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他会马上再打过来，没想到他居然就这样不打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可以诉苦的人，我舍不得放过，只好老着脸皮给他打过去，没想到他居然关机了。生平第一次被别人忽略，我顿时恨得牙痒痒的。
到了晚上9点，刚刚接受了查房，电话来了：是阿明！他扔出的又是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如果你再挂我的电话，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你联系了。”要挟我？我顿时火大了，可始终没舍得挂断，他是惟一一个那么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朋友，没有了他，我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人可以让我去倒苦水了。
于是，在我的“忍气吞声”下，我们成了朋友，随后的一切都证明了我当时没有挂电话的决定是多么正确。他是个很独特的男孩，和我以前所有的朋友都截然不同。以前的朋友从来不说我有任何错误，哪怕我被国家队遣送回来，他们的安慰语也是“国家队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之类的话，可阿明不那样，他告诉我：“尽管金子放在什么地方都发光，可戴在国王头上的皇冠和放在暴发户家里的元宝是完全不同的，国家队是惟一能使你成为皇冠的地方。”
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托人帮我打听了蔡总的口风，我上次迟到是因为航班延误，蔡总这样处罚我只是为了杀杀我的锐气，让我不要忘乎所以。所以，只要我在南京能老老实实训练、认认真真写检讨，回国家队的日子指日可待。这话给了我莫大的希望，我的心态很快调整了过来，一扫以前垂头丧气的样子，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体育学院的教练看我时的眼神里鼓励与赞许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开始拍起了我的肩膀：“打得不错！继续努力！”
1998年5月，蔡总突然通知我直接去山东潍坊参加国家队集训。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是阿明，我很清楚地听到他在电话里舒了一口长气。他告诉我，他哪有本事去套蔡总的口风啊，那些所谓蔡总的口风都是他自己推测杜撰的，这些天来，他每天都祈祷着他的推测能够成真。原来，当我放下负担的时候他已经将这副沉重的负担完全扛到了他自己的肩上，患难之交，我想我这辈子都永远不会忘记阿明的。
登上飞往山东的航班前，阿明送我一枚小小的碧玉挂件，他说这是他专门托人带去普陀山“开光”过的，很有灵气，让我一定戴在身上。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开光之类的东西，可当他帮我把挂件戴在脖子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运动员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与阿明通电话便成了我训练后放松的一种习惯。我们通话的时候他总是很认真地倾听，偶尔冒出的几个字确有锦上添花的功效。和他聊天，除开把闷在肚子里的不快全部发泄出去之外，还能从他不多的话语中获得一种额外的鼓励和快乐。我们聊的话题多半是国家队和省队有什么不同、球技进步了没有之类的话题。他从来不说他想我，每句话询问的都是有关我的衣食住行、身体状况，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关爱，一切从平淡而出，像一杯淡淡的清茶，然而细品之后却有馥郁的芬芳与无穷的回味。
30天后，集训结束，我回到了北京。阿明偶尔会去北京看我。国家队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有哪个女队员的男朋友来了，全队所有的队友都会倾巢而出好好大吃一顿，顺便对那个男孩评头品足一番。阿明是例外，我没把我和他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在我心里，他和以往来北京看我的任何男性朋友都不一样，我可以让他请客，可绝对容忍不了任何人说他不好，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他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
来了北京几次以后，阿明由于工作越来越忙，很少有机会再来北京了。寂寞和思念开始吞噬我的心，我开始忍不住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尽管心底对他的思念无以复加，可任性的我在电话里却从来没告诉过他，只是一遍又一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没良心，不知道来北京看我。他从来不反击，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小声道一声“晚安”。第二天，琢磨着我的气已经消了，他的电话便及时打过来，给我讲上几个他连夜搞到的笑话，逗得我乐了后才会告诉我他也很想来北京看我。最后的结尾便是“金枫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以前到处被人当“英雄”看待，走到哪里都有鲜花掌声环绕，我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坏毛病。偶尔打电话给阿明的时候他正在工作，我会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聊天，这样的要求没有一次得逞的，他从不迁就、容忍和助长我的坏习气，总是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应该学会多为别人着想。有一次被他教训火了，我硬邦邦地说：“别的男孩只要我打电话过去，就会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陪我聊天，就你这么 唆。”阿明突然怪怪地反问道：“那么你喜欢那些把你的电话当圣旨的男孩吗？”我顿时语塞。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早已喜欢上了阿明，而阿明吸引我的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决不无条件地服从我、宠着我，我已被这个惟一敢与我针锋相对的男孩的独特个性吸引，并在一次又一次剑拔弩张的“正面冲突”中增强着我们的感情，这种“战友情”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跑来跑去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两年，我觉得越来越离不开阿明了，为了他，我不停地改变着自己。以往我的火爆脾气经常使我和教练拧得解不开，可只要他一来北京，我马上对教练的吩咐言听计从，训练时拼命扣杀赢得教练的赞许，然后恩准我请假出去见阿明。
阿明的工作性质决定他经常需要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礼品，我惟一能帮他弄到的就是国家乒乓球队所有教练员、运动员签名的球拍。有时他晚上打电话来说需要签名球拍，我会连夜去敲队友的门集齐所有的签名，第二天一大早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去。
阿明每次来北京也从来不忘记给我带礼物，而且每次都能让我大感意外。芦蒿、桂花鸭是给我解乡愁顺便解馋的;一把电动三面牙刷是心疼我练球太辛苦可以不动手就刷牙的;偶尔他会送我香水，但却绝对不是什么名牌，是他去少数民族聚居地费尽周折搞到的当地土法制造的纯天然鲜花香露……
我每次出国比赛的时候也记着他，作为男人，少不了几套洋服，boss、登喜路是我送他最多的名牌。就这样，我由原来那个被大家形容为“和小燕子一样刁蛮任性”的女孩慢慢学会了去体贴人、去为人着想。而随着我的变化，阿明也很少像以前那样时时处处针对我了。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气我了，他的回答很巧妙：“以前气你是因为你总在气别人，所以偶尔有个人气气你对你有好处。如今你学会为别人着想了，也就该有人为你着想了……”
2000年奥运会，我获得女双银牌，2001年世乒赛，我获得混双和团体两块金牌。阿明说要和我出去旅游好好庆贺。我们商量许久以后决定去西双版纳。可当我们对着地图策划好了所有的行程后，我被召回南京备战九运会，旅游计划就此无疾而终。我觉得对不起阿明，向他道歉，他却轻轻一笑：“你终于学会说‘对不起’了？那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
“其实，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很喜欢你，但当时的你真的是目空一切，我根本没机会接近你。可越傲气的人越不会接纳一个整天对她唯唯诺诺的朋友，因此，我棋走险着，压抑住对你的好感，以一种冰冷冷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说真话，第一次被你挂断电话后我关机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那天我真的是度日如年，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怎么能熬到晚上9点再给你打电话的。可随后事情的发展越来越明晰地显示我选择的方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也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啦！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撑到了今天。你说出的‘对不起’是三个字，我也想回报你三个字，那就是……”
看着阿明诡计得逞的笑容，本应该恨得牙痒痒的我却偏偏莫名其妙地红了脸。我突发奇想：如果现在出现一个高大英俊、家财万贯的男孩来和阿明一起追我的话，我一定还是会选择阿明的。因为，舍得花上4年的时间设置一个“爱情陷阱”等我中计的男孩，难道还会不真心爱我吗？
(《知音》2001年第10期 胡世民 梁伟伯 冯建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