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9月（清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出使大清就要结束时，收到乾隆皇帝致英国国王的信（但马戛尔尼并没有亲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文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全文录用了这封清皇致英皇的信。《停滞的帝国》说：“原文是用中文古文写的，里面不断使用高傲的接近于侮辱人语气”，因此，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的词句”即把“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删去。因此，我们在《停滞的帝国》看到这封信由法文转译成中文后，内容和语气都较为轻松。这封信的中文曾载于民国8年（1919年）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里：
　　上敕谕英吉利国王：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
　　这段话在《停滞的帝国》第四十六章里是这样的：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
　　现在很难考《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和《停滞的帝国》所录此文（据说此文本现藏大英博物馆）孰真孰赝。无论真赝，乾隆大帝在英国使臣面前，都如泰山视群峦：你个蕞尔小邦，来到天朝，就两件事，一件是观瞻大清国的教化文明，二是沾我大清国的便宜。前者说的是，大清的文明与英国比，英國就是未开化的国家;后者谓即便贸易往来，也是蕞尔小邦来我大清，跟着大清国发财。
　　一个新兴帝国正在敲老牌帝国的大门;一个老牌帝国的大门却依然紧闭。
　　事实上，乾隆后期已经外强中衰了。《清史稿》卷十五《高宗本纪六》记乾隆五十八年，年始就遇河南五县陕西三州春旱，紧接直隶二十一州大旱。上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河南二十五县大旱。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旱灾水灾连连，虽然如往地在灾区（如河南、山东、直隶）减免“逋赋”（未交或偷漏的税赋），这与乾隆初下江南（乾隆十六年）时的“康乾盛世”相比，清王朝与过往已不能同日而语了。此时（18世纪后期）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洗礼中，领土已从英伦三岛扩展到北美、澳洲、印度等（参见《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正在强势东扩的沙皇俄国签订了中国近世的第一个关于领土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将未定的、原来可能是清祖上的外兴安岭及其以北的大片土地确认为俄国所有（我们后来看到，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东北的领土割让，就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此时的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到清“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以期望英、清的“贸易正常”（即非“朝贡”与“加恩”的关系），并“使之扩大”，进而“开辟新的市场”。但马戛尔尼进京却异常艰难，仅仅英使臣的“脱帽”“跪”与“半跪”之间，清英就争执许久（最后以半跪形式）。《清史稿》里记载的是：“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东等入朝觐”。
　　乾隆帝在致英王的信中认定：一、“天朝统驭万国”;二、与他国贸易只是“天朝加惠远人”;三、既便如此，也是天朝“抚育四夷”“并沾余润”;四、“天朝体制”须“向使臣等到详加开导”。总之一句话，除大清天朝，任一他国，只是未开化的蕞尔小邦。拿法国人佩雷菲特的话讲，乾隆帝以为大清帝国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乾隆五十八年至光绪末（1793—1908年）的百余年间，是清朝从盛世缓慢而至急速走向衰亡的百余年。这百余年，也是外来势力、外来文化由缓慢至急速而进入中国的百余年。这百余年也是内忧外患的时期。这内忧主要体现在内乱：从嘉庆时的白莲教起到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止。而从同治到光绪，清朝在面对内乱与西洋进入的双重危机下，以一个女性即慈禧太后之力开启了所谓“同光之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当然，也是这个女性的骄横与愚蠢，先是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输光了洋务运动的本钱，接着因“庚子拳乱”，1900年6月21日，清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大清惨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与英、美、法、德、意、日、俄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定，可以说大清的气数基本已定。
　　在这一系列变乱期间，清王朝先是洋务运动失败，后又有戊戌变法（1898年）流产（仅103天）;但历史的吊诡与奇迹就在于：它并没有因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次重要变革的失败而被埋葬，相反的是，洋务运动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资产、戊戌变法留下的新思想，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启了东向日本、西向英美学习的道路。实掌“同光”大权的慈禧太后，竟然决定或者同意了这一系列向西洋学习的决策。
　　这便有了光绪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致英国国王的国书。信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悉臻美善。朕，眷恋时局，力图振作，思以亲仁善邻之道，为参观互证之资。兹特派署兵部侍郎徐世昌、镇国公载泽、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该大臣等究心时务，才识明通，久为朕所信任。爰命恭赍国书代达朕意，惟望大皇帝推诚优待。俾将一切良法美意从容考究，用备采酌施行，实感大皇帝嘉惠友邦之厚谊。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文作者句断）
　　至清光绪帝，虽然还自称是大皇帝，但通篇言语和语气，就是一位小学生向一位老师请教（治国理政的）学问的言语和语气——极为谦恭。与他的爷爷的爷爷乾隆皇帝相比，真的就是“风水轮流转，各自三五年”了。
　　何以如此前倨后恭？这是因为无论是文明的无形资源还是文明的有形资产，此时的大清都远远落后于领现代文明风气之先的英国。英国最先敲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痛定思痛的大清便转身去向痛扁他的这位西洋拳师学习，继而又向东学习打败了北洋水师的日本（原来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或小兄弟）。历史如此的残酷和残忍，丝毫没有给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留下一丝情面。
　　为什么会这样？
　　前引《停滞的帝国》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段话是：
　　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之为集体孤独症。
　　“集体孤独症”一语，不仅批评了大清的皇帝，同时也批评了大清皇帝和大清文化治化下的国民。
　　从乾隆大皇帝的“远慕声教向化维殷”到光绪大皇帝的“文明久著政治日新”，我们看到了“集体孤独症”带给中华文明的损害和破灭。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个古老文明的衰变更新时的内生机制与外来因素。从晚清民初来看，这一古老文明的更新与再生，更多的源于外来因素。
　　因此，在这则小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再讲到另一件事：光绪帝的这封致英国国王的信，当是中国近代史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即所讲五大臣出洋学习（学习是为了“预备立宪”;而出洋时反清的革命党人炸了五大臣乘座的火车，为后来的暴力革命树立了榜样）。不过《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却没有记录这个“五大臣出洋”事和光绪帝致英国国王书的事。同样，《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等编著，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也没有记录这一事件。此事便有些蹊跷：如果说撰写《清史稿》的那批民国史家（实为前清遗老）为尊者讳，不愿去碰这一有伤大清皇帝脸面的事;那么《剑桥中国晚清史》的那些西洋、东洋（其第七章《1901—1911年的政治和制度的改革》是由日本人古宙三撰写）的外国史家，怎么也同样会回避“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之国书的事呢？这里面究竟有何玄机呢？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