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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人类实践的历史演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态发展的历史。人类的实践方式已经经历了依附性实践、经验性实践、改造性实践三个阶段,目前,正处在由改造性实践向生态性实踐的演进过程中。研究人类实践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分析实践转型的基本规律和当代趋向,对于进一步转变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价值判断,引导人类走出生态困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依附性实践;经验性实践;改造性实践;生态性实践
实践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在实践中,人区别于动物,形成社会,人的社会生活得以不断发展。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态发展的历史。实践的不断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人类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观念的不断更新。不同形态的实践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不同形态的实践也展示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人基于自身实践展开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实践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演进历史。人类的实践方式已经经历了依附性实践、经验性实践、改造性实践三个阶段,目前,正处在由改造性实践向生态性实践的演进过程中。
一、依附性实践
远古时代,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类利用、改造自然从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统一基础上的简单对立。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自然化的,是按照自然本能的逻辑来进行的。对原始人类来说,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
权力。”[1]原始人类,一方面紧紧依赖自然界,从中索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与能量;另一方面,又不甚知晓自然界是什么。
由于生存能力低下,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由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逐步演化成的神圣化的思想观念。这种神圣化的观念和解释原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它难以解决的内在困境,那就是从这种物质性的、自然性的本原出发,是不可能有效地解释清楚人的活动与人的创造的。”[2]人类对于自然的这种畏惧之情明显地表现在早期人类创造的神话故事、图腾崇拜、原始宗教以及巫术等活动之中。狩猎是远古社会人们所从事的最重要实践活动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他们本质力量的实践形式,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也鲜明地体现了依附性实践方式的特性。猎人出发前,要进行斋戒、净身、装扮和念咒语等活动,目的是使神灵赋予他们对猎物的神秘权力;到达猎场后,则祈祷对猎物施加作用,促其出现;猎物出现后,为保证打猎成功,又要祈祷然后袭击猎物,猎物被击毙后,还要举行一套仪式,以使猎物不对人实施报复。可以说,这一阶段原始人类难以达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是将自然界置于对人类的绝对统领地位。
由于这时期的实践方式是一种依附性的实践方式,因而不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是人对自然的依附,实践主体只能以一种采集型的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是人对人的相互依附,人们要生存就必须结成一种相互依附的原始共同体关系,借助相互间微弱的合力维持各自最低的生存需要。这两种实践关系在当时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呈现出一种未分化、未定型的原始单一状态。
二、经验性实践
古代社会,人类实践由对自然界的敬畏和依赖逐步发展到对自然进行能动的改造,经验形态的科学技术开始兴起并得到应用,由此产生了经验性实践方式。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分工的发展,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要求摆脱消极地依附于大自然的状况,对自然进行着有组织的改造活动,确立对于大自然的主体性地位,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境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尽管这一时期人类已具有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但由于科学技术尚处在脱胎于巫术迷信活动之初,还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即使有人从事专门的科学实验,也是个别和少量的,构不成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可以说人的实践活动总体上是建立在生产经验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还非常有限,发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科学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使得人们的实践活动更多依赖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推广,由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熟人意识”和“任人惟亲”一类的经验性内容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实践技能更多地来自对祖祖辈辈口传身教的经验及师傅传递的手工技艺的承继,人类的实践方式呈现为明显的经验性。中国古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祯的《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是对这种经验性实践方式成果的总结。
与依附性的实践方式相比,经验性实践方式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表明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但实践主体在经验性实践方式下的能力发挥仍然受着自然规律的很大束缚。
三、改造性实践
近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物质手段的不断增加,人类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的纷纷创建,使得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界、社会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的主体性焕发,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崇尚改造能力、颂扬主体力量、促使人类的实践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经验性实践转变为改造性实践,近代以来依次出现的三次技术革命及伴之而来的三次产业革命是实践方式变革的显著标志和集中体现。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引起了实践工具的变革,诞生了各种机器工具,同时促使实践主体和客体适应工具的变革,导致制造业由先前的手工制造发展为机器制造,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标志着人类的实践方式开始由经验性实践转变为改造性实践。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仅巩固了这种实践方式转变的成果,而且使改造性实践成为人们普遍奉行的大众化实践方式,尤其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生产实践中的制造业进一步由机器制造发展为自动化制造,将改造性实践方式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改造性实践的重要特点是:以人的利益为尺度来审视、构造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自然必须且能够为人的需要与利益服务,自然被限定为需求之源、价值客体。改造性实践充分彰显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它是建立在不计自然成本而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把自然界作为单纯的征服和改造对象,由此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态和生存危机。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而言的,现在则是整个人类的存在面临威胁与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并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决不意味着人就可以随意支配自然,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变革改造性实践方式,确立新的创新性的实践方式。
四、生态性实践
事实上,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就是人类推崇单纯的改造性实践的结果,是人类传统的改造性实践观念的危机。因此,要有效地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诸种劣果,从而解救人类自身,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实现由改造性实践向生态实践的转换,确立生态实践观念,并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迈进。
所谓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活动。其具有合人种尺度与合物种尺度相统一、改造与维护相统一、使主体利益结构中各要素辩证统一等特征。
从实践论的立场来看,只有通过选择合理的实践方式才能解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題。生态实践观的确立,是对依附性实践、改造性实践的合理超越。依附性实践、改造性实践本质上都是将自然看成是人类的异己物、对立物,人只担当改造自然、社会的权利,而拒绝承担改造中的责任,与此相反,生态实践的基本理念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其本质就是将人对自然的改造与维护统一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整合。
生态实践理念的具体践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逐步渗透,无论是直接的生态治理,如植树造林、废物治理等,还是间接的生态控制,对生态环境的优化都必须以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尊重生态规律,充分认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制约。总体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包含末端治理和全程控制两种方式。末端治理是人们在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事后治理,这种环境治理方式是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为目标,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补救和修复,是一种被动的优化生态环境的实践活动和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别无退路的回应。与末端治理方式相对应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即创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践行方式、不断提高效益管理水平、拓展效益发展领域、深化效益可持续性。全程控制方式是指要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生产的各个过程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体系。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要以树立生态意识为先导,以政府为主导,以全民参与为群众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关键,以变革生产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根本,坚持保护和发展并重、节约和利用并重,科学规划、合理协调、统筹兼顾,从而形成真正践行生态实践理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
实践不是一般的活动,而是一种能动地改造自然社会的活动,能动创造性是实践的本质要素之一。因此,我们不能把实践界定为一种单一的改造活动,实际上,实践还应是一种维护性活动。人类实践的进程史,尤其是现今人类生存环境的严峻现实表明,维护理应构成实践的内在本质要素之一。如果说,没有改造,人类难以进步与发展,同样,没有维护,人类无以承继与繁荣。事实证明,生态实践是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优化建设相统一的辩证实践,现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境况,迫切需要人类确立起生态实践观。
实践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人类实践的历史演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研究人类实践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分析实践转型的基本规律和当代趋向,对于进一步转变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价值判断,引导人类走出生态困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2]高清海等:《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关键词:依附性实践;经验性实践;改造性实践;生态性实践
实践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正是在实践中,人区别于动物,形成社会,人的社会生活得以不断发展。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形态发展的历史。实践的不断发展突出地表现为人类的实践方式和实践观念的不断更新。不同形态的实践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不同形态的实践也展示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人基于自身实践展开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实践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演进历史。人类的实践方式已经经历了依附性实践、经验性实践、改造性实践三个阶段,目前,正处在由改造性实践向生态性实践的演进过程中。
一、依附性实践
远古时代,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类利用、改造自然从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统一基础上的简单对立。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自然化的,是按照自然本能的逻辑来进行的。对原始人类来说,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
权力。”[1]原始人类,一方面紧紧依赖自然界,从中索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与能量;另一方面,又不甚知晓自然界是什么。
由于生存能力低下,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由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逐步演化成的神圣化的思想观念。这种神圣化的观念和解释原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它难以解决的内在困境,那就是从这种物质性的、自然性的本原出发,是不可能有效地解释清楚人的活动与人的创造的。”[2]人类对于自然的这种畏惧之情明显地表现在早期人类创造的神话故事、图腾崇拜、原始宗教以及巫术等活动之中。狩猎是远古社会人们所从事的最重要实践活动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他们本质力量的实践形式,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也鲜明地体现了依附性实践方式的特性。猎人出发前,要进行斋戒、净身、装扮和念咒语等活动,目的是使神灵赋予他们对猎物的神秘权力;到达猎场后,则祈祷对猎物施加作用,促其出现;猎物出现后,为保证打猎成功,又要祈祷然后袭击猎物,猎物被击毙后,还要举行一套仪式,以使猎物不对人实施报复。可以说,这一阶段原始人类难以达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是将自然界置于对人类的绝对统领地位。
由于这时期的实践方式是一种依附性的实践方式,因而不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均带有明显的依附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是人对自然的依附,实践主体只能以一种采集型的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生存资料;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是人对人的相互依附,人们要生存就必须结成一种相互依附的原始共同体关系,借助相互间微弱的合力维持各自最低的生存需要。这两种实践关系在当时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呈现出一种未分化、未定型的原始单一状态。
二、经验性实践
古代社会,人类实践由对自然界的敬畏和依赖逐步发展到对自然进行能动的改造,经验形态的科学技术开始兴起并得到应用,由此产生了经验性实践方式。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分工的发展,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要求摆脱消极地依附于大自然的状况,对自然进行着有组织的改造活动,确立对于大自然的主体性地位,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境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尽管这一时期人类已具有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但由于科学技术尚处在脱胎于巫术迷信活动之初,还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发展,即使有人从事专门的科学实验,也是个别和少量的,构不成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可以说人的实践活动总体上是建立在生产经验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还非常有限,发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经验科学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使得人们的实践活动更多依赖的是经验的积累和推广,由血缘、姻缘、地缘、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熟人意识”和“任人惟亲”一类的经验性内容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实践技能更多地来自对祖祖辈辈口传身教的经验及师傅传递的手工技艺的承继,人类的实践方式呈现为明显的经验性。中国古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祯的《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是对这种经验性实践方式成果的总结。
与依附性的实践方式相比,经验性实践方式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表明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但实践主体在经验性实践方式下的能力发挥仍然受着自然规律的很大束缚。
三、改造性实践
近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物质手段的不断增加,人类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的纷纷创建,使得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界、社会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的主体性焕发,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立。崇尚改造能力、颂扬主体力量、促使人类的实践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由经验性实践转变为改造性实践,近代以来依次出现的三次技术革命及伴之而来的三次产业革命是实践方式变革的显著标志和集中体现。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引起了实践工具的变革,诞生了各种机器工具,同时促使实践主体和客体适应工具的变革,导致制造业由先前的手工制造发展为机器制造,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标志着人类的实践方式开始由经验性实践转变为改造性实践。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仅巩固了这种实践方式转变的成果,而且使改造性实践成为人们普遍奉行的大众化实践方式,尤其通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生产实践中的制造业进一步由机器制造发展为自动化制造,将改造性实践方式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改造性实践的重要特点是:以人的利益为尺度来审视、构造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自然必须且能够为人的需要与利益服务,自然被限定为需求之源、价值客体。改造性实践充分彰显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它是建立在不计自然成本而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把自然界作为单纯的征服和改造对象,由此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生态和生存危机。就生存危机而言,如果说过去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而言的,现在则是整个人类的存在面临威胁与危机;如果说这种危机过去主要来源于生命运动的自然法则,现在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所造成的。人类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并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决不意味着人就可以随意支配自然,时代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变革改造性实践方式,确立新的创新性的实践方式。
四、生态性实践
事实上,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就是人类推崇单纯的改造性实践的结果,是人类传统的改造性实践观念的危机。因此,要有效地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诸种劣果,从而解救人类自身,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实现由改造性实践向生态实践的转换,确立生态实践观念,并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迈进。
所谓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活动。其具有合人种尺度与合物种尺度相统一、改造与维护相统一、使主体利益结构中各要素辩证统一等特征。
从实践论的立场来看,只有通过选择合理的实践方式才能解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題。生态实践观的确立,是对依附性实践、改造性实践的合理超越。依附性实践、改造性实践本质上都是将自然看成是人类的异己物、对立物,人只担当改造自然、社会的权利,而拒绝承担改造中的责任,与此相反,生态实践的基本理念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其本质就是将人对自然的改造与维护统一起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整合。
生态实践理念的具体践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逐步渗透,无论是直接的生态治理,如植树造林、废物治理等,还是间接的生态控制,对生态环境的优化都必须以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尊重生态规律,充分认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对人们实践活动的制约。总体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包含末端治理和全程控制两种方式。末端治理是人们在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事后治理,这种环境治理方式是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为目标,是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补救和修复,是一种被动的优化生态环境的实践活动和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别无退路的回应。与末端治理方式相对应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即创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践行方式、不断提高效益管理水平、拓展效益发展领域、深化效益可持续性。全程控制方式是指要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生产的各个过程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保护体系。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要以树立生态意识为先导,以政府为主导,以全民参与为群众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关键,以变革生产方式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根本,坚持保护和发展并重、节约和利用并重,科学规划、合理协调、统筹兼顾,从而形成真正践行生态实践理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
实践不是一般的活动,而是一种能动地改造自然社会的活动,能动创造性是实践的本质要素之一。因此,我们不能把实践界定为一种单一的改造活动,实际上,实践还应是一种维护性活动。人类实践的进程史,尤其是现今人类生存环境的严峻现实表明,维护理应构成实践的内在本质要素之一。如果说,没有改造,人类难以进步与发展,同样,没有维护,人类无以承继与繁荣。事实证明,生态实践是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优化建设相统一的辩证实践,现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境况,迫切需要人类确立起生态实践观。
实践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人类实践的历史演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研究人类实践方式的演变与发展,分析实践转型的基本规律和当代趋向,对于进一步转变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价值判断,引导人类走出生态困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2]高清海等:《人的“类生命”与“类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