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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社会转型，文坛激荡，在文化叛逆力量异军突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如火如荼的时代背景中，文痞王朔于社会及文坛的双重边缘地带发出惊世怪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富争议也极具典型性的作家。八十年代，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全盛时代，文坛驶入转轨地带，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讨论、亚文化开端、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村上龙就是其中争议最大、影响极广的一位作家。在两国可以相互参照与理解的历史情景中，王朔和村上龙占据着极其相似的文坛相对位置，但却有着不同的内在风景。
一、遥相呼应的文坛相对位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革后的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文化动乱期。当时的文坛，伤痕文学在疗愈文革痛楚，寻根小说在弥补文化断裂，先锋诗歌在更新潮流观念，而在文坛正谕体系的边缘，王朔横空出世。1988年的《顽主》中的“顽主”形象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蓝图，写一群文化痞子，以游戏人生、颓废不羁为精神特征，以戏谑、反讽为叙述语言，对权威话语、传统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这种浓重的市井气、流氓腔奠定了他“痞子文学”、“流氓作家”的文坛特色地位，成为一个青年亚文化群的精神象征。这种地皮流氓式的嬉笑怒骂捏痛了意识形态正谕系统的生硬面部，构成一种有力的解构和反叛，常被纳入后现代主义文学系统内予以讨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泡沫经济全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呈现出后现代的诸多特征。与此同时，日本的纯文学创作颓势显著，文学商品化势头难挡，社会上引发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热烈讨论。1976年，村上龙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正值青春年华，却沉溺于摇滚、吸毒、群居和暴力。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面临的某种困惑、压抑和无奈，被称为非常规的青春小说。此书一举夺得“芥川奖”和“群像新人文学奖”，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的开端，以村上龙为旗手的“透明族”作家，以崭新的文学手法，对现有的文学制度和艺术传统提出挑战，代之以不追求伦理、价值判断的文体。此后30年中，村上龙在日本也一直是影响巨大并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村上龙说：“……我这个人比较讨厌‘大多数’这个词，我是偏向于少数的，……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弱势群体。”这样，村上龙坚持为社会边缘人塑像，为青年亚文化群发声，这是他的作品具有了极大的挑战性和解构力。
在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游走，成为一个特定青年亚文化的文化代言，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颠覆和解构特征，……王朔和村上龙具有极其相似的时代境遇和文坛处境。
二、不同的内在风景
（一）文学体验不同
王朔的街痞气质和村上龙的嬉皮气质并不相同，它们有不同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几千年极富特色的流氓主义文化和军队大院子弟的街痞气息是王朔精神气质的深刻根基和直接来源，而村上龙的嬉皮模式则几乎照搬了战后西方世界的青年叛逆文化表象。王朔的市井气和流氓腔是村上龍没有的，村上龙的颓废糜烂和极限体验也无法在王朔的作品中找到。
由于社会体制的差异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别，村上龙作品中的很多关键母题如滥交、吸毒，王朔都从未涉及。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王朔曾经提到村上龙拿身体玩感觉的极限写作方式：“我看了日本有一个叫村上龙写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那家伙肯定吸毒。他的有一些感受假如不吸毒真写不出，想不到那会儿人会出现那感受。”[1] 虽然同样是某个具有特殊叛逆使命的青年亚文化群的生活典型和文化代言，王朔和村上龙却是在不同的体验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二）语言风格不同
八十年代末的王朔，形成了一种以《顽主》为代表的语言风格。可以说，王朔是少有的掌握了笑的语言技巧和解构、抵抗功能的作家，他发现了笑这个游戏诸神的隐秘武器。他作品的口语化、地方化、市井气、使“调侃”甚至超越情节人物和主题成为小说中的主宰。但是就是在这不正经的嬉笑怒骂之后，隐藏着巨大的身份性创伤和无信仰痛楚，“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
和王朔的“笑”写不同，村上龙的行文充满直白的痛感描写和巨大的呻吟声。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叙述视角的“透明化”，无立场、无伦理、不判断的白描手法，用近乎速写的神妙笔法，勾勒眼底的浮生万象，来达到对社会问题的直接揭露和批判。可以说，他的先锋性和尖锐性往往并不是表现在作品的观点上而是题材上。
（三）社会救赎功能不同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王朔的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续写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持续和深刻地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与关注和叙写，1992年以后，他甚至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
村上龙则不同，在二十多年之间，他持续关注日本的重大社会文化事件和深层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问题，尤其关注边缘人生存现状和全民精神现实。由于独特的放浪生活经历，村上龙最初的作品只是无意识地将社会零余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多是妓女、精神病患者、sm迷、杀人犯、拒绝上学的少年等等社会体制中的失败者。渐渐地，他以社会边缘区域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地带有意识地投入了更多的社会批判意味和问题意识，并开始尝试从中寻找自我救赎和社会诊疗的希望。
三、结语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是历史的标本，王朔与村上龙的文学创作是表现两国社会现实的经典文本；文学也应该是救赎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村上龙确实走得更深，更远。
参考文献：
[1]葛红兵，朱立冬等编.王朔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一、遥相呼应的文坛相对位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革后的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文化动乱期。当时的文坛，伤痕文学在疗愈文革痛楚，寻根小说在弥补文化断裂，先锋诗歌在更新潮流观念，而在文坛正谕体系的边缘，王朔横空出世。1988年的《顽主》中的“顽主”形象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蓝图，写一群文化痞子，以游戏人生、颓废不羁为精神特征，以戏谑、反讽为叙述语言，对权威话语、传统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这种浓重的市井气、流氓腔奠定了他“痞子文学”、“流氓作家”的文坛特色地位，成为一个青年亚文化群的精神象征。这种地皮流氓式的嬉笑怒骂捏痛了意识形态正谕系统的生硬面部，构成一种有力的解构和反叛，常被纳入后现代主义文学系统内予以讨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泡沫经济全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呈现出后现代的诸多特征。与此同时，日本的纯文学创作颓势显著，文学商品化势头难挡，社会上引发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热烈讨论。1976年，村上龙发表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描写美军基地附近的一群青年男女正值青春年华，却沉溺于摇滚、吸毒、群居和暴力。作品表现了初涉人世的青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面临的某种困惑、压抑和无奈，被称为非常规的青春小说。此书一举夺得“芥川奖”和“群像新人文学奖”，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的开端，以村上龙为旗手的“透明族”作家，以崭新的文学手法，对现有的文学制度和艺术传统提出挑战，代之以不追求伦理、价值判断的文体。此后30年中，村上龙在日本也一直是影响巨大并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时，村上龙说：“……我这个人比较讨厌‘大多数’这个词，我是偏向于少数的，……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弱势群体。”这样，村上龙坚持为社会边缘人塑像，为青年亚文化群发声，这是他的作品具有了极大的挑战性和解构力。
在大众文学和纯文学之间游走，成为一个特定青年亚文化的文化代言，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颠覆和解构特征，……王朔和村上龙具有极其相似的时代境遇和文坛处境。
二、不同的内在风景
（一）文学体验不同
王朔的街痞气质和村上龙的嬉皮气质并不相同，它们有不同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几千年极富特色的流氓主义文化和军队大院子弟的街痞气息是王朔精神气质的深刻根基和直接来源，而村上龙的嬉皮模式则几乎照搬了战后西方世界的青年叛逆文化表象。王朔的市井气和流氓腔是村上龍没有的，村上龙的颓废糜烂和极限体验也无法在王朔的作品中找到。
由于社会体制的差异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别，村上龙作品中的很多关键母题如滥交、吸毒，王朔都从未涉及。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一书中王朔曾经提到村上龙拿身体玩感觉的极限写作方式：“我看了日本有一个叫村上龙写的《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那家伙肯定吸毒。他的有一些感受假如不吸毒真写不出，想不到那会儿人会出现那感受。”[1] 虽然同样是某个具有特殊叛逆使命的青年亚文化群的生活典型和文化代言，王朔和村上龙却是在不同的体验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二）语言风格不同
八十年代末的王朔，形成了一种以《顽主》为代表的语言风格。可以说，王朔是少有的掌握了笑的语言技巧和解构、抵抗功能的作家，他发现了笑这个游戏诸神的隐秘武器。他作品的口语化、地方化、市井气、使“调侃”甚至超越情节人物和主题成为小说中的主宰。但是就是在这不正经的嬉笑怒骂之后，隐藏着巨大的身份性创伤和无信仰痛楚，“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
和王朔的“笑”写不同，村上龙的行文充满直白的痛感描写和巨大的呻吟声。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叙述视角的“透明化”，无立场、无伦理、不判断的白描手法，用近乎速写的神妙笔法，勾勒眼底的浮生万象，来达到对社会问题的直接揭露和批判。可以说，他的先锋性和尖锐性往往并不是表现在作品的观点上而是题材上。
（三）社会救赎功能不同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者认为王朔的小说以最现实的姿态续写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持续和深刻地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与关注和叙写，1992年以后，他甚至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
村上龙则不同，在二十多年之间，他持续关注日本的重大社会文化事件和深层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问题，尤其关注边缘人生存现状和全民精神现实。由于独特的放浪生活经历，村上龙最初的作品只是无意识地将社会零余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多是妓女、精神病患者、sm迷、杀人犯、拒绝上学的少年等等社会体制中的失败者。渐渐地，他以社会边缘区域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地带有意识地投入了更多的社会批判意味和问题意识，并开始尝试从中寻找自我救赎和社会诊疗的希望。
三、结语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是历史的标本，王朔与村上龙的文学创作是表现两国社会现实的经典文本；文学也应该是救赎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村上龙确实走得更深，更远。
参考文献：
[1]葛红兵，朱立冬等编.王朔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