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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也是由此而来。比如传统乡村的“乡规民约”，就对过去散漫的农村管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党内建设，同样需要有“规矩”。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队伍的纯洁性靠什么来保证？除了进行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整党整风教育活动外，更根本的还在于立了“规矩”，也就是说有制度作保障。
因此，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怎么也不过分，邓小平同志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习近平同志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在 2014年3月到河南兰考调研时多次强调：有规定就要执行，否则规定就成了“稻草人”。
今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改变和端正公众，尤其是党内同志对制度的看法和态度。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不缺“制度”，甚至是“制度”泛滥。党的十八大前，各地有名目繁多的禁令——这个“不准”，那个“严禁”， 结果却是吃喝之风愈演愈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针对这种趋势，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曾痛心地指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除此之外，还有“公约”“条例”“规范”等，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能发现党政部门，尤其是一些窗口单位，除了会看到大门口的“为人民服务”等大字外，还有挂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可是，在民众的印象中，那些制度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已，要不怎么会出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呢？因此，当前急切需要消除人们对制度的冷漠心理。对公众来讲，如果不消除这种心态，就会继续存在办事须找关系，甚至送礼、塞红包的陋习，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在党内一些人看来，那些制度就是摆设，依旧我行我素，党风也会随之变坏。这就是制度形式主义带来的结果，因此，必须防止“纸老虎”式和“稻草人”化的制度。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建立底线制度，换个说法，就是必须体现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以彰显其神圣与严厉。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和“认罪态度好”之类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与信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制度起到威慑和惩罚的作用。商鞅变法时期，为了树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留下“商鞅徙木立信”的佳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了制度，即做人做事起码的底线，就一定要按照制度办。
为什么特别强调底线制度？因为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制度不是缺内容，不是缺形式，缺的恰恰是执行与权威。比如对目前全国各地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豪华楼堂馆所现象，有媒体作过统计分析：从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起，25年来已发布了10个国家级“限建令”文件。结果呢？正是在这些文件的颁布过程中，一批豪华楼堂馆所随之建成。对此，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尖锐地指出：“各项制度最终要落脚到可监督、可检查、可追究、可问责，否则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具体办法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有明确规定可追究责任，但却没有严格执行的制度，是稻草人、纸老虎。”（2013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只有让制度成为惩治不正之风的利剑，才能刹住不正之风。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上有可资借鉴的例子。民国时期，刘文辉主政西康省十年期间，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严格要求各级地方官员不能修建楼堂馆所，政令严厉：“政府的房子若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所以官员们不敢越雷池半步，收效甚好。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些历史照片，西康省所辖县政府的衙门破烂不堪，而当地的学校则明亮气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中共也有许多刚性的制度。1934年11月成立的、以習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由此，形成了陕甘边苏区优良的“南梁精神”。而中央苏区精神和延安作风的养成，其中铁的纪律是一大保障。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典型例子。长征途中，纪律更加严厉。红军在藏区筹粮期间，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由于违反纪律，擅自进喇嘛寺偷拿钱想换取粮食而被处死。（吴东峰等编著《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新中国建立之初，贺龙元帅对存在不正之风干部的严肃处理，更值得一提。1952 年秋，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一份材料，反映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了美国的“华尔街”了。贺龙亲自到现场，果然看到豪华的“小洋楼”，也看到不远处高炮连的战士住在没有水电、黑暗潮湿的帐篷里。贺龙对随行的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那几个住洋楼的干部给贺龙写了检讨，但房子却没搬，以为可以糊弄过去。贺龙知道后，十分生气，说：“盖好房子，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知错必改才是好同志、好党员。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那个年代党风和社会风气之好，靠的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也依靠对不正之风的严厉惩处。
贺龙惩处“小洋楼”高官的办法，确实值得借鉴。反思今天的一些制度，如果缺乏刚性和权威，有谁会把它放在眼里？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铁腕治吏，“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制度的刚性，树立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八项规定”之所以具有“杀伤力”，令党内不良分子闻之丧胆，根本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绝对的权威性，只要你敢触犯，无论“老虎”还是“苍蝇”，统统都得落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制度只有有了权威和刚性，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因此，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怎么也不过分，邓小平同志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习近平同志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在 2014年3月到河南兰考调研时多次强调：有规定就要执行，否则规定就成了“稻草人”。
今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改变和端正公众，尤其是党内同志对制度的看法和态度。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不缺“制度”，甚至是“制度”泛滥。党的十八大前，各地有名目繁多的禁令——这个“不准”，那个“严禁”， 结果却是吃喝之风愈演愈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针对这种趋势，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曾痛心地指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除此之外，还有“公约”“条例”“规范”等，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能发现党政部门，尤其是一些窗口单位，除了会看到大门口的“为人民服务”等大字外，还有挂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可是，在民众的印象中，那些制度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口号而已，要不怎么会出现“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呢？因此，当前急切需要消除人们对制度的冷漠心理。对公众来讲，如果不消除这种心态，就会继续存在办事须找关系，甚至送礼、塞红包的陋习，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在党内一些人看来，那些制度就是摆设，依旧我行我素，党风也会随之变坏。这就是制度形式主义带来的结果，因此，必须防止“纸老虎”式和“稻草人”化的制度。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建立底线制度，换个说法，就是必须体现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以彰显其神圣与严厉。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和“认罪态度好”之类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与信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制度起到威慑和惩罚的作用。商鞅变法时期，为了树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留下“商鞅徙木立信”的佳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有了制度，即做人做事起码的底线，就一定要按照制度办。
为什么特别强调底线制度？因为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制度不是缺内容，不是缺形式，缺的恰恰是执行与权威。比如对目前全国各地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豪华楼堂馆所现象，有媒体作过统计分析：从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起，25年来已发布了10个国家级“限建令”文件。结果呢？正是在这些文件的颁布过程中，一批豪华楼堂馆所随之建成。对此，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尖锐地指出：“各项制度最终要落脚到可监督、可检查、可追究、可问责，否则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具体办法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有明确规定可追究责任，但却没有严格执行的制度，是稻草人、纸老虎。”（2013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只有让制度成为惩治不正之风的利剑，才能刹住不正之风。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上有可资借鉴的例子。民国时期，刘文辉主政西康省十年期间，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严格要求各级地方官员不能修建楼堂馆所，政令严厉：“政府的房子若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所以官员们不敢越雷池半步，收效甚好。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些历史照片，西康省所辖县政府的衙门破烂不堪，而当地的学校则明亮气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中共也有许多刚性的制度。1934年11月成立的、以習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由此，形成了陕甘边苏区优良的“南梁精神”。而中央苏区精神和延安作风的养成，其中铁的纪律是一大保障。
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典型例子。长征途中，纪律更加严厉。红军在藏区筹粮期间，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由于违反纪律，擅自进喇嘛寺偷拿钱想换取粮食而被处死。（吴东峰等编著《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新中国建立之初，贺龙元帅对存在不正之风干部的严肃处理，更值得一提。1952 年秋，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一份材料，反映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了美国的“华尔街”了。贺龙亲自到现场，果然看到豪华的“小洋楼”，也看到不远处高炮连的战士住在没有水电、黑暗潮湿的帐篷里。贺龙对随行的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那几个住洋楼的干部给贺龙写了检讨，但房子却没搬，以为可以糊弄过去。贺龙知道后，十分生气，说：“盖好房子，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知错必改才是好同志、好党员。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那个年代党风和社会风气之好，靠的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严格自律，也依靠对不正之风的严厉惩处。
贺龙惩处“小洋楼”高官的办法，确实值得借鉴。反思今天的一些制度，如果缺乏刚性和权威，有谁会把它放在眼里？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铁腕治吏，“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制度的刚性，树立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八项规定”之所以具有“杀伤力”，令党内不良分子闻之丧胆，根本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绝对的权威性，只要你敢触犯，无论“老虎”还是“苍蝇”，统统都得落网。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起到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制度只有有了权威和刚性，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导）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